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初一位日本学者对侵华思潮的批判——读室伏高信《满蒙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思潮论文,年代初论文,学者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931年“九一八”前后，日本研究中国“满蒙问题”的论著纷纷问世，除极少数持公论的学者和左翼人士外，几乎一致地认为中国的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在满蒙有着特殊的权益和地位”。其论据要么说“满蒙是日本十万生灵二十万国币换来的‘圣城’”，是“日本民族感情的源泉，明治遗业的象征”；要么说“满蒙是日本实力发展后人口过剩的天然移民区，粮食和工业的供应地及商品市场，为天予日本之良土”。这些论者竭力向其国民灌输其法西斯侵略思想，狂热地为日本侵华战争辩护，并千方百计地为日本进行新的侵略炮制理论依据。
在日本国民这样普遍的侵华战争叫嚣中，一反这种战争狂醉，室伏高信于1931年11月完成了《满蒙论》这部著作。
室伏高信(1892-1970)，日本评论家。1892年生于神奈川县。曾在明治大学法科学习，中途退学。担任过《二六新报》、《时事新报》、《朝日新闻》等报的政治记者。他的思想成分比较复杂，批判“城市文明”、“机械文明”理论，同时接受多种思想。（注：室伏高信（1892-1970年）生平的有关资料，由日本学者三好章先生提供，谨表感谢。）1930年他到中国考察回日本后，写了一部著作《中国起来了》，由书名即可知其对中国统一和发展的称赞。《满蒙论》这部著作，作者是作为《中国起来了》的续篇来写的，完成于1931年11月。该书分列以下内容：一、满洲的印象；二、帝国主义及打倒帝国主义；三、“国论”的解剖；四、满洲的概况；五、希望于满蒙的是什么（一）；六、希望于满蒙的是什么（二）；七、经营满蒙得到了什么教训——满蒙的经济价值；八、满蒙可以解决日本的人口粮食问题么；九、积极政策对于我们有什么牺牲；十、如何去处理满蒙；十一、日本应取的态度。全书6万多字，其主题是：日本的国民应该认识到，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政策是错误的国策，而应代之以与中国合作、共同发展的方针；否则，日本必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世界为敌，最后自取灭亡。这一立论客观、立场鲜明的观点很快受到中国学者的注意。同月，中国学者周威堂先生拿到《满蒙论》这部书后，对作者的“警语，暗示及洞察力发生了很大的感动”，遂“中止了正在进行的关税问题”的研究工作，于11月23日以“七日之工夫译完”该书。（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译者序。）
《满蒙论》可以视作室伏高信以多种思想考察和分析日本军国主义及其侵华思想和行为的作品。他在该书自序中说：“关于何处是满蒙问题之重要性的问题，我想在我有充分的理解。”在作者看来，满蒙问题的重要性在于，日本国民必须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者所鼓吹的“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的真相和危险的后果，反省、反对和扭转日本国民的侵华思潮，因此，他认为，“这不是军阀的问题，或资本家的问题，不能不将这个问题当做是国民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以冷静地分析和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批判了军国主义分子的谬论，并呼吁日本国民迅速觉醒，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新的战争冒险，以保持中日两大民族的友好合作。这种认识，在当时日本国民狂呼“到满洲去”的战争狂醉时代，确是难能可贵的；即使在日本侵略战争失败并且战争结束已达半个多世纪、历史车轮已进入新的21世纪、中日两国重新恢复睦邻友好也已近30年的今天，针对日本军国主义思想重新抬头、右翼势力拒不对战争反省的思想心态及其种种表演，仍不失为一当头棒喝；而且，对于今天中日两国人民总结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教训，着眼于未来，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
《满蒙论》的作者所称的“满蒙论”，在我们今天看来，实际指的是“日本人的中国东北观”这一概念。显然，作者的“中国东北观”和处于其社会主流意识的那种“中国东北观”是截然不同的。居于日本社会主流意识的“中国东北观”，提出中国的东北是日本的“生命线”，鼓吹“向满蒙前进呀！屠杀满蒙的牲畜鬼类！”在占领中国的东北后，他们接着要在中国的大陆上“建立起日本的大帝国，掌握中国的实权”；然后，“进而如成吉思汗的进攻到欧洲呀！驱逐苏俄的鲍尔希维克信徒。打倒英国，‘美国不足畏’，以太平洋做日本的领海”。（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51页。）这就是日本侵略中国和世界的所谓积极政策。
室伏高信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积极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地批判和揭露。他指出，日本右翼人士津津乐道的“积极政策之名是悦耳的，大陆政策的话是诱惑的，强硬政策之声，听之有大丈夫之慨”。“这些都是煽动的很好言辞标语及口号。无思想的人唱之，无思想的人和之”。（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114页。）在室伏高信看来，右翼人士的这种狂热的喧叫，对于日本国民就像“好看的白拉冬那花就是明知道吃了要死，但这花仍是美丽的”，无力抗拒这种“报纸的煽动记事，欺瞒的政治演说，政党政客的自吹自打，买收、威胁、阿谀，满布了一切的狠毒”等等诱惑。室伏高信尖锐地批判日本国民的侵略思潮：“暗杀不是勇气，所谓不怕死，并不是去杀戮他人。”“意志仅是在你有方向时而存在的力，仅是在你感觉到责任时可以发见的”。（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123页。）
室伏高信向深深陷于侵华狂热思潮的日本国民问道：“日本现在走的是正道么？……我还要更进而问，我们现在能战胜太过于利己心的计划及感情么？此外，我们在今日未忘却所谓武力是最后审判者的浅显真理么！——我们还记得所谓灭亡了以武力建国的一切国家这种历史的明白的教训么？……我们就是不回到遥远的太古，也可看到这些例子：如罗马，巴比伦，斯巴达，或战国以后的中国王侯将相——专制主义的结果如何？”（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124页。）他想通过历史比较的方法，将历史上侵略者必然失败的结局警告日本的国民：切不要侵略中国的东北地区，否则，历史上侵略者灭亡的悲惨结局就是日本未来的命运！
作者深邃的历史洞察力、使他认识到日本发动侵略中国战争的危险越来越逼紧了，想想日本的未来，作者不能不向日本的国民大声疾呼：“如走错一步，不单是十年的退却，更不能不说是危及于日本的存在。”为了唤醒日本国民的反战意识，他进一步向日本国民揭露其当政者发动战争的内幕：“有些人利用这去争夺政权，又有些人想利用这个机会以饱满其私欲，还有些人企图用此来摧毁新兴势力。”（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127-128页。）作者对日本侵略者野心和阴谋的批析是十分准确的，可谓入木三分。
作者写作《满蒙论》的目的，就是告诉日本国民中日关系的真相，揭露日本侵华的阴谋，将日本国民从侵华思潮的迷醉中唤醒，因此，他委婉地向他的同胞指出：“日本国民的聪明，仍遮蔽于暗淡的风云中。”基于此，他提出：“我们要高呼，日本的国民哟！聪明罢！日本的国民哟，彻底的冷静，沉着，聪明，伟大罢！”（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128页。）
三
作者继而从经济角度分析了在其国内流行的“满蒙是日本生命线和移民区”理论的错误，而这一理论正是日本积极政策实施的思想基础。作者旨在说明：推行对中国侵略的“积极政策”，是日本的错误国策，必须转变。
作者指出，日本政府推行的向中国满蒙移民的政策，并不能解决日本人口增加的问题。他分析论证道：由于在东北地区的日本移民比中国人的生活费用高、工资高，在此地的日本企业宁愿雇佣廉价的中国劳动力而不愿雇佣日本人做工。他研究了中日两国工人在染织、机械、化学、饮食、杂工等行业工资收入的平均差别是，每个中国工人平均一天的工资为0.5元上下，一个月约12-13元；而每个日本工人平均一天的工资为2.3元上下，一个月约71.5-73.9元。即日本工人的工资，平均较中国人高3倍。中国人能接受比较低的工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食品以高粱、玉蜀、黍、豆类为主，价格低；而日本人以米为常食，价格高。这就是在日本人看来为什么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企业的雇佣工人以中国人为主的原因。所以，不仅像夫役的大众劳动市场为中国苦力所占领，就是木匠、泥水匠及风筝匠等技工市场，日本人也为中国人所取代；以至“给妇女梳头的生意，也都因中国人竞争而驱逐了”；甚至像满铁那样的半官办事业，还雇用中国人（在昭和四年度，满铁的雇员，日本人为10009人，中国人为13377人）。在这种情况下，据作者统计，日本在25年间到中国东北的移民截止到当时不过“九万弱而已”，与此相比，在其最近7年间山东省移民东北的人数“数近五百万，就是其永久居者的数目，在这七年间也有二百五十万”。因此，“所谓满蒙不是解决日本的人口问题之地，乃是解决山东人口问题之地”。（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82-90页。）因此，从向中国东北移民的情况看，日本的积极政策没有推行的必要。
作者告诉日本国民，由日本财阀、军阀及企业家所垄断的满洲煤、铁、石油及铁路运输等工业，对一般的日本国民并无利益。而就关乎大众生活的粮食问题来说，亦是如此，日本“虽从满洲得到了许多粮食，并且今后，这种需要更多……但这不一定有进行积极政策的必要。我们站在和平商人的立场上，有充分的机会，可以从满蒙获得粮食。这并不单是日本的……因为工业国的日本有以满蒙为市场的必要及必然，中国的农民也有以日本为市场的必要”。因此，“就是从人口粮食问题上说起，日本之对于满蒙也没有实行积极政策的必要”。（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92页。）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特别起劲地推行“积极政策”呢？作者委婉地向其广大的民众透露了底蕴：“也许这种政策对于满铁总裁，三井，三菱，住友……帝国主义者，政党，满洲的无赖，反对军缩者及一些寄生虫们是有利的。”（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92页。）鉴于此，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满蒙生命线论仅不过是一个骗人的手段而已。”（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95页。）
军国主义者推行的“积极政策”，在经济上对日本的一般民众产生了什么影响？作者向他的同胞悲愤地诉说：“所谓除‘十万生灵及二十亿国币’外，还给我们什么？军费在大正十年达到了七亿三千万，近来是五亿左右，在最近十年间超出了五十亿元。现在农村的负债达五十亿，预算超过了赤字的战场，股票价拂底，失业者满市，更不能预测到这种情形的将来如何？”（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112-113页。）给日本民众生活带来沉重负担的不是别的，恰恰是他们所迷恋的积极政策所消费的大量军费开支。所以，在作者看来，日本民众从自己的切身经济利益出发，也应从侵华狂醉中清醒过来，反对和抵制害民的“积极政策”。
四
作者还从中日关系和国际局势的角度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日交恶的根源，“积极政策”将使日本与世界为敌，自取灭亡。
作者不同意日本所流传的关于中国反日的说法，他认为，应该了解中国人为什么反日，应如何看中国的反日运动，这是正确处理和解决中日矛盾和问题的前提。
作者向他的同胞们指出，作为日本人，对中国的反日运动自然不能不关注：在中国，对于日本的敌忾是国民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不用说五九的国耻纪念日（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承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之日—引者），就是五四、五卅运动的纪念日，也是对于日本敌忾的养成日，反日运动是今日中国政治家和各党派的共通点，反日宣传蔓延了全中国。对于这种现象，作者认为，“如从中国人的眼里看起来，日本是一个可怕的恶魔，可畏惧的蛇蝎，所谓日本是应该打的这句话，乃流行于全中国人间的国民意识，如说这种意识特别在今日四分五裂的中国是完成国民革命的一大刺激，也未尝不可”。（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13页。）当然，作者和他的思想所倾诉的对象日本民众一样，是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的，因此他说，“我们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理应没有一个人欢迎这种反日运动”；但作者站在中日两国睦邻友好的立场上，又转而告诉他的同胞，对于日中关系的这种状况，日本国民“是不能不反省的。在我们责备中国政治家之前，不能不有一个发问：为什么发生反日运动？”（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13页。）作者以其敏锐地洞察力清楚地告诉他的同胞：“仔细的看了中国之所谓反日运动，其目标不是日本及其本身，乃是在日本的帝国主义。”
作者还从国际局势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的角度，指出：日本这种与世界为敌的政策，只能是害人害己。
作者认为，日本的“积极政策”，导致与中苏两个大国为敌。在中国的东北，“日本掌握了满洲的一切灵魂，确立了经济的及军事的权力”，而这样下来，作者问道：“满洲是谁的呢？满洲的中国人怎么样呢？”（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49-50页。）当然作者毋需解释，他的读者也知道，中国的东北为日本所侵略，当地的中国人过着被日军奴役的亡国日子。这样说来，由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必然“要防备中国的本部”，同时，由于日本侵略中国的东北“要威胁远方的苏俄，更要防备苏俄”。（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50页。）
作者回顾了日本对外侵略政策发展的历史与出兵侵略中国东北的关系，他认为，“自户水贝加尔博士以来就有所谓北进论，大陆经营论，拥护权利论，还有帝国主义论及二十一条，其他所谓中日开战论，日美开战论，甚至于退出国际联盟论。所谓满蒙为日本生命线者就是因此。孤注一掷的行动论之发生也是因此”。（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42-43页。）
因此，作者认为，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是造成这一地区紧张局势、亚太地区紧张局势和世界紧张局势的根源。作者分析说：这样，满洲成了世界低气压中心，成了第二个巴尔干，这不仅是中日之间的困难与不幸，不久就要引起了日俄的问题，日本与国联也发生了问题。对于这样一种局势，任何人都不敢说不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险。由于日本的侵略，不论对于日本还是世界，满洲成了世界上最不幸的灾难地域。（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119-120页。）
通过以上的分析，作者告诉他的沉醉于侵略战争而又不承认做寇盗的同胞，至于“日本的立场是否帝国主义，此处没有叙述的必要。全世界都是晓得的，所有的日本人也都知道”。（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15页。）他向日本国民再进忠言：打倒帝国主义，“这乃是人类的呼声，请听听这种呼声罢！错认识时代，只有灭亡。反乎时代，只不过是其死灭的促进剂而已”。（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113-114页。）其认识可谓清醒而深刻。
五
作者写作《满蒙论》的宗旨，在于呼吁日本国民对其扩张侵略行为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力促其政府放弃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力谋中日经济合作与世代睦邻和平友好的前途。
作者首先呼吁日本国民深刻反省自己的侵略行为，放弃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战争。他说：“只有反省己对于伟大国民之名是有价值的。一切伟大的行动都开始于反省自己。我们相信今日的英国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这是任何人都无异议的。英国在印度的一切所为，无论如何都是帝国主义的不对。压迫无武装的国民，及不允许其自由及独立的危害，我们不希望日本也犯这种错误。我们更希望如在我们的过去曾犯过这种错误时，要赶快的去改正这种错误。”他认为，日本国民应该有不怕死的勇气来改正自己的错误。他说：“伟大的国民应对于他国有宽容，也应当严肃的对待其自身。只有反省自己的国民，才真正不愧为伟大的国民。一切伟大的行动，仅是从反省自己而生。只要走的是正道时，我们就要拿出来不怕死的勇气。”（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126页。）他向他的同胞指出：“我们爱乡土，爱兄弟，爱同胞。但是我们不能以爱乡土之心去爱金钱，也不能以爱同胞之心去爱他国的领土。”他将心比心地教育他的同胞：“我们是日本人，日本人只知道爱日本。所以只知道爱日本的人，也应知道中国人的爱中国。”（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93-94页。）因而，他向日本国民提出了“应当沈静的思想由已流血中所得的教训”（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131页。）的强烈呼吁。
作者其次认为，日本应该从中国东北撤军，而代之以友好与经济合作的政策。他指出，对中国，第一要用经济合作的政策代替帝国主义政策，第二要站在辅导的立场，即“站在中国的满洲之立场”。（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115页。）他还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东北与中国主权不可分的关系，他说：“不论是满洲或蒙古，其最初在政治上虽与中国的本部相对抗，或错综，但历史的大势常倾向于中国的统一，有时其主权的势力虽有盛衰兴亡，并且还有时扩张到中国以外的地域，但这些常是所谓关系中国的事，血浓于水，所谓中国还是中国。”（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31-32页。）
作者认为，中日经济合作有着广阔的前景。日本以和平商人和企业家的身份，就交通来说，“吉会线也好，各种中日的计划线也好，总之我们可以由此去联结北满及日本，在此地找出新的市场”。此外，日本还可以得到便宜的谷物供给，其中尤其是可以得到吉林附近丰富的木材供给，可以由此将付给美国的木材费用付给邻人满洲，“在满蒙有许多是应该开发的”。“关于这一点，不论是从技术上，机械上或资本上，说起来，日本都有许多是可以援助的”。（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116-117页。）
最后，作者认为，日本国民应着眼于久远的未来，力谋中日两大民族的和平友好。他在思考，“不能不研究中日的密接关系及辽远的未来。站在中日两国含有五亿的二大民族之上，想想中日两国都应该如何？”（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131页。）
作者认为，日本文化和美国的文化有很大的差异，与俄国距离甚远，而与中国就不同了，“由长崎一昼夜就到了长江，中日两国如此的接近及其前途的辽远。我们从中国学到的不少，同时我们也应当有许多要给与他们的”。他向日本国民提示：“日本政治家的一个最根本任务，是如何的可以促进中日的关系，战或和，斗争或结合，侵略或联盟？”作者告诉日本国民：不要站在狭隘而又狂妄的扩张立场上，而“要命令我们的眼光远大，要使我们的立场更广阔”。（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130-131页。）令人痛心的是，日本的国民和政治家并未如作者所期望的那样，而是由此进行了一场长达十四年的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对人类的和平与发展犯下了弥天大罪。当然，如室伏高信先生所预料的那样，日本侵略者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玩火者必自焚，日本也为其穷兵默武付出了沉重代价。
六
室伏高信先生的《满蒙论》，对日本肆意践踏和侵略近邻中国的揭露，对于陷于战争狂醉中的日本国民的呼唤和警告，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必败的预见，对于中日合作与友好前途的设计和期盼，确如当年的译者周威堂先生所说，读之“发生了极大的感动”，深为作者的清醒的认识、严肃求实的态度、公正而友好的立场所震撼。
在九一八事变之际，日本有良知的自由知识分子和左翼势力还能够发出一定程度的反对战争的呼声。根据井上清先生提供的材料表明，反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日本工会全国协议会”的登记会员，在1931年底就有1万人，而且至少有5倍于此数的工人受其影响。然而，到30年代中期，左翼和自由知识分子都轻易地屈服于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战争。有鉴于此，井上清先生感慨地说：“每当我们想到这点时，对于现在中国人民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的看法，我们怎么能心安理得呢？”（注：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3册，马黎明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58-259页。）井上清先生所力图说明的，同室伏高信先生所关注的，都是日本侵略战争中的国民思潮问题。室伏高信写作《满蒙论》，就是希望通过教育、警告日本的国民，扭转日本国民的战争狂热思潮，以达到其防止战争、反对战争的目的。这正是他强调“不能不将这个问题（满蒙问题——引者注）当做是国民问题”的缘故。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愈来愈起劲鼓吹军国主义历史观，公然为其侵略战争翻案，如在1995年编辑、出版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中，胡说“满洲不是中国领土”、“日本是为自卫而出兵亚洲的”等等谎言。当年的《满蒙论》一书，正是揭露、驳斥此等谎言的铁证，也是教育当今的日本国民对当年侵略战争反省的生动教材。张海鹏先生针对日本右翼的谎言曾指出，“否认侵略，不仅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伤害了东亚及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感情，也伤害了有正义感的日本人民的感情”。（注：张海鹏：《反省近百年中日关系的历史教训》，《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1期，第6页。）在今天的日本，有一些有良知的学者、经历战争的醒悟老兵和清醒的政治家，反对右翼势力为侵略战争翻案的行为，主张向受害国谢罪反省，他们真诚的感情无疑受到日本右翼势力的极大伤害。他们坚持正义、尊重历史事实的精神，是推动日本和平发展的坚强力量。中国人民应和日本坚持进步、和平的力量携起手来，共创21世纪中日睦邻友好关系的新篇章。
从抗日战争中研究的角度看，《满蒙论》一书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满蒙论》一书，是作者特意写给日本国民的，里面有日本军界、政界、财界关于对华侵略的论述，有日本国民思潮的论述，有作者自己的思想、观点，其字数虽然不多，但包涵的内容是多方面的。这部著作，是我们研究30年代初期日本对华侵略思潮与反战思潮的第一手珍贵文献资料。把这一资料所表达的历史内容和历史信息同当年日本侵华的大陆政策、东方会议和《田中奏折》等联系起来分析，更有助于揭露和揭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野心及其产生的原因。笔者对这部著作的探讨，仅就个人认识所及，余者还望识者补正。同时，笔者也期望通过对《满蒙论》的探讨，能对日本民间的反战思潮研究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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