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港地区对1949～1979年中国大陆经济史研究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中论文,国大论文,史研究论文,地区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历时30余年，其间在经济建设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综合国力得到显著提升。但也遭遇了严重的错误，经济发展出现过严重的困难和挫折。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研究者，出于各种立场、动机，也密切关注着大陆的经济发展，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整理、分析这些与大陆地区研究视觉迥异的研究成果，有利于我们反思大陆地区经济建设的成败得失，以资以后经济建设借鉴，更有助于对整个宏观社会发展策略的反思与改善。同时，作为一个学术史的研究和整理，也可以了解港台地区学术演变与两岸三地经济、政治的发展、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做了初步的尝试，以期抛砖引玉，将这一领域的研究引向深入。
一、研究概况
1949～1979年间，由于受各自地区政治气候的影响，加之大陆同中国港台地区的政治经济体制、社会发展策略差异很大，中国港台地区研究者对于这一段历史时期大陆经济发展除少量的、局部的肯定外，基本持否定的态度。
①经济体制。对于1949年至1979年间长期实行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计划经济体制，港台地区研究者认为有不可弥补的缺陷。
②农业。中国港台研究者大都认为，大陆的经济发展策略是“集中投资于发展重工业，特别是与国防有直接关系的钢铁及机械制造业，牺牲农业”。①也有一些研究者对于这一时期大陆农业发展给予了一定的肯定，如“农地面积的扩大；山地河川的整理；土壤的改良；机器耕作的推广；为防旱、防灾、防霜、关于地理及气候的研究；水利、电力、机器、肥料等‘四化’运动的推进；各大牧区——内蒙、新疆、西藏、青海、甘肃等省和自治区——灌溉、贮水设施的建设、整理，使牧区的人群得获定居，仍算是颇为切要的”。②
③工业。中国港台学者认为，在工业发展策略上，1949年以后大陆地区有所偏差，“严重地犯了‘重重轻轻’的错误，”③但港台研究者也认为，1949年至1979年间工业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经过30年的发展，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经接近世界最先进国家。④对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高投资还是取得了应有的回报。在“一五计划”完成后就已经“奠定了重工业基础”。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过去一百余年中国一直落后的事业如钢铁、机器、电力、石油、化学、航运、边疆交通、农业机械和水利都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是不可抹杀的”。⑥
④重大经济事件。a.国民经济恢复。一方面，欧阳正宅认为，这一历史时期是大陆国民经济奠定基础的时期，极为关键：工业和农业主要的产量，除个别外，都超过建国以前的水平。⑦另一方面，也有负面的评议，认为土地改革和“三反”、“五反”运动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动荡。
b.第一个五年计划。对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的主要成绩，中国港台学者多数还是承认的。邓辛未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达成四项成果：“第一，重工业基础的建立及战争有关的钢铁、石油、电力、机器、水泥、机器等工业均有相当显著的发展；第二，内陆新工业的形成；第三，战略交通网的发展，为适应全面备战的需要，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对战略交通线的构筑，全力推行完成铁路五千公里；第四，经济集体化的完成”。⑧
中国台湾地区研究者对于第一个五年计划虽有肯定，但仍属有限，更多的还是批评与否定：“各项生产及投资指标的设定，违背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原则，造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高度脱节”。“首先严重脱节的是农业发展远落于工业之后”；“第二个严重脱节的是原料工业和加工工业发展的不平衡”。⑨对于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台湾学者更是彻底否定。
c.“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后果，台湾地区研究者的批判连篇累牍。
d.国民经济调整。港台研究者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效果大致予以肯定。“到1965年，农业生产基本上恢复至1957年的水平”。⑩除了工农业生产恢复之外，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国防生产的推展工作相当迅速，从1963年先后成立4个机械工业部，分别负责电子、大炮和重型武器、造船和海军装备、飞机和火箭的制造。1964年10月中共引爆第一颗核头，成为世界核子国之一”(11)
e.“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国民经济。“文化大革命”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巨大损失，港台地区学者认为“当在人民币3千亿元以上。”(12)不过，港台研究者对“文革”十年期间周恩来、邓小平先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整顿经济秩序的努力给予了一定的肯定，周恩来和邓小平相继制订“关于坚持工业计划，加强经济通知”（简称“工业十条”）、“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文件（简称“工业二十条”），以整顿工业企业，纠正‘文革’以来大陆工业方面发生的偏差和混乱现象。(13)
f.文革后的经济恢复和经济冒进。中国港台研究者一致认为1978年提出的“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是又一次“大跃进”，脱离了中国社会现实和经济基础，造成严重的后果，主要有：“第一，由于基本建设投资过多，建筑材料供应不足，施工期普遍延长，造成人力及资金大浪费；第二，各部门争取机器设备，大量向国外进口，出现十三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外汇存底迅速下降；第三，因为缺乏技术人员，机器进口后无法使用，积压大量资金”。(14)
二、中国港台地区对1949～1979年中国大陆经济史研究中几个代表性观点的评析
1.关于1949～1979年大陆经济体制是否严重束缚经济发展
中国港台学者普遍认为，1949～1979年中国大陆实行的经济体制给大陆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浪费，严重阻碍了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15)
显然，这种看法受到两岸意识形态对立的影响很大，这种全盘否定的结论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诚然，这一段历史时期大陆的经济体制存在不少问题，经济发展也遭受很大的挫折，但也绝非台湾学者所言无可取之处。事实上，大陆经济发展的成绩表明，这一时期的经济体制有其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的新的经济体制极大的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衡量一种经济体制是否合理的唯一标准是考察其是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表明这一历史时期实行的经济体制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
对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从后来的效果来看，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在速度上过快一点，所有制过于单一。正如邓小平所言：“有人说，过去搞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太快了。我看这个意见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16)但是，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消灭剥削制度的尝试，是人类探求平等的一次积极的实践。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或如港台研究者所言有一定的弊端。但是任何问题都要一分为二地分析，也正是由于这种体制，使得国家能够集中全国人力物力办大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两弹一星”的成功制造，等等一系列的成就，都是受益于这一体制。
2.关于“重工轻农”、“重重轻轻”的经济发展策略问题
中国港台研究者大都认为，“中共早期师承斯大林经验，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政策，片面地以高积累、高投资、轻消费的方式，并在消灭或有限制的私有制下，进行大规模强制工业化的建设。如此，完全忽视了中国大陆原有的需要并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严重地犯了‘重重轻轻’的错误，故导致长期榨取农业及轻工业作为发展重工业资金积累的泉源。”
中国台湾学者批评“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轻工业等其他经济部门发展，是完全脱离了中国当时的客观现实分析问题。正如薄一波后来总结：“设想多发展轻工业，一定是投资省、见效快，又能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为国家多积累建设资金。但是，没有机器制造业，发展轻工业的装备从哪里来？没有钢铁等基础工业，机械制造的原材料从哪里来？没有能源和交通运输，整个经济又怎么运转？仰赖进口吗？办不到。一是我们没有钱，二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实行禁运和封锁。全靠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支援也不现实。特别是当时美帝国主义实际上还同我们处于军事对峙状态，我们亟需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以增强国防力量。这些因素是客观的现实，不是我们的主观意志可以改变的。因此，我们的‘一五’计划不能不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方针”。(17)
在实际经济建设中，各经济部门发展的确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但也没有台湾研究者所说的那么严重。优先发展重工业有其具体的历史背景，但并不意味着置其他事业于不顾：“‘一五’期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用于重工业的占36.2%，用于轻工业的占6.4%，用于农业的占7.1%，三项相加共占49.7%。其余一半，用于国防建设、运输邮电、商业、文教卫生、科研、城市建设和购置车船，以及现有企业的改建和扩建。这样的安排，在当时的条件下，大体是合适的”。(18)事实上，就连中国台湾学者自己也承认，经过30年的发展，相对于1949年，农轻重三者的关系已经比较协调：“农轻重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由1949年的70.0:22.1:7.9，变为1978年的27.8:31.1:41.1。”(19)
可见，在这个问题上，港台学者的批判一是忽略了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二是把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夸大了。
3.关于中国大陆在经济建设中的严重错误
在1957年以后，中国大陆在经济建设方面犯了严重的错误，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施出现了灾难性的后果，“文化大革命”也使得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对于这些错误的反思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这种反思应该是有建设意义的，有利于吸取经验教训，以资今后的经济建设借鉴。港台地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中有些批评是中肯的，如“大跃进”运动造成的巨大浪费，对环境的破坏以及人民公社制度对广大农民积极性的挫伤。有的研究成果甚至是独到的，比如对于发动“大跃进”运动动因的分析中涉及到资金缺乏和劳动力过剩等因素，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
但是有些中国港台研究者认为建立人民公社是为了“榨取农民”、“便利统制”，(20)这就不符合历史事实。毛泽东建立人民公社的初衷还是为了改革生产关系，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从而推动农业生产。这一点，许多外国学者都是承认的：“毛（泽东）仍然相信较大的农业生产单位可以导致有效的规模经营。他还相信，在农业经济中动员现有资源，主要是劳力，将为更快发展提供一个突破口”(21)可见，毛泽东主张建立人民公社，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推动农业发展，尽管这一设想由于脱离现实而失败了。
三、结语
1.中国台港学者对于大陆经济史研究的特点
第一，中国台港研究者对大陆经济史的研究受到两岸三地政治经济变化的影响很大。学术研究并非是孤立进行的，而是受到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深刻影响。由于国共两党政权这一时期尤其是1979年以前处于完全敌对的态势中，台湾研究者基本上是抱着一种敌对的态度来考察大陆社会经济发展，对大陆经济的研究与评价超出了学术的范围，攻击、谩骂比比皆是。当然，在这样的客观条件限制下，研究水平自然也就不高。此外，1979年以前，大陆地区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港台地区相比，是一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制度，港台研究者对此种制度认同度非常低，即使在学术研究氛围相对宽松的香港，对于大陆1979年以前的经济发展，也是批评、批判居多。总之，批判的声音构成港台地区大陆经济评价的主流。这显然不是正当的学术研究应当有的态度。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两岸三地经贸关系日益密切，同时，台湾地区的政治形势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对学术研究的限制日趋宽松。因此这一时期，台港地区对于大陆经济史研究出现了一些转变。意识形态对港台地区学术研究的影响日趋减弱，研究的学术性日趋增强，学者们对于大陆地区经济史的研究更多的是运用经济学的原理、方法，虽然对于这一段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基本上仍持否定态度，但大体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原先的攻击、谩骂慢慢减少。可以说，港台学者对大陆经济史的研究经过了一个从政治到学术的变化。
第二，借助西方经济学理论结合实证研究是中国港台研究者研究的一大特点。港台研究者由于历史与地利之便，与西方的学术交流比较频繁，多数研究者都有在西方求学的背景，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非常深，在研究中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方法比较多。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地区，目前经济发展的趋势都是向国际接轨，所以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影响的港台学者在分析经济问题尤其是现实的经济问题时具有一定的优势。当然在一些研究者身上也存在着食洋不化，理论与现实脱节的现象。同时，在中国港台研究者也继承了中国传统学术实证研究的优良传统，研究论著中例证、数据都非常丰富。
2.中国港台学者大陆经济史研究的启示：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
纵观中国港台研究者对中国大陆经济史研究的成果，如上文所提及，他们对1949～1979年大陆经济基本持批判、否定的态度，这其中固然有意识形态对立的因素，但也不容否认，中国大陆自身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严重的错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重视经济建设，对外封闭，不重视对外交流，在经济建设中也不尊重经济规律，盲目蛮干，结果造成了惊人的损失，授人以柄，招致批判和攻击。
而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港台研究者尤其是台湾研究者仍然以旧有眼光，抱着观望甚至幸灾乐祸的态度看待大陆的改革开放，但是很快，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大陆的经济社会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即使抱有最浓重敌意的人，对这样的成绩也难以否定。逐渐地，港台学者对大陆经济发展怀疑的、否定的声音逐渐微弱，代之以认同、肯定的态度以及善意的批评。
中国港台学者态度上的变化表明，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在经济发展做出成绩，才能打消怀疑、否定，才能得到尊重和认同。正如邓小平所讲：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中国港台大陆经济史研究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注释：
①郑竹园：《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经验》，《华人地区发展经验与中国前途》，（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1988年版，第229页。
②欧阳正宅：《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史》，（台北）时代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370页。
③唐彦博：《两岸工业发展比较》，（台北）永业出版社1994年版，第117页。
④《台湾海峡两岸各种体制之比较研究》，第159页。
⑤郑竹园：《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经验》，《华人地区发展经验与中国前途》，（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1988年版，第230页。
⑥欧阳正宅：《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史》，（台北）时代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410页。
⑦欧阳正宅：《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史》，（台北）时代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340、341、342页。
⑧邓辛未：《三十五年来中共经济的演变》，（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8、9页。
⑨邓辛未：《三十五年来中共经济的演变》，（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10、11页。
⑩关锋：《中国农村近半世纪：体制、劳动力及产出》，陈欣欣编著：《两岸四地》，（香港）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6页。
(11)唐彦博：《两岸工业发展比较》，（台北）永业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102页。
(12)郑竹园：《检讨中共经济的病根》，（台北）光陆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页。
(13)唐彦博：《两岸工业发展比较》，（台北）永业出版社1994年版，第105、106页。
(14)《台湾海峡两岸各种体制之比较研究》，第147、148页。
(15)郑竹园：《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经验》，《华人地区发展经验与中国前途》，（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1988年版，第223-241页。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0、291页。
(1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页。
(19)唐彦博：《两岸工业发展比较》，（台北）永业出版社1994年版，第117页。
(20)邓辛未：《三十五年来中共经济的演变》，（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9页。
(21)（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