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私家藏书兴盛原因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兴盛论文,藏书论文,原因论文,魏晋南北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的古籍是靠古代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寺观藏书和书院藏书这四大系统传承的，其中官藏和私藏居主流地位，传承着华夏文明。我国私家藏书始于先秦，兴于两汉，至魏晋南北朝得到蓬勃发展。是时，藏书家人数众多，藏书量前所未有，藏书活动内容丰富，学术成果异彩纷呈，已初步形成私家藏书文化①。因此，叙述其盛况，探究其成因，阐明其作用，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一
藏书是伴随着书籍的产生而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我国藏书始于商周时期的官藏，春秋之后，“学在官府”被打破，孔子“以大圣之才，开素王之业”[1] (卷四九，《牛弘传》，P.1298)，开始有了私家藏书。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书籍在不断地繁衍增多，由藏书而衍生的与之相关的内容愈加丰富，久之逐渐形成藏书文化。所谓藏书文化是指在图书文献极其繁富情势下，以逐渐完善的藏书处所为保证，以专门收藏家和研究者所构建与藏书有关的多种专学为羽翼，并以人文精神为理念，围绕“藏”、“用”关系的演化，不断溉泽着全民族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它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秦皇焚坑政策，沉重打击了私家藏书。两汉时期，由于社会长期安定，文教事业有了较大发展。但囿于当时诸种条件，书籍难以大量生产，因此制约了私家藏书的发展，藏书家寥若晨星，藏书量也很有限，其中可圈点者屈指可数。这说明整个汉代，私家藏书并不普遍，藏书群体仅局限于王公贵族、士大夫阶层。
到了魏晋南北朝，私家藏书有了长足进步，不仅成为一种较为常见的社会现象，而且开始有了广泛的文化意义。据范凤书同志在《中国私家藏书史》(大象出版社2001年7月版)一书中统计，此期藏书家共有102人(按：这个数字并不准确，除史籍中有漏收的外，未将佛典、道籍、墓志中记录的藏书家统计在内。)这只是见诸史书记载，实际人数恐怕还多。据正史明确记录，此时有14人藏书达万卷以上，萧统“有书几三万卷”[2] (卷八，《昭明太子传》，P.167)，梁宗室萧劢，“聚书至三万卷”[3] (卷五一，《萧劢传》，P.1263)，沈约“聚书至二万卷”[2] (卷一三，《沈约传》，P.242)，萧纶有“书二万卷”[4] (卷一九，《马枢传》，P.264)，张缵有“书二万卷”[3] (卷五六，《张缵传》，P.1388)，其他如崔慰祖、陆澄、任昉、王僧孺、张缅、许亨、元延明、辛术、穆子容等人的藏书均逾万卷(见正史本传或他传)，如果将梁元帝算在内，他藏书14万卷[5] (卷一六五，梁元帝承圣三年，P.5121)居是时之冠。还有王弼藏书“几将万卷”[6] (卷二八，《锺会传集解》，P.656上)，李业兴“垂将万卷”[7] (卷八四，《李业兴传》，P.1865)，司马道子、崔祖思、刘善明有书“八千卷”[8] (《续晋阳秋》，P.263、P.291)[9] (卷二八，《刘善明传》，P.527)，范蔚“有书七千余卷”[10] (卷九一，《范平传附范蔚传》P.2347)，孔休源“聚书盈七千卷”[2] (卷三六，《孔休源传》，P.522)，宋世良“有书五千卷”[11] (卷八一，《刘昼传》，P.2729)，李谧“卷无重复者四千有余”[7] (卷九0，《李谧传》，P.1938)，葛洪、皇甫谧、萧子良、褚湛之、谢弘微、沈亮、陶弘景、阮孝绪、萧秀、王泰、柳世隆、沈麟士、刘慧斐、张盾、徐伯阳、江总、宋繇、李顺、江强、阳尼、元顺、陈元康、贺拔胜、陆爽、黎景熙、杨愔等人咸有上千卷藏书。有很多藏书家藏量很大，由于记载不明确，使我们无法知其准数，如三国蜀汉的向朗“积聚篇卷，于时最多”[12] (卷四一，《向朗传》，P.1010)，西晋张华搬家时“载书三十乘”[10] (卷三六，《张华传》，P.1074)，北魏宗室元晏“家书多秘阁”[11] (卷一五，《元晏传》，P.565)，高闾“家富典籍”[7] (卷六二，《李彪传》，P.1381)，李冲“家饶书”[7] (卷六六，《崔亮传》，P.1476)，齐王俭“悉以四部书充俭家”[9] (卷二三，《王俭传》，P.436)，梁萧机“家既多书，博学强记”[2] (卷二二，《萧机传》，P.345)，萧静“内足于财，多聚经史”[2] (卷二二，《萧静传》，P.350)，萧循“广集坟籍”[3] (卷三0，《傅縡传》，P.400)，东晋殷允、张敞、郗俭之、桓石秀、北齐邢邵、魏收、辛术、穆子容、司马子瑞、李业兴并是“多书之家”[8] (《续晋阳秋》，P.276)[13] (卷四五，《樊逊传》，P.614)等等。另外，在魏晋南北朝人物传记中屡见这样的记述，云某人“耽玩典籍，以琴书自娱”、“以坟籍为务，四十年不出门”、“闭门自守，所对惟琴书而已”，这些文字背后透出了他们藏书的情况，那些经学大师、私人教育家肯定也有一定的藏书。时风以藏书多、读书夥为荣耀③，受人尊敬。《隋书·经籍志序》云：“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家家藏书不可能，但总的感觉是，此期藏书家很多，痴迷于书者灿若繁星，确实是一个藏书、著书、教书、读书的时代④。
此时的藏书群体已由汉代的王公贵族、士大夫阶层扩展到了平民百姓，完全打破了封建贵族垄断图书的局面，图书走进了百姓人家。在11部记录魏晋南北朝史事的正史中，记载了许多贫穷学子刻苦读书的事迹，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得书较为容易。这些藏书家的藏书来源主要有六：一是购买所得。当时在一些大城市中有很多书肆，另有沿街贩书者，藏书家们或亲购，或遣人代购。《晋书·葛洪传》载：洪“至洛阳，欲搜求异书以广其学。”《魏书·崔玄伯传》载：“著作佐郎王遵业买书于市。”《南史·萧锋传》载：“武帝时，藩邸严急，诸王不得读异书，《五经》之外，唯得看《孝子图》而已。锋乃密遣人于市里街巷买图籍，期月之间，殆将备矣。”又《北史·阳俊之传》：“当文襄时，多作六言歌辞，淫荡而拙，世俗流传，名为《阳五伴侣》，写而卖之，在市不绝。”二是雇人抄写。《南史·张缵传》载：张缵晚年，“颇好积聚，多写图书数万卷。”这个数目，他不可能亲自完成，肯定是雇人所抄。当时，雇人抄书极其普遍(按：雇人抄书，后有所述)，由此而成为藏书家的不乏其人。三是祖上所传。《晋书·范平传》载：“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宋书·谢弘微传》载：弘微“所继丰泰，唯受书数千卷。”《陈书·陆从典传》载：“从父(陆)瑜特所赏爱，及瑜将终，家中坟籍皆付从典。”四是躬亲抄录。《北史·穆子容传》载：“求天下书，逢即写录，所得万余卷。”《南史·王泰传》载：“手所抄写二千许卷。”《南齐书·沈驎士传》载：驎士“笃学不倦，遭火，烧书数千卷。驎士年过八十，耳目犹聪明，手以反故抄写，火下细书，复成二三千卷。”又《梁书·刘惠斐传》载：“慧斐尤明释典，工篆隶，在山手写佛经二千余卷。”五是皇帝赏赐。《宋书·自序》载：沈家有“赐书二千卷。”《梁书·王暕传》载：“居无尘杂，家有赐书。”又《陈书·江总传》：“家传赐书数千卷。”⑤ 六是亲朋馈赠。《周书·蔡大宝传》载：大宝“尝以书干仆射徐勉，大为勉所赏异。乃令与其子游处，所有坟籍，尽以给之。”《陈书·马枢传》载：“寻遇侯景之乱，(萧)纶举兵援台，乃留书二万卷以付枢。”此外，还有于战争中所获。如《晋书·应詹传》载：“寻与陶侃破杜弢于长沙，贼中金宝溢目，詹一无所取，唯收图书，莫不叹之。”又《北齐书·辛术传》载：“及定淮南，凡诸资物一毫无犯，唯大收典籍。”《周书·唐瑾传》载：“诸将多因虏掠，大获财物。瑾一无所取，唯得书两车，载之以归。”当然，他们大多是靠持续购买、抄录得来，其它途径所获，毕竟极具偶然性和局限性。
此时还出现了专藏某一类书籍的藏书家。如《魏书·江式传》载：江式六世家传书法、文字之学，故其家多藏“ 古篆八体之法。”《南齐书·贾渊传》载：“渊祖弼之广集百氏谱记，专心治业。晋太元中，朝廷给弼之令史书吏，撰定缮写，藏秘阁及左民曹。渊父及渊三世传学，凡十八州士族谱，合百帙七百余卷，该究精悉，当世莫比。”其家专藏谱系之书。又《陈书·徐伯阳传》载：“家有史书，所读者近三千余卷。”只有在书籍种类繁多、学术不断发展的世况下才会出现这种现象。
虽是写本时代，但当时书籍已分版本。北齐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书证篇》中就提到过江南本、河北本、古本、今本等多种版本。斯时由于抄书人的素养、文化水平不同，书籍内容深浅各异，所以抄出的书籍有高下优劣之分。藏书家们已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有些藏书家专门收集一些“异本”、“佳本”，形成自己的藏书特点。如《梁书·任昉传》载：任昉“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同书《王僧孺传》亦载：“僧孺好坟籍，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又《北齐书·辛术传》载：“唯大收典籍，多是宋、齐、梁时佳本，鸠集万余卷。”这些“异本”、“佳本”对校勘、学习颇有用途。《晋书·张华传》载：“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由是博物洽闻，世无与比。”《北史·卢思道传》载：思道“因就魏收借异书，数年间，才学兼著。”有的藏书家为了便于检寻和使用，还将自己常用书籍抄成袖珍本。《南史·萧钧传》载：“钧常手自细书写《五经》，部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侍读贺玠问曰：‘殿下家自有坟素，复何须蝇头细书，别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经》，于检阅既易，且一更手写，则永不忘。’”由于这项活动对于学习大有裨益，遂被众人仿效，“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巾箱《五经》自此始也。”
正是因为有了如此广泛的私藏基础，所以才于此时出现了我国最早的私家藏书精舍。据《魏书·平恒传》记载：平恒燕郡蓟(今北京西南)人，“博通经籍”，暮年，“乃别构精庐，并置经籍于其中，一奴自给，妻子莫得而往。”这是在正史中首次明确记录的比较正式的私家藏书建筑，它独立于居室之外，专供藏书、阅览、研究使用。既称“精庐”，定然精美别致，与普通房舍不同，很可能有简单的防火、防蛀措施。它是私家藏书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私藏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
随着私家藏书的普及和藏书量的增多，私藏活动内容也愈加丰富。首先，藏书家们不仅藏书，而且随时进行整理，以除去谬误。写本书籍，一经抄录，极易出现鲁鱼虚虎之误，这就需要不断校勘。藏书家们不畏辛劳，乐此不疲地躬行其事。《三国志·蜀书·向朗传》载：向朗“潜心典籍，孜孜不倦。年逾八十，犹手自校书，刊定谬误。”《魏书·李谧传》载：李谧羸弱多病，犹“鸠集诸经，广校同异，”终致英年早逝。又《宋书·刘穆之传》载：刘穆之“内总朝政，外供军旅……裁有闲暇，自手写书，寻览篇章，校定坟籍。”还有刘宋的傅隆、萧梁的孔休源、萧静、元魏的张兖等人都曾整理过自己的藏书。通过他们的整理，不仅为后人留下了优质书籍，而且也提供了宝贵的校书经验，发展了校勘学。为便于寻检，许多藏书家编有藏书目录，其中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最具代表，一再被后世推崇。
王俭(452-489年)字仲宝，琅琊临沂(今山东)人，是宋、齐间政治家和学者。宋明帝时官太子舍人、秘书丞。入齐，迁尚书右仆射，领吏部。撰有《古今丧服集记》，主编了国家目录《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编撰了私藏目录《七志》。《七志》将其藏书分为7大类，有《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和《图谱志》，附录了佛、道书籍和晋《中经新簿》以前各目录书的阙书目。目录学家来新夏先生说：“它的私人编目，著录今书，创立传录都是前人所无。而收录前此缺书及佛、道书，扩大了收录范围，成为一部收录较全的私家目录。”[14] (P135)《七志》开私藏目录之端，这也是私藏量增多的必然结果。
阮孝绪(479-536年)字士宗，陈留尉氏(今河南)人，梁朝处士，博学多识，贫困自守，坚不出仕。著有《正史削繁》等7种书和收一代藏书的《七录》。《七录》分为内外篇：内篇有《经典录》、《纪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技录》；外篇有《佛法录》、《仙道录》。《隋书·经籍志序》称“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来新夏先生评论道：“《七录》是继承和总括了前人的目录成果，是比较完备的一个综合目录。开启了研究前人目录之端，摆脱了单纯登录藏书的局限。”[14] (P1138)，《七录》在分类、解题、增补私藏、序后胪列古代目录等方面多有开创，诚宜在私家藏书史上特书一笔。
其次，他们利用所藏进行讲学和著述，将藏用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藏书的功能。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私学极其发达，许多士人开门纳徒，传学授业。《晋书·刘兆传》载：刘兆“博学洽闻，温笃善诱，从受业者数千人。”《魏书·高允传》载：高允“还家教授，受业者千余人。”又《北齐书·张买奴传》载：买奴“经义该博，门徒千余人，诸儒咸推重之。”这些私学大师用自己的知识和藏书，培育了大批的贫穷学子。此外，藏书家们还耕耘书圃，潜心著述，硕果累累，这些成果或阐述对社会、人生的看法，或总结、发展某一学科，如王弼的《周易注》、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葛洪的《抱朴子》和《金匮药方》、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萧子良的《四部要略》、陆澄的《地理书》、崔慰祖的《海岱志》、王俭的《百家集谱》、萧秀的《寿光类苑》、沈约的《宋世文章志》、任昉的《地记》、王僧孺的《百家谱》、萧统的《文选》、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徐勉的《流别起居注》、阮孝绪的《七录》和《高隐传》、明山宾的《吉礼仪注》、元晖的《科录》、元延明的《器准》、阳尼的《字释》、李谧的《春秋丛林》等等，这些新著在当时和后世都极具影响。他们还自编或他编了许多个人文集(见《隋志·集部》别集类)，创造了丰富的文化产品。通过这些活动，不仅提高了藏书质量，方便了检索利用，而且推动了学术发展，提高了民族文化素质，传播了典籍与文化。
更值得称道的是，许多藏书家颇具人文精神，他们未将自己的藏书秘而不宣，而是对外借阅，愿为人用。在史书中，此期私藏外借的例子不胜枚举，前面提过的向朗“积聚篇卷，于时最多。开门接宾，诱纳后进。”又《北史·元晏传》载称：元晏好集图籍，“诸有假借，咸不逆其意，亦以此见称。”《魏书·李彪传》亦载：“悦兄闾，博学高才，家富典籍，彪遂于悦家手抄口诵，不暇寝食。”李彪后来成为藏书家，也借书与人。《南史·张率传》又载：“时陆少玄家有父澄书万余卷，率与少玄善，遂通书籍，尽读其书。”《北齐书·裴诹之传》亦载称：“尝从常景借书百卷，十许日便返。”更有藏书家十分关爱读者，不仅热情出借，而且还为贫者提供住宿，筹办衣食。《晋书·范平传》附《范蔚传》载：范蔚藏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北史·刘昼传》载：刘昼“知邺令宋世良家有书五千卷，乃求为其子博士，恣意披览，昼夜不息。”又《南齐书·崔慰祖传》载：慰祖“聚书至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袠，慰祖亲自取与，未常为辞。”向朗、范蔚、元晏、宋世良、崔慰祖等人以己所藏润泽他人之举，实在可钦可赞。当时，许多人是靠阅读私家藏书而成为文彦俊才的。另有藏书家以己所藏襄助他人完成学术著作，受到时人赞许，展示了文人宽广的胸怀。如阮孝绪在编著《七录》之际，告知另一藏书家刘杳，“杳有志积久，未获操笔”，闻阮孝绪“已先著鞭，欣然会意，凡所抄集，尽与相与”[14] (P322)，使得阮孝绪著成学术精品《七录》，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一段佳话。魏晋南北朝大量的私修史籍和著名的《三国志注》、《世说新语注》、《水经注》的问世，都不同程度地参考了私家藏书。私藏外借不仅培养了大批人才，推进了学术研究，促进了文献利用、传播、复制的提高，而且也促进了私藏家数量的增加和藏书规模的扩大；与此同时，对典籍的散佚也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弥补了官藏开放有限的不足[15] (P199)，这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更有藏书家未把自己的藏书当作私有财产，狭隘地传与子孙，而是遇到可传之人，便毫不犹豫，将多年辛勤积蓄相赠，使书逢其人，免遭散佚，充分发挥作用，前面提过的蔡大保和马枢便是例证，这样的事例当时多有，如沈约也曾赠书王筠[2] (卷三三，《王筠传》，P.484-485)、刘显赠书孔奂[4] (卷二一，《孔奂传》，P.728)。在当时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他们的慷慨相赠，常人难以做到，这也充分体现了他们重视图书文化的崇高精神。
纸质卷轴时代，书籍反复开闭，极易损坏，这就引发了人们对爱护图书的思考。于是，有的藏书家率先提出要保爱书籍，并身体力行。《太平御览》卷619引王隐《晋书》载：司马攸“好学不倦，借人书，皆治护，时以还之。”《魏书·刘昞传》载：“暠好尚文典，书史穿落者亲自补治，昞时侍侧，前请代暠。暠曰：‘躬自执者，欲人重此典籍。一同书《李业兴传》载：“业兴爱好坟籍，鸠集不已，手自补治。”《南史·刘苞传》亦载：刘苞“家有旧书，例皆残蠹，手自编辑”。此外，还有以它种形式护书者。如《南史·虞龢传》载：“居贫屋漏，恐湿坟典，乃舒被覆书，书获全而被大湿。”其情其景，令人赞叹。前面述过的沈驎士，其藏书遇火焚后，他年逾八旬，仍然孜孜矻矻地抄录，实为爱书楷模。当然，整理所藏也是爱护图书的一种形式。当时，人们已把爱护书籍看作是一种美德。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中说：“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可以肯定地说，很多古籍赖这些藏书家整理、保护而得以传承，他们对书籍的珍爱，体现了仁者爱物的精神。
三
从文献记载看，此期的藏书家主要有三类人士，即贵族、官僚、学者，尽管他们的家世、经历、职业、性格等不同，藏书志趣各异，或为著述，以垂名后世；或为治学，以探研学术；或为苦读，以博取功名；或为办学，以润泽世人……但他们皆钟情于书，这一点是相同的，他们不同的藏书目地是推动私藏发展的动力。他们除了实现藏书、读书基本目的外，还注意在藏书的过程中追求精神上的享受和慰藉。如《晋书·陶潜传》载：“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这是陶渊明的藏书情怀；《魏书·李谧传》：“公府二辟，并不就。惟以琴书为业，有绝世之心。”这是李谧的藏书情志；同书《常景传》载：常景“遇新异之书，殷勤求访，或复质买，不问价之贵贱，必以得为期。”这是常景的藏书情结。《梁书·王微传》载：“图籍相慰，吾所以穷而不忧。”这是王微的藏书情愫。由此可见藏书家怡情于书之一斑。他们藏书目的的多样性从不同途径丰富了藏书文化的内涵，繁荣了私藏事业。
最有意义的是私藏与官藏的互补。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仍，政权迭更，兵燹屡现，每及于此，官藏首遭厄运，如西晋末期，五胡乱华，“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1] (卷三二，《经籍志》，P.906)；东晋苏峻作乱，“文籍无遗”[3] (卷五九，《王僧孺传》，P.1641)；齐末兵火，“延烧秘书，图书散乱殆尽”[2] (卷二一，《王泰传》，P.324)；梁朝侯景之乱，梁室藏书，多从兵火；北周攻破江陵，元帝尽焚其书；元魏尔朱氏作乱，秘阁所藏，“并皆散亡”[1] (卷三三，《经籍志》，P.964)。官藏的散出，有些被毁，有些则流入私藏家手中。官藏流入藏书家之手的另一种方式，是皇帝赐书，每次赏赐数千卷，不仅成为私家藏书的来源之一，而且分流了官藏，使之免遭覆灭之灾。另外，官藏目录在社会上广为流行⑥，这为私家聚书、编目提供了参考信息，大有裨益，这是官藏对私藏的补充。而私藏回补官藏，则往往是在朝代更替、新朝甫立之时。在我国古代，一般规律，新政权建立后，总要搜求遗书，借鉴资治。如曹魏代汉，“采掇遗亡”[1] (卷三二，《经籍志》，P.906)；梁武践祚，诏求亡佚[16] (《为梁武帝集坟籍令》，P.3192)；陈文好史，“又更鸠集”[1] (卷三二，《经籍志》，P.907)；北魏道武，“大索书籍”[5] (卷一一一，晋安帝隆安三年，P.3488)等等。由于封建政府“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1] (卷四九，《牛弘传》，P.1300)，藏书家们不得不向政府献书。如《魏书·江式传》载：江式祖父江强“上书三十余法，各有体例，又献经史诸子千余卷，由是擢拜中书博士。”有时政府还派人到私藏家中或借用，或强取，以补充官藏。《晋书·张华传》载：张华“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檀道鸾《续晋阳秋》载：“王谧为秘书丞，乃表前尚书殷允、中书郎张敞、太子后率郗检之、故太常桓石秀是多书之家，请秘书郎分局采借。”[8] (P.276)《陈书·张讥传》亦载：张讥撰《周易义》等书合182卷，“后主尝敕就其家写入秘阁。”又《梁书·任昉传》载：任昉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昉卒后，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另外，政府组织人员整理官藏时，也常向藏书家借书，以作参考。《北齐书·樊逊传》载：樊逊整理官藏时，曾建议秘书省“即欲刊定，必藉众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书辛术、司农少卿穆子容、前黄门郎司马子瑞、故国子祭酒李业兴并是多书之家，请牒借本参校得失。”结果，“秘书监尉瑾移尚书都坐，凡得别本三千余卷，《五经》诸史，殆无遣阙。”官、私藏书的互补互动，是中华典籍绵延不绝、流传至今的根源，正是这种自觉行为，才保存了众多古籍，传承了中华文明。
四
魏晋南北朝私家藏书发展得如此迅速，逐渐形成了私家藏书文化，它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现仅就当时能够大量生产图书，满足藏书家需要，使其有书可藏可用，谈谈我们的观点。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17] (P.177)那确是一个“最痛苦的时代”，痛苦产生思想；那确是一个“最混乱”的时代，乱世造就英才；那确是一个“极自由、极解放”的时代，各种思潮纷至沓来。魏晋南北朝持续的战乱，削弱了中央集权，封建统治者迫于战争，加上世家大族的牵制，无暇顾及思想界的统一，秦汉以来封建政权对于学术文化的控制有所放松；又由于当时民族的冲突，阶级的交锋，国家的前途，百姓的境遇，佛、道理念和传统文化的碰撞等等，这些现实问题使众多仁人志士在宽松的学术环境中独立思考，以寻求解决方案。一批有责任感的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高僧、道士各骋胸臆，著书立说，阐述对社会、人生的看法。激烈的论争，深入的探讨，相互的吸纳，勤奋的笔耕，使佳作迭出，当时的学术界空前活跃，出现了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思想的自由和解放带来了著述的丰富，而著述的丰富是图书大规模生产的前提条件，随着社会各方面对书籍的需求，随着书籍商品化的发展和文字载体的革命，生产书籍的佣书业十分兴隆，逐渐形成产业化规模，佣书业在这场社会巨变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不仅迅速生产出大量书籍，传播了社会精英们的思想，而且也促进了藏书事业的发展。
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我国书籍文献全靠手抄生产传播。所谓佣书业是指图书文献再生产和出版的行业，它是以社会上一个贫穷的、有文化的群体为主力军，受雇为政府、私人、书商、寺观等抄书，以此获取报酬的一种行业。它肇始于汉代⑦，兴盛于魏晋南北朝，至唐朝随着雕印书籍的发明而逐渐衰落。
汉代的长期安定，使政府积蓄了大量典籍。在简帛为知识载体的写本时代，初编典籍难以大量生产，为了不同需要和防止散佚，于是政府出资，将其重要部分雇人抄写复制，分藏各处，这就是佣书业的开始。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18] (卷三0，《艺文志》，P.1701)，这个“写书官”就是负责管理佣书的官员。西汉成帝时，刘向、刘歆整理国家藏书后，将上万卷简帛书籍命人逐一缮写，那些缮写之人就是佣书人。东汉宫修《东观汉记·班超传》载：班超家贫，“恒为官佣写书以供养。”(范晔著《后汉书》据此改写为“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这是史籍中关于佣书的首次记录。又《太平御览》卷426引东汉侯瑾《汉皇德传》亦载：盖晋敦煌人(今甘肃敦煌)，“贫为官书，得钱，足供而已，不取其余。”遍阅现存汉代典籍，偶尔见到此类记述。从内容上看，早期佣书仅局限于封建官府中，未见社会其他层面有此现象，这说明当时佣书尚未形成市场机制。
到了魏晋南北朝，佣书在社会上全方位展开。《三国志·吴书·阚泽传》载：阚泽“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班超等是“为官佣书”，官府出资，雇人抄写；而阚泽是“为人佣书”，私人付钱，雇人抄书。可见从这时起，佣书已从政府扩展到有钱人家，这是一个进步，它说明佣书已成为一种社会职业。随着书籍商品化的发展，佣书业越来越红火，佣书人也大量产生。前面述过的藏书家张缵，其晚年雇人抄书“数万卷”便是例证。又《北齐书·祖珽传》载：“州客至，请卖《华林遍略》，文襄多集书人，一日一夜写毕，退其本，曰：‘不须也。’”“多集书人”，究竟是多少，史文未载，但由此可知，当时社会上佣书人众多，极易招雇。《华林遍略》是萧梁编辑的一部700卷的类书，这部卷帙浩繁的书籍一昼夜抄毕，是需要很多佣书人的。可见，此时佣书业已很有市场。
为了需要，当时政府设有负责抄书的胥吏，一些高官和贵族养着抄书人。《魏书·蒋少游传》载：少游因佣书而知名，“被召为中书写书生。”又《北齐书·张景仁传》载：景仁因“工草隶，选补内书生。”同书《赵彦深传》载：彦深“初为尚书令司马子如贱客，供写书。子如善其无误，欲将入观省舍。”《宋书·吴喜传》亦载：喜少时知书，“领军将军沈演之使写起居注。”显然，此时佣书人备受青睐。
随着社会各方对书籍的需求，佣书业遍布大江南北。梁释慧皎《高僧传·释慧果传》载：刘宋时，京师瓦官寺僧释慧果，“得钱三千文，为造《法华》一部。”《魏书·刘芳传》载：“芳常为诸僧备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如此数十年，赖以颇振。”又《陈书·徐孝克传》载：“后主敕以石头津税给之，孝克悉用设斋写经，随得随尽。”由是而知，当时雇人抄写佛经出资巨大。《云笈七籤》卷107《纪传部·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载：刘宋陶贞宝，秣陵(今南京附近)人，“家贫，以写经为业，一纸直价四十。”同时的余齐民，晋陵(今江苏常州)人，“少有孝行，佣书以养。”[19] (卷一五八，《人物志》)《南齐书·周山图传》载：山图义兴(今江苏宜兴)人，“少贫微，佣书自业。”《梁书·王僧孺传》载：僧孺东海郯地(今山东、江苏交界处)人，少时“家贫，常佣书以养母。”同书《沈崇愫传》载：崇愫吴兴武康(今浙江湖州)人，“及长，佣书以养母焉。”又《南史·朱异传》载：朱异吴郡钱塘(今浙江钱塘)人，“居贫，以佣书自业。”同书《庾震传》载：庾震新野(今河南新野)人，双亲病故，无钱安葬，“赁书以营事，至手掌穿，然后葬事获济。”这里的“赁书”就是佣书。
在北方，佣书业也很盛行。《魏书·崔光传》载：光“随父徙代(今山西大同)。家贫好学，昼耕夜诵，佣书以养父母。”同书《崔亮传》载：亮徙于桑乾(今山西山阴东)，“居家贫，佣书自业。”又《刘芳传》载：刘芳因战乱流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处穷窘之中……昼则佣书以自资给。”《蒋少游传》亦载：少游“见俘入于平城……以佣写书为业。”《北史·房景伯传》载：景伯生于桑乾，“家贫，佣书自给，养母甚谨。”
西部长安，也现佣书业。《高僧传·僧肇传》载：东晋张肇，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年少家贫，“以佣书为业。”至隋初，长安佣书业依然兴隆。《隋书·沈光传》载：陈灭，光家于长安，“甚贫窭，父兄并以佣书为事。”同书《虞世基传》载：“陈灭归国，为通直郎，直内史省。贫无产业，每佣书养亲。”
我们叙述佣书业，不能不提它的主力军—佣书人。在我国古籍中，佣书人有不同称谓，或称“书人”，或谓“书手”，或云“书工”，他们都是贫民，因被雇抄书，故统称书佣。这些人有文化，书法佳，凭此一技之长养家糊口。可以说，他们是我国最早的出版工作者。从文献记载看，当时书佣较易寻到雇主，且收入不菲。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书佣们将最新信息以最快的速度进行传播。如《梁书·刘孝绰传》载：孝绰“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同书《萧秀传》载：刘孝标撰《类苑》，“书未及毕，而已行于世。”《陈书·徐陵传》亦载：“徐陵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传写成诵，遂被之华夷，家藏其本。”在此过程中，他们既获得了报酬，亦嘉惠了世人。
书佣们所以能够迅速传播信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书写材料的革命。东汉以降，随着造纸技术的革新和原料的扩大，纸张得到丰产。由于纸易得易写，有诸多方便，所以纸写书逐渐代替了简帛图书。纸的广泛使用，使记录知识、传播信息非常便利，它对于佣书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正是书写材料的革命，成就了书佣的历史使命。
私家藏书在魏晋南北朝能够蓬勃发展，政治宽松是保证，著述丰富是条件，佣书业是直接的推动者，它使不同目的的藏书者梦想成真，这三者紧密相连，缺一不可。反过来，私家藏书活动又繁荣了学术研究，促进了社会文明，使佣书业更加发达。通过这样的循环，带动了社会进步，它是一种良性的互动。
通过以上叙述，不难看出，魏晋南北朝私家藏书的文化意义是多方面。首先，私藏家利用所藏，培养出了大批的贫穷的士人，嘉惠了全民族，其功甚伟，其事宜书。其次，私藏家保存和繁衍了中华典籍，传承了华夏文明。流传至今的先唐古籍，肯定有一部分经历了他们的庋藏和整理，使我们今天得以研究、利用。最后，他们发展了诸多学科，如历史学、目录学、校勘学、家谱学、地理学等等，创立了新体制的书籍，如《三国志注》、《世说新语注》、《昭明文选》等等。私家藏书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注释：
①关于魏晋南北朝私家藏书文化，除在专著《中国藏书通史》(宁波出版社2001年。按：其中第二、三编由余主编。)、《中国藏书楼》(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国私家藏书史》(大象出版社2001年。)和《藏书与文化—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有所论述外，尚有3篇论文直接谈及魏晋南北朝的私家藏书问题，它们是刘汝霖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私家藏书》(《图书馆》1961年第3期，P.57～59)、牛洪亮的《试析魏晋南北朝的私家藏书》(《图书馆杂志》2003年第6期，P.75～77)和廖铭德的《魏晋六朝私家藏书的人文精神及其现实意义》(《韶关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P.87～90)。所有这些，对我们深入研究该课题都颇有启示，但专著囿于体例及其它方面，不易集中论述，且多缺略。论文部分刘文详于统计，略于论述；牛文过于简明扼要；廖文重点在现实意义，加之三文皆未论及兴盛原因，所以，该课题仍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
②这是在来新夏先生“藏书文化内涵”基础上所作的概括，见《天一阁文丛》，宁波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③《太平广记》卷二五三《谈薮》载：“周司马消难以安陆附陈，宣帝遇之甚厚，以为司空。见朝士皆重学术，积经史，消难切慕之，乃多卷黄纸，加之朱轴，诈为典籍，以矜僚友。”《北史》卷二四《崔儦传》载：儦“每以读书为务，负恃才地，大署其户曰：‘不读五千卷书者，无得入此室。’”又《北齐书》卷二三《崔
传》载：“赵郡李浑尝宴聚名辈，诗酒正欢哗，后到，一坐无复谈话者。郑伯猷叹曰：‘身长八尺，面如刻画，謦欬为洪钟响，胸中贮千卷书，使人那得不畏服！’”
④参见梁元帝《金楼子·聚书篇》该篇颇能反映当时士人藏书、聚书、读书等一些情况。
⑤皇帝赐朝臣书籍，始于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更盛。(清)汤球等辑《众家编年体晋史·续晋阳秋》载：“诏赐会稽王秘阁书八千卷。”(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六一九引《齐春秋》载：“萧晋字元卿，蘭陵人也。家有赐书，志学不倦。”《陈书》卷二八《始兴王伯茂传》载：“世祖以伯茂好古，多以(书)赐之。”
⑥《宋书》卷五九《殷淳传》：“在秘书阁撰《四部书目》凡四十卷，行于世。”《梁书》卷五○《藏严传》：“王尝自执四部书目以试之，严自甲至丁卷中，各对一事，并作者姓名，遂无遗失，其博洽如此。”
⑦按：应该说，自简帛图书产生之后，就有抄书者，但出资雇人抄书或以盈利为目的的为人抄书，此前不见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