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史学科体系结构浅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体系结构论文,科学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作为沟通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桥梁的科学技术史学科得以再建制化，学科建设问题受到了较多的关注[1-3]。科学技术史学科的体系结构，既是在科学技术史教学和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关系到科学技术史学科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多年来，学者们研究了自然科学史的体系结构，从不同角度阐述该学科的分类，并探讨了各分支学科在科学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科学史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为科学技术史学科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3-6]。但是，这些研究对技术史与科学史的区别和联系考虑不多，而近年来科学技术史共同体内部的研究取向也有了很大变化，逐步融合的科学技术史各分支学科仍然缺乏共同的科学范式，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科学技术史的学科体系结构，作此浅论以抛砖引玉。
1 一般学科的体系结构
学问分科的思想古已有之。《新唐书·儒学传》载：“自杨绾、郑余庆、郑覃等以大儒辅政，优议学科，先经谊，黜进士，后文辞，亦弗能克也。”学科在这里的意思是学问的科目门类。大约在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始用“学科”一词对应英文的subject、discipline等词。
《辞海》中“学科”的定义为“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如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生物学；社会科学中的史学、教育学等。”我们可以认为学科是具有特定研究对象的科学知识分支体系。一门学科之所以能创生或者形成，之所以与其他学科区别开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这门学科具有特定的且与相关学科探察视角不同的研究对象[7]。
科学知识体系的所有分支、部类都可以视为学科。显然学科是有层次的，有大学科、小学科之分，有上位学科、下位学科之不同。查阅英文文献资料，少有学科体系结构(system or structure of discipline)的研究，也罕见对科学知识体系(system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的提法，更多的是对科学分类(classification of science)和科学层级(hierarchy of science)的讨论。对不同层次的学科，国外多用科学部类(scientific section)、学科门类(discipline section/sub-section)、学科群组(discipline group/sub-group)和基元学科(primary discipline)等来描述，远不如我们流行的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三级学科等来得简便。
世界组织和各国家对学科划分有着多种方式，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1984年）按照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医学、农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进行分类；日本文部省（1984年）以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综合领域进行划分；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研制的学科专业目录(CIP-2000)分为学术型学位教育（交叉学科、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理学）、应用型与专业学位教育（工学、医学、农学、教育学、法学、建筑学、艺术学、新闻学、公共管理、工商管理、图书馆学、神学）和职业技术教育（职业技术）三类；中国国务院学位办（1997年）颁布了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12大门类的学科专业目录[8]。
在我国，除了国务院学位办以外，比较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代码》、《中国图书分类号》都有各自的学科分类体系。不同部门根据各自需要也有不同的学科分类体系，比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甚至人事部博士后流动站评议组，他们的学科分类办法都不尽相同。特别对于像科学技术史这类交叉学科，往往难以确定其学科门类归属，造成基金申请、学术评议等现实的困难问题。
关于科学知识体系的研究，前人已经有很多研究成果。钱学森[9]1978年首次提出了包括4个科学部类的科学知识体系梳形图式，后来发展成为12个科学部类。于光远[10]提出了六边形的科学部类结构，将哲学和数学单独列出，以区别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王续琨等人[11]提出了四面体塔杆式科学知识体系结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三足鼎立，支撑着整个科学知识体系，交叉学科包含大量介于哲学科学、社会科学与数学、自然科学之间的学科群组，上位的是系统科学、数学和哲学三个部类。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技术监督局、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组织编制了国家标准的学科分类与代码，又将研究报告出版了《学科分类研究与应用》，强调学科分类的科学性、适用性、简明性、兼容性、扩展性、唯一性等原则[12]。
关于自然科学的学科体系结构，钱学森1955年发表的《论技术科学》中提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三个知识层次，至今仍为多数学者所认可，并且可以和现在习惯的研究与开发(R&D)的三个阶段（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相对应。但是，这种线性模式某些场合难以体现科学和技术复杂的相互关系。
某一学科的体系结构应包括学科的定位、分类、分层，该学科的各分支学科的关系，以及该学科与其他相近学科之间的关系等。
2 科学技术史学科的定位
在199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 13745-92)中，“科技史”仅被列为一级学科“历史学”下二级学科“专门史”中的一个三级学科(770.7025)，而科技史学科分支的具体学科史有的被列在其依附的具体一级学科下成为二级学科，如“数学史”在“数学”一级学科下成为二级学科(110.11)，“机械史”在“机械工程技术”一级学科下成为二级学科(460.10)。这个版本的学科分类中，并没有考虑到科学技术史作为一个整体学科来定位，同时也反映出当时学科内史的倾向大于外史的倾向。
在国务院学位办颁布的1997年版学科目录中，“科学技术史”成为理学门类的第12个一级学科，学科代码0712，还特别加括号注明“分学科，可授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学位”，另注“本一级学科不分设二级学科（学科、专业）”。在这版的说明中，还特别提到“科学技术史（分学科），其学位授权点的审核、授权和研究生培养按括号中限定的学科范围进行”。有学者认为这次学科的定位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标志着科学技术史学科建设的重要成果。但我们应知道，在1983年颁布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就已经有自然科学史的一级学科存在；1990年修订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理学下有自然科学史(0713)一级学科，工学下有技术科学史(0826)一级学科，农学下有农业史(090113)二级学科，医学下有医学史(100111)二级学科。1997年将理、工、农、医下属的各学科史合并成为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从原来的2个一级学科和2个二级学科并成了1个一级学科，算不上是学科建设的胜利，最多只能为保住了1个一级学科而庆幸。如果认为1997年才开始设立科学技术史的一级学科，那是忘记历史、不尊重历史。要知道，这个统一编号的学科代码0712，形成了在科学技术史共同体内部科学史一家独大的局面，抹煞了技术史、农学史、医学史与科学史之间的在形成背景、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区别，使现实语境下的技术史等往往包含于科学史当中，影响了技术史等作为相对独立学科的发展。
是否我们就找不到协调科学技术史内部统一的定位呢？其实不难，从“科学技术史”这个偏正词组字面上来看，“史”是核心，惟有“史”能够贯通科学技术史的方方面面。我国科学技术史界也有学者呼吁[13]，忽视科学技术史的史学性质后果很严重，应该行动起来从史学界中寻找教益。虽然如此，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基本上是游离于一般的历史学之外，科学技术史研究者更愿意接近科学界和其他关于科学的“元研究”领域而不是史学界，导致了科学技术史研究与一般历史学研究间的相互隔膜，科学技术史专业多设在各科学院系或者哲学院系。由于当前科学技术史学科重心在理学的定位，致使科学技术史更倾向于各自分支学科的考究，难以从内史走向外史，难以发挥出科学技术史充当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桥梁的作用。这种局面需要改变，惟有从定位为历史学考虑，方能有效。“科学技术史”可以定义如下：科学技术史是以自然科学（包括数学、工程技术、农业技术、医学等）的发展及其与社会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
显然，科学技术史学科具有交叉学科的特性。一门学科的创生和发展需要通过学科认识主体、研究对象、学科语言、研究工具以及理论一体化等五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后三个可以通称为学科范式，这样构成了空间的三维结构，使研究主体、研究对象和学科范式三个参量在各自连续的坐标轴上形成动态平衡（图1）。HO代表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认识论；HP代表研究主体与学科范式之间的关系，方法论；PO代表研究范式和研究对象的关系，本体论[14]。
以科学技术史论，研究对象涉及理、工、农、医等诸多学科，具有研究域交叉的特征，对象中的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等又具有相邻属性，所以数学史和天文史、物理学史是近缘学科；科学技术史家们作为认识主体来自不同的群体，有的本是从纯粹的自然科学家，有的曾研究过一般的历史学问题，有的是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转来，还有的是科技管理工作者，这样“大口袋”造成了大科学时代的科学技术史家队伍，促成了科学技术史学科进一步融合交叉；学科范式方面，学科语言在科学技术史中移植再生，比如辉格主义是巴特菲尔德在历史学论著中的重要术语，移植到科学技术史学科中照样适用；科学方法的借鉴渗透更是遍布科学技术史学科中，比如金属史的研究往往借助材料学研究的金相方法来进行；理论一体化的趋势反映在科学技术史学科中，就是义理、考据、辞章等历史学的共同要求。
图1 科学技术史学科的交叉学科模型
在包括美国、日本等在内的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学科分类标准中，交叉学科都反映出学科部类的交叉。按照我国现行的国务院学位办1997年版的学科专业目录，有运动人体科学（教育学、理学、医学）、科学技术史（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力学（理学、工学）、电子科学与技术（理学、工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理学、工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理学、工学、农学）、生物医学与工程（理学、工学、医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工学、农学）、基础医学（理学、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理学、医学）、药学（理学、医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学、管理学）、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医学、管理学）、教育经济与管理（教育学、管理学）等14个可以授予不同学位的交叉学科。其中，科学技术史学科是交叉程度最深、可授予学位门类最多的学科。参照国际学科分类标准，我国有必要进行学科分类改革，设立交叉学科门类将是改革的趋势，科学技术史应该作为典型的交叉学科出现在新的学科专业目录上。
3 科学技术史学科的结构
前人对自然科学史的体系结构做了许多研究工作。邢润川[5]等认为自然科学史分类应遵循对应性、连续性、层次性、动态性等四项基本原则，将其分为科学史料、专题史、学科史、科学通史、科学社会史、科学建制史、科学史理论等七个层次。王续琨[6]将自然科学史分成基础科学史、科学综合史、科学学科史、科学社会活动史、专项科学体制史、专项科学成就史等六个学科群组，并尝试构建包括哲学科学史、社会科学史、思维科学史、交叉科学史、数学科学史、自然科学史、系统科学史在内的大科学史观。这些尝试对于推动对科学技术史的学科体系结构的认识具有积极的作用。
笔者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提出科学技术史学科的三维结构（图2）。
当P=China时，平面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当P=China，T=Song dynasty时，线为中国宋代科学技术史；当P=China，T=Song dynasty，D=metallurgy时，点为中国宋代冶金科技史；当T＜present时，学科体表现为科技史。曲线、曲面、曲面体等也可构成一个学科群。其实，空间维还可以扩展成两维（三维）坐标确定，学科维还可以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更多维度坐标确定。
这样，对科学技术史的结构的考察可以剥离开时间和空间，将对科学技术史的体系结构研究转化为科学技术体系结构的研究来处理了。那些对科学知识体系结构的研究成果都可以被借鉴用来表征科学技术史的体系结构了。例如，基于四面体塔杆式科学体系结构的科技史体系结构如图3所示，反映出来的是所谓大科学史的概念。
图2 科学技术史学科的三维结构模型
图3 基于四面体塔杆式科学体系结构的大科学史结构图
图4 基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网络的二维学科结构图
如果考虑学科交叉的特点，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分别作为坐标轴，可以得出这种远程交叉的二维学科矩阵网络（图4）。当然，这里没有穷举各部类的学科，是个开放的学科体系。每个节点都是一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比如物理学和教育学交叉是物理教育的交叉领域，如果加上时间（近代）和空间（中国）的维度，就是“中国近代物理教育史”。这个二维结构能够将科学技术史学科从一维的学科内史研究引入到二维的科学外史研究。从理论上讲，每个节点上的交叉学科都是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对象，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某些节点上的学科史发展较好，而一些节点没有多少进展，但谁能说这些节点上体现出来的不是未来能够大力发展的新的学科研究方向呢？
与西方科学史和技术史从建制化开始都是一个综合史的范畴不同，我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一开始就是从各自然科学中诞生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科学技术史家多数是具有深厚功底的科学家或技术专家，如李俨、钱宝琮是数学家，钱临照是物理学家，刘仙洲是机械工程专家，梁思成是建筑学家，柯俊是金属学家，席泽宗是天文学家，所以专门学科史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学科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是不容忽视的。如果考虑到我国科学技术史学科现实的发展状况，可以对属于交叉学科门类的科学技术史学科进行分类，建议一级科学技术史学科下设置二级学科5个，科学史、技术史、农学史、医学史和综合科技史，分别授予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和历史学学位（图5）。其中综合科技史也能与其他各分科的学科史相互交叉，形成各自学科的综合史。这个分类体系（可暂时称为“五分法”），既考虑到原有分类的习惯延续，又结合现在新的综合史方向的发展状况，能够较全面客观地反映我国现阶段科学技术史学科的发展水平和未来发展趋势，具有兼顾包容和开放体系的特点。
图5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科的五分法体系结构
除了上述对于学科史充分考虑的现实的科学技术史学科分类方法（五分法）以外，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研究的理论—方法—应用这个维度进行划分，分成科学技术史的理论研究、方法研究和应用研究三个层次（图6）。
图6 科学技术史学科体系的理论—方法—应用层次
理论研究是核心，理论科技史包括：科技史一般理论（元科技史）、科技史方法论、科技史学科定位、科技史体系结构、科技史与其他学科关系、科技史学史、科学编史学……
方法研究是基础，专门科技史（方法科技史）包括：比较科技史、计量科技史、口述科技史、文献科技史、实验科技史，以及运用各学科研究方法进行历史研究的数学史、天文学史、物理学史、化学史、机械史、冶金史……
应用研究是目标，是科技史拓展的空间，是科技史学科发展的必然延伸，应用科技史包括：科技考古、科技文物、科技文化、科技政策、科技战略、科技管理、科技传播、科技交流、科技文化遗产保护……
这个分层结构把学科史融入到方法研究层次去，而突出了理论研究的重要地位，并且对扩展的应用研究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不妨作为科学技术史体系结构的一个新视角看待，可暂称为“三层次法”。
《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科技史杂志》是科学技术史学科的核心期刊，对其从2000年到2006年刊物发表的论文按照理论、方法、应用三个层次进行分类，得出各时间段的篇数如表1、2所示。可以看出，理论部分的文章相对较少，方法研究（专门科技史）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应用研究近年来总数已经接近方法研究了。根据“三层次法”球核模型应该遵照从内到外逐渐扩大量的规律，科学技术史学科的应用部分也应该有比方法部分更多的研究成果，理论、方法、应用的比例在1:2:3似乎较佳。因此，从目前我国科学技术史学术界的情况来看，理论研究仍然非常滞后，方法研究或者是专门科技史的研究相对发达，而应用研究方兴未艾，今后需要着力要加强的是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这两个部分。
表1 《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2006年发表论文统计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合计
理论2 7 6 4 2 3 3 27
方法
18201818232019136
应用9 9 810 81213 68
表2 《中国科技史料》（《中国科技史杂志》）2000-2006年发表论文统计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合计
理论 3 1 5 2 4 8 3 26
方法21112122101914118
应用23172217211319132
4 几种相互关系
4.1 科学史与技术史的关系
科学史与技术史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类似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科学史与技术史从学科起源、发展历程、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等方面都有所不同。
17世纪初，英国的培根(F.Bacon,1561-1626)曾提出一个庞大的科学技术史研究出版计划，涉及天文、化学、航海等各领域的发现和发明。1622年，他出版了《自然史和实验史》，可以认为是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的肇始。英国哲学家休厄尔（又译惠威尔；W.Whewell，1794-1857）先后出版《从远古到现代的归纳科学史》（1840年）、2卷本《科学思想史》（1858年）。1841年，哈利韦尔(J.O.Halliwell)创建了第一个科学史学会，可以认为科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在19世纪中叶渐趋形成。20世纪初，法国数学家塔内里(R.Tannery)发表了数百篇关于科学史的文章和回忆录，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科学史奠基人。出生于比利时的科学史家萨顿(G.Sarton,1884-1956)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终于使科学史成为一门显学。1912年，他创办了科学史杂志Isis，后来又在哈佛大学建立了美国的第一个科学史系。1924年，美国成立了国际性的科学史学会，1929年在法国巴黎召开了第一届国际科学史大会。第一个科学史的国际组织成立于1947年，1956年与科学哲学的国际组织合并为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20世纪中期以来，科学史进入加速发展时期，目前已经走向初步成熟，能够进行自我认识的稳步发展阶段[6]。
技术史的肇始一般认为是1722年德国哥廷根大学的贝克曼(J.Beckmann)创立了工艺学，其中包含现在的工程学和工程技术史两方面的内容。在整个19世纪，技术史的著作几乎都是德国人完成的，包括鲍普(Poppe)的《技术史》（1807年）、卡尔马什(K.Karmarsch)的《技术史》（1872年）、霍普(Hoppe)的《发明发现史》（1880年）等。进入20世纪后，技术史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很快开展起来。德国于1909年创立《当代技术与工业史文集》，1965年复刊后改名《技术史》。1950年代开始，由英国帝国化学工业公司资助的辛格(C.Singer)等人主编的《技术史》出版，这是迄今篇幅最大的技术史通史著作。法国的多马斯(M.Daumas)编写的4卷本《技术通史》于1962年出版。美国技术史学会(SHOT)成立于1958年，每年都在北美或欧洲举办学术会议。国际技术史委员会(ICOHTEC)成立于1968年，为沟通东西方技术史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美国克兰兹贝格(M.Kranzberg)和珀塞尔(C.W.Pursell)两卷本的《西方文明中的技术》于1967年出版，被许多大学作为教科书[15]。
可以看出，科学史与技术史在国外是独立起源且多数时间分开发展的两个不同学科。将科学史和技术史最早联系起来的是成立于1932年的苏联科学院科学技术史研究所，这代表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新取向。我国从1950年代开始进行科学技术史学科建制化的时候，也吸纳了这种将科学史和技术史合流的模式，在1956年国家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时，专门有《中国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1957年，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成立后，由该室起草的《1958-1967年自然科学史研究发展纲要（草案）》悄悄地将“技术史”几个字眼从中去掉了。从此以后，中国技术史学科逐渐失去了独立地位而成为科学史的附庸。
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科学史与技术史二者的学科性质也不相同。科学史是研究人类认识自然、发现自然和创造知识的历史，技术史是研究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创造人工自然的历史。通过科学史的学习更能够与科学精神的传播与传承联系起来，技术史的学习更易使我们产生对人类伟大物质文明的崇拜，二者在教育方面的作用和意义是分别从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得到的。
因为科学和技术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不同，造成技术史与科学史的研究方法略有不同。科学史相对来说有许多文献资料可用，而技术史文献资料往往误差甚大，科学编史学研究的优势大于技术编史学；科学家的科学思想总结容易，而技术专家往往难以形成系统的思想体系，所以科学思想史研究盛行而技术思想史难做；科学与社会结合一般，而技术与社会结合紧密，社会学研究方法在技术史中似乎更占上风；科学和经济联系不紧密，而技术与经济联系紧密，利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技术史研究往往行之有效；用人类学方法研究科学史困难重重，而利用人类学方法进行传统工艺技术的调查却得心应手；利用考古学资料进行科学史研究难度很大，而技术史研究特别是对古代技术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考古资料，科技考古已经成为技术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用科学计量学进行科学史研究已有一定的可行性，而用这种方法进行技术史研究还有待探索思考。当然，任何一项科学史或者技术史的问题，都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研究，或者是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16]。
虽然科学史和技术史有许多区别，但是随着现代科学和技术的逐渐融合，交叉学科不断产生，科学史和技术史更像是两个亲密无间的兄弟，共同遵循着一些史学理论和科学技术的理论基础，在科学技术史的学科大厦中起到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在如今科学技术史的外史研究逐步成为主流的时候，如果抛开学科界限，从理论一方法一应用的学科体系结构中去寻找共同点，二者应该能够寻找到更多的合作研究课题。
4.2 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的关系
科技考古(archaeometry)是一门诞生于20世纪上半叶的新兴学科，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将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应用于考古学研究，另一方面是将考古学资料用于古代科学技术历史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英国牛津大学考古和艺术史研究实验室的成立及其创办的专业刊物Archaeometry，无疑是科技考古学科建制化的标志。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1977年英国皇家学会和英国学术院合作建立了基于科学的考古学委员会(Sciencebased Archaeology Committee)，可以从英国研究理事会(Research Council)获得稳定的资助。与此同时，欧美各国都逐渐建立起各种科技考古实验室，在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从事考古学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进展，逐步使科技考古这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走向成熟[17]。
1960年代，在夏鼐先生倡导下，由仇士华和蔡莲珍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了碳十四测年工作，陈铁梅先生在北京大学也建立了考古年代学实验室。与此同时，柯俊先生在北京钢铁学院开始金属文物的科学分析，周仁、李家治先生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开展的古陶瓷的科学分析，也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果。随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相关机构也在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分析检测古代遗存方面取得了进展。1988年在广西南宁和1989年在安徽合肥召开的第一、二次实验室考古学术会议，标志着科技考古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中国的建立。目前我国的科技考古研究人员按学科划分主要分布在科学技术史和考古学两大学科中，又在各自的领域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科技考古的加入，使科学技术史学科更添了活力。当前，国内高校两个科学技术史研究的重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北京科技大学，都有一支颇具规模的科技考古研究队伍，成为该学科不断发展的重要支撑。
关于科技史与科技考古学科的关系，正如夏鼐先生[18]所说，“科技史的‘史’字是广义的历史，包括利用文献记载的狭义历史和利用实物资料的考古学。所以有人以为如果科技史的‘史’字采用狭义用法，就需要有另一门叫做‘科技考古学’的学科。我还是以为‘合二为一’为妥，依照一般习惯笼统地都叫做‘科技史’”。这个关系正如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在中国现行的学科专业目录中，考古学仍然是隶属于历史学这个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所以推而广之，科技考古也是科技史的一个分支学科。科技考古注重实物资料的分析检测，在于发掘历史文化的科学价值。另一方面，科技史研究为科技考古提供了一个宏观的学术背景，便于科技考古界定其研究对象和目标或提炼出其所要研究的问题。这正是科技史的应用层面的问题，要想在科技考古界做出有创意的工作，往往需要有足够的科技史的知识支撑。
在科学技术史的学科体系中，科技考古与技术史的研究更为接近，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挖掘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创造人工自然的历史。所以，科技考古属于科学技术史学科范畴，是勿庸置疑的，但同时兼有考古学的学科特点，为科学技术史与考古学的交叉部分。如果运用科学技术史的理论—方法—应用模型，可以将其纳入到科学技术史外层的应用部分，会更符合实际情况。
4.3 科技史、科技哲学、科学社会学的关系
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均以自然科学作为研究对象，但研究视角不同，研究的侧重点和方法都有所不同。科学技术史，把自然科学作为社会历史现象来研究，强调史料的准确性，主要使用经验描述法；科学技术哲学，把自然科学作为认识对象来研究，主要使用现代逻辑语言和逻辑方法；科学社会学，把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现象来研究，在内外关系的背景下探讨自然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三者共同作用，都是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STS)学科群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科学技术学或科学技术论(Science & Technology Studies，S&TS)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科学技术与社会可以看作是实践论，科学技术学看作是认识论。
曾国屏在阐述科学技术学时，对这科技史、科技哲学、科学社会学三个学科的地位和关系有较好的解释，能够反映三者的相互关系。他认为，科学技术学(Science & Technology Studies)可以视为是研究科学技术的活动和发展规律的一门新型学科。对于“科学技术的活动和发展”的基本含义进行剖析，也就是从“科技活动维”和“科技发展维”分别加以剖析。科技活动，其最基本含义就是科技认识和科技实践两个基本方面。对于“科技认识”方面的研究，即大体上是科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这当然就是“科技哲学”。而对于“科技实践”方面的研究，可以说基本的也就是关于科技（社会）实践论和组织论的研究，这大体上也就是“科技社会学”。科技发展，其最基本的含义就是关于科技的历史、现在和未来的研究。对于“科技的历史”的回顾考察、以史为鉴，这是“科学技术史”。“科技的现在和未来”也就是协调现在、谋划未来的问题，这方面的考察，大体上是“科技政策（和管理）”的基本任务[19]。但这里还需要特别注意，科学技术史学科并不能总体进入科学技术学的视野，只有相当于科学史的外史研究部分，或者说是综合科技史部分，才是真正直接对这个学科群有贡献作用的。
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各有相互交叉作用的部分（图7）。科学技术史与科学技术哲学交叉产生科学思想史、技术思想史以及科学编史学（科学技术史哲学）；科学技术史与科学社会学交叉产生科学社会史、技术社会史等研究方向；科学技术哲学与科学社会学交叉产生科学社会学理论；三者交集的部分就是科学技术的社会史研究理论。
图7 科学技术史、科学社会学和科学技术哲学的相互关系
图8 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的三螺旋体系结构
受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Loet Leydesdorff教授[20]等人提出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创新模型的启发，将图7转化为科技史—科技哲学—科学社会学的三螺旋结构（图8）。虽然三螺旋结构在大自然的DNA结构中并非最稳定，但是对于这些共同以科学技术作为研究对象的几个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其稳定性和富有的张力是推动着STS或S&TS事业走向繁荣的必要条件。
科学技术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也是值得注意的。科技史定位于历史学，是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的交叉。科技史能广泛吸收各种学科的研究方法，形成新的交叉学科（方法科技史），如吸收人类学的方法形成科技人类学的传统，与考古学结合形成科技考古。科技史能为其他学科提供元科学的基础支撑，具有自然科学总论的性质，能起到促进和引导自然科学发展的作用。同时，自然科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也为科技史所吸收采用，也促进科技史学科的发展。
5 科技史学科体系结构的发展趋势
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为例，我们来考察科学技术史学科体系结构发展的新动向。
按照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二期的定位，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学科发展方向为科技史、科技战略、科学文化，在三期又增加了中外科技比较与交流史的部分。这是一种从注重方法的内史研究过渡到注重应用的外史研究新趋向。2006年，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在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下自设二级学科：科学史、技术史、医学史与生命科学史、科学技术与社会。这次科学技术史学科体系结构做出的重大调整，象征着对1997年以来建成的科学技术史学科的一种反思，也预示着科技史学科“五分法”逐渐变成现实。笔者妄加揣测，由于中国科学院内部农学史和医学史研究力量相对薄弱，所以新出现的医学史与生命科学史只能说是一个权宜之计；而科学技术与社会基本上具有与综合科技史相同的内涵，采用相对熟悉的语汇也许是选择的理由，但是同时名称上失去史学的气质也令人惋惜。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在学科方面拥有科学技术史和科学技术哲学两个博士点，但是机构除了研究所的设置外，还同时挂有中国科学院传统工艺与文物科技研究中心、中国传统科技文明研究中心的两个牌子，这正反映了学科建设与研究问题相互交错共同推动学术进步发展的特点。从世界范围来看，当今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不断衍生出新的学科来，单纯依靠学科体系结构已经难以把握学术发展并进而促进学术进步了。因此，各学术机构都出现了学科与专题交叉的网络结构组织。从国内其他几个著名科学技术史研究机构来看，都出现了这个趋势。比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科学技术史学科依托于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同时还挂有科技史与科技文明创新基地的牌子；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史学科依托于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也有以专题研究组织的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哲学系同时有科学技术史与科学技术哲学两个学科博士点，也拥有以问题研究为导向的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这几个大学的学科都在系所名称上有所体现，而研究中心的名称则多是具体研究问题的体现。以学科为经，以问题为纬，是当今科学技术史研究组织建设的基点。
政府主导的科研课题驱动着科学技术史学科结构加剧变化。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对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中国科学文化遗产的探究发掘和保护，愈来愈受到重视。如，“九五”期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知识创新工程项目“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综合研究项目”、“十五”期间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华大典》、《清史》的编撰工程、“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及即将全面启动的“指南针计划”和“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创新工程”等，推动着科学技术史人才的聚集和流动。夏商周断代工程促进了国内天文学史和科技考古的发展，近现代工程项目让更多的科技史家转向近现代的科技史研究，而《中华大典》、《清史》项目使以文献为主的传统科技史研究有了更加有力的保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开展进一步促进了科技考古的工作；指南针计划将使传统科技史与科技考古进一步结合起来；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设立对于科技史学科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是个不小的激励。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在几个大项目实施过后，研究力量重新组合形成了新的研究团队，如传统工艺与文物科技研究中心、中国传统科技文明研究中心、中科院院史研究室，等等。总之，这种通过科研经费的国家宏观调控的驱动，科学技术史学科在注重保持传统科技史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转向与科技发展战略联系更紧密的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领域，以及更加注重与实物研究结合的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研究，这些从本学科近年来的博士和硕士论文的选题可见一斑。
此外，跨地区、跨部门、跨学科的协作日益增多，也促使科学技术史学科体系结构发生变化。比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与上海交通大学共建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共建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标志着科学技术史学科再建制化，同时也宣告了科学哲学、科技考古与科学技术史学科交叉融合的进展。2007年，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会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南京博物院等共同承担“中国古代材料及加工工艺发明创造的可行性研究”的工作，体现了更大规模学科交叉，由问题带动学科发展，共同研究一个问题的新趋势。
6 结语
我国科学技术史学科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过程，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的学科体系，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新的变化。在新一轮的学科目录调整中，我们应争取“科学技术史”学科取得交叉学科门类中一级学科的待遇，并按照学科群组（科学史、技术史、农学史、医学史、综合科技史等）细分“科学技术史”所属的二级学科。考察科学技术史的学科体系结构后，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科技史理论的研究和建立，多关注应用科技史层面的问题，此乃科技史研究未来之路径。学科的体系结构固然重要，但是我们还不能拘泥于学科体系内的小环境，还应看见当今学术发展是学科和问题共同驱动之特点。少谈些主义，多关注些问题，科学技术史研究应该成为一个更开放的学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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