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对音文献中的微母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鲜论文,文献论文,微母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263 （2000）02—0030—09
1443年朝鲜文字——《训民正音》的创制不仅开创了朝鲜民族文字生活的新纪元，而且在客观上为当时的汉语学习与研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训民正音（谚文）拼音属于音素缀字范畴，对于音素的分析达到了最精密的程度，语音系统里所有的音素都能用字母或字母的变形表示出来。这说明早在十五世纪朝鲜的语音学和文字学水平达到了令人瞩目的程度。（注：参见杨耐思《汉文的谚文注音》，载《近代汉语音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
由于谚文是音素文字，原则上一个字母只代表一个音素，因此可以克服汉语传统的标音手段（直音法、读若法、反切法等）的局限性，较准确地给汉字注音。从此，用谚文注音的各种汉朝对音韵书、汉语会话读本（以下统称“朝鲜文献”）相继问世。本文利用的朝鲜文献有：
1.《洪武正韵译训》（下称《译训》，16卷8册，第1册1、2卷落帙），申叔舟、成三问等编撰，端宗三年（1455）。该书是中国明代钦定韵书《洪武正韵》（76韵，宋濂作序，1375）的谚文翻译本。（注：据宁忌浮《〈洪武正韵〉支微齐灰分并考》，《洪武正韵》有两个版本，一是洪武八年（1375年）的76韵、阳入相配、宋濂作序，一是洪武十二年（1379）的80韵、阳入难配、吴沉作序。见《古汉语研究》，1998年3 期。）该书把原本的反切音即韵书音译成谚文，称作“正音”，并用谚文标注当时的汉语北方音即时音，称作“俗音”。（注：《洪武正韵》的谚文翻译历经近十年，申叔舟等人发现武韵与当时他们所听到的汉语音存在诸多差异，他们经过长期而细致的辨认，最终采取双重表音方法，即并记“正音”和“俗音”。由于《洪武正韵》是中国的敕命韵书，所以他们对原本“不敢轻有变更”，但是又“因其旧，而分入字母于诸韵各字字首，用训民正音以代反切，其俗音及两用之音又不可以不知，则分注本字之下，若又有难通者，则略加注释以示其例”。他们把翻译洪武韵反切音的叫正音，反切下注的所谓“时音”叫俗音。《通考》凡例云：“以图韵诸书及中国人所用定其字音，又以中国时音所广用而不合图韵者，逐字书俗音于反切下。”（第一条）
《译训》一直失传，于1972年韩国人李圣仪献其收藏本，才得以影印刊行。）
2.《四声通考》（下称《通考》），申叔舟编撰，端宗三年（1455），今佚，只存凡例附在《四声通解》卷末。该书是李朝世宗翻译刊行《洪武正韵》时，因“虑其浩穰难阅，以览者病”，而特命编撰的简本韵书。（注：《四声通解》序文称：“世宗庄宪大王至诚事大，恪谨侯度，凡干咨奏，必要睿览，始究学译，当先声韵，创制训民正音若干字，命译《洪武正韵》，又虑其浩穰难闻，以览者病，乃命高灵府院君申叔舟类粹诸字会为一书，冠以谚音，序以四声，谐之以清浊，系之以字母，赐名曰《四声通解》。”）
3.《四声通解》（下称《通解》，2卷），崔世珍编撰， 正德十二年（1517）。该书参考《蒙古韵略》、《古今韵会举要》、《集韵》、《中原音韵》等中国韵书，补充《通考》而编撰的韵书。该书的谚文注音分“正音”、“俗音”和“今俗音”，其中今俗音是崔世珍所听取并著录的16世纪初的汉语北方音。（注：《通解》的正音和俗音体系跟《译训》、《通考》基本一致，比较特殊的是今俗音。崔世珍在《通解》凡例中说：“注内只曰俗音者，即《通考》元著俗音也。曰今俗音者，臣今所著俗音也。今俗音或书或否者，非谓此存而彼无也，随所得闻之音而著之也。”（第八条））
4.《翻译老乞大》（上下卷）、《翻译朴通事》（只存上卷，中、下卷今佚），崔世珍编撰，正德十年（1515），以下合称《翻老朴》。该书的谚文注音分“左音”（《通考》俗音）和“右音”（当时汉语北方音）。（注：关于左音和右音的性质，崔世珍在《翻老朴》凡例中说：“在左音，即《通考》所制之字，在右者，今以汉音依国俗撰字之法而作字也。”（谚音条）
《翻老朴》过去一直失传，《翻译老乞大》上卷韩国人白淳在所藏，于1972年影印出书，下卷韩国入赵炳舜所藏，于1974年影印出书，《翻译朴通事》上卷韩国人赵诚穆所藏，于1959年影印出书。）
5.《老乞大谚解》（2卷），显宗十一年（1670）， 《朴通事谚解》（6卷3册），边暹、朴世华编撰，肃宗三年（1677），以下合称《朴老谚》。该书谚文注音也分“左音”和“右音”。（注：《朴通事谚解》序文云：“世（应为“中”，笔者注）宗朝有曰崔世珍者，取《朴通事》一册，谚以释之，俾鞮肄业者，皆得以易知以易学，其于译学有指南之功。龙蛇之变，书籍尽灰，而崔氏之释，从而失其傅，学译者多病之。”可见当时崔世珍的《翻老朴》已失传，因此重新谚解了《老乞大》和《朴通事》二书。）
这些文献中，申叔舟（1417—1475）、崔世珍（约1473—1542）等朝鲜汉学家对汉语语音做了较全面的描写和论述。本文以朝鲜文献中的谚文对音为依据，探讨中古微母字在近代音中的演变过程和演变年代问题。
一 朝鲜学者对汉语轻唇音的描写
《训民正音》只有23个辅音，比洪武韵的31字母少8个。 朝鲜学者深知当时“国之语音，异乎中国”，为了标记朝鲜语里所没有的轻唇音字母，他们专门规定：“○连书唇音之下则为轻唇音”。即，在重唇音字“帮滂并明”下加一个空圈表示轻唇音“非敷奉微”。
崔世珍对汉语唇齿擦音的观察和描写是非常细致的，他在《翻老朴》凡例〈非奉微条〉中说：“合唇作声为p，而曰重唇音，为p之时将合勿合吹气出声为f，而曰唇轻音。制字加空圈于p下者，即虚唇出声之义也。……但今反译平声全浊群定并从床匣六母诸字初声皆借次声为字，邪禅二母亦借全清为字，而此三母则无可借用之音，故直书本母为字，唯奉母易以非母，而平声则势从全浊之呼，作声稍近于p‘， 而至其出声则为轻，故亦似乎清母，唯其呼势则自成浊音而不变焉。上去入三声亦皆逼似乎非母，而引声之势则各依本声之等而呼之，唯上声则呼为去声。微母作声近似于喻母，而四声皆同，如‘惟’字本微母，而洪武韵亦自分收于两母，wi或ui，今之呼wi亦归于ui，此微母近喻之验也。今之呼微或从喻母亦通，汉俗定呼为喻母字，今亦从喻母书之。”即，双唇“将合勿合吹气出声”或者“虚唇出声”，就是指气流从唇齿间摩擦而出。并且他又指出，奉母平声字作声稍近于[p‘]而至于其声则为轻， 故亦似乎清母，仄声字则皆逼似乎非母。
汉语声母在《切韵》时期只有一套唇音，敦煌残卷守温三十字母中的“不芳并明”实际上是“帮滂并明”，因此还没有产生出轻唇音，到晚唐时期唇音分化为重唇音（双唇）和轻唇音（唇齿）两套，即合口的三等字变为唇齿擦音，其余的仍读双唇音。《译训》、《通考》和《通解》以洪武韵31字母为依据，把轻唇音分为非敷奉微四母。（注：早在《通解》（1517）序文中就附有《洪武韵三十一字母之图》，并用谚文给每个字母标注了对应音和对应字母。该字母图下的注解云：“时用汉音，以知并于照，彻并于穿，澄并于床，娘并于泥，敷并于非而不用，故今亦去之。”这个字母图是朝鲜汉学家分析《洪武正韵》的反切上字所归纳出来的。他们的分类与1931年刘文锦在《洪武正韵声类考》中的分类大同小异。）可是，崔世珍在编撰汉语口语读本时，以当时的汉语口语为依据，指出全浊音奉母实际上已经并入非母，这样《翻老朴》里非敷奉三母完全合并为一个声母了。这跟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1324）和明代兰茂的《韵略易通》（1442）是相一致的。
中古微母字经《中原音韵》到现代北方话的演变过程中与影喻疑母等合流为零声母，对于它的演变过程和演变年代学者们做了多方面的考察。
二 前贤对微母字的讨论
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说：“微母本来是唇音之列的。在《切韵》时代，它是明母的一部分，读m；到了唐末宋初，明母分化了， 除了东韵三等字之外，它的合口三等字变为唇齿音
（mv）。
的发音方法与m相同，但是发音部位和v相同，于是在北方话里逐渐变为一个v。这个v从十四世纪《中音原韵》时代起，一直保持到十七世纪，然后再变为半元音w，最后变为u（韵头或全韵）。它是到了这个阶段， 才和喻疑合流的了。 ”（注： 王力《汉语史稿》， 中华书局，1980年版，p.131。）但是，王先生在《汉语语音史》中又写到：“在元代，微母已经由[
]转变为[υ]，但是它还没有和疑、喻、影母合流”，“从《等韵图经》看，则明万历年间已经没有微母了。在《等韵图经》中，‘文晚味问’都归入了影母。”（注：王力《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p.317 脚注。 ）王力先生的结论来自徐孝（1517—1619）的《司马温公等韵图经》（1606）。因为“徐孝讲的是顺天府（今北京）的音系”，所以王先生“讲述明清声母和韵部，基本上是依照他的《等韵图经》二十二母、十三摄。”（注：王力《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p.389脚注。 ）徐孝在《等韵图经》里说：“吴无、晚玩、悟勿之类，母虽二三，音为一味，不当分而分也。或曰：‘唇、牙、喉三字，安得为一乎！’不然，此乃器异金同之象。今并于影母率领。”可见，王先生认为从元代到明万历年间是微母向零声母的过渡期。那么，《中原音韵》中微母的地位是怎样的呢？
宁继福先生在《中原音韵表稿》中说：“《中原音韵》收中古微母字42个，分布在江阳、齐微、真文、寒山、家麻六韵，它们的韵母分别是-ua，-u，-ui，
，-uan，-ua。微母常与零声母相混， 《起例》21条：‘网有往’。网，微母字；往，喻母字。《起例》第2 条规定‘羊尾子’误读‘羊椅子’，‘来也未’误读‘来也异’。尾、未，微母字；椅、异，影喻母字。……这种现象表明，《中原音韵》的微母不是辅音性很强的唇齿音，而是半元音性的声母。”（注：宁继福《中原音韵表稿》，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p.216。）
陈建元先生通过对《通解》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四声通解》成书于1517年。因此，中古影、喻、疑、微诸母在北京音系里全面合流的年代至迟不晚于《四声通解》成书的年代，当在明代中叶以前。”他的论据是“对音材料中，用作疑母字声母的○和用作微母字声母的
两个字母等同于用作喻母声母的字母○，其音值均为
。”（注：孙建元《中古影、喻、疑、微诸纽在北京音系里全面合流的年代》，《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3期。）
安世铉先生则以朝鲜文献《朝鲜馆译语》、《翻译朴通事》（上）、《老朴谚》的对音资料为依据，做出如下结论：“从微母的演变过程来看，被认为14—15世纪刊行的《朝鲜馆译语》中的音译标记中，把‘鸣’记为‘unta’，在16世纪刊行的《朴通事》（上）中，用‘’标记微母，因此，可以确定直到16世纪微母还是v。 但是《朴通事谚解》和《老乞大谚解》中却用了‘○’，据此可以肯定17世纪后半叶微母已经变为零声母了。”（注：安世铉《〈老乞大谚解〉和〈朴通事谚解〉的标音中所反映的16—17世纪中国汉字音体系》，[朝鲜]《朝鲜语文》，1988年4期。）
孙先生和安先生的结论之间有200多年的时间差异，显然， 这是由于对历史语音资料的不同的考订和判断所造成的。
三 微母字的谚文对音
《朝鲜馆译语》是于1382年编篡，1389年刊行的《华语译语》里的一个篇章，该书收录当时的朝鲜语词语约600多个。在这本书里， 把朝鲜语的“nunta”（鸣）用汉字音译为“文大”。例如：
安先生之所以从当时的朝鲜语词语“nunta ”用汉字对音为“文大”的事实中，得出当时微母还没有变成零声母的结论，是以《中原音韵》微母的音值是[V]，为其立论基础的。但是， 《朝鲜馆译语》是用汉语音译朝鲜语词语的辞书类书籍，所以我们又可以从中得出与安先生完全相反的结论。因为用微母“文”对音于朝鲜语的“un”，至少证明当时汉语的微母在发音上跟零声母是相当接近或者处于经常混用的状态，不然应用“温”等零声母字来对译朝鲜语的“un”才是合乎对音规律的。因此，从“un”转写为“文”的资料中， 得出当时汉语的微母还是[V]的结论，显然是不成立的。比《朝鲜馆译语》早60多年的《中原音韵》时期，微母字常与零声母相混，如“网有往”，“羊尾子”误读为“羊椅子”等等，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通解》沿用《译训》的体例用“ōòo”分别表示影、疑、 喻母，继续用“”来转写微母，其转写上的区别是相当严格的。可是，在支韵微字下并收中古微母字和喻母字，并在这组字里加了两个注解。“微”字下的注解中说：“今俗音wi，下之上、去声同。”“喻”字下的注解中说：“《韵会》夷佳切。《洪武正韵》本注云：又夷佳切，并下同。臣按，夷佳切，以雅音呼之则ui，合在灰韵，盖wi、ui声相近，故收在此耳，本非微母也。《集成》收在灰音，以追切，下同。”孙建元先生以此为据，认为“这正说明当时微母跟喻母一样成为零声母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其一，假如当时微母已变为零声母，合流于喻母，就应该把微母归入喻母，而不可能反过来把喻母放在微母之下。其二，早于《通解》50多年的《洪武正韵》中就在支韵之下，同时收有中古微母字和喻母字：
微 薇 溦 （微母） 惟 维 喻 潍 帷（喻母）
《译训》支韵下并收的微母字和喻母字比《通解》多了一个“帷”字，可见，这个韵里《通解》只是沿用了《译训》的体例。王力先生在《汉语语音史》里说的非常明确，即“与‘微’同音有‘惟维’，那是读喻入微，不是合流。”（注：王力《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p.3 17脚注。）所以，《中原音韵》齐微韵平声阳里，同时收录微微合口三等字“微薇”和喻脂合口三等字“维惟”。
不过，《通解》时期微母和喻母的音值相当接近是毫无疑问的。崔世珍既精于中国古音，又重视中国“时音”（当时北方现实音），因此他把“本非微母”的喻母字归入微母时，不厌其烦地加以注释说明。他在《翻老朴》的〈非奉微三母条〉中对此做了更为详细的解释，“微母作声近似于喻母”，“今之呼微母或从喻母亦通”。
在谚文注音中“○”是汉语零声母的转写符号，“今之呼wi亦归于ui”，说明当时北方话中微喻两母确实“作声相近”。因此，“”只不过是在汉语音的转写中充当微母的标记而已。正如当时已合流为零声母、读音上无区别的影、喻、疑母分别用三个不同的字母符号表示一样。这里有一个如何看待“”的音值的问题。
“”在朝鲜语字母系统中，是初声字即辅音符号，但作为专门用于转写汉语语音的字母，它除了用作表示微母的声母之外，在《译训》和《四声通考》（1455）里用作转写萧筱啸、爻巧效、尤有宥三韵字的韵尾。如：
这是以认定当时汉语的微母尚未消失，还未变为零声母为前提的。这种研究方法容易导致循环论证的错误，即证明朝鲜文献的音值时以中国音韵资料的拟音为根据，然后再用这个拟音资料证明汉语的音值，反之亦然。如：以《中原音韵》里微母还是[v]为依据， 先把朝鲜文献的“”的音值定为[v]， 然后反过来又用这个拟音证明当时汉语微母的音值为[v]，等等。
申叔舟用同一个字母符号标注汉语的微母声母和流效两摄的韵尾，可能说明“”与零声母的音值有相似之处，即“”有一种元音性，不然，申叔舟等学者不可能用同一个字母符号代表两种完全不同质的音。崔世珍在《翻老朴》凡例中，批评申叔舟用“”作流效两摄的韵尾“率多疑碍”，因此为了“以便初学之习”改用[u]或者[o]。其“疑碍”主要在于用一个字母兼表两个汉语音，容易引起初学者的混乱，因为不管当时微母是否已变得跟零声母作声相近，毕竟是两个不同位置上的不同的音素。
根据以上事实，我们能否得出《通解》时期或更早的《译训》时期微母已经彻底变为零声母的结论？
朝鲜文献微母字的谚文对音情况如下表：
（〈〉里的是崔世珍在《通解》中所加的“今俗音”，（）里的是已经完全零声母化的音。）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译训》（《通考》相同）的正音与俗音、《通解》的正音、俗音、今俗音对音中，微母都用[w]。 然而到《老朴谚》的右音里[w]全部变为零声母[]。值得注意的是， 崔世珍在[通解]今俗音（当时北方音）里用[w]对音的“尾、未、 微”字，在同样是他所翻译的《翻老朴》的右音（也代表当时北方音）里却标作零声母。这说明，当时微母与喻母确实读音相近，“呼微母或从喻母亦通”。下面考察《翻老朴》的左音与右音的谚文对音。
《翻译老乞大》（上）共收微母字9个：
可见，《翻老朴》右音里除了“文、问、无、务、 物”继续用[w]以外，其它的微母字都变为零声母。只有一个“戊”字例外，左音和右音都用[m]对音。这说明，16 世纪初微母正处于半元音向元音的混用或过渡期。
四 结语
谚文字母符号“”的音值，是浊擦音[v]或浊鼻音[
]，还是半元音[w]或[υ]，或者是零声母[]， 这是考察朝鲜文献里微母字演变过程与演变年代的关键所在。（注：对《中原音韵》里微母的音值，陆志韦考订为[‘V’] （半元音性质的唇齿音），宁继福写作[υ]（其音值跟陆先生一致），罗常培、赵荫堂、杨耐思等都写作[ v]。但是，杨耐思认为陆志韦的考订“大致可信”，只是“为了简便”，写作[v]。（《中原音韵音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pp.23—24。）
对谚文字母符号“”的音值，姜信沆主要参照“”用在流、效两摄字韵尾的情况和陆志韦的考订，拟为[w ]（《四声通解研究》，[韩国]新雅社，1980年，p.45）；李崇宁和应裕康拟为[
]（李崇宁《洪武正韵译训研究》，[韩国]《震坛学报》20辑，1959年，《洪武正韵声母音值之拟订》，《中华学宛》6期， 国立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1971.台北）； 康寔镇从李崇宁和应裕康拟为[
]（《〈老乞大〉〈朴通事〉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安世铉从王力《汉语史稿》， 拟作[v]（《中国汉字音体系研究》，[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86年）；李得春也写作[v]， 但韵尾的“”拟为[o／u]（《微母终声考》，《延边大学学报》，1979年 3期）。 ）
我们把“”转写为[w]，没有采用一些学者的[v]或[
]。这个[w]等于[υ]。把“”转写为[v]不合适，因为微母在《洪武正韵》中属于不清不浊，并且从来不是全浊声母，而[v]是浊擦音声母，所以不符合当时北方音系浊音清化的特征。转写为[
]也不符合汉语音的历史演变过程，微母在宋代大约还是一个[
]，但到元代已经变为半元音性质的声母。
那么，能否拟作零声母呢？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朝鲜对音文献里“”和“○”还是有严格区别的，如在《老朴谚》的谚文注音中，左音继续保持“”的同时，右音已经全部变为“○”，以此标志微母零声母化的彻底完成。如果把“”看作零声母，就不能解释同一部书中出现用“”或用“○”的两种标音。因此，“”在朝鲜文献中还不是彻底的零声母的标志，这是可以肯定的。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译训》（1455）到《解通》（1517）时期是微母演变为零声母的过渡期。崔世珍“微母作声近似于喻母”的说明，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朝鲜汉学家们历来十分重视著录中国北方现实音，即自己直接“所得之音”，所以他们所著录的当时北方音是较为可信的。从《翻老朴》（16世纪初）对音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微母还处于混用状态。如对同一个“物”字，《翻译朴通事》（上）里一处用微母来注音，一处则用喻母来注音。因此，把那个时期看成微母从半元音过渡到元音的完成期更为确切。
[附注]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重点项目“明清时期朝鲜的翻译韵书中所反映的近代汉语音韵体系研究”（项目批准号：96AYY01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