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期的国际关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周期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与文献
本文尝试对下述问题进行探讨：中国经济周期与外部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中国经济波动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表现出了与其他区域经济体的休戚相关，那么在次贷危机影响下，考察中国与发达世界的关联就更有现实意义。本文集中探讨中国经济波动与发达经济体的关联，从经验研究的角度对中国与美国、日本、欧盟的经济共振进行解析。我们这种选择的现实依据是，一方面从贸易关联上来看，中国进出口贸易的50%以上是与经合组织(OECD)国家发生的；另一方面，在本次危机冲击下，发达经济体经济收缩对于中国经济增长造成巨大冲击。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使得各经济体之间的周期关联发生了很大变化。关联变化一方面与经济体间金融、贸易的密切程度上升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有关。根据英国《经济学家》的购买力平价算法，目前，新兴经济体产出占世界总产出的比重约为50%，这些变化对于全球经济的周期关联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含义。近年来，理论界对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经济关联存在更趋紧密还是更趋松散（甚至脱钩）的认识分歧：一种看法认为，全球化的发展使得跨境的经济关联越来越紧密，因此周期波动就会趋同，并且贸易与金融流动更大程度的开放，也使得经济对于外部冲击更加敏感，从而通过扩大向他国外溢的传导渠道，加剧对于全球冲击的共振。另一种看法则指出，最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增长强劲，特别是印度和中国并未受到一些工业化国家经济放慢的影响，一些人甚至认为，新兴市场已经与工业化国家脱钩了，意味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周期与工业化国家的周期关联不再有以前那么紧密。那么，怎样从理论上看待这种观点的分歧？在标准的随机动态周期模型中，贸易与金融关联的增强，一般会导致国家间投资关联的减弱，因为国家间资本与经常账户交易限制的减少，会导致更多的“资源转移”(Heathcote and Perri，2002)。由于资源转移所形成的生产更加专业化，并且如果遭遇到的冲击主要是部门层次的冲击，那么各经济体之间的产出共振会减弱(Baxter and King，1999)。
近年来，如何评估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作用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1)中国与世界：Heap(2005)认为，继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和1945～1975年两个超级周期(super cycle)之后，目前世界经济正在经历第三个超级周期；如果说前两个周期的动力分别来源于美国经济的增长和战后欧洲、日本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张，那么第三个周期的动力则来源于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所引致的资源密集型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长在世界经济周期的形成上起着重要作用。Fidrmuc等(2008)运用1992～2006年季度GDP数据，对中国与OECD国家经济动态关联的性质进行了分析，结论认为：总体看来尽管中国与OECD国家经济相关程度较小，但很多国家与中国经济波动短期相关的事实仍然存在，而且，与中国贸易、金融紧密相关的国家周期波动呈现出较之于其他国家更大的相似性，中国经济波动的国际影响显著存在。通过对1987～2000年季度宏观变量序列的统计分析，秦宛顺等(2002)的结论是中美经济周期之间存在弱相关关系。任志祥和宋玉华(2004)认为，随着中国参与世界经济程度的加深，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联日渐显现。
(2)中国与亚洲：从双边贸易角度出发，Teng和Wai(2005)对印度、中国与东盟5个创始国之间经济周期的协同性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产业内贸易使得印度、中国与东盟5国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增强；Genberg等(2006)的研究显示，1990年以后，中国香港地区与内地经济周期的协同性稳步增强，实际GDP相关系数在2000～2005年间为0.46，GDP周期相关系数2000～2002年间为0.92，香港地区物价波动的30%以上可以由内地相关变量的冲击解释。
上述分析一般是就长时间序列进行总体评估，这种做法的一个值得商榷之处在于，新世纪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表现出比以往更为强劲和稳定的发展态势，并且，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经历的大热大冷，国内和区域性因素影响较大，因此，将中国经济周期国际关联问题进行分段考察，有助于揭示周期关联的阶段差异性。与已有文献比较起来，我们可以运用本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来佐证分析结论。
二 中国GDP周期国际关联描述
从中国1995～2008年季度GDP增长状况来看（图1），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95年第1季度至2001年第3季度（1995Q1至2001Q3）季度GDP波动向下的阶段，2001Q4至2007Q3季度GDP波动向上的阶段，以及2007Q4至今季度GDP波动向下的阶段。第一阶段季度GDP波动向下的趋势，主要归因于该阶段经济软着陆政策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第二阶段季度GDP波动向上的趋势，主要归因于该阶段活跃的国内投资和相对宽松的国际经济环境，第三阶段波动向下的趋势，主要是受前一阶段国内“双防”政策滞后效应及2007年下半年以来全球蔓延的金融危机的冲击。
在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波动是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双重叠加的结果。随着中国对世界经济融入程度的加深，国际经济波动越来越成为国内经济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我们可以从中国宏观经济变量的国际协同趋势上得到直观印象。图1是中国(CHN)与欧盟(EUU)、美国(USA)、日本(JPN)三大经济体季度GDP周期波动状况（去均值）的比较，从中可以看出，1996Q1至2008Q4，欧盟、美国、日本三大经济体，尤其是欧盟与美国的GDP周期呈现出显著一致性，并且2001年之后，三大经济体季度GDP周期波动的协同性更为紧密。以2001年为界，2001年之前中国与欧盟、美国的季度GDP周期协同趋势较弱，2001年之后开始变得显著；相对于欧盟、美国来说，虽然2001年之前的日本与中国季度GDP周期协同趋势较强，但是较之于2001年之后的协同度稍低。总之，中国加入WTO以来，经济波动的国际关联性增强了。
图1 中国与三大经济体GDP周期波动状况（去均值）的比较
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OECD数据库；纵轴为去均值GDP波动趋势标度，横轴为季度标示。
相关性分析可以为上述直观印象提供初步证据。表1报告了中国与三大经济体季度GDP、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消费的相关系数，统计结果描述如下：(1)总体来看，1996Q1至2008Q4，中国经济波动与三大经济体的协同性较低甚至负相关。从季度GDP关联状况看，除日本外，中国与欧盟、美国均为弱相关，t统计量不显著。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我们没有将相关性中的时间因素进行分离。(2)以2002年为界，将1996Q1至2008Q4分离为1996Q1至2001Q4和2002Q1至2008Q4两个时段，中国与三大经济体经济协同性问题将容易解释。从季度GDP关联状况看，2002年以来，中国与三大经济体季度GDP周期波动呈现显著一致的关联，相关系数均在0.50以上，相关显著性有明显提高。
下面重点分析1996年至2008年末中国与美国、日本和欧盟的GDP、消费、投资各变量的联系，我们采用多变量随机动态因子模型分析国际经济周期协同联动的公共因子；在中国经济周期国际关联程度讨论的基础上，我们还将进一步度量贸易变量对中国经济周期和公共因子的影响。
三 方法和数据
寻找多变量共性一直是统计学和经济学的关注重心，为此发展出诸多方法。传统因子分析法在不可观测公共因子的提取方面因其简捷性得到广泛应用，但是，由于这种方法缺乏统计理论基础，因此，一些替代性的因子分析方法同样引起研究者关注。比如，Stock和Watson(1989、1993)采用卡尔曼滤波法抽取不可观测的公共因子。但如果模型变量太多，这种方法在应用中可能会受到计算能力的限制。随着计量工具的发展，水平因子分析模型、贝叶斯动态线性模型等广泛应用贝叶斯统计推断方法的模型，在经济文献中逐步引起重视。采用蒙特卡洛模拟和吉布斯抽样方法，将贝叶斯动态线性模型用于动态因子分析，从单因子动态模型发展到多因子动态模型，是近年来经济学文献展开的一项技术性探索。Kose等(2003)采用吉布斯抽样方法估算了60个国家GDP、消费和投资的动态三因子模型；Kose等(2008)采用类似方法分析了G7国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石油冲击和全球化三个时期的公共因子，认为全球化时期公共因子的作用加强了。国内郭庆旺和贾俊雪(2005)采用类似于Kose等(2003)的方法分析了中国各省区经济增长的公共因子、地区因素和特殊因素。
从目前状况看，无论是在经济增长的总体国际影响层面，还是在发达经济体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局部影响层面，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经济体仍然充当着国际经济的主导力量。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国际化程度的加深，中国与三大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基于这种认识，在中国经济周期国际关联分析中，为简化起见，我们将中国与三大经济体的关联作为关注核心。记
为不同国家i和时期t的宏观经济变量（GDP、消费和投资），
为世界公共因子，则动态单因子模型可以表示为：
我们采用上述单因子模型对中国国外宏观经济变量的关联性进行估计和比较，目的是寻找经济周期协同的公共因子。围绕本文的研究问题，在公共因子提取的基础上，我们尝试对它进行更加具象化的解释，遵循马可夫－蒙特卡洛模拟技术路线，在方差向量模型(variance components model)框架内，本文对贸易及贸易之外的其他国际性因素的随机冲击进行分离。
文中外国（地区）数据来源于OECD数据库，选择的季度宏观经济数据序列都是季节调整的不变价序列。在获得中国季度宏观实际经济变量序列时，我们采用如下方法：(1)季度实际GDP序列的估算。我们根据年度GDP定基比指数(1978＝100)和按可比价计算的季度累计GDP增长率估算季度GDP数据的实际值。首先对年度GDP定基比指数利用二次函数插值法得到单季的GDP指数；然后选定1994年1季度为基期，根据1994年4个季度的单季GDP得到1994年各季度累计值，再用公布的季度累计GDP增长率还原得到各个季度的实际GDP累计值指数；最后将实际GDP累计指数值还原为各个季度的实际GDP指数。根据名义GDP累计值计算出名义GDP季度数，用X11进行季节调整后，计算出季度GDP缩减指数。年度GDP定基比指数(1978＝100)、名义GDP累计值和实际GDP季度累计增长率均来自中经数据库。(2)季度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和居民消费序列的估算。鉴于数据的可获性，我们把城镇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值序列作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值序列的代理变量，居民消费的代理变量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季度GDP实际值序列的估算相类似，根据月度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值，估算出历年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单季完成额，用X11进行季节调整后，选定1994年1季度＝100，再用季度GDP缩减指数缩减得到季度固定资产投资指数。将月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加总为季度数，用X11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季度数据进行季节调整，然后用CPI定基比（1994年1季度＝100）缩减得到消费品零售指数。月度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值、月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自中经数据库。(3)进出口贸易数据季度数据的估算。与季度GDP、居民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序列的获得方法相似，我们利用月度累计估算季度进出口贸易额和外资使用额，然后用季度GDP减缩指数折实，得出实际数值序列。
作为一项尝试性探索，将动态因子分析方法引入分析，是本文不同于大多数国内有关文献的一个特点。这种方法的优点源于贝叶斯统计推断自身的特征，它不必拘泥于经典统计理论的数据序列平稳性假设，对于小样本数据也能很好地进行处理（张孝令等，1992；泽尔纳，2005，中译本）。因此，比较适合中国经济数据序列的分析。在经济周期研究应用中，动态因子方法的实用性来自于其比较精确的周期拐点捕捉，Kose等(2003、2008)比较倾向于这种方法。下文经验分析显示，该方法较好地揭示了中国经济周期国际关联的特点。我们不仅对国内有关中国经济周期国际关联程度逐步增强的猜测进行了检验，而且揭示了加入WTO前后中国经济周期国际关联的差异。
四 中国GDP周期的国际关联度：经验分析与比较
中国经济周期国际关联度测算的一个便捷方法是依据中国与国外宏观经济变量观测指标，运用因素提取方法追踪潜在公共因子和特殊因素变量，最后通过观察因素方差对观测指标方差的百分比贡献，求得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受到的国际随机冲击程度。我们利用模型(1)～(3)和上述数据，采用吉布斯抽样方法，通过GAUSS9.0程序实现数值计算，分析美国、日本、中国和欧盟四个国家（区域）宏观经济变量（GDP、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的公共因子。具体初始假设包括：假设公共因子和随机项滞后2期，因子负荷的先验分布为N(0，1)，自回归多项
通过12000次吉布斯抽样，舍弃前2000次得到的各参数模拟结果，对模拟数据均值进行分析。结合贝叶斯推断的原理，我们需要对模型先验分布进行这样的初始赋值，目的是通过先验概率和似然函数得到参数的后验分布并以此对参数进行估计。由于后验概率不仅与先验分布假设有关，而且与样本信息有关，通过吉布斯抽样，当数据集信息增多时（程序对吉布斯抽样的次数一般设置为5000次，运用时根据参数分布估计状况增加抽样次数），它将越来越控制后验分布，先验信息将被扫去（泽尔纳，2005，中译本）。
（一）样本时间段的划分
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是渐进有序的，2001年11月底加入WTO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加入WTO前后，中国经济的国际关联存在很大差异。由于OECD数据库中欧盟的起始数据是1996年1季度，因此我们分析的样本起始时间点也是1996年1季度。我们首先选择1996年1季度至2008年4季度为样本，抽取公共因子。我们发现，世界性公共因子(common factor)与中国GDP(CHN GDP)的关联呈现两阶段差异：即1996年1季度至2001年4季度和2002年1季度至2008年4季度的差异。在前一个时期中，两者的变化并不一致；但2002至2008年间，两者出现了共同趋势。如果计算两者的相关系数（表2)可以发现，1996至2008年中国的GDP、投资与公共因子的相关性很低，相关性不显著，而且消费和投资与公共因子是负相关的。但这并不能表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周期完全不相关。
如果对中国GDP与公共因子进行简单回归，并进行间断点检验可以发现，2001年4季度是一个显著的间断点。这一间断点正好与中国加入WTO的时间吻合。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把样本时间划分为1996年1季度至2001年4季度（1996Q1至2001Q4）和2002年1季度至2008年4季度（2002Q4至2008Q4）两个时间段，以提供中国经济的国际关联性的对比。
图2 中国GDP周期与公共因子
说明：图中纵轴表示公共因子和中国GDP增长波动趋势标度（去均值），横轴是季度标示；common factor为公共因子；CHN GDP为中国GDP增长率。
（二）2002年1季度至2008年4季度GDP与随机公共因子的直观趋势
应用前述方法，基于2002年1季度至2008年4季度的数据，我们对公共因子进行了抽取。通过欧盟(EUU)、美国(US)、日本(JPN)、中国(CHN)经济波动公共因子与各自季度GDP增长率趋势的对比，我们得到的总体认识是：公共因子在各国的作用基本捕捉到了GDP增长的实际趋势，即对于各个国家（地区）而言，公共因子基本捕捉到了季度GDP周期上升（下降）的拐点。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世界正在经历的本次金融危机中得到印象。从实际季度GDP序列来看，2007年第三季度后，各国GDP增长均呈现出持续下降态势，为节省篇幅起见，我们只提供了中国GDP增长率与公共因子的趋势对比，直观描述如图2（图中的GDP各序列都扣除了固定常数项，公共因子都附加了各国的因子负荷）。
（三）因素方差贡献
计算结果参见表3，表中变量代号Y、I、C分别对应于GDP、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消费。为得到更直观的印象，我们还列出了各变量与公共因子的相关系数（见表4)，以观察公共因子与各国各宏观变量的相关性或重要程度。
（四）GDP周期的国际关联
从经济周期国际关联角度看，我们似乎可以做出中国现阶段深度融入国际经济的判断。按照我们划分的样本区间，1996Q1至200lQ4这个时期，公共因子对美国和欧盟的GDP、消费和投资波动的方差贡献较大，高于其对日本、中国相应变量的贡献水平。这一时期日本正在经历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失去的十年”之痛，加上1998年受到金融危机打击，经济增长乏力，平均季度GDP同比增长率仅为0.8%，而同期美国和欧盟平均季度GDP同比增长率分别为3.5%和2.7%，可以认为日本在这一时期似乎与世界主导力量“脱钩”。中国在这一时期虽然平均季度GDP同比增长率保持8.6%的水平，但经济受到世界公共因子的影响还比较小，公共因子只能解释中国GDP的3%。2002Q1至2008Q4这个时期，公共因子的作用出现了戏剧性变化。公共因子对美国GDP、消费和投资波动的方差贡献下降，对日本、中国和欧盟三个国家（地区）上升。中国季度GDP周期波动的58%能够由随机公共因子的冲击解释，剩余的42%归因于国内特殊因素，因此，国际经济因素对于中国的影响是显著的。表4中公共因子与GDP的相关系数提供了类似的结果。中国加入WTO以前，公共因子与中国GDP相关系数为-0.049，入世以后，相关系数转变为0.78，相关程度与美国、日本、欧盟已经基本匹配。
（五）固定资产投资和居民消费波动的国际关联
公共因子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冲击在各国表现出了较大差异。从投资波动方面看，公共因子对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差贡献从入世前的1.3%上升到入世后的5.6%，同期日本从3.3%上升到58.8%，美国从48.6%下降到36.4%，欧盟从42.7%上升到74.5%。消费波动方面，公共因子对中国消费的方差贡献从入世前的3.2%上升为6.5%，同期日本从5.8%上升到27%，美国从45.6%上升到60.5%，欧盟从22.5%上升到80.2%。总体的结论是公共因子对中国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差贡献水平远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从表4的相关系数来看，公共因子随机冲击对于中国居民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程度极低。
（六）计量分析揭示的问题和我们的认识
图3 2000年第1季度至2008年第4季度中国消费、投资、净出口占GDP比重
（经季节调整后的名义值之比）
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
图4 2001年第1季度至2008年第4季度中国进出口规模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
与现有文献比较起来，本文发现，若按照中国加入WTO前后进行阶段性区分，那么2002年以来，中国GDP周期表现出了与发达经济体的强共振，但是投资和消费依然为国内特殊因素左右。从原则上看，按照支出法计算的GDP，由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构成，那么，就国际关联而言，中国GDP周期国际关联程度为何表现出了与投资和消费显著的差异？
(1)可能的解释之一是数据口径问题。中国尚未建立健全支出法统计的季度数据，我们只能以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消费和投资的代理变量，我们采用的消费数据和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口径，小于GDP支出法统计口径，指标口径的缩小，可能导致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对外部公共因子的反应缩小。关于消费品零售额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支出法统计口径的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差异，许宪春(2009)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其中高估和低估的因素都有，但是许宪春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按照支出法统计口径的民间消费和投资的季度时间序列。我们所用的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序列）和投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序列）与其他发达国家（地区）的私人消费和投资数据不可比，这是一种缺憾。从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占GDP（经季节调整后的名义值之比）的比重来看（图3），根据我们的数据，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净出口之和占GDP的比重在2001～2002年为70%左右，2003～2008年为80%～95%，2002年以前消费数据和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口径偏窄可能低估了公共因子对于投资和消费的影响。但是，考虑到本文公共因子及其影响估计是运用宏观变量同比增长率进行的，这种影响似乎不会很大。
(2)可能的解释之二是中国的消费和投资行为存在特殊性。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落后，消费信贷欠发达产生的流动性约束等制度性因素使消费水平偏低，高储蓄倾向隔离了外部公共因子对消费的冲击。另外，中国的投资存在比较严重的扭曲行为（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3、2005），使中国的投资与外部公共因子的直接联系降低。从这些因素来看，外部公共因子与中国居民消费和投资的微弱相关程度正好是长期以来中国投资、消费比例失调在国际经济关联中的反映。
(3)可能的解释之三是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消费和投资对公共因子的反应不足。采用国际清算银行(BIS)的人民币实际汇率指数（折算为1994年1季度＝100）来计算中国商品净出口和进出口总值占GDP实际值的比重，可以发现：(a)加入世贸组织以后，2002年1季度至2006年3季度，进出口总值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b)2002年1季度以后，按实际值计算的进出口总值比重大于按名义值计算的比重（图4），两者的差距逐步扩大；(c)2005年以后，按实际值计算的净出口比重也大于按名义值计算的比重，这表明中国经济的实际对外依赖程度可能比通常按照名义值计算估算的还要大。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个最直接的国际关联传导因素进行分析，尝试打开公共因子。
五 透视公共因子黑箱：尝试性分析
公共因子是从众多的经济序列中抽取的代表共同趋势的抽象因子，其背后的经济含义可以包含许多内容。比如Crucini等(2008)认为石油价格、生产率、贸易条件是影响G7各国经济周期公共因子的经济变量。2007年次贷危机以后，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蔓延，并通过国际贸易、FDI、资产价格、信贷等金融渠道以及实体经济的需求萎缩冲击各国经济，导致绝大多数经济体增长率出现下滑的共同趋势，源于次贷危机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是2007年末至2008年底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决定公共因子的主要变量。
中国GDP周期波动公共因子（即公共因子与中国GDP因子负荷乘积）的估算，不仅为中国经济周期协同性分析提供了数据支持，而且也为我们要进行的协同机制讨论提供了前提。对于影响经济周期的公共因子可能是诸如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因素作用的结果，基于这种认识，为了使得公共因子分析具象化，我们下文提供一个以国际贸易为决定因素的一个建立在方差向量模型(variance components model)上的尝试性分析结果。将中国GDP周期波动的公共因子(Chinafactor)作为响应变量，欧盟、美国、日本三大经济体和中国各自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同比增长率作为解释变量(
)，则方差向量模型可以写成：
统计结果显示：(1)从中国GDP周期公共因子的角度看，欧盟、美国、日本三大经济体和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增长率向量，即
方差分别解释了中国GDP周期公共因子方差的6.4%、9.1%、9.3%和11.3%，合计为36.1%，其他因素解释了剩下的约64%。(2)基于此，我们对进出口贸易对于中国GDP波动的描述是：贸易增长变动对于国内GDP波动的冲击程度分别为3.7%、5.3%、5.4%和6.6%，合计为21.0%；公共因子中贸易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解释了中国GDP周期波动的37.3%，这四者加总起来为58.3%，即为中国GDP周期国际协同程度，剩下的41.7%是国内GDP周期波动的特殊因素。(3)数据模拟揭示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从近年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状况来看，贸易和诸如金融等其他因素的波动对于国内经济周期波动的随机冲击同样重要。虽然在公共因子中我们将金融冲击等因素归入贸易随机冲击之外的残差中，但是这个残差因素对国内GDP周期波动的冲击程度达到37.3%，比贸易对于国内周期波动的影响还要大。因此，在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大国经济的波动（经由贸易和金融等渠道）将在很大程度上引致国内经济的波动。
六 关联与脱钩：进一步的分析
经验分析结果对于中国经济周期国际关联问题给出了一个量化解释，包括周期公共随机冲击及其作用于中国经济的渠道。对于中国经济国际关联问题，本文给出了一个不同于现有文献的重要结论：2002年以来，中国呈现出与发达国家（地区）经济周期波动显著的关联度。结论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把样本考察期间以2002年为界分为两个部分，如果不做这样的区分，我们的观察与现有文献的分析基本一致，正如图1和表1中国与外国（地区）1995～2006年季度GDP波形趋势和相关系数所揭示的那样。就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历史经验来看，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GDP周期波动的国际关联的确呈现出与前期不同的态势，因此，立足于这种经验观察之上的时段划分是合理的，而我们由此对于2002年之后中国经济周期国际关联的考察也是成立的。
统计分析一个启发性的结果是，中国与发达经济体面对随机冲击时迥然相异的投资、消费反应模式。就固定资产投资而言，发达经济体面对随机冲击具有相似的反应，但是公共因子对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波动和消费的解释力较弱，国内宏观经济环境这个特殊因素的解释力很强：即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对于国际经济波动冲击具有很强的“免疫性”。虑及发达国家与中国微观投资结构及制度环境的差异性，这个结论的自然延伸是，中国政府主导型投资模式和国内特殊的消费环境在投资、消费波动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存在两种力量左右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动，一种是日益扩大的对外贸易和国际金融联系，这种力量具有使中国经济波动“收敛于”世界经济波动的倾向；一种是国内特殊的投资和消费模式，这种力量具有使中国经济波动“脱钩于”世界经济波动的倾向，两种力量的均衡形成了目前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协同状况。
但是，从入世后中国经济的表现来看，“收敛”倾向似乎更为明显。关于这一点，我们运用2001～2008年发生的两个典型经济事件进行说明。事件之一是2001年美国的IT泡沫，从表6可以看出，2001年OECD主要国家的季度GDP增长均出现大幅下滑，此间，中国季度GDP出现提振倾向，到2002年之后才进入高速轨道。事件之二是2007年以来迅速蔓延的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与2002～2006年相对景气时期的增长状况比较起来，2007年至今，OECD主要国家的季度GDP增长均出现大幅下滑，中国经济增长在2008年也出现明显下滑态势。与2002～2006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各变量表现相比，本次金融危机对于外资引进、出口增长的抑制作用比较明显。
七 结论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的观点综述如下：存在两种力量左右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动，一种是日益扩大的对外贸易和国际金融联系，这种力量具有使中国经济波动“收敛于”世界经济波动的倾向；一种是国内特殊的投资和消费模式，这种力量具有使中国经济波动“脱钩于”世界经济波动的倾向，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目前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协同状况。但是，从中国入世之后GDP国际关联的特征来看，“收敛性”力量更强一些。计量分析进一步表明，中国GDP波动的六成左右可以由世界性公共因子来解释。由此，可以引申出以下三方面的政策含义：
1.中国应对危机仍有较大的能动性。中国经济的局部“脱钩倾向”体现了在特殊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下，中国政府宏观政策的特殊作用。在本次危机中，中国政府采取的强力措施取得了短期效果，特别是投资与消费增长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出口的下滑，这表明世界性公共因子对中国消费和投资的冲击仍处于很低的水平，从而体现出中国政府应对危机所体现出的较大能动性。不过，这种政府能动作用的可持续性值得关注。
2.中国经济全面复苏还有赖于外部环境的改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波动与世界经济的“收敛性”倾向表明中国经济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很高，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世界经济的大舞台。而当前次贷危机仍在继续深化发展，也将会通过所谓“世界性公共因子”对中国经济的回升产生抑制作用。因此，中国经济要实现全面复苏还有赖于外部环境的改善。
3.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亟待改变。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增长、消费和投资的影响值得反思。如果全球化仅仅是使中国GDP受到世界公共因子更大的外部冲击，而消费和投资并没有出现同等数量级的影响，说明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超常的福利外溢，中国消费者并没有从世界经济增长中分享到足够多的福利改善。从改善投资、消费结构、改善民生的角度出发，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亟待改变。
（截稿：200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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