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经济思想的方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思想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6)04-0142-12 顾准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2015年是顾准诞辰100周年。从上世纪80年代顾准的思想价值被发现以来，研究者的关注重点集中在他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对欧洲和中国历史的回顾、在哲学上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转变、其个人命运的时代意义等方面。本文通过对顾准文献的对读，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角度，就顾准经济思想的方法论特点提出一些看法。 1957年，顾准在《经济研究》第3期上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简称《试论》)一文。这篇论文作为罪状之一给作者带来了被打成右派的厄运，也奠定了他后来成为中国学术界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一人的历史地位①。对这篇论文的核心思想，顾准在1969年所写《我的反动世界观和反动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的初步清算》(简称《清算》)中坦言：“在经济问题上，在苏共二十大及其后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我也把此前的强调市场体系、价格体制、经济核算、物质刺激这一套秩序系统化起来(《试论》)。此前没有经验过国家计划，现在经验过了，也加以考虑了，所得的结论，表面上是二元论的，实际上是否定国家计划作用的。我强调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我说用‘行政方法’管理经济是不能持久的(见《试论》)。我所说的行政方法，其实包括‘经济方法’以外的一切方法，这里既否定了‘计划第一’，也否定了经济战线上的群众运动。我认为经济建设是和平建设，主席的人民战争的方针并不是经济战线上的根本方针。”②由此可见，顾准之所以能够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提出前瞻性的改革主张，有着内在的思想原因，在受到不公正对待以后，顾准的独立思考和理论探索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愈加执着，显示出信念的强大力量。支撑顾准不懈求索的思想方法是什么？顾准学术生命最终完成了怎样的逻辑证明和理论架构？这是本文研究的目的和价值所在。 关于《试论》一文的写作，顾准在《历史交代(二四)》(简称《交代》)中作过回顾。首先，这篇文章是另一篇文章的扩充和深化，即他在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期间对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学习体会(简称《体会》)。当时党校规定学员在学习结束时要交一篇文章(后来这个规定撤销)，这是顾准写《体会》的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是他确实有自己的想法需要表达。顾准说：“在学习主席这一报告之前，我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时曾多少涉猎过苏联农产品交售制度，农业劳动者报酬水平，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的关系等的具体情况，两两对比，对于主席在这一报告中所作指示，深深感到其英明伟大。”③他概括道：“《体会》企图阐述国家在农产品收购中贯彻等价交换的必要性，探讨农产品收购中流入农村的购买力，怎样形成工业品的最大市场，以及它对工业发展的推动作用，由此来阐述主席关于多发展一些轻工业，整个工业发展速度不会放慢，只会更快的指示。我把等价交换政策看做遵循价值规律这一客观规律办事的表现，这样的了解本身也许还并不错，以后把它片面地扩大起来，写成了《试论》。”④其次，“写作《试论》的主观动机有二，第一是想把《体会》的主旨即价值规律的作用扩大到整个经济生活，而不局限于农产品收购；第二，反对骆耕漠当时倡导，不久还见于实行的生产资料降价措施”⑤。 顾准之所以对苏联经济体制产生看法，与他的知识背景密切相关。在《清算》中，顾准写道：“我是搞会计的，1940年以前，我自命为比当时的一些左派经济学家更懂‘经营管理’，我对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价格机制，企业内部的成本利润计算这一套秩序，潜意识间(以后搞所谓经济理论研究时，‘潜意识’变成了‘有意识’)认为是永恒的，无法替代的。地下工作期间读《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和当时报刊上有关苏联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的文献时，认为我所懂得的那套资本主义经营管理，将来可以原套地有所贡献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当然，资本主义私有制还是必须消灭而代之以国营经济，可是国营经济还是要实行经济核算，市场体系和价格机制还将存在”；“这一套秩序强调物质刺激，这深深契合我的民主个人主义世界观——社会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原来是依靠私有财产所获得的不劳而获的收入，按劳计酬原则允许各个人的收入有巨大的差别，这真正是民主个人主义的乐园”⑥。 这里提到的民主个人主义，贯穿于顾准思想发展的全过程，值得特别注意。如《清算》中说：“参加革命以前所读的报刊书籍每时每刻向我灌输民主个人主义，少年时代接受的无政府主义，虽然到后来留下的影响十分单薄，其根本精神是反对集体主义。参加革命以前，搞过立信同学会的社会活动，它在本质上是替潘序伦的‘生意经’服务，表面上是照所谓民主程序办事的。那时候的人生观是个人努力，反对腐化堕落，不满意潘序伦在立信内部的专政，实际上是不满意他未给我更加宽广的个人发展的余地。当时虽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种世界观，它却分明是典型的民主个人主义。”“我要革命是民族危机促成的。抗战救国的唯一希望是中国共产党，所以我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闹革命。在我的思想转变过程中，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想，接受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制度，都没有发生什么困难。最难理解的是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和铁的纪律，因为难于理解，所以曾经和夏增寿反复讨论过。使我信服民主集中制和铁的纪律的，是革命的艰苦性和长期性。这也等于肯定，民主个人主义还是我的根本世界观，斗争形势要求暂时放弃它，斗争的目的却是要实现它。”⑦ 在《交代》中，顾准提到的两件事可以为他的民主个人主义思想提供佐证。其一，上世纪40年代初，他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工作期间，阅读了刘少奇的一些论著，“对于黑《修养》，怀疑何以如此频繁引用孔孟语录。又觉得其中尖锐反对个人英雄主义，有些难以接受”，“对黑《修养》和《论党内斗争》中尖锐反对‘过火的党内斗争’则十分赞赏，尤其对黑《修养》中说‘过火斗争’的害处时所引‘利刃割体伤犹合，恶语伤人狠不休’，极其叹赏”⑧。其二，1957年4月，中华职校举行成立40周年纪念会，顾准应邀参加，遇见章乃器，相谈时，章乃器问顾准：“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构成的，你认为这种看法对不对？”顾准的回答是：“至少在革命和战争中是这样的。”⑨由此可见，在顾准的思想深处，对个人价值的尊重一直占据重要的地位，至于特殊情况下的集体主义以及对个人利益的影响，只是为实现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必要代价或阶段性策略。 重视个人价值与形成和坚持市场经济理念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个人主义是一种社会理论或意识形态，它赋予个人比赋予团体或社会以更高的道德价值，因而它提倡让个人随心所欲地去做他们认为最有益于他们自身利益的事。”“该词表示这样的竞争市场体系，它让经济的发展方向朝着无数个人对他们自己的劳动和资源的使用作出决定方面产生非预期的结果。”⑩在经济学领域，基于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研究方法被称为方法论个人主义，米塞斯这样表述它的含义：“一切行为都是由一些个人作出来的。一个集体之所以有所作为，总是经由一个人或多个人作些有关于这个集体的行为而表现出来的。一个行为的性质，决定于行为的个人和受此行为影响的多个人对于这一行为所赋与的意义。某一行为之为个人行为，另一行为之为国的行为或市的行为，是靠这个意义来识别的”，“因为在各个成员的行为之外，决没有一个集体存在”，“所以要认识整个的集体，就得从个人行为的分析着手”(11)。方法论个人主义主张经济运行应当由每一个行为主体展开的自由竞争来推动，他们注重保护私有权力，强调法治规范的市场经济制度比政府的干预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他们肯定企业家的创新，认为企业利润是对企业家承担风险的合理回报，相信社会经济是在汇集、处理分散在个人的各种知识的基础上，通过试错才达到资源配置的逐步优化，这种渐进的发展同时也有效地避免了风险积聚，因而是可持续的。不难看出，顾准能够在计划经济体制刚刚在中国建立就发现其弊端，并提出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主张，不仅在于他对市场经济运行方式的熟悉，更重要的是他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自发认同和秉持。所谓自发认同和秉持，是因为顾准生前并没有对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做过直接的评论，他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一致性属于殊途同归。 但在哲学层面上，顾准的感知力是准确和敏锐的。众所周知，与方法论个人主义相对立的是方法论整体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整体主义包括三层含义：一、社会整体大于其各部分之和；二、社会整体显著地影响和制约其部分的行为或功能；三、个人的行为应该从自成一体并适用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的宏观或社会的法律、目的或力量演绎而来，从个人在整体当中的地位(或作用)演绎而来(12)。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影响更为广泛。在关于顾准经济思想的研究中，他与孙冶方之间的一次交流被人津津乐道，传为佳话。对此，顾准有自己的反省。《交代》云：“写作《试论》时，为了《资本论》第三卷第七篇的一段引文去向孙冶方请教过”，但是，“我这样引证马克思，其实是在歪曲马克思。因为我引证的，马克思肯定社会主义社会中价值规律还要起作用的那段引文是‘孤证’，我对它的解释也是和马克思的本意相违反的。除此之外，《资本论》各卷论价值之处，《哥达纲领批判》，以至后来我读的浩瀚的马克思的著作，都否定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价值范畴。到1957年春，我所读的马克思的著作虽然还比较狭隘，大体上我已肯定了上述看法，并且认为马克思之所以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价值范畴，是和他的根本哲学思想相关联的”，“我在《试论》中引证马克思，实际上歪曲了马克思，我自己知道这一点，1963年或1964年的政治经济学组的讨论会上我公开承认这一条，并说过‘至今觉得违背了科学的良心’”(13)。这段文字表明，顾准在写作《试论》时，为了阐述的需要引述了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当时认为增强了说服力，但他随后发现这一引述并不代表马克思的基本看法，因此在科研规范上，是有违学术良心的，不足为训。关键在于，他认识到马克思之所以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价值范畴，是和他的根本哲学思想相关联的，这就触及到了经济学方法论的问题。也就是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运用了一种否定市场经济的方法论，即方法论整体主义，这种方法论对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实现社会革命是适合的，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经济不能教条主义地全盘照搬。这同他认为经济建设是和平建设，人民战争的做法并不是经济战线上的根本方针的观点是完全吻合的。 如果说顾准的《交代》、《清算》等材料是写给批判他的人看的，不得不留有言不由衷的时代痕迹，那么他的私人日记和读书笔记在反映作者思想上就更具有真实性和可信度。 顾准对历史的研究起步于“十年动乱”初期，但意识到历史的重要则是50年代中期在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时。当时的《顾准日记》频繁出现这样的记载或感触：1955年11月25日，“自1940年以来，长时间没有进行这样的学习了。而回忆1940年以前的学习，也实在可怜，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是不了解的，从培根以来的近代思想史是一片模糊，希腊罗马是毫无所知，这就使读书缺乏重要的历史知识的基础”(14)。1956年1月5日，“读考茨基土地问题……历史就是这样的，无论如何是继承性的。被表彰的，比起实在的内容来，总是表彰得多些。被批评的，却往往有些灿烂的珍珠，未被承认而确被使用着。完整的历史观点本来也确实不易啊”(15)！2月15日，“假期已将终了。读了几册历史书，又买了几册历史书。读了的是新编近代史第一卷，1939年近代史第一、二分册；尼基甫洛夫的中世纪部分，中学生参考史的中古世界史。买了的除中古世界史外，有地图二份，大唐西域记，周谷城的中国通史等。这一回，也许还来得及将近代史五本粗读读完，周谷城的中国通史带出去，还有苏联通史二本”(16)，“读历史就不是无用的。严格的历史眼光，会大大提高客观冷静的成分”(17)。 “文革”加剧了顾准的苦难，也是他思想历程的新起点。“那时，顾准唯一能做的，就是没完没了的体力劳动，写交代和外调材料，加上三天两头挨斗陪斗，苦不堪言。然而，顾准却在受尽折磨的境况，干了一件令众人叹服、使造反派吃惊的事情”，这就是“读史”(18)。《顾准笔记》中的第一篇《历史讨论》写于1967年，说明了这一点。通过对中西方历史的深刻反思，顾准经济思想的方法论得到进一步的印证和发挥。 在《历史讨论》中，顾准认为个人主义、私有制和民主制等是决定中国和欧洲不同历史走向的关键点。他写道：“希腊罗马文明和西周文明的本质是不同的”，“希腊、腓尼基、迦太基的海上贸易，决定了希腊文明的个人主义、私有权和民主制。西周则是宗法、封建。这二者，从物质基础到上层建筑，整整齐齐地形成二串鲜明不同的体系”(19)。在顾准看来，“西周文明是‘予一人’的专制主义。那时候，周天王还处于‘组织贵族阶级统治’(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阶段，还没有发展到‘专制主义加绝对君权’的阶段。战国的征伐兼并，秦的统一，儒—墨—法—术诸家的思想，使中国的政治走上了(一)专制主义；(二)中央集权；(三)绝对君权这个三位一体的体系。兼具这三种因素的国家，确是到秦汉才彻底完成的。扫除障碍的最后一幕是晁错请削诸国，发挥这种国家威力到很高的程度的，第一个是汉武帝”，“从此以后，中国就走不出这个圈子了”(20)。 顾准指出：中国古代专制集权“这一套僵硬化的东西，到宋明为止，还维持了当时世界上十分先进的繁荣水平”，“可是这套东西，到头来不适合17—19世纪的世界的突飞猛进。唯其存在久，功绩大，所以丢掉也慢”(21)。他分析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劳动力自由买卖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意义，“然而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则由来已久。那么，为什么马克思认为基本条件的东西在中国并不缺乏，而资本主义却发展不起来呢？这就是因为中国没有个人主义和私有权的传统。私有权是有的，但是不完全的，它没有足以抵抗专制主义的思想和物质的力量。所以，中国历代不少商人发过财，但对汉武帝的‘告算緡’，桑弘羊的均输，或明清的禁矿，从来没有反抗过，连反抗的思想反映都没有过。有的，不过是顾炎武的‘寓封建于郡县’的学说，这比起洛克的赤裸裸地代表伦敦商人反对君主侵犯商业利益，相差又何其远也？绝对君权的专制主义下面，可以有资产阶级，但不可以有资本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只有在专制主义管不到的租界里才‘萌芽’得出来，这岂不是历史的证明吗”(22)？ 顾准还说：“中国有些史家喜欢用马克思的村社自给经济来解释中国资本主义化的困难，据我看，一切证据都足以证明，中国农村的交换经济，老早(明末)就超出了同时代，例如十六七世纪的法国农村的交换经济水平了。至于自由劳动力，中国是从来不缺乏的。停滞的原因，决不能从这里找。原因就在于这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绝对君权的典章制度意识形态。”(23)“至于宗法制度之所以残留很久，在说明了以上各问题以后，其解释变得十分容易：它在意识形态上符合中央集权绝对君权的体系；它在物质生活上和小农经济这种生产关系并不矛盾。只要个人主义被排斥，这种制度的残余总是会残留下去的。”(24) 在读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的评注中，顾准对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案例发表了见解。关于儒家的“民本”和“大同”，他认为：“儒家的民本主义，是以‘亲亲’为基础的‘教化政治’，它为皇权找伦理的基础，为皇权找统治的方法。它彻底否定个人权利，以君主统治为获致‘大同’的手段。在这里，政治既并非by the people，就完全谈不到什么民主政治”；“‘大同’也是和‘民主’无关的。‘大同’，若从字面上理解，可以承认是‘民本’(民为邦本，for the people)，然而这里作为‘本’的民的一切福利，都出乎君父的恩赐，犹之家庭中的孩子的好生活，完全出于父亲的恩赐一样。一个家庭中，子劳动以赡养父亲，子的福利还得认为是父亲的恩赐，子的权利不可以加以明确，一切都得由父亲作主，这样的家庭非崩溃不可。事实上，几千年来中国不存在这样的家庭，凡保持父权的家庭都是子女仰遗产为生的大家”(25)。总之，“凡不是by the people的，决不可能of、for the people……所以，并非by the people的政治，而冀其能of、for the people，那是缘木求鱼”(26)。梁启超认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常常把分配放在首位，顾准评论说：“很中肯”，“商鞅、管仲有点类似，其办法为消灭领主”，“此后的裁抑豪强的伦理观念，是‘富逾王侯’，即不许非王侯的人达到王侯的富。换句话说，是肯定只有王侯这一条致富之路是合法的。经济观念是肯定：除‘本富’而外无富，即餬口经济思想。统治术的顾虑是啸聚山林，为非作歹”(27)。 在读《盐铁论》时，顾准指出：“桑弘羊公然辩护专卖事业的人宜贵，毫不掩饰，这是专制主义的逻辑。若有人要把盐铁论传统比拟于社会主义，应该注意这一条。”(28)“‘文学’的理论是重农主义的理论，但是跛行的重农主义理论，长期为我国所宗奉，还流入法国(17世纪)，启发了魁奈。不过魁奈不同于‘文学’，而魁奈也未得出正确的结论，到Adam Smith手里，才有了较大的变化。”(29)“盐铁论不过是这个长期多次循环中的一次争论而已。在中国，只能产生这样的争论，发展不到Adam Smith的阶段。因为Adam Smith已经是英国产业革命前夜，有了航海，有了殖民地，有了广大市场，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的理论了。”(30)在读西汉贾谊论商鞅的文字以后，顾准写道：“帝国靠征服建立，也唯有靠征服才能维持下去。罗马也是如此。问题在于，帝国内部的个人权利如何。没有个人权利的，流于中国型的停滞。崇尚个人权利的，必流于彻底分散的封建主义，接着就有城市的兴起等等。”(31) 对明清之际王夫之的抑末论，顾准评论说：“大陆国家的商业，只能如此，不可能是别的样子”，“唯有贸迁于古文明国和广大的蛮族区域之间的希腊，才能产生出重视商业，重视手工业的经济学；而且隐默地以这种经济学为前提，建立起整套希腊思想来……罗马承袭这套东西，演化为罗马法，而且在一种空前绝后的承袭希腊法权体系的意识形态下实行大征服；倒转来，大征服又成为这一套法权体系和意识形态得以延续下去的条件，这是一种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例”，“可是，即使如此，仅仅这一条，还不足以把资本主义抚育起来。必定要有岛国英国，来继承希腊时代和北欧海盗的航海传统，有统一的王权足以建立民族国家，又有新教的贪婪然而居积的精神，有名为反对希腊思想实则继承发展希腊思想的工具主义，才使机械文明的资本主义兴发起来了”(32)。因此，他断言：“不必惋惜中国‘从来不是资本主义民族’。历史上没有任何条件使中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人类文明总是互相传布互相渗透的。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可不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拿这种态度来学习，是什么也学不到的。”(33) 顾准对中西历史的比较和思考，同样体现在《希腊城邦制度》(34)、《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35)中。在《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中，顾准指出：“立法者这个名词，是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人常常使用的名词，如孟德斯鸠、卢梭，这个名词在我国和僭主、民选调解官一样是陌生的”，中国在先秦时期有一些谋士，但“管仲、商鞅是君主的顾问和大臣，而不是民选的调解官；他们的立法活动，是为君主谋富国强兵，而不是为了调整阶级关系；他们立法取消了世卿政治，但是所确立的政治制度是专制政体。希腊的立法者，则把贵族政体基本上改变成了民主政体，甚至斯巴达的来库古也不算例外。何以两者间有此差别，看起来，上面的解释也是适用的。春秋战国时代，正当我国历史转变的关头，但是从殷商到西周、东周长期‘神授王权’的传统，已经决定了唯有绝对专制主义才能完成中国的统一，才能继承发扬并传布中国文明，虽然这种专制主义使中国长期处于停滞不前，进展有限的状态之中，但这是历史，历史是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36) 在《关于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笔记》中，顾准写道：“市民阶级→资本家的路途上并不完全是成功者，有许多倒下去了。也说明，商业城市，唯有在合适的政治权力和强大的武装保护下才能长出资本主义来，可是，如果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只以城市为资以取得征服扩张的财源之所，而不保护她成长的话，那也是长不出资本主义来的。——后面这一点，中国人应该是懂得最多的。”(37)他认为：“自由劳动者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这一理由对于劳动力缺乏、土地资源相对丰饶的欧洲，是确实的”，但“就历史现实而论，其他的因素更为确实。所谓其他因素，《共产党宣言》所指明了的，有航海商业和殖民所扩大了的市场，蒸汽机和机器的发明”，对照中国的状况，还必须补充的因素有“法权体系和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国家的商业本位的根本态度；欧洲古代，并且经过文艺复兴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合理经营(包括复式簿记)的知识；宗教革命，尤其是，16世纪英国宗教纠纷中对天主教深刻憎恶所激起的、崇尚节俭积累的清教徒的上帝选民的意识”(38)。因此，“在英国产生出资本主义来，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独一个因素都不能达到这种结果”(39)。 由此可以推导出以下命题：1、“历史上说来，会发生产业革命是必然的。但发生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却是历史事变凑合的结果。如果历史事变没有这样的凑合，它可以推迟。推迟几百年，在历史上不算一回事”(40)；2、“它只能发生于出现了这样的凑合的国家内。由于这种凑合的机会并不是在所有国家都可以随随便便发生的，所以，它注定要发生在一国内，然后传布于世界。——产业革命本身的史实证明了这一点，它是由英到法，到德，到美，到俄，到日这样传布的”(41)；3、“在具备了所有必要条件中好几项的国家，英国产业革命以后接受产业革命迅速。具备条件愈少，接受愈迟缓，接受的方式也显出大大小小的差异”(42)；4、“认为任何国家都必然会产生出资本主义是荒唐的。特别在中国，这个自大的天朝，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敲不醒，1884年的中法战争还敲不醒，一直要到1894年的中日战争猛敲一下，才略打一个欠伸，庚子、辛丑才醒过来的中国，说会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真是梦呓”(43)！ 最后，顾准仍然把笔触聚焦到个人主义等思想观念。他强调：“清教精神，确实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动力，其间，并不仅仅是‘节约’和‘忍欲’，还要加上(一)不是糊口、传子传孙、永保富贵，甚至有一百亩田就教会儿子抽鸦片以图保产的那种‘节约’，而是冒险、事业精神，企图在一个领域里(哪怕是极小的领域，例如周肇基的鞋油)打出一个天下来的那种事业精神。熊彼特曾引北欧航海家庭的门侧题词来说明这种精神：‘航海是必要的，生命是其次的’。(二)‘上帝的选民’的意识，换句话说，就是要以他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的那种宗教精神。以上几种精神，互相结合，可以表述为崇尚个人材能，力主个人权利神圣的‘极端个人主义’。这是路德—加尔文宗教改革以后，经过一系列历史事变激荡出来的精神面貌。它支持了美洲的拓荒者，支持了克伦威尔的革命，形成了商业事务中的骑士精神。”(44)“应当承认，这是资本主义的精神支持。没有这种精神支持，资本家哪里会有事业精神，哪里敢和贵族王权抗衡”，“这么看来，在重农抑商历史传统下的中国商人，只会当西门庆，舔一些太监的唾余，绝不敢要求政权，就不足为怪了。”(45) 他还预见到，要努力实现现代化的后发展国家将面对一个大问题，即在追求社会公平的时代背景下，怎样保持有效的个人激励？因为“要通过资本主义来现代化，必然要鼓励事业精神和谋利动机，必然要把资本主义的积累看作人类的福音”，所以，一方面，“新兴国家到底怎样现代化，资本主义老路走得走不得，已经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以为我们的问题全已解决。清醒地看到问题所在，知道我们已经解决了什么，哪些没有解决，哪些走过了头，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我们国家不久就会在经济上也雄飞世界”(46)。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外部压力的因素，但在顾准看来，国际形势是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后代的历史家将要发现，自从我国打败日本以后，我国客观上即不存在外敌入侵的危险。当然，在工业化尚未发展，近代化国防尚未布置就绪以前，准备不能没有，这个过渡时期早期的准备，我所恃者当然还是人民战争。我所说的客观上即不存在外敌入侵的危险云云，是指积一百年的斗争，中国打败日本站了起来以后，天命中国要雄飞世界，迎击外敌入侵云云，从长期历史发展来看，不免是对自己的菲薄。”(47) 研究历史是为了思考现实。在翻检浩瀚的历史文献过程中，在比较中西不同的发展路径时，顾准对个人主义的关注和认识不仅没有淡化，反而更加清晰和深化了。在很大程度上，历史研究通过现象描述揭示因果关系，但对这种因果关系及其意义的进一步分析有待于哲学层面的探讨。 如前所述，顾准的读书经历是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这一阶段对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阅读，使顾准发现了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他在1956年2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长期以来，在个人崇拜气氛下宣传的结果，造成了一种偶像观念”，“去年听杨献珍同志报告……再三地说要读经典著作，说经典著作靠得住，说我们过去读经，是读孔孟之作，而现在是读马恩列斯毛著作云云。这个比喻，听来很不入耳。列宁反对僵化，孔孟之书，几千年来在中国实在是随各家注释，许多学说以释经，经注名义发表，这是一种畸形现象。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的反动，是培根以来许多大思想家与基督教斗争的大著，成为马列主义的先驱。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反对陈腐教条，但实际则在提倡以读经态度来读马列主义著作。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阶段，则一切对当前经济的研究，都被‘钦定’的大批规律所淹没，所谓理论工作，就是这个规律那个规律如何应用，学风至于如此，再不改变，将与僧侣主义何异”(48)！他进一步分析说：“但是偶像主义对于懒汉来说是十分适宜的。要获得对一个问题的系统了解——从历史的以至逻辑的，是要花气力的，而无条件遵循一种教条则是省事的。为什么封建主义总是表现为‘经典主义’？因为文化不普及，知识是教会与僧侣的专利品。我们现在文化基础实在还是不深不厚的，因此偶像主义自然是有市场的”，“其实，历史地来看，这又是不足为怪的，这也正表示了历史的辩证法。四十年来，赖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才取得了胜利”(49)。3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个人崇拜这个问题好解决，法制问题不好解决。帝俄与中国一样，是一个极端野蛮落后的国家，斯大林统治的三十年，是国家鼎盛发展的三十年。发展，不能归功于斯大林，但发展却助长了粗暴的统治。形成了一系列的生活方式与准则，这些方式与准则，提供了一个发展斯大林式统治方式的沃壤，思想上则是绝对主义代替了辩证法。可是无论如何绝对主义比辩证法来得廉价。现在绝对主义推翻了。这个绝对主义的推翻，对于西欧革命，无疑是取消了一大障碍，在中国呢？”(50) 于是，一方面，顾准产生了对那些所谓“经济规律”的怀疑，如在3月3日的日记中表示：“总而言之，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目前那一套规律是独断的，缺乏继承性的，没有逻辑上的严整性的。”“问题实在还多着呢！”(51)在4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现在才懂得，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原来是专门用来反马克思的。大概从1947年反世界主义以来，苏联经济学界恐怕也是在强调苏维埃经济的优越性，而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第五章则成为拦路虎。这就需要有人出来打虎，斯大林就来担任打虎的任务。可是，实在这‘编’不成一个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看来是注定要垮台的”(52)。另一方面，他开始从方法论的高度探索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问题，如4月11日的日记写道：“要继续弄下去，就牵涉到一系列问题，小问题有货币论，大问题有道德规范式的理论系列……”，“其实问题还牵涉到哲学方面。把那些独树一帜的‘要求’性质的规律去掉了，哲学家岂不是在论证规律的客观性质时要省事一些”(53)。 这就促使他从方法论的高度思考历史进程和经济发展。顾准发现，多元文化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而这在中国历史上恰恰是比较缺乏的，例如，“韩非的方法论，是片面主义的一元主义，是忠于自己所树立的教条的教条主义。他貌似观察细微，然而他从头到尾是‘摘其所要’，对于客观事实不多方取材，对于所取素材不作多方考察。他有歪道理，他文笔犀利，说明这个人有才气。仅仅才气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价值。我是认为，他在中国史上没有起一点积极作用，他本人在道义上也毫无可取之处”(54)。在他看来，“人文科学中的一切东西，都是理论指导实践的，思想永远是灌输的。思想的产生，固然各有其物质生产方式的历史的根源，有阶级斗争的根源，但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思想，总还要通过思想家的头脑炮制出来，还要形成政派加以传播，才能形成时代的思潮，多元主义和两(多)党制，适合这个规律，不过它可以使有待于灌输的思想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出’的，而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这样，不同思想间经过斗争，思想本身可以愈来愈深化；而在相互斗争的各家思想的争鸣中，民智可以启迪。民智启迪，是科学发达的重要条件。‘一个主义一个党’的直接民主，即使做到了民主(当然不可能，它一定演化为独裁)，唯其只有一个主义，必定要窒息思想，扼杀科学”(55)！ 在反思苏联模式时，他表示：“如果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目标，相信互相激荡的力量都在促进进步，这在哲学上就是多元主义；他就会相信，无论‘民主政治’会伴随许多必不可少的祸害，因为它本身和许多相互激荡的力量的合法存在是相一致的，那么，它显然也是允许这些力量合法存在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了。”(56)他多次对同事表示：“我主张民主，主张多元化，主张政治上要有制衡。坚决反对一言堂，反对个人迷信”，“古罗马帝国繁荣了很长时期，可是到后来不可挽救地彻底衰败。这可能同城市里养了一大批懒汉有关。我们再不能提倡吃大锅饭，养懒汉了”(57)。 在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过程中，顾准意识到沉溺于对“终极目的”的追求，用教条主义的理想主义取代经验主义的实践探索，是导致许多失误和悲剧的根源所在。他在1959年3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我的社会观只能是人本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式不足以解释全部历史……历史唯物主义隐含着一个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前提——存在一个必然规律，这个必然规律向着共产主义的完成。我接受经济学的分析，但拒绝黑格尔式的图式。黑格尔的图式实际是未脱离宗教气味，不是以发现自然界与社会历史的奥秘，不断增加认识程度为其全过程，而要求一个世界图式，由此建立目的论，建立必然与自由等等这一套伦理观念的东西。所以辩证唯物主义前门拒绝形而上学，却从后门把形而上学的范畴一一偷运进来。”(58)3月8日的日记中又有这样的文字：“我是不能从黑格尔那里找到哲学的解答的。我看到那个绝对就头痛”，“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我注目现世，不信有什么地上天国。对于未来的瞻望，必肇始目前。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而目前没有萌芽的。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的对未来的预言”(59)。 “文革”的爆发，促使顾准完成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转变。在他看来，“唯理主义者，尤其是革命家们，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唯有坚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据的，同时又是绝对正确的(或者谦虚一些，是组成绝对真理的某个重要成分)，他们才心有所安。他们唯有坚持真就是善，才能一往无前地、理论与实践一致地勇往直前”(60)。他自我解剖说：“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61)“人要有想象力，那千真万确是对的。没有想象力，我们年青时哪里会革命？……不过，当我们经历多一点，年纪大一点，诗意逐步转为散文说理的时候，就得分析分析想象力了。”(62)“我也痛苦地感到，人，如果从这种想象力出发，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却不能解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只能经验主义地解决。”“我还发现，当我愈来愈走向经验主义的时候，我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我面对它所需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年青时候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气。这样，我曾经有过的，失却信仰的思想危机也就过去了。”(63) 经验主义有唯物和唯心之分。顾准追溯道：“希腊思想，从探究客观世界，即从所谓宇宙论开始，无论主张万有不变的，还是主张万有皆变的，反正从来没有想把客观世界否定掉，而都是从客观世界的存在出发，企图去探究它的究竟的。全能的上帝，是哲学上的第一原因和终极目的的形象化，这也就是唯理主义的实质。Aristotle—Hegel之间全套西方哲学都属于这一派。培根力主经验主义，但还是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确实，在西方哲学整个唯理主义优势之中，唯有培根以后的英国，是经验主义占优势。”(64)他认为：“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不可知论’。它始于休谟、康德。列宁批评的维也纳经验批判主义，其实是康德主义清除掉不少宗教成分以后的东西，这个流派对于近代西方科学的发展起过很大的作用。”“近代自然科学的实验主义、多元主义，以及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繁荣昌盛，总的说来，是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的后果，可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被列宁所误，却一直把它看做是贝克莱主义的‘一丘之貉’，悲乎！”(65)其实，经验主义对西方经济思想史上的奥地利学派也有重要影响，而这一学派所坚持的正是方法论个人主义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由此可见，当研究上升到方法论层面时，顾准经济思想的内在逻辑愈加清晰了。 经验主义强调实践，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应该通过实践的过程渐进地去解决，完美的终极目的不能代表一切，正如顾准所说：“真正的，首尾一致的唯物主义，必须是经验主义的。即一方面承认人的头脑(心智)可以通过观察、直观、实验、推理等等一切方法来了解事物的过程，作出各种各样的假设，这些假设的妥当性限制在哪个范围，其或然率是高是低，唯有事实才能加以验证。”(66)基于这种意识，顾准提出了“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命题。他质疑终极目的说：“民主诚然不是目的，那么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定为目的又怎样？”“问题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实现了或者共产主义实现了怎么办？按照辩证法，回答是，实现了，连民主也不存在了。”“这个答复，其实暗含着：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有进步。”(67)“1917-1967年，整整五十年，历史永远在提出新问题。这五十年提出了以下这些问题：1.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出走以后怎样？’2.1789-1870-1917，这一股潮流，走了它自己的路，可是还有另一股潮流，两股潮流在交叉吗？怎样交叉的？它们的成果可以比较吗？前景如何？3.1789-1870-1917，设定了一个终极目的。要不要从头思考一下这个终极目的？”(68)他指出：“1789-1917年这股力量所以强大有力，一方面因为它抓住了时代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它设定终极目的，而终极目的，则是基督教的传统……基督教的哲学部分，设定一个‘至善’的目标，共产主义是这种‘至善’的实现。”(69)“至善是一个目标，但这是一个水涨船高的目标，是永远达不到的目标。娜拉出走了，问题没有完结。至善达到了，一切静止了。没有冲击，没有互相激荡的力量，世界将变成单调可厌，如果我生活其中，一定会自杀。”(70) 顾准列举了沉迷于终极目的的危害。他这样分析斯大林的模式：“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革命家如果树立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Stalin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之残暴，并不100%是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71)对理想主义在经济上的狂热，顾准同样不留情面：“愚民政策已经无须解释了，无为政治似乎谈不上。因为我们似乎是‘有为’得过了头，比如张奚若就说过好大喜功。这诚然是事实。”(72) 对于多元主义的价值，顾准主要从政治学的角度展开分析，但这些分析同样适用于经济学，因为哈耶克对市场机制的肯定正是基于其运用知识的优势。间接民主为何比直接民主更有助于防止集权专制？顾准写道：“想一想，现代社会的高度分工，在其中，一个工程师在他本行中精通一切，如果你和他谈政治，极可能是极其愚蠢的，既然如此，即使在文明进化到极高度的时候，政治也是一种专门的行业”，“奢望什么人民当家作主，要不是空洞的理想，就会沦入假民主之名实行独裁的人的拥护者之列”(73)。“所以，问题的焦点，只好退一步，不要奢求人民当家作主，而要考虑，怎样才能使人民对于作为经济集中表现的政治的影响力量发展到最可能充分的程度……问题在于防止行政权发展成为皇权。唯一行得通的办法，是使行政权不得成为独占的，是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且这种觊觎是合法的，决定觊觎者能否达到取而代之的，并不是谁掌握的武装力量比谁大，而让人民群众在竞相贩卖他的政纲的两个政党之间有表达其选择的意志的机会，并且以这种意志来决定谁该在台上。”(74)这对人们思考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不是很有启发吗？ 由此可见，在顾准的阐述中，理想主义和经验主义、一元主义和多元主义、终极目的和实践过程，都是作为两种泾渭分明的理论特征而呈现的，从经济学方法论的角度看，这些特征正好与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相契合。前面提到，顾准没有经济学方法论方面的专门论述，但他的思想触角已明显深入到这一核心，而且直接涉及到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审视。顾准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是黑格尔和培根的“神妙的结合”，一方面，“Marx取自Hegel的，是他的唯理主义”，“是Hegel的‘真理是整体’，是Hegel的一元主义”，“人是世界的主体，神性寓于人性之中，这个世界是一元地被决定的，真理是不可分的，这对于革命的理想主义确实都是不可少的”；另一方面，“Marx对Hegel加上了极重要的培根主义的改造”，“Marx在Hegel哲学中发现了‘异化’的秘密，他认为不可能在哲学中解决异化，要在经济学中解决异化。这就是《资本论》的哲学前提。价值、商品拜物教、剩余价值、剥夺者被剥夺，这就是在经济学中解决哲学上提出来的异化的道路”，因为，“实践，在培根，基本上是生产的实践，Marx的是革命的实践”(75)。在顾准看来，“这一结合的后果是异常巨大的。从政治上来说，它赋予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革命以神圣性——宗教的神圣性。从哲学上来说，到此为止的唯物论几乎都是经验主义的，唯理主义则是唯心的。现在，唯理主义和唯物论结合在一起了”(76)。 正由于这种唯物论具有唯理主义的特点，所以他们坚持历史和逻辑是一致的，即“历史发展，合乎我的理论；我的理论，说清楚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于是，“‘方法是革命的’，也即意味着，它在破旧方面是锐利的”，“‘破’旧是为了立‘新’，Marx是有新可立的，他要立的，是相对于公民社会(个人主义的社会)的社会化了的人类，亦即‘集体英雄主义、民主集中主义……’的人类”，“它的‘立’的一面，后人固然有歪曲它的地方，然而它本质上是Hegel主义的，那是无可讳言的”(77)。对此，顾准尖锐地指出：“可是，Marx批评Hegel把概念看得高于具体事物，亦即把共性看得可以优于、超越于、可以淹没个性(见《神圣家族》)是不对的。”“再说，社会化的人类我们也见过，经历过了。你能承认今天‘社会化了的中国人’是中国人整体的无条件的共性？你还是认为这实质上是恐怖主义的手段所强加于中国人整体的虚伪的共性？”(78) 行文至此，顾准经济思想的方法论已是不言而喻的了。笔者在考察古今中外经济思想发展史的过程中发现，不同的经济学方法论规定着各种经济理论的内在联系和推导逻辑，进而形成了如下的经济思想谱系：整体主义→客观主义认识论和价值论→工具理性、确定性→理想主义、突变、革命→集体行动→国家、政府主体→宏观控制→垄断→需求管理→分配(结果)公平(均等)→行政干预→政绩→信息流失→趋于单一→激励消散→经济周期→整体主义……个人主义→主观主义认识论和价值论→价值理性、不确定性→经验主义、渐进、改良→个人行动→企业、消费者主体→微观活力→竞争→供给管理→生产(过程)效率(激励)→市场配置→均衡→知识发现→保持多样→风险分散→自发扩展→个人主义……这一谱系中的许多要点，在顾准的论述中出现了，除了认识论的客观性和主观性基础(这个问题奥地利经济学派特别强调，但顾准显然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文献)，其位置也是大致相符的。本文的研究表明，顾准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应当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并非偶然，在此之前，他已具有民主个人主义的思想倾向和市场经济的知识基础，在之后的理论研究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践不断地从反面促使他继续既有的思考，对经济学、历史学和哲学的贯通研究，使他最终完成了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历史证明和哲学辨析。顾准以他睿智的思考和执着的探索，在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氛围中，以中国经济为案例，深刻揭示了方法论整体主义影响下的经济理念对变革旧的生产关系是“锐利”的，有效的，但在常态下推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必然的体制选择。这个选择已经启动，但困难重重，远远没有完成，这更突显出顾准的经济思想及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深邃和可贵。 ①参见高建国《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87页。 ②③④⑤⑥《顾准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326、231、232、232、325页。 ⑦⑧⑨《顾准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324、86—87、245页。 ⑩[美]C.B.麦克弗森：《个人主义》，载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二卷，刘建忠等译，崔书香校，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53页。 (11)[奥]Ludwig Von Mises：《人的行为：经济学研论》(上册)，夏道平译，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76年编印，第48页。 (12)[英]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陈波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4页。 (13)《顾准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233页。 (14)(15)(16)(17)《顾准日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0、38—39、43、44—45页。 (18)高建国：《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74页。 (19)(20)(21)(22)(23)(24)(25)(26)(27)《顾准笔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4、4、6、5—6、6—7、7、199、200、210页。 (28)(29)(30)(31)(32)(33)《顾准笔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216、217、103、235—236、236页。 (34)据陈敏之回忆，《希腊的城邦制度》是顾准最后的遗稿，“这份笔记开始动笔于1974年2月12日，5月2日以后就未再续写”，原因是顾准在写作中遇到了“卡壳”，“打算重写”(《希腊城邦制度·后记》，《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页)。 (35)照陈敏之的说法，《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是一部笔记形式的学术论文集，写于1973年至1974年，是顾准和他在“通信中进行的学术讨论”的成果(《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陈敏之序》，《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8页)。从时间上来看，顾准写作读书《笔记》和学术通信是同时进行的，比较而言，通信对文献的摘录更为简短和精炼。 (36)《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604—605页。 (37)(38)(39)(40)(41)(42)(43)(44)(45)(46)《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338、339—340、343、343、343—344、344、344、344—345、345、349页。 (47)(48)(49)(50)(51)(52)(53)《顾准日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329、45—46、46、66—67、50、71、71—72页。 (54)(55)(56)(60)(61)(62)《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427、390—391、397、453—454、454、431页。 (57)转引自高建国《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649页。 (58)(59)《顾准日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120页。 (63)(64)(65)(66)(67)(68)(69)(70)(71)《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454—455、456、452、392、394—395、396、397、397页。 (72)(73)(74)(75)(76)(77)(78)《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407、391、389—390、440—441、442、443—444、444页。标签：顾准论文; 个人主义论文; 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经济学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希腊历史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体会论文; 资本论论文; 修养论文; 清算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