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生产劳动与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理论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衍生理论和重要组成部分。正如马克思所言，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基础”①。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科学分析，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而且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内在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积累规律。然而，自“边际革命”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完全抛弃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概念。熊彼特更认为重农学派、亚当·斯密以及马克思等古典经济学家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论战是毫无意义的，他把这个理论称为“满是灰尘的老古董”②。 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已经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反对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动机：“值得注意的是：一切在自己的专业方面毫无创造的‘非生产的’经济学家，都反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但是，对于资产者来说，‘非生产的’经济学家们的这种立场，一方面表示阿谀奉承，力图把一切职能都说成是为资产者生产财富服务的职能；另一方面表示力图证明资产阶级世界是最美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都是有用的，而资产者本人又是如此有教养，以致能理解这一点。”③ 正因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坚持运用这一理论对于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问题，以及我国经济增长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1995年-2009年非生产劳动的变化情况进行了估算，并对其与同期经济增长率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到了相关结论。 一、国内外学者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的争论 在《资本论》和其他相关著作中，马克思依据唯物史观和劳动二重性理论，提出了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劳动与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两个概念。概括起来说，马克思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劳动，就是指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其他劳动则是非生产劳动；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就是指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其他劳动则是资本主义非生产劳动。马克思的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和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劳动的根本区别，但是并没有确立一个详细的关于各种具体劳动究竟是生产劳动还是非生产劳动的划分标准和结论，从而为后来的相关理论留下了争论的空间。 当代国内外经济学家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划分标准来进行的。从国外学者的研究来看，主要是基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而产生的“第三产业”的大规模发展对于整个宏观经济增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样一个主线来展开的，并由此引发了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划分标准的争论。在这方面，美国学者谢克和托纳克最先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划分标准④，其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生产活动的定义虽然不完全相同，但基本都认可谢克和托纳克的区分标准⑤。 谢克和托纳克首先分析了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划分，将社会再生产活动分为四类：生产、分配、社会秩序的维持与再生产、个人消费，并认为只有第一类活动是生产劳动，其他活动不创造新价值，而需要消耗一部分使用价值，是非生产活动。对于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的生产方式来说，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是不够的，只有同资本相交换、通过在市场上销售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劳动才是生产性的，这种雇佣劳动体现了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而其他为了直接使用进行的生产(如家庭生产)和为了销售以获取收入的生产(如小商品生产)都不创造剩余价值，不能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而不是生产性的。类似的，美国学者沃尔夫(1977，1987)把部门产出的性质作为区分的标准，产出是生产性的部门是生产部门，产出起到流通作用的部门是非生产部门。具体来说，沃尔夫把交易活动、金融和保险业、房地产业(不包括建筑业)、商业服务业和政府活动认定为非生产性的部门⑥。美国学者莫斯利(1983，1991)将非生产劳动分为两类——由收入雇佣的非生产劳动和由资本雇佣的非生产劳动。由收入雇佣的非生产劳动包括政府机构和家庭部门的劳动，由资本雇佣的非生产劳动又分为两类——流通活动和监管活动，这部分非生产劳动是莫斯利主要关注的部分⑦。与莫斯利相似，美国学者莫恩(1996，2014)也把非生产劳动主要归于流通和监管活动中的劳动⑧。不过，也有一些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提出了异议，例如美国学者哈里森(1973)和莱布曼(1999)等，他们认为流通领域的劳动不能被视为非生产劳动，莱布曼甚至抛出了资本主义雇佣的所有工资劳动都创造价值的观点⑨。 从国内的研究来看，20世纪60年代、80年代、90年代，我国经济学界对于生产劳动形成了三次讨论的热潮⑩。虽然这三次大讨论具有不同的实践背景，但是总体上来看，我国学者的讨论主要是围绕三个方面展开的：第一，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理论；第二，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及其划分标准；第三，如何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理论的基础上对国民经济进行科学的计量。 综合国内外学者围绕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所展开的研究和讨论可以看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具体划分标准是争议最大的部分，但国内外学者都把这一问题与国民经济增长的计量和核算问题联系在一起。我们认为，在承认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存在区别的基础上，从国民经济统计和核算的角度来看，由于经济统计本身总是具有相对的意义，因此如果旨在动态考察国民经济不同部门的变化及其与宏观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那么主要问题就不在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具体划分标准是“宽”一点还是“窄”一点，而在于确立适当的标准之后在考察期限内保持标准的统一性。 二、非生产劳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概念本身的基本含义来说，非生产劳动是不创造新的价值的劳动，它是消耗和再分配由生产部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过程，因而它具有社会消费的性质。但是正如个人消费一样，非生产劳动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起到实现商品及其价值的作用。因此，我们把非生产劳动纳入美国学者保罗·斯威齐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消费不足”的理论分析中，通过对“消费不足理论”进行扩展，进而分析非生产劳动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11)。 根据斯威齐对生产过程的分析，如果抛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行为的特殊性，把生产看作一个创造使用价值的自然过程、看作一个为满足人们消费而创造有用物品的有组织的、步调一致的过程，那么生产资料的总量和消费品的产量之间必定有一种明确的关系存在，同时生产资料投资的变化和消费品产量的变化之间也有一种明确的关系存在，这种关系取决于生产的技术特点。从实际的经济运行来看，这些关系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保持高度的稳定性。如果社会生产要以一种均衡的局面顺利进行，一定的生产资料增长率必须伴随着同样速度的消费品产量增长率，也就是说消费品产量的增长率与生产资料的增长率要保持一个稳定不变的比例。 根据这一前提，斯威齐引用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奥托·鲍威尔对资本主义生产基本特点的论述来阐明消费不足产生的机理，其中没有考虑经济中的非生产劳动。根据鲍威尔的分析，在没有非生产劳动的情况下，一年的新增价值量VA(等于国民净收入)由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S构成，即VA=V+S。可变资本等于生产部门工人的工资，假设工人没有储蓄，工资全部用于消费，工人的消费量也为V。剩余价值一部分用于资本家的消费C，另一部分用于积累投资K。那么国民收入被划分为三部分： VA=V+C+K (1) 假设国民收入逐步增长，而且它的三个组成部分也是增长的。如果把工人消费V和资本家消费C当作投资K的函数，那么随着K的增长，V和C都会增长。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特点，剩余价值有越来越大的比例被用于积累和投资的趋势，那么V和C的增长速度会慢于K的增长速度。因此，可以得出：
由于消费品产量的增长率与生产资料的增长率要保持不变的比例(设为λ)，在dt时间内消费的增长是dV+dC，为了保证消费的增长需要增加的生产资料量(I)为：
由于假设国民收入不断增长，
，那么由上式可知，
。这说明受典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制约的投资率倾向于提高，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容许的消费增长方式却需要一个不断递减的投资率(
)，这种矛盾说明对消费品的需求有不断落后于实际产量的趋势，斯威齐以这种方式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费不足现象产生的原因。 为了保证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非生产劳动的存在和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一般个人消费不足而产生的实现困难。非生产劳动的生产和发展，使剩余价值用于消费和投资之外，还有一部分用于非生产部门(U)的消耗，即S=C+K+U，从而新增价值和国民收入的构成变为： VA=V+C+K+U (10) 其中，假设国民收入不断增长，国民收入的各组成部分的规模也持续扩大，消费同投资的关系仍然如(2)、(3)所示，非生产劳动U同投资K的关系并不能像消费与投资一样呈现简单的递增关系。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两个基本的发展趋势，即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积累率的不断提高，由此造成了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将会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甚至有降低的趋势。而非生产劳动则与消费不同，非生产部门的资本与生产部门的资本一样要求取得利润，只要能够获得平均利润率，就会有资本投向非生产部门进行非生产活动，以占有生产部门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非生产劳动虽然和消费一样不创造价值，但与消费相比，非生产劳动并没有一个限制性的规模比例，只要生产部门创造出足够的剩余价值，投向非生产部门的资本和劳动就能够增加。因此，在一定范围内，投资K的增长能使国民收入VA增加，剩余价值的增加为非生产劳动的扩张提供了条件，在消费增长有限的情况下，为了实现产品价值，非生产劳动将会增加。和(2)、(3)类似，如果把非生产劳动U看作投资K的函数，在非生产劳动扩张的合理范围内，非生产劳动量是投资的增函数，即
为了保证社会生产均衡、顺利地进行，原来的消费品产量的增长率与生产资料的增长率要保持不变的比例这一条件就转变为消费品产量和非生产劳动的消耗量之和的增长率与生产资料的增长率(I)保持不变的比例，即：
由此可见，在不存在非生产劳动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存在消费不足的情况，产品价值不能充分实现。当经济中存在非生产劳动时，在一定范围内非生产劳动能够弥补消费需求落后于消费品产量的缺口，解决产品价值的实现问题。在一定范围内的非生产劳动能够保证国民收入不断增长，当投资率
与消费品和非生产劳动量的增长所需要的投资率
相等时，经济达到均衡增长。经济均衡增长的必要条件是
，也就是说，非生产劳动量在达到一定限制
之前会以增长率不断提高的速度增加，而投资增长率的速度则会下降。当非生产劳动增加到一定程度
时，会挤压可用于积累的剩余价值量，如果非生产劳动继续增加，会导致投资率的下降，进一步导致国民收入和剩余价值总量增长速度的降低，对经济增长则会产生负面影响。 三、1995年-2009年中国的非生产劳动与经济增长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国的非生产劳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首先利用投入产出账户，考察剩余价值、非生产劳动等社会新增价值的各组成部分的构成情况。投入产出表能够表现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其行列对称的结构便于我们对生产部门和非生产部门进行分类和调整，如下页表所示(12)。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交易部门以低于商品价值和生产价格的成本从生产部门购买商品，再按商品的价值和生产价格卖出，由此占有一部分商品价值，因此，虽然交易部门是非生产性的，但交易部门和生产部门一起实现了商品的价值，生产和交易部门的总产出等于社会产品的总价值。其他非生产部门的活动都属于在生产和交易部门实现的剩余价值的再转移，并不能计入总价值中。因此，在下页表中社会产品的总价值是生产和交易部门的总产出TV，不变资本是生产部门的中间投入Mp，可变资本部分是生产部门劳动者的工资Wp，剩余价值由生产和交易部门的利润P、生产过程中非生产劳动消耗的投入Mu、交易部门劳动者的工资Wt构成。交易部门劳动者的工资也属于生产过程的非生产支出，它与Mu一起构成非生产劳动消耗的价值量U，剩余价值就分为利润和非生产劳动消耗的价值量(13)，即： S=P+U
下图1、2所用的数据来源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the 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简称WIOD)提供的中国1995年至2009年的投入产出数据，这些数据是通过对中国官方提供的投入产出表、国民收入账户和国际贸易量的整理估算得到的。根据WIOD对行业的分类，本文将其中的“批发贸易业”“零售业”“房地产业”“机器和设备租赁业和其他商业活动”“金融业”“公共管理、国家防卫和社会保障”“其他团体、社会和个人服务业”归类为非生产性部门，其中的“批发贸易业”“零售业”“房地产业”“机器和设备租赁业和其他商业活动”这四类行业归入交易部门。 根据计算，中国经济的非生产性活动量和剩余价值的变化趋势图，如图1(纵轴单位是万亿人民币)所示，两条折线之间的差额是生产和交易部门的利润总量。从1995年到2009年，剩余价值量和非生产性活动量都持续增长，剩余价值总量从3.8万亿增加到28.4万亿人民币，非生产性活动量从1.3万亿增加到7.4万亿人民币。剔除物价变动因素影响之后(14)，剩余价值总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2.2%，非生产性活动量的年平均增长率是10%。中国1995年至2009年的GDP年平均增长率是10.1%，剩余价值总量的增长率高于GDP的增长率，非生产活动量的增加速度约等于GDP的增长速度。 虽然非生产劳动的绝对量持续增加，但它在剩余价值中的比例和占总的新增价值的比例保持着比较平稳的变化趋势。除了1995年至1996年非生产劳动在剩余价值中的份额大幅下降之外，大体看来非生产劳动在剩余价值和总新增价值中的比例变化趋势相同，都在2001年之前保持比较稳定的状态，从2001年到2005年呈下降趋势，2005年之后又开始逐渐提高。从西方经济学的GDP这一经济总量的概念来看，GDP中非生产劳动“创造”的“价值”份额从1995年的22%显著提高到2009年的29%，这说明非生产劳动在价值分配中所占比例是持续提高的，如图2所示。
图1 非生产性活动与剩余价值
图2 非生产劳动的份额 四、中国与美国的比较及结论 沃尔夫(1977)和谢克(1994)分别对美国经济1947年-1967年和1948年-1989年的非生产劳动情况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这两个时期美国经济中的非生产劳动都持续增加。更近一些的研究，例如希腊学者帕塔迪斯(Paitaridis)和宙菲迪斯(Tsoulfidis)(2012)、莫恩(2014)在对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初的非生产性活动的研究中发现，非生产性工人的比例和工资份额都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而且非生产性工人工资份额的提高幅度超过了非生产性工人人数占总工人数的比例的提高程度(15)。根据莫恩和帕塔迪斯的研究，美国非生产性工人人数从20世纪60年代的约43%增加到21世纪初的约50%，非生产性工人的工资份额从约50%提高到约65%。 中国1995年到2009年非生产性工人的人数占总工人数的比例从16.9%持续增加到23.7%，非生产性工人的工资份额先从17.8%提高到2002年的23.6%，在随后的三年里有所下降，自2005年开始又持续提高到2009年的23%(如图3所示)。与美国经济相比，虽然中国的非生产性工人人数和工资份额总体来看同美国一样呈上升趋势，但是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非生产性工人的工资份额与人数比例相差不大，而且都远低于美国。中国的非生产性工人人数和工资份额在1995年至2009年期间都保持在17%～24%。这说明一方面同一时期中国的非生产劳动比例远低于美国，另一方面中国生产性部门和非生产性部门的工资率相差不大，而美国非生产性工人的工资率却高于生产性工人。
图3 中国非生产工人数量和工资份额 沃尔夫(1977，1987)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的研究发现，非生产性活动和剩余价值率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非生产性活动的规模和剩余价值率之间的关系并不能用简单的因果关系来说明，二者能够相互影响。一方面，无论何种社会形式，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剩余价值率和劳动生产率必须要达到足够高的水平，才能够保证有足够的剩余支持非生产性活动的发展。另一方面，非生产性活动有自己的运行逻辑，它会提高剩余价值率。对资本主义经济来说尤其如此，非生产性活动对资本主义来说是必需的，资本主义内在的无序性和竞争性会导致像商业这样的非生产性活动规模不断扩大，它们的扩大会导致剩余价值份额的提高，同时也会降低实际工资的增长率。对中国来说，虽然非生产性工人的比例和非生产性活动的绝对量在1995年至2009年持续增加，但是非生产性活动所消耗的价值量占剩余价值的比例却并未像美国那样持续增加，而是大体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约26%的比例。中国1995年至2009年这一阶段的非生产性活动在整个经济中的比例与美国相比相差甚远，根据帕塔迪斯的研究结果，美国经济的剩余价值中非生产性活动消耗的价值量所占的比例在这一时期都高达80%以上。
注：上图、下图分别为对美国GDP增长率、非生产性活动所消耗的价值占剩余价值的比重的滤波结果，美国GDP增长率数据来自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网站，非生产性活动占美国剩余价值的比例数据由希腊学者帕塔迪斯(2012)提供，对数据进行HP滤波的软件是Eviews8。 图4 美国经济GDP增长率和非生产性活动占剩余价值的比例的长期变化趋势 从美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路径来看，非生产劳动不断增加，而经济增长速度处于下滑的趋势。我们将美国经济自19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初的GDP增长率采用计量经济学中常用的HP滤波方法进行分解，把GDP增长率的波动成分和趋势成分分离，从而得到其长期趋势；对同一时期美国非生产性活动在剩余价值中的比例同样采用HP滤波的方法进行分解。从图4可以看出，19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GDP增长率处于明显下滑的趋势，而非生产性活动占剩余价值的比例则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二者呈现明显的负向变化关系。美国经济中非生产劳动的增加印证了沃尔夫的论断和预言(16)，即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后，资本主义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序性，单个的资本家为了保证产品价值的实现需要进行大量的非生产性支出，越来越多的资源被用于销售和广告等非生产活动，再加上生产的集中和国际市场的扩大，价值的实现问题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发达资本主义结构的内在发展逻辑将会导致非生产活动的规模不断扩大。 中国经济在1995年-2009年这一较短时期内，非生产劳动占剩余价值的比重与经济增长率在多数年份也呈现出相反的变化趋势(如图5所示)。除了1995年和2006年两个年份之外，在1996年-2006年和2007年-2009年两段时期内，非生产性活动所消耗的价值占剩余价值的比重增加时，GDP的增长率下降，反之亦然。虽然不能由此简单地得出中国经济非生产性活动的比重与经济增长率呈负向相关关系的结论，但是对中美两国相关情况的比较，使我们不得不对非生产性活动的进一步过度发展保持警惕。
注：中国GDP增长率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的历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 图5 中国非生产劳动占剩余价值的比重与GDP增长率 根据本文第二部分的理论模型，在经济迅速增长的阶段，生产出的商品价值的实现问题并没有很严重，不会出现消费不足和产品价值难以实现的问题。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时，就会出现对消费品的需求落后于实际产量的缺口，产品实现出现困难，这时非生产劳动能够起到弥合消费缺口、促进产品价值实现的作用。但是，如果要实现经济均衡发展，必须要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可见，非生产劳动会由于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而迅速增加，同时会挤压可用于积累和投资的剩余价值量，即当非生产劳动的增加超过合适的范围时，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经济增长曾出现“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美国经济中非生产性活动所消耗的价值量在剩余价值中的比例处于较低的水平(17)。美国的非生产劳动在近几十年迅速增加，与之相伴的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乃至停滞，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正是在于大规模的非生产劳动严重挤压了能够用于积累的剩余价值，限制了可用于生产部门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量。 非生产劳动虽然不创造价值，但像商业、金融业、政府活动等非生产性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所必需的。关键是要把非生产劳动的量控制在适应社会生产所必需的规模，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这些‘必要的’非生产劳动者，减少到非有他们的服务不可的限度。无论如何，这也就是他们能使生产工人的劳动具有最大的生产能力的那种‘比例’”(18)。 中国近年来经济保持了高速度的增长，非生产劳动的规模和数量随之增加，但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非生产劳动仍然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不过，非生产劳动的总量持续增加，而且非生产工人的人数以及在全体工人中的比例都在显著提高，这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警惕。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和消费还处于较低的水平，需要持续进行积累和投资以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非生产劳动归根结底是对剩余价值的一种消耗，非生产劳动的增加会降低可用于积累的剩余价值量，过多的非生产劳动必然会阻滞经济增长。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正在逐步放缓，我们要吸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训，不能盲目地追求经济的金融化，也不能过度地依赖商业、房地产业的繁荣来刺激经济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结果，中国2015年金融业GDP同比增长达15.9%，居各行业之首，远高于其他行业的平均增长率，与此同时，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比上年下降2.3%，以工业为代表的生产部门发展形势日益严峻。面对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党中央适时提出以供给侧为重点的结构性改革战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但是在进行结构性改革时切不可盲目追求发展利润率更高的金融业、房地产业等非生产部门，而应当正确引导金融业等非生产部门适度发展，充分发挥金融业、商业和房地产业对生产部门的促进作用，以保证中国经济顺利进入中高速发展阶段。 ①马克思在批判佩·罗西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时指出：“生产资本的劳动和不生产资本的劳动二者之间的区分，不就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基础吗？”参见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05页。 ②[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杨敬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84页。 ③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02页。 ④Shaikh,A.,and A.Tonak,Measuring the Wealth of Nation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ational Account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⑤奥尔森(2015)总结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划分标准的研究文献，认为大多数学者都认可谢克和托纳克对生产劳动定义的两个标准，即同资本相交换的劳动以及生产领域的劳动。参见Olsen,Erik K.,Unproductive Activity and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a Marxian Model of Economic Reproduction and Growth,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2015,Vol.47(1),pp.34-55. ⑥Wolff,Edward N.,Unproductive Labor and the Rate of Surplus Value in the United States,1947-1967,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Vol.1,1977,pp.87-115. ⑦Moseley,Fred,Marx's Concepts of Productive Labor and Unproductive Labor:An Application to the Postwar US Economy,Eastern Economic Journal,1983,pp.180-189. ⑧Mohun,Simon,Productive and Unproductive Labor i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28(4),1996,pp.30-54. ⑨Harrison,John,Productive and Unproductive Labour in Marx's Political Economy,Bulletin of the Conference of Socialist Economists,Vol.2(6),1973. ⑩徐节文、马长山编：《建国以来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论文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11)[美]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陈观烈、秦亚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0章。 (12)关于以投入产出表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国民收入账户的详细方法，参见赵峰、姬旭辉、冯志轩：《国民收入核算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应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8期；姬旭辉、邱海平：《中国经济的剩余价值率——兼论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5期；Shaikh,A.,and A.Tonak,Measuring the Wealth of Nation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ational Account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Chapter 3。 (13)根据投入产出表的结构性质，中间流量部分中每一个元素(以
表示)都有两种含义，既表示j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对i产品的消耗量，又表示i产品分配给j产品生产的使用量。从表的列项看生产部门对非生产性活动的消耗量，从行向上看也是非生产性活动分配到生产性活动的使用量。虽然Mu和Wt并没有包含表中全部的非生产部门的消耗量，但二者之和在整个非生产活动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因此U能够近似地反映经济中的非生产劳动消耗的价值量。 (14)计算增长率时使用GDP平减指数来剔除物价变动因素。中国的GDP平减指数来自世界银行网站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并以1995年为基年(100)进行了调整。 (15)Paitaridis,Dimitris,and Lefteris Tsoulfidis,The Growth of Unproductive Activities,the Rate of Profit,and the Phase-change of the US Economy,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44(2),2012,pp.213-233. (16)参见Wolff,Edward N.,Unproductive Labor and the Rate of Surplus Value in the United States,1947-1967,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Vol.1,1977,pp.87-115；以及Wolff,Edward N.,Growth,Accumulation,and Unproductive Activity:An Analysis of the Postwar US Econom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Chapter 8。 (17)根据沃尔夫的计算结果，从1947年到1967年美国非生产性活动所消耗的价值量占剩余价值的比例从22%增加到26%。沃尔夫的计算方法和帕塔迪斯不同，但毫无疑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美国经济的非生产劳动规模和比例大幅增加。 (18)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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