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香港文学的发展道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发展道路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香港文学的发生、发展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即以岭南文化为主要形态的中华母体文化与港英当局统治引入的西方文化冲撞、交融的格局。香港文学与内地文学存在着复杂的分合关系，即内地新文学的发展轨迹与香港文学自身的发展道路的前期重合与后期分途（以新中国成立为界）。国际冷战格局的结束，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以一国两制的构想回归祖国的前景，使香港文学得以发挥自己的文化优势，逐渐确立自己的价值，即以开放的现代的国际性都市生活为基础的现代都市文学。这使香港文学在整个当代中国文学中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意义。
香港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朵奇葩。
香港的开埠，是伴随西方殖民主义侵略中国的一场罪恶的战争而出现的。这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此后一百多年，直到新中国诞生，中国一直处于东西方帝国主义虎视眈眈的弱肉强食之中。这也是中国人民走向现代觉醒的开始。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从未停止过寻求独立和解放的斗争。而这一百多年，正是世界经济从工业革命的完成走向后工业时代的飞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经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迈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急遽变革的年代。正是在这一广阔的历史背景下，香港发展成为一座举世瞩目的国际性的大都市；也是在这一广阔的历史背景下，香港文学逐步形成了自己鲜明、独特的都市文学形象和都市文化品格。
因此可以说，香港文学是近代以来随着香港的开埠，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国文学传统在这一特定区域、特定时间里，不断与外来文化和外来文学思潮交会、冲撞、融摄，经历了与内地文学的互相延伸到独立品格的追寻，从而发展起来的一个具有现代都市文化特征的中国文学的分支。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香港文学确立了自己的价值和位置。
一、香港文学发生、发展的文化背景
文化是人类在历史的实践过程中一切创造的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关于文化的发生理论中，始终把“文化”同人类具体的历史实践相联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人的现实的历史的存在，辩证地理解为既是历史剧的剧作者，也是历史剧的剧中人”[（1）]。换句话说，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又是文化的创造物。这一辩证命题启示我们：人在创造文化的同时，也把自己的所有创造活动，置诸一定的文化结构之中，既受着一定文化的制约，也超越这一制约，丰富和提升一定的文化。
文学亦然。文化是文学发生和发展的温床与动力，不仅影响着文学的存在形态、运动方式，还赋予文学一定的文化内涵。但文学作为人的精神创造物，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学自身的发展，也提升着文化的精神，推动文化的进步。因此，当我们考察和描述一定地区的文学状貌时，不能不首先关注这一地区文学发生和发展的文化环境，以及文化所给予文学的影响，和文学的超越对文化发展的意义。
在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中，香港文学所以引起我们特别的关注，恰正是它迥异于内地的特殊的文化环境赋予它的特殊的形态和内涵，以及它的存在和发展，对中国文学整体格局的意义。
远在六千年以前，香港地区（含本岛、九龙和新界）就有先民活动。这可从近年考古发掘获得的石环、石
、印纹陶器、纹硬陶器、彩陶器及青铜器等大量分属新石器中晚期和青铜时代的遗物中找到证明。嬴秦时代，香港属南海郡番禹县管辖，为畲、徭、蛋等土著聚居之所。至汉，改隶博罗县，其时已有中原人士迁入居住。此后两千年间，在中原内地时有战乱的朝代更迭中，避难南迁者益多。尤以东晋末年和南宋末年为甚。至唐，已设屯门镇，管辖从今宝安、屯门到浙江永嘉一带沿海地域的海防军务。北宋年间，开辟盐场，增设盐官专管。至元，改置屯门巡检司；到了宋明时期，煮盐、捕鱼、种香、植稻，以及利用蛎壳烧灰，经济已有了很大发展。至清代中叶，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前，人口已达七千以上。它位于珠江口外侧，与广州仅距130公里的特殊地理位置，自唐以来，逐渐成为沟通东西方交通和入粤的重要孔道。15世纪末葡萄牙航海家加马绕过好望角，发现沟通东西方的新航线，珠江口外的屯门便成为麇集西方商人、冒险家和殖民者的最早贸易港口。[（2）]
这样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沿革，决定古代香港的发展，不可能是孤立的。它是中国南部省份广东的一个部分，纳入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框架之中；也说明古代的香港文化，不可能是一种独立的文化，而只能是中华民族文化在五岭之南的分支——岭南文化的一翼。
生聚蕃衍于五岭之南的百越先民，秦汉之后才接受中原文化的融合，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岭南文化，是汉民族文化的一个区域文化类型。它既是一种感性、自然的原生型文化，也是一种包容广泛的移民文化。相对于中原内地稳固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内陆型文化，它又是一个面对广阔域外世界的海洋型文化；相对于以达官显贵、豪绅地主、文人学士为自己主要文化形象的贵族文化、士人文化，它还是以市井社会的城市平民为自己主要文化形象的市民文化、世俗文化。岭南文化的本根性，使它在接受中原正统文化的融合和外来文化的冲撞中，能够吸收各种养份丰富发展自己而又不失自己的本根形态与“土”味。它远离儒家文化中心的边缘性，又使它较少受到儒家正统文化的规范和约束，表现出更多非正统、非规范的叛逆性格和锐意开拓、进取的革新精神。而得益于背山面海的地理环境，率先与域外的交往，又形成了它文化的开放性和兼容不同文化的多元性，使原先比较单一的文化形态呈现出丰富的色彩和多元的内涵。自汉唐以来就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域外经贸活动，和在明清之季就率先发展的商品经济，激发了与传统农业社会重农抑商思想相抵牾的商品意识和新的价值观，同时也发展了迥异于玄学清谈的经世致用作风，和区别于禁欲主义的讲求实惠的享乐精神。这一切并不以理性形态存在于儒家经典之中，却以实际行为渗透在市井小民感性的世俗生活里的文化特征，无不在近代以来香港社会的发展中，获得充分的发挥。这是香港文化最基本的内核，也是香港文化孕育和发展的文化基础。香港各种亚文化、亚文学现象的发生和存在，几乎都可以从中找到它潜在的基因。
鸦片战争之后，香港割让于英国，导致了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方文化的长驱直入。如果我们把文化广义地理解为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互相依存和制约的层次，那么，以西方文化作为自己文化意识代表的英国统治者，通过自己派出的政府，首先推行的是承袭自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同时在经济的发展中建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经济制度），继而便挟持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威势，通过教育（例如大量英文书院和大专以上学院所奉行的英式教育制度和英语教学）和其他文化措施（例如举办英国文学讲座和资助交响乐、芭蕾舞、现代剧等西方艺术表演团体的演出），扩展其精神文化的影响，企望以西方文化来主导香港社会的发展。这样，近代以来的香港，便一直处于西方文化的强大压力之中。
然而，就香港占90%以上的华人人口而言，华人是构成香港社会的主体；以岭南文化为主要形态的中华民族文化，是香港社会的文化基础。于是，代表统治者的文化意识而企望主导香港社会发展的西方文化，与构成香港人口主体和社会基础的中华民族文化，二者之间的差异所引起的冲撞、融摄、共处和反弹，便形成了近代以来香港社会独特的文化格局。前者以殖民主义为背景，有着强大的政治和经济的助力；后者则以其博大、深厚的历史稳固性和源源不绝的内地支援而难以动摇。这种不可调和和退让融汇，使两种文化各据一方同时又呈现出互相渗透的胶着纠葛状态。一方面，西方文化带来先进科学技术和现代经济观念，推动了香港经济的发展，使香港建成为一座以世界经济为背景的现代化的国际性经贸都市。然而，在香港的经济飞跃中，大量在艰苦经营中发展起来的华资企业渗透着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对香港经济的提升起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外来异质文化面前，中华民族文化在固守自身传统的稳定性与对异质文化冲击的抗争中，同时也表现出对异质文化某些成分的吸收和衍化。在这一点上突出表现出岭南文化的本根性融摄其他文化以丰富发展自己的自主性精神，和兼容其他文化的开放性和多元性特点。
这就是近代以来发展着的香港。它既不是一个完全西方化了的现代都市，也不是一个中国传统的封建城廓；而是一个华洋杂处、东西并存，各守一方，也互相交汇，在沟通中国与世界上发挥桥梁作用的遭受外族统治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中国城市。东西两种不同文化既层次分明地互相区别，也界限模糊地互相渗透。在这里，既存在着一个完全西方化的以洋人为核心的上层社会，也存在着一个依然保持中国文化传统，却又接受某些西方观念和文化习俗的中下层社会；既可以看到完全西方化的生活方式，和逐渐浸入到香港市民生活中的西方文化习俗，也可以看到仍然保存着中国古老文化传统的世俗生活，乃至一个多世纪来，几无多少变化地沉潜于社会底层的某些陈旧的陋习，和逐渐为西方人士所接受的某些中国文化传统。当你在一家跨国经营的现代大公司里发现敬奉着观音佛祖财神爷，和你在最古老的占卜跳神风水相命中，看见用最新的电脑帮助测算一样，都不必奇怪；犹如在港英政府的大型建筑施工之前要先找地理先生看风水，和中国普通老百姓习以为常地过着西方的节日一样，都是很正常的。香港在飘散西方现代文化的空气中，也袅绕着阵阵中国的线香烛火。它出神入化地把二者弥合在一起，使这块既是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侵入古老中国的桥头跳板，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先迎受现代冲击的敏锐前沿，典型地体现出两种文化的交会、冲突、融摄和岭南文化的开放性、兼容性和多元性特征。
这就是香港文学所植根的文化土壤和存在与发展的文化环境。一个世纪以来，香港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几乎都可以从这具有深刻历史蕴含的文化环境中，找到它发生的深层文化基因和发展的现实机缘。
如果说，在政治、经济领域和大专以上学校教育，香港较多地接受英国的影响，以西方模式为主导；那么在包括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基础教育和文学艺术等狭义的文化上，占据香港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下层社会，仍然以中华民族文化为基础和主导。因此，从整体上看，更多固守东方传统的香港文化，并未逸出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艰难地向现代化过渡的历史框架。而在文学领域，西方的文化影响和文学思潮，使在香港的传统文学受到猛烈的冲击，促使传统的文学观发生适应时代发展的某些变革，培育了一批力图与西方文学思潮同步和以西方文学观念和方法反观中国文学的作家和批评家。但就整体而言，西方的文学传统，并没有成为大多是从中下层社会中成长起来的香港作家唯一信奉的传统，更何况香港文坛还活跃着一大批在内地接受文学教育后南来的作家。相反的，倒是在几乎所有的香港作家身上（不论他来自何方），都可以找到深层的中国人文传统，成为他们文学创作的基因和精神。
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人的社会实践不止，文化便也在不断实践中流动和发展。一方面是人对环境的改造，使这一改变了的环境成为新的制约因素推动文化的变革；另一方面是文化的交流，外来文化的介入也构成一种新的文化环境，制约并影响着人，从而推动着本土文化的变革。文学作为人的实践活动之一，也参与着对环境的改造。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既有着受制约的一面，也有着超越的一面。泰纳在描述影响一个民族文学发展的三要素：时代、环境和种族时，着眼的是文化对文学的制约。他说：“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压力，给艺术家定下一条发展的道路，不是压制艺术家，就是逼它改弦易辙。”[（3）]但是，当固有的文化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或者不能表现正在变化中的时代精神时，文学便率先对固有的旧文化进行反叛和扬弃，为新的文化催生。一个世纪以来香港文学的发展，无不体现出这种既受制约又能超越的辩证精神。本世纪20年代旧文学在香港的最后坚持，和20年代末期新文学终于在香港的勃发，都反映出香港这个游离于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边缘地带历来收容避难而来的遗老遗少所形成的文化氛围对文学发展的制约，和为适应时代变革，扑面而来的新文学浪潮对于旧有文化和文学的扬弃。而从50年代后期开始勃兴至70年代形成浪潮的关注文学自身艺术方式的现代主义艺术思潮，和为满足大众愉悦与休闲的文化消费需要而流行的通俗文学，从更深的层次看，都是文学在高度经济发展和进入信息时代的一种都市文化形态，它与前此殖民时期和工业革命时期的文化形态有着很大的不同。香港文学正是在这一新旧交替的缝隙与层面上走向自觉和自立，寻求着自己都市文化的独特内涵和形态，在中国文学的大格局中构建自己的价值和位置。
文化的积淀和文化的融摄与变革，既奠立了作家创作的文化心理与精神倾向，向作家提供经过历史积累而丰富成熟的艺术模式，为作家创作的文化属性定位；也提供给了作家超越固有文化的广阔创造天地。近一个世纪来香港文学的发展，就这样在香港这一特定的文化环境里进行。
二、香港文学与内地文学的分合关系
无论从地缘辖属——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还是从文缘的承传——香港文学秉承着中国文学的文化传统、文体范式和文学精神等方面看，香港文学都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这是毋庸多论的。然而，作为中国文学整体格局的一部分，并纳入中国文学发展框架之中的香港文学，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中国内地其他省区——例如上海市或广东省的文学，也迥异于中国另一个曾处于异族统治长达半个世纪而后又与大陆分隔至今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分支——台湾文学，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一个世纪以来，香港文学所历经的进程，既有着与内地文学互相叠合与印证的阶段，也有着逸出中国内地文学的轨迹而呈现出独特形态的发展。香港文学与内地文学这种分合之缘，是我们认识香港文学与内地文学的同一性和差异性的前提和基础。
香港的传统文学，是中国近代文学在香港的移入或植入。所谓“移入”或“植入”，指的是此时的香港文人，大多不是从本土产生的，而是由内地移来；他们移来之后，便努力在香港这块逸出中国主流社会之外的幽隐之地植入传统文学。因此，就整个地域而言，香港的旧文学传统并不深厚，历史也称不上久远。然而就创作者个人而言，其根柢却是深厚的，所接受的文学传统的影响，也是久远的。特别是在辛亥革命之季，避居而来的一批自许为“前清遗老”的旧文人，大抵都有着较深的国学根基。1921年由香港文学研究社主办、罗五洲主编的《文学研究录》，旗下的作者包括了章行严、章太炎、郑孝胥、林琴南等著名的国粹派。正因为如此，香港才可能到了本世纪20年代尚能集结起堪称庞大的旧学队伍，对抗新文化运动，致使这一曾是辛亥革命海外酝酿基地之一、且多受西方文化影响的香港，新文学的产生与发展迟缓于内地长达10年以上。
上述现象说明，即使到了本世纪20年代，香港仍然在中国政治、文化剧烈变动的中心之外。从一方面看，港英当局标榜不直接干预华人社会的“简接”统治原则，使香港相对地游离于中国社会政治变动的中心，留出了一隙边缘的空间，成为不同政治、文化势力的活动场所。但另一方面，港英当局实际上并不希望中国社会发生不利于它继续统治的进步的变革。因而时时表现出与旧文化、旧传统和旧的政治势力苟合、勾结而形成盘根错节的互相支持的状态，这一特点几乎延续到今。
上述现象也说明，香港新文学的发生，主要不是根生于香港的传统文学，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而出现的合乎逻辑的内在的变革；而是在内地已经如火如荼了的新文学运动，对于珠江口外这一虽为弹丸之地，却踞有重要地位的小岛文学发展的催生与推动。如果说1921年创刊的《文学研究录》主要表现出国粹派对于旧文学顽固的坚持；那么同年由《大光报》主办的《双声》杂志的创刊，在思想较为新潮的黄昆仑和黄天石主编下，吸收了上海曾是“鸳鸯蝴蝶”派作者的徐枕亚、周瘦鹃、徐天啸等人和本地青年作者，便开始出现了“放脚式”的白话文。而此时一些报纸如《大同日报》、《大光报》、《循环时报》、《南华日报》、《华侨日报》等也效法内地，开辟副刊发表新文学作品，在介绍内地新文学同时，也培育本地年青的新文学作者。到了1927年2月，鲁迅以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名义赴港作了题为《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两次著名的演讲，给了黑暗压抑下“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依然不绝的香港旧文坛以有力的抨击，无疑是对香港新文学的极大支持和鼓舞。1928年随着北伐的胜利而突进的政治局势，使代表旧势力的国粹派在香港的营垒发生了动摇；而同年由香港青年作者创办的第一本新文学杂志《伴侣》和1929年香港第一个文学社团“岛上社”的成立，则标志着香港文学终于在20年代末期登上历史的舞台。因此可以说香港新文学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与国内政治局势的发展和文学浪潮的推动分不开的。
30年代是香港新文学从孕育走向拓展的重要时期。继1928年的《伴侣》和1929年岛上社创办的《铁马》之后，新文学刊物或以文集形式，或以期刊形式蜂涌而出，不少虽是旋办旋停，但却前赴后继。粗略统计有《岛上》（1930）、《缤纷集》（1932）、《新命》（1932）、《晨光》（1932）、《小齿轮》（1933）、《红豆》（1933）、《今日诗歌》（1934）、《时代风景》（1935）、《南风》（1937）等。这些刊物以香港本地作者为主干，同时发表内地作家如沈从文、郁达夫、穆木天、张资平、胡也频、王独清、陈学昭等人的稿件。在刊登创作的同时，也评介西方的文艺理论，介绍西方文学，初步呈现了香港文学在发展本地创作的同时，也和内地新文学密切联系和向西方文学吸取营养的最初状态。
1937年以后抗日战争的爆发和“八·一三”上海事变，逼使大批内地文化人和文学家避难南下，或借道香港转赴大后方，或驻足香港从事抗日文化活动。纳入于中国文学发展框架之中的香港文学，成了在半壁江山沦入日寇战火之后与西南大后方并立的一个抗日的文化运动中心。香港新文学的发展便叠合在中国抗战文学的发展轨迹之中。
与此一时期文学发展情况相类似的，还有抗战胜利以后国内战争的重新爆发，促使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作家再度南来。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远在抗战时期之上。在从1946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的4年时间里，南来作家再一次主导了香港的文坛，使香港成为这一时期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又一个重要的文化阵地。
如何看待两次内地作家的南来，是在香港文学研究中常被提起且略有歧见的一个问题。肯定者认为，南来作家在香港的文化活动和文学创作，活跃了香港文坛，提升了香港文学的水准，把香港文学和内地文学进一步一体化地联系起来，对香港文学的发展是有力的推动。异议者则认为，“国内知名作家的涌至，迫使香港文学骤然回归中国文学的母体，在母体内，这个新生婴儿还在成长阶段，当然无权参与正常事务的操作。不过这个新生婴儿，肯定是在成长阶段中，并没有受到很好的抚育”[（4）]。
上述两种不同评价，反映了对香港文学两种不同的观念。首先，香港文学本来就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并不是在内地作家南来之后，才“骤然回归中国文学的母体”的。因此，不能仅仅把香港文学看成只是香港本地作家的文学，而应当更广阔地看作是中国文学（当然也包括香港本地的作家）在香港这一地域的分支。而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地域的囿限和对作家省籍的匡定并不明显，也不重要。即使在交通并不发达的古代，作家的流动也是十分频繁和平常的。我们根本无法也无须判定，李白或杜甫的作品，是哪个省的文学。他们是属于整个民族的。到了交通和资讯都十分发达的现代社会，情况更加明显。谁也不能把鲁迅、茅盾或郭沫若，仅仅看成是浙江作家或四川作家。作家的省籍身份，往往也只以其地域文化色彩，来丰富整个民族的文学。他们同样也是属于全民族和全国的。其次，南来作家推动了香港文坛的活跃和水平的提高，从根本上说，对本地作家的创作及其水准的提高，也是一种带动。事实也正是如此，抗战期间南来作家推动成立的“文协”香港分会设置的“文艺通讯部”，以及战后第二次作家南来，创办的“中国新闻学院”、“达德学院”和“南方学院”，就意在培养年青的香港作家。因此，不能因为某些尚未成熟的本地作家由于种种原因一时间较少发表作品或离开文坛而将责任推在作家南来上面。从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出发去看待三四年代两度作家的南来，应当肯定它对香港文学发展的意义。它进一步地将香港文学与中国内地文学发展一体化地联系起来。香港文学不仅只是一个“香港”的文学，而是在非常时期里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文化中心和文学阵地。
与内地作家的南来同时，香港文坛还存在着一个逆反的进程：香港作家对内地文学活动的参与。本来，香港与广州或上海的联系就十分密切。新文学运动初期，不仅内地作家参与香港新文学的初创，香港作家也将自己的作品寄到内地发表。抗战期间，既有内地作家南来，也有香港作家北上。舒巷城就是一个例子。他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离开香港赴桂林，在湘桂大撤退中徒步穿过贵州抵达昆明。抗战胜利后又到过上海、南京、北京、沈阳，1948年才重返香港。他创作的发展和走向成熟，便是在参与内地的文学活动中成长起来的。
因此可以把从20年代到40年代的香港文学，看作是内地与香港文学的互相延伸与互补的时期。此时的香港文学，基本上叠合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轨迹之中，与此后香港文学逸出内地文学的发展轨迹构成两个不同的文学时期，成为划分香港文学的现代阶段与当代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
50年代以后，香港文学发展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新中国的成立和世界冷战格局的形成，使香港成为西方世界包围新生共和国的桥头堡之一。东西两大阵营的对峙迫使新生的共和国采取相应的锁闭政策。历来与内地经济文化往来十分频繁的香港，在政治的对峙中也进入与内地相对的隔绝时期。其次，新中国诞生后，一批对新政权持反对或疑虑态度的文化人避入香港，填补了随着新中国成立左翼作家北返后留下的文坛的“真空”，成为此一时期香港文坛最为活跃的力量。他们与继续坚持留在香港的一批左翼文化人形成五、六十年代壁垒分明的文坛格局。其实质是在内地以新中国的成立为标志的已经决出胜负了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在更广阔的冷战背景下在香港以文化的形式重新展开的角力。第三，70年代以来香港经济起飞的奇迹，迅速把香港建成一个以世界经济发展为背景的国际性的金融和商贸中心。现代都市的出现，推动了新的都市文化形态的发展。它逐步地模糊和消解着五、六十年代文化上紧张的政治对峙和分野，吸引来更多的香港作家（无论是南来的还是本土的），共同面对香港社会正在发生多种变化的现实，走向兼容并立的多元发展。这是香港文学走向自觉和自立的重要发展时期。
80年代是香港文学发展的又一个重要转折期。首先是内地政局的变化，结束了10年极左的“文革”灾难，走向改革与开放。香港与内地的交往以经济为龙头，迅速延及文化及其他领域。疏隔将近40年的文缘重结，使两地的读者和文化人，既有互相发现的喜悦，也有彼此不识的陌生和不惯。这构成了80年代初期对香港文学众说纷坛的话题。其次是7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内地对香港的大量移民，夹涌而至的一批文化人，形成了南来作家的第四波。他们与前此三次作家南来略有不同的是，他们大多并非因为直接的政治原因而南渡，因而他们并不负有直接的政治使命或政治情结，来香港开辟政治色彩强烈的文化“战场”。相反，这些后来被称为“南来作家”的大陆移民，大多是在艰难的谋生中熟悉香港的中下层社会人生，而后才进入创作的。他们带着自己从内地到香港的两份坎坷的人生经历和体验，提供香港文学对香港社会一份独特的观照。以来自内地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文学价值观和现实精神，与在香港本土教育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本土作家的创作形成对照，丰富了香港文学的内涵。第三，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签定，香港的回归进入倒计时。这一即将结束英国在香港统治的重大政治事件，不仅使香港社会各个阶层受到极大震撼，激起社会情绪的不同反响与变化；而且也加大了内地与香港交流的力度。香港的回归必然会带来在百年殖民统治背景下出现许多差异的文化的重新整合。文学亦然，也面临着回归之后与母体文学的重新整合。这个已可预见的明天，对正处于过渡期的香港文学的影响，也是昭然可见的。
因此，可以将从50年代迄今的香港文学发展，视作是香港文学与内地文学的分流与整合时期。香港文学与内地文学的分流，其最主要的特征是自50年代以后，香港文学基本上逸出内地文学的发展轨迹，呈现独特的形态。当代香港文学迥异于前此的现代阶段，其根本在此。当代香港文学在中国文学整体格局中价值与位置的确立，也以此为前提。
从另一方面说，分流与整合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过程，而是共生于同一文学进程之中。从共同母体上离析出来的文学，便同时有着来自母体的基本质素与后来分割后新异质素的共同存在。二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和转化，贯穿着文学发展的全过程。当后来出现的新异素质主导着文学的发展，并呈现为新的文学形态，分流便成为文学发展的主导倾向；而当来自母体的基本素质融合分流以后的新异素质，主导着文学新的发展流程时，整合便成为文学发展的主导倾向。因此，整合不是复旧或回归，而是在更高层次上以母体文化为主导倾向的发展，是母体文化对新异文化的涵括与尊重，也是新异文化对母体文化的丰富与提升。
当代香港文学的发展，便在分流与整合这一合乎逻辑的发展进程中，既承受社会的影响——50年代的分割和80年代的回归，也在这一社会进程中发展完善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都市的文学的现代文化形态。
三、香港文学的价值确立
文学是人类艺术地把握世界的一种精神方式。对文学这一艺术本质的确认和完善，是文学走向自觉的一种体现。
50年代初期，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使香港成为世界冷战格局中敏锐的前沿。反映到文化领域上来，一方面是新中国诞生前后，一批对新政权持有异议和疑虑的文化人，随着旧政权从大陆的撤退，涌至香港，在困足香港的落难生涯中，得到冷战格局中来自西方阵营的政治鼓舞和美元的经济支援，重新活跃起来，成为此时香港文坛影响很大的一股力量。而退踞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并不愿放弃香港这块可以窥视和进入大陆的桥头堡，不断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施加影响，使这群被视为“落难”的文化人，在政治上不同程度地倾向于台湾。另一方面，新中国的诞生，吸引了大部分左翼文化人北返参加新生共和国的建设，使自3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受到左翼文化力量主导的香港文坛，一时变得空寂起来；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新政权对香港政治、经济、文化的投入，都不断地鼓舞和加强香港左翼文化的力量和影响，使香港成为伸向西方阵营展示新中国形象的一个窗口和通道。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这块英国统治下的中国人的土地，成为同时容纳不同政治势力和文艺倾向对峙的共同空间。这实际上是大陆已经决出了胜负的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凭借香港的特殊环境，以经济和文化的形式继续展开的政治角力。以往被认为游离于中国社会变革中心之外的香港的“边缘性”，转而成为以中国新政权为焦点的海外的政治文化斗争的另一个中心。而一向标榜“不介入华人社会事务”的港英政府，其政治砝码实际上倾向于右翼一边，对左翼文化人及其文化活动多方限制，从禁止、取缔，直至解递出境。
这样，从50年代开始，香港文坛便笼罩在相当浓厚的政治对抗的氛围之中。它构成了此一时期香港文学复杂且多变的政治环境，影响着香港文学的文化构成和价值取向。
从一方面说，香港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对香港文学开阔自己的文化视野，有着积极的影响。不同政治势力在香港这一共同空间的并存，也以各自的文化优势和偏失影响香港文坛；就整体而言，形成了一种互补。当大陆极左的文艺政策，将国门之外大部分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都视为洪水猛兽和文化垃圾，香港则没有中断从西方文学中借鉴和吸取营养、寻求与世界文学潮流的同步的过程。当台湾当局出于恐惧和偏见，将代表五四新文学成就的一大批左翼作家和留在大陆的作家作品统统列为禁书，从而造成当代台湾文学发展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断裂；香港则可能较全面地接受这份丰厚的文学遗产，既有为台湾查禁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艾青、丁玲等人的作品，也有在大陆受到批判或冷遇的胡适、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的作品。而新中国所倡导的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民族化、大众化道路，和台湾在五六十年代沸扬一时的现代主义文学浪潮，都在香港留下影响。这使香港文学无论对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继承，还是对于世界文学思潮的吸收，都有较之大陆和台湾更大的优势。
但是另一方面，在尖锐对抗的政治背景下，以政治代替艺术，把十分复杂的艺术现象，简单地纳入二元对立的政治框架之中的风气，影响到香港文坛的生态环境，造成此后较长一段时间香港作家的对立和隔阂。作为50年代香港文坛的亲历者，刘以鬯在述及当时的创作时曾说：“政治不断蚕食文学，文学几乎变成政治的一部分了。在那个时期，即使张爱玲那样有才华的作家，从上海来到香港后，也写了《秧歌》与《赤地之恋》……”[（5）]。同时文学批评的强烈政治意识，导致以政治批判代替艺术论争，使50年代以来的香港文坛，既缺少深入的艺术讨论，也缺乏影响全局的不同流派的艺术运动。并非香港作家没有鲜明的流派意识和艺术追求，50年代香港对现代诗的介绍和实验，并不迟于和逊于台湾，但却未能出现如台湾那样由现代诗开始而波及整个文学艺术领域的现代主义运动。究其原因，虽然多种，但当时文学批评的泛政治化，不能不说是最主要的。当时不同背景下的刊物和作家，程度不同地表现出各自对艺术方式和流派的选择倾向。如左翼刊物和社团，大多标举现实主义；而美元支持下的刊物和社团，更多注重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倡导。个中虽有一定的政治因素，但并不都是政治的原因。不过，在当时政治意识强烈的对抗下，往往把这一复杂的艺术现象，简单地与其政治背景联系起来，归结为政治态度，致使有关艺术流派的论争都赋予浓厚的政治色彩而转移了它自身的文学意义。久而久之，为回避政治论争便也只好回避艺术论争。这种无奈的心态，造成了香港文学流派未能充分发展的缺憾。香港虽然有着广泛接受外来艺术思潮的优势，却又一定程度地为这种过分强化的政治意识所消解。外来艺术影响往往只及于个人，而较难形成集团性的艺术流派运动。
政治对文学的牵制，是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坛的重要现象；但与之同时存在的，还有文学对政治的超越。它们构成了香港文学发展的辩证关系。例如不同政派背景下报纸、刊物的创办，其直接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政治角力的需要；但它提供的文学空间，客观上则使冷寂的香港文坛热闹起来，从而推动了文学的发展。又如当时不同政治背景支持的刊物如《中国学生周报》和《青年乐园》，都重视对青年作者的培养，但从这两个刊物成长起来的青年作者，并不全部卷入政治斗争。在客观上，它们共同地为香港文坛培育了一个年青的文学世代。再如不同政治倾向的报刊对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各有侧重的倡导，都使不同的艺术方式在香港有着各自存在和发展的空间与助力。在这个意义上，文学超越政治的牵制，是文学走向认定自身价值的自觉化的体现。
如果说，在五六十年代这种文学的自觉，还只是朦胧的和被动的，是对政治制约的反射和反弹；那么到了七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则成为一种主动的、自觉的追求了。诚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渗透在人类社会生活的许多重要方面。因此文学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也不必完全拒绝政治。但政治并不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人类社会生活有着比政治更为广阔、丰富和幽微的领域，同样需要文学去参与和反映。而文学对人类社会生活——当然也包括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反映，并不是一种政治化的赤裸直白的说明，而是兼具作家强烈主观精神特征和个性色彩的以“艺术的”方式去把握，渗透着不同作家各自对现实的主观参与和艺术创造。因此，走出文学对政治的直接说明，寻找文学与社会现实之间以作家个性创造为中介的不同的艺术把握方式，便成为当代香港文学重要转折的标志之一。
其次，走向文学的自觉，同时意味着香港文学对香港社会及其所蕴藉的文化内涵更广泛和深入的锲进。
毫无疑问，香港新文学的最初萌发，是在内地新文学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从香港的社会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与中国所有区域文学一样，香港文学也兼具着与中国文学一体的共同文化品格，和自己地域文化特征的双重特点。正是这一深深植入在各自现实土壤中的文化色彩和韵味，才丰富和繁丽了祖国的文学大花园。但是，自30年代后期以来，内地作家数度南来，改变了香港文学最初的发展轨迹。内地作家迥异于香港本土作家的人生经历和更多成熟的艺术经验，一方面开阔了香港文学幅射的生活面和提升了香港文学的艺术品质，密切了香港文学与内地文学一体化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使文学对香港本地社会人生的锲入，相对地疏淡了一些。较长一段时间里，主导香港文坛的南下作家，难免存在的“过客”心态，使他们文学创作的关注点，是他们较为熟悉且为当时社会矛盾集中的内地社会和人生。这种情况在30年代后期、40年代后期、50年代和七八十年代先后抵港的几个世代的作家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50年代初抵港的内地作家，除了少部分转至台湾或海外，大部分在香港定居下来。但即使这样，他们在长期定居之后，仍然存在着从“文化过客”到把香港当作自己新的最后“家园”所必经的心态转变。这就使香港文学所幅射的社会人生的侧重点，在六七十年代南来作家历经心态转变以后，发生了意味深长的转移。文学更多地回到对香港自身的关注上来，使香港文学有着更多的属于香港自身的文化蕴藉、特征和品味。
造成香港文学这种变化的，一方面，如上所述，是南来作家从“过客”到以香港为新的“家园”的心态变化，使他们关注已定居下来的自己身边的社会和人生，并以自己的创作参与到香港的文化建设和文化批判中来；另一方面，是一批在香港本土文化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作家，成为香港文坛新的中坚力量。他们或许是早期内地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或许自己就是新的移民，有过一段大陆的童年生活经验。但他们都同样地在自己人生成长最重要的青、少年时代，接受了香港的文化薰陶和完整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虽然他们仍然有根远远地或长长地深入在祖国内地，但他们从未有过他们先辈那种“过客”的或仅仅将香港作为“新”的家园（仍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故园”的梦影）的心态。香港就是他们生长与生存的本土，有着与生俱来的认同感。当他们进入文坛后，关注香港的社会人生，发掘香港的文化意蕴，使自己的创作成为真正的“香港的”作品，便成为他们强烈意识到了的文学自觉。
70年代以来，香港经济的起飞，使香港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际性大都市。现代都市经济的发展，带动了香港都市文化的发育，使香港在文化形态和文化精神上，都不同程度地迥异于同样在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上发育起来的内地文化，有了自己更鲜明的个性风貌。从文化形态上看，满足都市文化消费需要的大众文化的普及，使通俗文学的流行获得了广阔的读者市场，成为香港文坛极为醒目的现象；而与大众文化相对应的精英文化对人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之后的精神探求，又使探索性文学有了可能深入发展的前提，成为香港文坛寻求与世界文化新潮同步的先锋。二者的互相对应和渗透在满足不同层次的文化消费需要和整体性地提升文化消费品质上，互补地构成了香港文坛的两翼，使香港文学获得了属于自己生命的独特形态。香港文学便这样在香港现代都市经济和现代都市文化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面貌。我们说寻求锲入香港社会现实是香港文学走向自觉的标志之一，并不仅仅是在文学与现实关系的一般意义上来论述这一命题，更重要的是指香港文学对自己存在的这一现代都市经济和文化现实的认知和体现。
四、当代香港文学的都市风景线
如同近半个世纪——特别70年代以来，香港经济的转型，对于香港作为一个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建成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样，近半个世纪——特别70年代以来，香港文学的发展，在整部香港文学史上，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时期。虽然不一定所有香港最重要的文学作品，都产生于这一时期，但这一时期所奠定的香港文学的架构和性格，却标示出香港文学典型的特征和未来的走向。
从根本上说，香港文学是一种都市文学。
香港从一个传统的小渔村，发展成为今天交通和资讯都十分发达的现代化国际性都市，有着地理的、历史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多方面条件。在港英当局管治期间，香港实施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和城市建设规划，在战后的经济复苏和冷战格局中，又以其特殊地位吸引了东西方两个世界大量的政治和文化投入，从60年代的经济起飞到70年代以后的进一步经济转型，才逐渐从一个转口贸易港经过工业化阶段建成的轻纺工业制造中心，发展成为今天资讯化和经济多元化的国际性城市。而伴随经济成长的是都市文化工业（如影视、报刊、出版等）的繁荣和一个庞大的市民阶层的发育和成熟。香港都市发展的这一过程提示我们：一、香港都市文化的发展受香港经济现代化发展进程制约，相应地也经历着不同的阶段，从早期的转口贸易港到轻纺工业制造再到资讯化和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际商贸中心，社会文化形态在潜质上也相应地发生一些变化。二、香港都市文化的形成有着多元的文化背景和影响。它既不是西方文化的照搬，也不是对祖国传统母体文化的守成，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在继承和汲取基础上，对这些不同文化的超越，从而形成了属于它自己的“香港性”。
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是在以家族血亲关系为依托的宗法社会自然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无论其文化内涵，还是文学形态，都反映着这一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时代的特征。中国古代城廊的形成，大都是围绕诸侯的割据和帝王的建都出现的。其作为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的意义，要先于和大于随着人口聚集的生活需要而产生交换才逐渐形成经济中心的意义。这和西方古代城廊最先出于本市的需要而成为经济中心，然后才发展为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因此，中国的市井文化和市井文学的发育，相对地要迟缓和薄弱得多。成形于民间的市井文学，往往由于文人的介入——加工和改造，被纳入了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之中，而缺乏作为都市文学的独立的经济基础和生命形态。起源于民间说书和讲唱的话本和戏曲，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入，使沿海通商口岸的都市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但由于其经济的半封建和半殖民地性质，其文化和文学形态，也就难以完全摆脱封建的和殖民地的色彩，而具有自己独立的地位。
都市的发展究竟怎样影响文学的存在，这是人们所关心的。贺维（I.Howe）在《文学中的城市》曾经提出两个思考方向：“一是文学反映城市的什么？二是城市影响文学的什么？”[（6）]梁秉钧用另一种语言表述了自己对二者关系的认识：“城市是书本的背景，影响了书本的产生，成为书缘的空白，串连的标点，形成节奏，渲染感性。书本探测城市的秘密，发掘城市的精髓，抗衡城市的偏侧，反省城市的局限”[（7）]。按照城市社会学的分析，20世纪城市的发展，是与工业化和现代化这两个过程密切关联的。“所谓工业化，是一种生产方式的转变，以机械代替人力，以集体操作代替个人运作；而现代化，则是一个文化演变的过程，这种演变的结果就是一个高度统一，剧烈分化和技术复杂的社会”[（8）]。二者最终的结果都将落实于“人”。这样，受孕于20世纪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都市文学，其“生产”和“消费”便决定于两个环节，一方面，以作家为“中介”，要求作家顺应现代生活的发展和要求，反映伴随工业化和现代化而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革，以及传统生活模式和人际关系的瓦解，和人在高度密集、分工细微的都市社会结构中的生存情况和精神追求。它不仅带来文学题材与主题关注焦点的都市转移，同时也表现为精神探求上认知内涵的深入和审美方式的创新。因此陈少红在引述上面的分析之后说：“现代主义兴起于城市，一方面是指这种个体与环境互相渗透的哲学关系，也进一步说明了现代城市对现代艺术在孕育、培养、冲击、精磨等各方面，提供了特有的条件，20世纪的都市模式与前卫艺术的创作有不可分割的关系”[（9）]。另一方面以读者的阅读为“中介”，要求将文学的“生产”与文学“消费”打通起来。这种以庞大的文化工业为前提和成熟的市民阶层为依托的文学“生产”与“消费”的打通，其结果是推动了消费性文类——通俗文学的大大勃兴。
于是，在都市文化背景下，香港文学呈现出多样的存在形态，它以现代经济增长和现代科技进步为背景的现代社会发展，提供了现代人更深刻和广阔地来认识和反省自己及自己的生存境况的可能。近几十年来，一批以学院和学院培育出来的知识人为代表的前卫性作家和探索性作品，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它构成了香港文坛的一个精英层次，赋予了香港文学现代性和先锋性的色彩。另一方面，现代工商社会的发展，将大多数市民都卷入到城市机器的快速运转之中。在紧张的工作之余需要休闲文化来调节；而在充满机会和诱惑的经济转型中，被激发起来却难以实现的欲望和梦想，也需要纾解的渠道来宣泄。这样，通俗性文学便在不断膨胀的文化工业的催生之下，大大盛行起来。它成为近几十年来香港文坛伴随经济发展出现的一个最为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流行文化和通俗文学的盛行，在满足大众文化消费需要的同时，也成为我们了解社会文化心理和大众审美趣味变化的一个窗口。再一方面，香港一百多年来备受屈辱的历史，和香港资本主义经济导致的种种社会矛盾，使五四以来新文学参与社会变革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传统，在香港文学的发展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一批有着内地文化背景的南来作家，从自己初抵香港时谋生维艰的切身体验中看到香港社会的复杂矛盾，以现实主义的文学武器来解剖香港社会、抒发来自底层生活的不平呼声，从而增强了香港文学现实性和社会性的批判色彩。来自不同方向的探索性文学、社会性文学和通俗文学，也从不同的角度，在满足人的精神需要、改善人的生存境况和提升人的精神品质方面鼎足而立，构成了当代香港文坛的三重结构。香港文学的多元化存在，虽不以显在的思潮、流派和社团的分野、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却潜在地以文学价值取向的不同呈现为多样的文学存在形态。
当然，在探索性文学、社会性文学和通俗性文学的三者关系中，并不是泾渭分明地互相隔绝。从总体上看，它们在满足社会不同的精神需要上，各有自己的作用、意义和地位。一方面，它们互相对立和抵牾。首先是通俗文学的过度膨胀和低俗化倾向，刺激了探索性文学和社会性文学对它的批评和反拨。对于具有前卫意识的探索性作家来说，所谓的“前卫”或“先锋”，在艺术上，是对一切已经进入了经典的艺术审美方式的不满和反叛，努力去寻找和创造新的审美经验和艺术传达方式。而通俗文学的审美特征恰恰与此相反，是利用读者对于传统艺术方式的审美惯性，在不需要多少阅读思考就能轻松的接受中，让传统的审美经验（例如相似的故事框架、不断重复的主题、同一个模子复制出来的人物形象，以及老掉牙了的感伤、温情和煽情等），在不断的重复中愈加老化和低俗化。“前卫”艺术的探索性和创造性，自然扮演了反对这种老调子重弹的“通俗”的先锋角色——虽然先锋往往是孤独的，在孤独的探索中失败和在孤独的失败中探索，只有经过不断往复的努力，使新的审美经验为人们所接受，便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有益的积累。对通俗文学低俗化的批评和反拨，也来自传统深厚的社会性文学。通俗文学的缺乏历史深度和严肃感，乃至为求轻松而显庸俗和无卿，都为自许负有着庄严使命感的社会性文学所不取。他们以自己的更坚实的现实批判态度和对文学社会功能的肯定，成为通俗文学的抵制者和批判者。在探索性文学和社会性文学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和矛盾。探索性文学对人性及人的生存境况的哲理性探讨和艺术把握方式上对具体生活事件和人物、情节、主题的超越，和社会性文学对现实具体事件与矛盾的关注和在艺术把握方式上对事件、情节、细节和人物形象一系列现实主义典型化原则的遵循，都在对主题的追求、题材的处理和艺术的传达方式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前者往往以后者的太过泥实和意识形态化诟病，而后者则以前者的太过超脱、空灵和卖弄而不取。正是这些差异和矛盾，才构成香港文学充满张力的丰富的现实。实际上，通俗性文学、探索性文学和社会性文学都是在不同的层面和层次上表现出人的不同精神追求和审美需要，它们既分别地形成各自的艺术群落和拥有各自的读者群，但也交融和互补地形成了当代香港文坛的真实整体。
另一方面，在现实的发展中，通俗性文学、探索性文学和社会性文学三者的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彼此之间的互相渗透和转化，使香港文坛发生了一些喜剧性的变化。首先，以“载道”为使命的社会性文学，面对越来越丰富的现实发展和审美趣味正在发生变化的读者的流失，也尝试借用通俗文学的某些形式，和吸收探索性文学的艺术精神和某些技巧，努力创作出既有严肃社会使命感又有较大可读性，既贴近现实又能超越其上的现实主义作品，以开放的崭新面目重新参予对读者的争取。这一变化也促进了传统的文学从价值观念到艺术方式的更新。其次，在寂寞中探索的前卫作家，也意识到要使自己的审美发现，转化成有价值的文化积累，必须获得多数读者的认同。特别当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出现以来，一反现代主义害怕大众文化污染的顾虑，尝试将大众文化融入自己作品之中。因此，时有前卫性的作家把他们探索性的艺术实验，以通俗的形式表现出来，一些作家把探索性的文学与音乐、戏剧、影视、摄影甚至广告相结合，一些学院派的作家撰写通俗性的报纸专栏等等，都是这一背景下的有益尝试。它既使原本高居在一般读者之上的探索性的艺术实验，在接近和面对广大读者中，接受检验，更新自己，并成为更多读者共享的艺术财富，也使通俗性的各种文类，提高了自己的艺术品质。第三，在通俗文学中，本来就有低俗与高雅、粗糙与精致、庸俗与严肃、即食与长效之分。创作态度严肃的通俗文学作家，在抵御作品低俗化的努力中，也注意吸收具有创新意识的艺术表达方式，和赋予通俗作品一定的历史精神、现实内涵和文化品味，从而来扭转通俗文学可能出现的庸俗化和低俗化现象，创作出通俗文学的精粹之作。
这是香港都市文化背景下呈现的一幅绚烂多彩的文学风景。探索性文学、社会性文学和通俗性文学，是五四新文学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使命中形成的文学传统，进入新的科技与经济发展时代所出现的多元发展。多元并存的文学在各自不同的层次和侧面上，满足社会精神追求和文学消费需要；也在各自不同的艺术探索和发展中，拥有不同类型和层次的读者。不以互相排斥和压制为前提的不同类型的文学，在并存、共处和渗透、交融中，形成了这一时期香港文坛富有特色的文学生态环境。
在香港文学的发展上，并未出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乡村文学或如台湾70年代那样的乡土文学浪潮。当代香港作家对城乡对立题材或主题的表现，大多是一种文化心态的反映。首先是对于都市“罪恶”的道德批判。相对于作为“自然”象征的农村（或田园），“文明”的都市被视为是物欲的、拥挤的、污秽的、压抑人性和破坏生态的罪恶场所，这是多数作家站在道德批判立场对城市最初的观照。然而，从功利的现实出发，对城市持批判态度的作家也如大多数的“都市人”一样，又须庚离不开物质化的都市生活。这就形成了都市文学批判主题的另一面，从对于农村和自然的缅怀中来弥补都市生活的欠缺，所反映的还是一种对都市的物质投入和精神“逃离”的都市人的典型心态。例如，一方面是塑造出一批弄潮南海的成功者的强人形象，这类形象甚至成为近年言情小说突出的代表；另一方面又渲染都市的陌生、疏离、隔阂和都市人的孤立、无助、茫然和落寞，其实质是一个游离于都市边缘的精神漂泊者的形象。随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所带来的都市文化心态的这种复杂性，丰富了香港都市文学的文化主题，是城市发展从内在层次上影响文学形态的最为深刻之处。近年来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兴起，一定程度地改变了作家与城市对立疏离的关系，在接纳和认同都市现实的前提下，对城市的文明及其恶果采取一种新的思考的态度，既把城市作为“正文”来阅读，又把自己关于都市的创作，作为都市“正文”的一部分来看待。因此，作者具有既是都市正文的阅读者，又是正文中都市的创造者的双重身份。这一伴随信息社会发展而来的新的文学观念、思考方式和审美经验，正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众说纷纭的关注。
香港文学和台湾文学、澳门文学一样，都是我们民族一百多年来坎坷多难的一份文化见证。历史不幸的原因，使它们从中国文学中分流出去；历史的有幸结局，又使他们在不离中华民族文化的母体怀抱中随着时代的发展走向新的整合。香港即将实现回归，澳门也指日可待，台湾与大陆的统一也将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中华民族的大统一、大团结，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大整合。没有香港文学的中国文学，不是完整的中国文学；没有台湾文学和澳门文学的中国文学，也不是完整的中国文学。香港文学的价值，和台湾文学、澳门文学一样，都存在于它们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母体上的文学发展轨迹和文本中。只有涵纳这一切，才能构成一座没有遗憾的、丰富而完备的中华民族文学的宝库。
这是中国文学大团圆的节日！
注释：
（1）许苏民：《文化哲学》第一章《文化发生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
（2）参见肖国健：《香港古代史》，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
（3）泰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
（4）黄康
：《从文学期刊看战前的香港文学》，收入作者论文集《香港文学发展与评价》，香港秋海棠文化企业出版，1996年4月版。
（5）刘以鬯：《50年代初期的香港文学》，收入陈炳良编的论文集《香港文学探赏》，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1年12月出版。
（6）（9）转引自陈少红：《香港诗人的都市观照》，陈炳良编，香港三联书店，1991年12月版。
（7）梁秉钧：《书与城市》代序，香港出版公司，1985年版。
（8）《城市社会学》，康少邦、张宁等编译，转引自陈少红：《香港诗人的城市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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