民营经济与地方性商业银行协同发展——浙商银行成立与运行状况引发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业银行论文,地方性论文,民营经济论文,浙商论文,运行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4年8月18日民营资本占85％的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引起了金融界的广泛关注。浙商银行的成功重组是浙江省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产物，而刚刚成立不到半年的浙商银行也成为全国三家为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服务的试点银行。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与地方性商业银行发展相得益彰，成为浙江经济金融发展的一大亮点。本文拟以浙商银行为分析案例，探讨一下民营经济与地方性商业银行协同发展问题。
一、经济、金融发展不协调：浙江金融发展的现实困境
浙江省是一个经济大省，在全国经济发展中无论存量还是流量都居于全国前列。2004年全省生产总值11243亿元，成为继广东、江苏、山东之后全国第四个经济总量突破万亿元的省份。而金融业与经济的发展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浙江本地金融业的发展滞后于实体经济的发展。目前在浙江省的金融机构，除浙商银行外，还没有一家全国性的金融机构将总部设在浙江，主体性金融机构严重不足。
我们用存款加贷款除以GDP所得指标，将浙江省与全国经济发展程度相近的省市进行一下对比，借以反映浙江省的金融发展水平。（注：根据麦金农的研究，在衡量一国的金融增长时，主要用M2/GDP指标反映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戈德史密斯将其定义为某一时点现存金融资产总额和国民财富的比值。由于浙江省的M2指标无法获取，我们用浙江省的存贷款余额之和除以浙江省GDP来反映浙江省的金融发展水平。）
表1浙江省金融业发展水平的全国比较
北京 天津 上海 江苏 山东 广东 深圳 重庆 浙江 全国
2003 8.94 3.42 4.88 2.27 1.92 3.70 3.71 2.88 3.03 3.34
2002 8.62 3.08 4.55 1.94 1.86 3.27 3.78 2.60 2.59 3.27
2001 8.88 2.93 3.39 1.82 1.72 3.08 3.64 2.36 2.28 2.96
数据来源：2004年中国金融年鉴。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指标统计上，浙江省的金融业发展水平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与北京和上海比较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也低于天津、广东、深圳等地的金融发展水平。
浙江省近些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和浙江人的聪明才智和肯于吃苦耐劳的精神，同时不可否认也与政府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较少干预有关，这种“小政府、大市场”从制度上为其发展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然而，这种政府管理方式在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的同时，金融业的发展却被经济的发展浪潮甩在了后面。究其原因，中国金融业主体的发展，政府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注：在我国，政府对金融机构的产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国有商业银行如此，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同样如此。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陆续成立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地方政府在其中都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一定的影响作用。）民营资本想进入金融产业困难重重，从而形成了浙江省目前的经济与金融发展截然不同的发展局面。浙江的8家城市商业银行的资本金普遍在1—6亿元之间，远远低于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股份制银行。而且由于缺少合理的资本金补充机制（各级财政、国有独资或国家控股的企业等公有股份所占股权比例较高，但是这些机构又很难继续再向它们注资），全省除杭州、温州、嘉兴这三家外，其余的都达不到国际通行的8％这一硬杠杠。另一方面，据不完全统计，自“九五”以来，浙江至少有7000多亿元民间资本进入全国各地的不同领域。无论从总量还是从活跃程度看，浙江都是国内最大的民间资本溢出地。
浙江省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和其他省份面临着相同的困境。民营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2001年浙江省中小企业向正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金额满足率为7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9.5个百分点；2002年贷款满足率达到93.3％。但是这里面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尽管正规金融体系在支持民营经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许多民营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由于资信条件、抵押担保等方面的劣势，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申请到贷款，民间借贷、商业信用等融资形式成为必要的补充。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汇总的全省各市、地中心支行上报的不完全统计数据估算，浙江省民间融资规模在1300—1500亿元左右。丰富的民间资本与中小企业金额巨大的民间融资，从中可以看出省内中小企业的资金短缺状况。（注：这里面的贷款满足率实际上还存在着很大的水分，有许多民营机构在面临资金短缺的情况下，选择地下金融。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2004）的一项研究数据表明，2003年全国地下金融的绝对规模在7405亿元—8164亿元之间。为形象地表示地下金融规模，课题组还编制了地下金融规模指数。调查结果显示：浙江地下金融规模指数超过20，这意味着浙江地下金融的业务规模占正规金融机构业务规模的比重超过20％。）
二、浙商银行的诞生：民营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浙江现有年产值亿元以上的私营企业334家，注册资本1000万元以上的私营企业3348户。2004年浙江省非公有制增加值为7083亿元，占总数的63％。浙江省个私经济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企业户数等多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浙商银行的前身为浙江商业银行，在股权结构上由香港南洋商业银行（25％）、中国银行（40％）、交通银行（20％）、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5％）合资组建，于1993年3月20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是浙江省内一家中外合资银行。浙江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与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格局难以适应，同时受到加入WTO过渡期内外资银行不得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影响因素，使浙江商业银行经营业绩难如人意，同时产生了大量的不良资产，中资和外资股东都欲离开，这样为浙江省政府对浙江商业银行的重组提供了有利条件。
制度经济学认为，在制度安排上可以有不同类型的组合，但各种组合的绩效是各不相同的，某一领域的制度安排如果与其他领域的制度安排完全相匹配，就可以使制度之间产生一种协同效应，使整体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自我强化的良性循环轨道，取得更为显著的长期效率。（注：史晋川等，《中小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发展研究：以浙江温州、台州地区为例》，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浙商银行的成立在这方面得到很好的体现。
国有商业银行在为民营经济提供金融服务方面，由于受到民营经济规模较小，金融服务费用与成本较高，财务透明度较差，信息不对称行为而引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加大，使其为民营经济提供金融服务动力不足。而浙江省本土化金融在数量上与规模上都难以和浙江省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市场机制的运行内在要求民营商业银行的诞生。
银行业的发展必须与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及发展层次、水平相适应，脱离经济发展层次和水平的股权结构，必然使银行业的发展陷入困境。重组后的浙商银行以民营资本为主体进行产权设计，民营资本占85.71％。在15家股东中有13家为民营企业，浙江省金融界人士称浙商银行为中国第一家“货真价实”的民营银行。浙商银行将自己的发展定位于浙江商人的银行。浙商银行的诞生，从其本质意义上分析，是浙江民营经济迅速发展的产物，是浙江经济模式的一种典型反映。2004年9月到年末，短短4个月的时间浙商银行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取得了非常好的业绩。
表2 浙商银行2004年主要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项目年末指标 年初计划 增加金额 超计划比例
存款余额
73.55 33.7739.78 118％
贷款与贴现余额 49
24.7824.22 98％
资产总额95
49.4245.58 92％
经营毛利润（万元） 7700 3132 4568
146％
浙商银行适应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宁波设立了分行，计划在今年4月份左右成立温州分行，浙商银行迅速将自己的业务和服务领域迈向浙江省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领地。浙江省民营经济的成长，为浙商银行的诞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刚刚重组成功的浙商银行资产总额还不足百亿。伴随着浙商银行的不断发展，资产规模的扩大，资本金会被逐渐的稀释，资本充足率将逐步降低。在资本充足率方面，浙商银行公司章程规定必须要达到10％，在资本充足率低于10％时，在保证老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下，向新老股东增资扩股。10％的资本充足率对于刚刚起步的全国商业银行而言，在后续资本金的补充方面将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浙商银行可以利用地方经济发展的优势，吸收更多的民营资本作为资本金的补充来源。
三、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民营经济与商业银行协同发展的理论基础
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相互促进关系，已经被理论与实践研究所证实。早在重商主义时期，人们就已将货币与经济联系在一起了，在重商主义者看来，货币就是财富，货币的增加有助于促进贸易的发展，而贸易的发展会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金属货币的增加受到金属供应量的束缚，所以无法适应贸易扩大的需要。为解决这一矛盾，当时的经济学家就提出由国家兴办银行来发行纸币以代替金属货币。从当时的这一观点，我们不难看出，在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银行从一开始产生就被定义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这一观点也一直延续到今天。
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一书中充分肯定了银行活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他认为，银行活动的实质不在于增加一国的资本总量，而在于使资本在社会范围内重新分配，使其利用效率得以提高，这也就是今天我们普遍接受的金融中介资本分配和再分配职能（Capital Allocation Function）。换言之，早在斯密时代就已经认识到银行对于全社会的资本分配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通过银行的活动，使原本不生息的资本转向可以产生利润的领域，使全社会范围内资本的利用效率大大提高，这一观点即便是在现代社会中仍然被广泛应用。
熊彼特在亚当·斯密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发现：银行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并不单纯局限于对于资本利用效率的贡献上。他认为，银行对于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促进作用在于银行能够提供信用创造机制，而银行信用的创造就使得经济发展中现实需求被扩大，这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进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与熊彼特的理论一脉相承的还有托宾的经济增长模型。托宾将货币金融因素引入增长模型，论证了银行通过信用创造影响到人们的可支配收入，而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又会影响人们的消费或储蓄行为，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学家格利（J.G.Gurley）与肖（E.S.Shaw）的三篇代表性文献：1955年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1960年的《金融理论中的货币》、1967年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以及雷蒙德·戈德史密斯1969年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等文献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认识愈加深入。
格利与肖认为银行与各种金融机构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类同性与替代性，它们只有程度的不同而无本质的区别。所以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也是金融体系日益完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这一阶段，银行在整个金融体系当中的作用已经呈现出渐渐下滑的趋势，但银行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却依然存在，不容置疑。这一过程是金融体系逐渐细分的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金融体系的目标市场针对不同的经济现象或经济主体划分为不同的市场，银行从原有的大一统局面逐步转变为寻找最适合银行特点的细化市场。
雷蒙德·戈德史密斯在研究思路上沿袭了格利与肖的方向，把日益丰富的金融体系作为研究的重点。戈德史密斯认为，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金融机构与金融资产种类越丰富，金融活动对经济的渗透力越强，经济发展水平越快。帕特里克（Patrick H.T.）认为“需求导向”的金融发展是实际经济部门发展的结果，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和产品在不断地增长，外部实体经济部门必然寻求金融部门更加有效地分散风险以及更好地控制交易成本，金融发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一个更好的推动作用。“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先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对经济增长有着自主的积极影响，使经济资源得到最优配置。
格林伍德、约万诺维奇、圣保罗等经济学家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金融中介的建设、金融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均衡性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
格林伍德、约万诺维奇和莱文认为，金融中介组织网络的建设是非常昂贵的，那么，实际增长和金融部门发展之间就存在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增长推动型金融中介的形成，反过来，金融中介体系的建立又通过提高资本配置，促进了实际部门的业绩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调整。
圣保罗（1992）分析了金融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均衡性问题。他认为，当金融机构还没有得到很好发展的时候，实体部门会选择低技术成本的形式进行发展，这样金融中介和实体部门形成“低均衡”；相反，发达的金融体系则会促使实体部门选择更加专业化的生产性技术，形成二者之间的“高均衡”。当经济增长在一定的区间时，经济增长就可以保证以“低均衡”向“高均衡”的转移。
齐里波提（1994）认为资本生产率主要取决于中介资源的数量，而金融中介的成本取决于金融市场的规模，取决于其可以获得的潜在的资本存量。当资本存量超过了某一临界值时，使用金融中介的成本就会较低，这样就会促使实体部门更多的使用金融中介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反之，如果资本存量低于这一临界值，则会抑制经济的增长。
莱姜（Raghuram Graham）和任格尔斯（Luigi Zing ales）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因果关系。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有助于公司克服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从而减少公司的筹资成本。
国内学者谈儒勇、周立、周好文、钟永红等通过实证研究，认为中国金融中介发展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两者相互作用、协同发展。上述国内外经济学家的论述、分析的侧重点在于国家的宏观经济与金融的关系，具体到一个区域经济，这种关系能够得到很好的验证吗？
四、民营经济与地方性商业银行协同发展：实证研究
（一）指标与数据的选取
鉴于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以浙江省全省的数据为分析依据，用以反映浙江省民营经济与地方性商业银行相互之间的关系。（注：时间序列的回归分析要求具有一定的样本空间，这部分的数据，应以民营经济和地方性商业银行（主要指浙江省本土金融机构）为分析基础，但鉴于数据的可获取性，我们以浙江省经济发展和金融机构的存贷款指标来代替民营经济和地方性商业银行的相关数据。两组数据之间应该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不会对实证分析的结果产生多少偏差。）本文选取了五个分析指标：（1）浙江省金融发展水平指标（FIR），用以反映浙江省金融业的发展水平，等于浙江省当年全部金融机构存款与贷款之和与GDP的比率。（注：由于没有浙江省的M2数据指标，我们用全部金融机构存款与贷款之和与GDP的比率来反映这项指标。）（2）衡量浙江省银行业在配置省内信贷资源过程中相对于全国性金融资产而言的重要程度指标（BANK），等于浙江省当年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全国金融机构资金运用的比率。（3）浙江省的GDP年度环比增长率（GR），等于（本年度GDP—上年度GDP）/上年度GDP。（4）浙江省年度信贷资金环比增长率（CR），等于（本年度信贷资金余额－上年度信贷资金余额）/上年度信贷资金余额。（5）浙江省金融机构存款年度余额环比增长率（DR），等于（本年度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上年度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上年度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表3 浙江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数据资料 单位：亿元、％
浙江省存金融机构
年份 浙江省GDP FIRBANKDR
CR
GR
贷款总额资产运用
1979
99.83 476.3
2162.6
0.21
0.03
0.23 0.12 0.14
1980
134.04 553.4
2624.3
0.24
0.03
0.35 0.33 0.16
1981
160.11 617.1
3219.5
0.26
0.03
0.22 0.17 0.12
1982
186.08 687.5
3710.9
0.27
0.03
0.19 0.14 0.11
1983
217.56 742.7
4259 0.29
0.03
0.23 0.12 0.08
1984
304.56 904.2
5547 0.34
0.03
0.32 0.47 0.22
1985
396.47 1100.5 6666.3
0.36
0.03
0.30 0.31 0.22
1986
537.65 1233.2 8827.8
0.44
0.03
0.34 0.37 0.12
1987
672.31 1379111320.49
0.03
0.23 0.27 0.12
1988
787.67 1533.9 135020.51
0.03
0.16 0.18 0.11
1989
946.61 1524.9 160440.62
0.03
0.25 0.17 -0.01
1990
1224.151584.9 196870.77
0.03
0.37 0.22 0.04
1991
1539.571867.5 243160.82
0.03
0.30 0.21 0.18
1992
2008.812222.6 297430.90
0.04
0.31 0.30 0.19
1993
2564.292712.2 419440.95
0.03
0.27 0.28 0.22
1994
3538.853254.6 540041.09
0.03
0.45 0.30 0.20
1995
4727.253798.1 665081.24
0.04
0.37 0.29 0.17
1996
5984.284280.5 837411.40
0.04
0.30 0.23 0.13
1997
7570.8 4755.6 106127
1.59
0.04
0.26 0.27 0.11
1998
9161.335235.9 122993
1.75
0.04
0.23 0.19 0.10
1999
10923.65
5350138232
2.04
0.04
0.19 0.19 0.02
2000
12723.09
6030153312
2.11
0.05
0.16 0.17 0.13
2001
15305.34
6700172160.9 2.28
0.05
0.21 0.20 0.11
2002
19855.65
7670192968.2 2.59
0.06
0.27 0.33 0.14
2003
27834.349200
225531.4 3.03
0.07
0.37 0.44 0.2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相关各期整理。
（二）回归结果及分析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我们首先检验一下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以避免回归分析中变量之间自相关现象的产生。
表4 时间序列CR、DR、FIR、BANK的相关矩阵
CR DR FIR BANK
CR1.0000
DR0.6729 1.0000
FIR
0.1825 -0.0023 1.0000
BANK 0.3610 0.640
0.9054
1.0000
从表4中可以看出，CR和DR两个指标高度正相关，我们选用DR指标用以反映浙江省银行业信贷资金对经济发展的影响。FIR和BANK两个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0.9054，我们选用FIR指标来反映浙江省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
我们采用普遍最小二乘法，以GR为因变量，FIR和CR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5。
表5 浙江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回归结果
consGR（-1）
FIR FIR（-1）CRCR（-1） R[2]AdjR[2]
（1） -0.03 0.27 -0.56
0.62 0.52
（-1.25） （2.02） （-4.15） （4.14）
（5.68） 0.73 0.67
（2） -0.05 0.18 -0.55
0.62 0.52 0.10
（-1.53） （1.11） （-4.12） （4.09）
（5.68） 0.940.74 0.67
括号中的数值为t检验数值，cons为常数项。
从回归结果来看，两个模型中的变量指标都通过了检验。变量FIR与浙江省经济发展呈现负相关关系，这与实际经济理论不相符，进一步分析其原因在于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所发挥的影响作用有一个时滞，这可以从FIR滞后一期指标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中得以验证。贷款增加率指标（CR）与经济增长也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可见，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二者之间相互作用和影响。
五、结论及建议
理论部分的分析结论对于中国以及地方经济发展是适用的。在经济发展体系中，如果缺乏有效的金融服务业，一个地区经济将难以甚至不可能运转良好或持续发展与繁荣。
民营经济与地方性商业银行协同发展的理论逻辑是，民营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为商业银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条件，创造了良好的金融环境和发展空间；地方性金融机构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金融支持与服务，以尽可能低的资源成本动员分配尽可能多的社会闲置资金和进行最优的资源配置。金融部门通过便利交易、资源配置、动员储蓄、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等五大功能的发挥，一方面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促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从而有利于地方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带动后向、推动前向产业的发展，从而间接对地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地方性金融机构与当地的民营经济具有地缘优势，彼此之间相互了解，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使双方能够得到更好的合作。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当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金融服务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时，新生的金融主体必然会在各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产生。浙商银行的成功重组，是浙江民营经济强劲发展的产物，是民营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需求所致。同时，金融业的发展对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产生对经济增长的供给拉动性效应。两者之间协同发展，相互促进。
从浙江省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建立起一套民营经济与商业银行协同发展的机制，构建民营经济与地方性金融机构的良性发展平台，这样不但可以有效地促进浙江省经济的发展，提升浙江省经济与产业结构，同时也能够逐步将浙江省的金融产业做大，进一步增加金融服务业对浙江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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