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训练中的教练和运动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运动员论文,教练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本文对心理训练实践中教练和运动员各自应有的不同角色作了综述，并就成功特征和组合方式的关系进行探讨，提出在参与和沟通的前提下对教练和运动员实施针对性的心理训练。
关键词 心理训练，成功特征，组合方式，多形式应激处理模型
心理训练是运动心理学研究和应用的最主要课题，长久以来有关的各种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已日趋成熟。但是，综观各类研究和实践应用的案例，心理训练的对象一直局限在运动员身上。当然，这种现象的存在是有缘由的，因为把心理学引入运动领域、开展心理训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运动员的成绩，所以很自然地运动员就成了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只是到目前为止，运动领域的另一个重要角色——教练在心理训练中的价值被过分地忽视了。这是不应该的，因为为提高运动成绩起见，教练对运动员的帮助已远不止是技术指导了，更何况教练本身就有有求于心理学的地方。这一点在教练整体素质不高的国内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运动心理学的研究者就有必要在不放弃运动员的同时，兼顾一下教练，看看应该让他们在心理训练中扮演什么角色。
1、教练与运动员——不同的角色
将教练和运动员同时纳为心理训练的对象，决不是要对他们一视同仁地加以心理学手段。应该认识到，教练和运动员是运动领域中两种有很大不同的角色[1]。如果说运动员是运动这个大舞台的主角，那么教练充当的至少是位导演，也许还兼编剧或摄影师呢。这样比喻，无非是想说明教练角色远比运动员要复杂，也更难以把握。在心理训练中，角色的分配也大致如此，只是多了一个作为“监制”的身份出现的心理学家，同时教练的“导演才能”被较多地削弱，倾向于与心理学家的合作。
一般来说，教练多是运动员出身，对专项有些精通。但是，一旦运动员脱下战袍成为教练，那么对他的要求就不再只是专项的熟悉了，他必须了解和精通更多的知识和应用性技巧[2]。好运动员不一定会是个好教练，好教练也不一定曾是个好运动员。在国外，对教练有三个最基本的素质要求，一要是个运动训练学家，二要是个运动生理学家，三要是个运动心理学家[3]。只有满足了这三条，才能执掌教鞭。而国内对这些方面的要求显然是不太严格。尤其是第三点，只因为它的面世较晚，所知者甚少，或者知之也不多。但是，作为一个教练，要显出高明于运动员的地方，就必须用此三者把自己武装起来。
教练有别于运动员的地方，首先在于他是一个师长，以自己的知识、技术对运动员负责。此外，他还应该是一位长官，属下的敬重和顺从以他的权威性、信心和勇气为前提[3]。这样的关系如果恰到好处地被保持着，那么教练就能够成为好教练，运动员也能成为好运动员。
2成功的教练
要做一个好教练，首先应该精通自己的专项、否则教练工作便无从着手。如果一个没打过乒乓球的人去当乒乓球教练，他既无法教运动员一些新招绝招，也无法发现队员打球时动作不规范的地方。还有一点，教练本身的形象也有一定的影响。Melville等人作过一次有关榜样角色的研究，发现由形象欠佳（如肥胖）的教练培训出来的学生各方面知识都要差一些，而且学生对老师也表现出更多的不敬，认为其有名无实，缺乏真才实学[4]。由此可见，榜样的力量还是不容忽视的。
大家都公认，教练应当具有相对高的权威性，而且大多数运动员也愿意相信教练应是一个在比赛危机时能依赖的人。事实上，权威性教练也比非权威性教练有更多的成功机会[3]。不过，权威不是专制的代名词，虽然教练的决策风格多少反映出专制的特征[1]。因为权威者可以信心、威望和实力赢得队员的信任和敬重，何况权威也不排除决策过程的民主性，它的最大特征只是最终拍板时的果断和刚毅；但专制就不同了，它和民主风格完全相背，队员意志一概被抹杀，于是只能招来不敬和暗中反抗。实际上，有研究表明在涉及与队员的人际关系上，最让教练头痛的就是失敬和不可教[3]。事情发展到那样的地步，要想成功也就难了。
在具体工作中，成功的教练和失败的教练相比，在教练行为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最突出的是，成功者使用了更多的指导性行为和正性关注[5][7]。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指导性行为通过提问方式来实现会有更好的效果[7]；而正性关注则以积极注意、语言鼓励和信心示范为主要形式[5]。Gould还特别提到了奖励公正的重要性[3]。
还有一点也不容忽视。Markland和同伴的研究指出，成功的教练与不成功的教练相比，成功的教练会在训练、比赛时给予队员更多听觉的、正确的、整体和局部动作的即时反馈。这种积极的反馈有助于队员更冷静地分析正发生的一切，作出更明知的判断[6]。
此外，期望在队员的成绩提高中扮演着相当有意思的角色。有关期望的实验早已为人所熟知，老师的高期望让学生的成绩“凭空”提高了5%-10%，因此而被冠以神奇的帽子。事实上，这种积极的盖拉蒂效应是以期望所带来的良性互动为基础的，师生的频繁交流、信息互通增加了双方的接受性，成绩的改善也就自然地产生了。这一点Markland也已用实验给出了运动领域的证明[5]。
3成功的运动员
前提当然还是技能水平的突出，否则一切都是空的。虽然运动员可以成为心理学家，但心理学家多半成不了好运动员，不是吗？
动机和信心是运动员参与和创造成绩的一个重要因素。动机大体上可分两类，即内在和外在动机。通常认为，以兴趣和成就感为主要内容的内在动机的动力大于外在动机，而外在动机中社会赞许和有形奖赏的效果则因时因地因人而宜，尽管两种方法都是有效的[3]。对信心则有比较一致的观点，优秀运动员被认为有更高更稳定的自信[8]，而且在实验室研究中，高自信直接与好成绩有关[9]。
注意力是影响成绩的又一个重要因素。运动领域中，人们对注意的研究较多，其中尤以Nideffer的二维模型为最。注意的广度和方向组成了四种适合不同专项、不同竞技动作、不同临场时间等多种要求的注意模式[10]。一般地，宽而内的注意适合于分析性行为；宽而外的注意适合于对外界信心的整合和评价，如集体项目；窄而内的注意适合于回避干扰的心理准备或表象行为；窄而外的注意适合于需要做出反应的短暂时刻，如射击瞄准和扣扳机[11]。既然注意的多样性与运动成绩密切相关，那么选拔正确的注意模式就是关键了。在这点上，优秀选手无论是赛前还是赛中都做得更出色、更有效，而注意涣散则总是与低水平选手有缘[8]。
对于大多数运动员来说，训练和比赛的主要差别是比赛带来更大的应激。当然，应激不一定就是紧张，也有可能是一种兴奋，两种状态都会对最终成绩产生极大影响。在对成功的一系列归因研究中，成功者总把好成绩归于稳定的情绪[12]，而失败者倾向于将失利归为太紧张[13]。实际上，唤醒水平的提高是竞赛临近的必然结果[3]，成功者与失败者的根本差别在于前者更能应付焦虑[8]，将高水平唤醒转化为兴奋性[14]。1976年美国进行奥运体操选拔赛时，心理学家迈赫·马赫尼的一项调查就得出了相同的结论[3]。而Bird在对射击的研究中明确指出，优秀射手的EEG频率保持稳定，直到触发板机前突然降低，之后又迅速恢复，此种EEG模式未在低水平选手中发现，表明高水平的自控是好成绩的保证[11]。而高焦虑的被试不但肌肉过度紧张[3]，也有过窄的注意[10]。严重影响了动作的准确性和发挥。
此外，一般优秀选手还常具备良好的思维能力，如积极的自语[3]，和整合分析能力[11]。目标与计划也是不能忽略的，因为目标的合理设置会使成绩明显受益〔15〕，而计划则使目标的实现成为可能[16]。
4教练与运动员——和谐的组合
教练与运动员总是搭伙在一起的，共同在一个舞台上扮演角色。现在的问题是不同角色之间的配合默契吗？事实并不乐观。运动员似乎更愿意相信教练应是一个在比赛危机中能被依靠的人，而教练则以组织和控制队员为己任[3]。对双方角色理解的差异导致了相互之间的不和谐，反映在决策风格上就表现为教练与队员之间的分歧远大于队员之间[1]；分歧越大，队员对教练的不满就越强烈[2]。Percival的一项研究表明，66%的队员给教练一个消极的评价，10%是中性的，只有24%的评价是积极的；而教练对自己的评价则有近70%是积极的，完全倒过来了。其中人格方面的评价差异最大，技巧方面的评价差异最小。这种现象的产生肯定有两方面的偏差。不过，Hendry已发现，教练的实际行为与自我的理想评价在大多数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他们在评价时似乎忽视了自身的疑心、不安和别的不值敬仰的性格特点[3]。Potter在另一个研究中把教练和观察者作比较，发现教练自以为对队员有更多的鼓励行为[17]。由此不妨认为，教练自身是有一些问题的。
但是，不管教练和运动员之间有怎样的相互评价，他们必然要成为一种组合。按照Schutz“人需要人”的观点，人际互动有三个维量，即控制、包容／社交和情感。在此基础上，教练与队员之间的互动可以有四种基本组合形式：一是控制的、不表达情感、不和队员有过多社会性交往的教练和受控制、不接受情感、不和教练过度社会交往的运动员；二是不过度控制、表达情感、追求社交的教练和体会情感、不受控制、欢迎社交的运动员；教练三是控制的、不表达情感、不追求社交的教练和不受控制、需要爱、需要积极社交的运动员；四是不控制、表达情感、追求社交的教练和需严格控制、不要太多关怀、不要太多社交的运动员。显然，前两种形式中双方交流的渠道始终是畅通的，可称和谐的组合，而后两者总有一方或双方都拒绝正性交流，显出强烈的不和谐。可以想见、和谐与不和谐的组合会对队员的成绩产生怎样不同的影响。不过，Carron和Bennet的调查表明、约三分之二的组合是和谐的，数字还不算太令人失望。他们还发现和谐组合平均可共处2.68年，而不和谐组合差不多维持1.85年就会散伙。散伙和不断地重新组合显然不能成为好成绩的保障[3]。
5良好配合——参与和沟通
既然我们已经对教练、运动员各自的角色有了足够的了解，那么在进行心理训练时无疑应该将教练也纳入计划之内。实际上，在国内人搞的心理训练计划中，教练常常只是以监督的身份出现，所作的就是为队员腾出时间去改善心理状态。他有时甚至是一位旁观者，既不了解队员的改善进展，也不明白心理作用的过程；自己就更不愿从中受益了，虽然眼睛始终盯着队员成绩的变化。在国外，教练更多的也只是心理学家的助手，充当中间人角色。不过，近来有关心理技能形成、发展的模型研究，已开始将教练作为一种新的角色来考虑了[13]。
当前，心理训练在运动领域的应用已日益倾向于计划化和多形式化，不再是简单地教运动员一些放松或表象技巧了事，而要考虑到环境、生理、从知、情感等诸多因素的作用，出现了多形式应激处理模型及相应方法，如Meichenbaum的应激免疫训练(SIT)和Smith等人的认知—情感应邀尖激处理训练(SMT)[19]。一般来说，多形式应激处理方法大致分三步走：一是教育，二是练习，三是应用。显然，这三步是循序渐进的，其效果不但出于每一步的真实性和可依赖性，也在于系列的严格程式化。虽然任选一步加以实施都会带来成绩的改善，但受益决比不上系统化训练所能产生的意想不到的效果（见表1）。
教练的参与从两方面影响运动成绩的提高。首先，在整个心理训练中，双方的共同努力会使运动员获得即时的明显益处。其次，通过这样的训练计划，双方在今后的合作中会更加和谐，加上各自心理素质的提高，自然能挖掘和发挥出更大的运动潜力。不过，要达到此种目的，教练和队员之间的沟通就显得至关重要了。教练应了解队员的个性特征和参与动机，并且力求对个性的宽容和动机的内化。后一点并不能通过惩罚或强制来实现，单纯的外部奖励也不会加强内在动机；通常的做法是积极性鼓励，并避免消极的口头反馈，另一方面，队员也不应把教练当“独裁者”，而应接受教练对他们多方面的要求与关怀[3]。在这里，自我评价和相互评价是沟通的手段和保障，相互的接近使组合走向和谐。
6小结
用心学知识对教练和运动员同时进行系统的训练，其目标主要应是长期的，但也不排斥短期内的良好效果。重要的是，在这整个的系列过程中，教练和队员都要尽可能客观地检测自己的角色，同时也要求对方进行评价和反馈，最终确立相互接受并有利于运动成绩的各自的新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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