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人文的统一何以可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科学，广义上言，包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所以可以包含后者，是由于社会科学大多可以实证地加以研究，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向其渗透的程度之深，以至于两者的界限已日益模糊而难以严格区分。除此之外，人类的知识体系中还有科学所不能涵括的人文知识部分。从狭义上说，人文是指不能被实证化的思想文化部分。科学和人文的根本目的和旨意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洞悉世界，以便改造世界，推进人类的文明与进步。科学以理服人，能满足人的理智需要，而人的情感、意志和信仰需要则要靠人文加以理解和满足，科学与人文无疑是互补相济的。因此，人们要理解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领域的整个世界，就应该运用各门知识、各种理论和方法，而不能对任何学科理论和认识手段有所偏废，只有依靠不同的学科手段，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加以探索，才有可能提示复杂多样的现实世界的本质。这正如库兹涅佐夫所指出的：“各种不同的认识世界、开发世界的文化形式，只有在其总体上，在其统一性中，才能向人类提供更加确切的关于整个世界及人类自身的确切概念。”“而现实不是任何一种单独的语言、任何一种单独的逻辑结构可以完全描述的。任何一种语言所能表达的仅仅是现实的某一部分。”况且，“任何割裂科学认识与其他文化现实联系的企图，首先就不利于科学自身的发展”（注：见[俄]B.IO库兹涅佐夫《世界的统一性——当代科学问题》，载《哲学译丛》1993年第6期。），其结果是阻碍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这一道理在理论上自然是不难理解的，但在实际的科学发展进程中，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并由此导致的严重后果却是触目惊心的，这种状况已由许多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所揭示，如C.P.斯诺就指出了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及其代表人物之间的冲突和对立，以致造成了“两种文化”，这种分裂对立至今尚未得到有效的消除，根源于此的科学主义和反科学思潮之争此起彼伏，从未间断，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的相互指责近来又有加剧之势，典型的例证有因反科学而闻名的霍根，向世界宣布了《科学的终结》，而同是美国人的物理学家索克尔，则因愚弄了一些“后现代”人文学者而洋洋得意，讥讽这些人文学者所从事的研究实质上是一种“泡沫学术”。这两个事件震动了全球学术界，引起众多领域专家学者的关注和争论。（注：可参见《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年下半年和1998年有关各期。）
不少有识之士不仅关注到“两种文化”分裂导致人类陷入深重危机的后果，而且还将寻求解决危机的方法和途径付诸行动。著名科学史家萨顿就是典范之一，他十分深刻地指出了科学与人文分裂对立的危害性，并极力倡导“科学人文主义”，坚信科学史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桥梁，他以毕生精力进行了实证主义色彩浓厚的实践，但终于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注：参黄瑞雄《萨顿科学人性化的理想与现实》，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第4期。）科学的统一仍然任重而道远。如今，科学进步更为迅速，电脑技术、克隆技术、通讯网络技术等高新科技层出不穷，令人应接不暇，人类因此而从物质、精神上得到了空前享受，科学成就确实令人欢欣鼓舞。但同时它又伴生了各种高技术犯罪和生态环境问题，核战争威胁不仅未曾消除，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人文学者一真指责的科学技术与道德价值分离的现象依然存在，人类仍外于生死攸关的时刻。因此，对科学与人文的统一之路进行探讨，以使科学技术与道德价值有机结合，达到真善美的一致性，使人类摆脱危机，免遭毁灭厄运，这无疑是一项意义重大且任务迫切的课题。
二
科学与人文本来是统一的。在古希腊时代至欧洲中世纪，科学和人文皆被包含于哲学之中，当然，这种浑然未分的统一是由于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皆未充分发展，不足以独立为专门学科的结果。按照科学的发展状况及其占居的地位，人们称中世纪为信仰的时代，哲学和科学皆处于被支配的地位，成为宗教神学的婢女。此后，人文诸学科不断有所发展，而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引人注目。文艺复兴时期，成为科学的求真求实精神开启的时代。17世纪，人们称之为理性的时代，近代实验科学得以兴起，科学理性逐渐扩展和深化；18世纪是启蒙时代，崇尚理性力量逐渐盛行；19世纪时，人们开始将科学从“搜集材料”转为“整理材料”阶段，建立起各门科学概念，发展科学体系，因此这一时代被称为思想体系的时代；20世纪，科学迅猛发展，在现代科学既高度分化又高度整合，其负面效应日益加重的背景下，人们便对之进行深刻反思，因此本世纪被称为分析的时代。（注：见美国出版《导师哲学家丛刊》，转引自孙正聿《论哲学对科学的反思关系》，载《哲学研究》1998年第5期。）自然科学从17世纪开始与哲学分离，并逐渐与其他人文学科相区别，社会科学由于处于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成为这两个领域争夺或渗透的对象，最终为实证主义者“实证化”，而被归入科学，成为科学的一部分，人文学科仍然不能实证化而保持其独立性。起初，科学与人文相区别，各自保持其独立性，并未因此造成分裂和对立，而是和谐相处，互为促进，共同发展。后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因而获得人们的推崇，占据了人类知识的主导地位，最终导致了科学主义的产生。何谓“科学主义”？哈贝马斯指出：“科学主义是科学对自身的信念，即认为不应把科学理解为知识的一种可能形式，而应把知识等同于科学。”（注：见哈贝马斯《知识与人的旨趣》第4页，转引自陈振明《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页。）可见，科学主义要求以科学知识和方法取代其他一切非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唯科学是尊，哲学和人文学科当然是被排斥于外的，如此极端的行径，就难免反科学思潮的出现，也就难免“两种文化”即科学和人文的分裂对立。
科学主义最为典型的代表可以说是实证主义，因为“实证主义坚持科学主义原则，即认为知识只能通过科学所定义的东西来加以定义，它只有通过科学程序方法论的分析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注：见哈贝马斯《知识与人的旨趣》第4页，转引自陈振明《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9页。）实证主义大师孔德曾将人类知识分为三个阶段，即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阶段，他认为这些阶段也标志着人类认识发展的水平，实证阶段是三者中水平最高的。神学阶段以神的意志来说明世界，形而上学阶段企图把握超验、终极的宇宙原因，亦即追究万物本源以获取绝对知识，而实证阶段也就是科学阶段，因为各门科学就是靠实证方法研究其对象而形成的。孔德的这种划分有一定的合理性，他主张科学要实证化也是正确的，其本人和其他实证主义者努力以观察实验来研究、解释各种社会现象，使实证方法和精神渗透到社会科学领域，努力使之与自然科学一样具有普遍性、精确性和预见性等特征，使之可以归入科学之列，这无疑是实证主义的一项功绩。但是，孔德认为非实证化的知识不可取，主张哲学乃至一切人文学科亦应实证化，使之成为科学的一部分，这又走向了极端。历史实践证明，并非所有的人类学科知识都可以实证化，像道德伦理、文学、艺术、音乐等就是这样一些学科。人文学科有其特殊的思维方式方法，而不可与自然科学完全融合，因此，孔德等人将人文学科归于科学，以达到科学与人文统一的企图是难以实现的，科学主义者因此排斥非科学的人文知识，最终酿成科学技术与人文价值的分离，导致人类遭受生存环境恶化和核战争等威胁，实证主义因此遭到了反科学思潮的极力批判。如法兰克福学派中的著名人物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就曾深刻指出：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尤其是事实中立性观点极其缺乏批判性，导致了单面性思维、单面性文化和单面性社会，使科学技术成为人统治自然、人统治人的“合理”工具，使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价值与事实相脱离，从而导致了人类社会的种种危机。法兰克福学派的这种批判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
正如上述已提及的，20世纪是分析的时代，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世界甚至掀起了反科学思潮，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为人们所反思，寻求科学与人文的统一成为整个世纪的一项重大使命，众多的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成就不凡，但离要实现的目标还相去甚远，包括科学与人文怎样才算统一，以及它们将以什么方式达到统一等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还有待深入探讨。
科学与人文的统一，按照我们的理解，不是使两者等同，也不是一方“吞并”或“同化”另一方，倒退到古代那种浑然未分的状态，或像实证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将人文学科等一切非科学学科实证化，纳入科学范畴，使之成为科学的附庸，都是不可取、不可能的。那么，所谓统一将是何种意义上的统一？我们认为，是辩证法揭示的“对立统一”，是在保持二者独立基础上的统一。要寻求这种统一的途径，首先要注意到二者各自的特殊属性，这是两种知识所以能独立存在的前提；其次是要注意到二者的普遍属性及其之间的联系，这些则是二者统一的基础。从科学与人文分裂对立的历史现状看，二者已构成矛盾对立双方。同时，它们又相互联系着，正是这种相互吸引、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趋势和联系，构成了科学与人文的内在统一。具体而言，这种统一性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科学与人文双方相互依赖，任何一方皆不可孤立存在和发展；二是两者之间相互贯通性，这又首先表现为两者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包含，其次表现为相互转化的趋势，后者是对立双方内在统一性和辩证性的最深刻体现。
对于科学与人文能否统一的问题，人们明显地具有否定和肯定等多种见解。本格曾将科学技术分为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技术三个层次，并从三者各自特征上考察其对人类的利害性。他认为，基础科学没有什么福祸可言，只有应用科学和技术与福祸相关。应用科学通过为技术设计提供基础概念，使其自身关涉价值，因而在道德上无法保持中立。技术则直接为人们所利用，明显具有为善或作恶的两面性，在道德价值上更非中立。本格指出，技术从前与政治、道德各行其道，而今与政治携手共进，同时它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道德二难窘境，却又都不受道德的支配和约束。（注：见[加]M.邦（本）格《科学技术的价值判断与道德判断》，载《哲学译丛》1993年第3期。）可见，本格认定科学技术一直都是与道德等人文价值相分离的，这就否定了科学与人文的关联性，因此其统一性就无从谈起。实际上，只要对科学与人文及其关系进行粗略的考察，对其内在关联性、统一性就可予以肯定。首先，正如N.库珀指出的：“每一种人类的努力，每一种活动，每一种艺术，每一种科学，都是人类和世界之间的一种独特联系的产物。”（注：见[英]N.库珀《哲学学术》，载《哲学译丛》1992年第3期。）科学不仅与艺术，且与艺术以外的一切人文学科知识一样，都是人为的和为人的事业，都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或产物。科学既然是人类文明程度的标志，理性的结晶，就不可避免地与人类把握世界的其他方式包括艺术、伦理、宗教、神话、哲学等方式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渗透。其次，N.库珀还指出，对知识的任何描述，都必须既考虑客观对象，又考虑人的贡献，对任何理论或说认识和创造的成果而言，其中都少不了三个基本要素：首先是给定的事物，即欲加工塑造的原材料；其次是创造者或完成者的动力因的活动。每一种活动也就是一次创造，且每一次动力因都是一个制造者，任何已经完成的东西皆有审美方面的因素；第三是创造者须以某种方式考虑或描述其所完成的东西，并赋予其某种意义。（注：见[英]N.库珀《哲学学术》，载《哲学译丛》1992年第3期。）。N.库珀的论述，可以理解和延伸为：科学与人文学科皆有对象选择性、主体对客体的能动作用、主体给客体赋予意义等共同特征。因此，无论何种理论或认识成果都难免人文因素。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学派已经有力地阐明：纯粹的经验观察或理论都是不存在的，观察负载理论，在科学理论的深层结构中，亦蕴含着种种经验的、幻想的、逻辑的、直觉的、价值的、审美*
、信仰的前提。如此，科学与人文具有种种共同属性是显而易见的，科学与人文各自因素向对方渗透和融入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谈论、探讨科学与人文的统一，不仅有其原因且有其基础和理由，不仅有必要性且有可能性，问题只在于这种统一将以何种方式、在何种层面上达到？
四
建立一个统一的科学体系，使科学与人文统一，这是自从有了近现代科学和欧洲哲学以来就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梦。至今，这一梦想已经被证明是不切合实际而无法实现的，因为人类知识已发展为数千门分支学科，这些学科很难说是有序和系统的，用传统的方法将它们合并在一起构成更大的科学群是不可能的。因此，人们不再谈论传统意义上的统一，而更多地探讨学科性、多学科性和学科间性。（注：参[德]M.卡里尔J.米泰尔斯特劳斯《科学的统一》，载《哲学译丛》1993年第3期。）尤其是学科间性成了最为重要的关键性术语和论题。从根本上说，学科间性就是跨学科性，它一方面指各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另一方面指人类所面临的某些问题，其彻底解决只能通过科学和人文的分支领域的协调攻关、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因此，我们谈论的统一所侧重的不是学说结构的统一，而是其实际的研究方式的统一，简言之，这种统一乃是实践意义上的统一。诚然，各学科在共同努力解决某些问题过程中，相互之间必定会相互影响和作用，尤其是各学科方法会相互移植或渗透，这样就会促使它们相互转化，趋向于具有某种辩证意义上的统一性。因此，科学与人文的统一又将在方法论上得到体现。（注：参[德]M.卡里尔 J.米泰尔斯特劳斯《科学的统一》，载《哲学译丛》1993年第3期。）
归根到底，要寻求科学与人文统一的方式，无非是要找出两个领域的各学科所共有的普遍特性，同时又考虑其要具备某种意义上的特殊性，并能以精确的方式表征这种统一，而上述的方法论和实践意义上的统一是符合这些要求的。
关于以方法论为基础的科学与人文的统一。首先应说明，在此所说的“科学方法”不是指具体的测量方法或计值方法，即不是数学的或物理学的工具。个中主要原因之一是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目标可以说都在尽可能走向精确化，但即使是自然科学也不都能走定量化的道路；反之，能进行定量化的也不仅仅限于科学领域。“科学方法”在此是指一些使科学的合法地位得以证明的手段和工具。对所有的科学和人文的理论形成及其活动而言，其共有的特点是方法论标准的存在和作用，正是这些标准表征了科学和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统一。
科学与人文学科方法论的标准之一是解释性，这也就是19世纪中叶休厄尔提出的“归纳一致”要求，即理论不仅应当能够解释那些已有的针对性很强的现象，而且应该能够解释那些曾被认为是不同种类的现象。例如，牛顿引力学既可解释地球上的落体运动，又可描述行星行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既达到了排除惯性系统的特设性质，又意外地解决了水星近日点运动异常的难题。人文学科理论同样受到解释性标准与要求的制约，否则将无法存在下去。
科学与人文学科方法论的标准之二是预见性，它要求一个理论能预见新的或意外的现象。这一标准在科学领域中容易得到确认和遵循。但在人文学科中却非如此，例如，麦金太尔就否认道德等人文学科具有确认和遵循。但在人文学科中却非如此，例如，麦金太尔就否认道德等人文学科具有预见性，他甚至认为整个社会科学皆缺乏普遍概括的特征，缺乏预言力量，个中原因有四：一是人类社会行为系统中具有根本性概念创新的性质；二是社会领域中每一个体行为者未来行为本身就具有不可预言性；三是社会生活的游戏理论特征；四是存在着“纯粹的”偶然性。（注：见[美]A.麦金太尔《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波普尔等人则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总结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将辩证唯物史观视为谬误，宣称“决定论”陷入了困境。然而，人类道德等方面的不断进步、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直至达到最美好的大同社会，这种预见的真理性已日益被证明。人文学科理论如果缺乏必要的预见性，而仅仅沦为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现象解说，其意义和作用将是十分有限的。当然，人文学科的预言性或许只是描述型的，它一般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精确地量化，但我们并不能因此排斥人文学科理论，麦金太尔曾强调指出：“不可预言性不仅不是无法阐明的，而且完全可以与决定论的真理和谐共存。”（注：见[美]A.麦金太尔《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麦氏对纯粹无法预言的事物的容忍态度无疑能给予我们有益的启示。
关于实践意义上的科学和人文的统一。科学和人文领域中的各个学科是有机地联系着的，虽然我们把人类整体知识划分成各种门类，年深日久便以为各门类学科是独立的。事实上，对任何科学或人文论题来说，要达到全面深入的解决，单凭某一学科是无法实现的，而必须靠跨领域的多种学科协调攻关和共同努力。在科学史上，对热现象的研究，曾归结为物质的内部运动，因而属物理学论题。后来又产生了热质说，并被拉瓦锡明确阐述，这样，热又被视为一种物质而属化学论题。最后又由于热的分子运动论创立而重新将之归为物理学论题。这一事例说明科学论题的归属并非绝对明了和固定不变，大多时候必须通过多学科的深入研究才能达到一定的清晰度和相对稳定性。至于目前的人类生存环境恶化、核技术、克隆技术、电脑和通讯技术等高新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后果等紧迫论题，更难以归入某一学科之中，这些难题的解决必须通过诸多领域和学科之间的合作，这就必将使科学朝着学科和部门的结构逐渐消失的方向发展。因此，科学与人文的统一就不再体现为传统意义上构建一个包罗万象的学科群系统，即不是学说结构的统一，而是论题及其研究方式的统一，是实践意义上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