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中外目录学比较研究论文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录学论文,近十论文,中外论文,年来论文,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目录学在经历了漫长的知识积累和经验总结之后，于20世纪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开始踏上理论目录学时期的里程，在得天独厚的历史契机中发展成为真正的科学，与社会文化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在时空以及具体内容之上构成了中国目录学史上一个完整的历史研究阶段。“二十世纪中国目录学第一次面向世界，与异域目录学发生了广泛的接触和激烈的碰撞”1，从1909年孙毓修在《教育杂志》上连载发表中国第一篇译介西洋目录学的《图书馆》一文起，中外目录学的比较研究就已孕育其中。此后，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目录学学者们纷纷译介西方目录学：学者程伯群于三十年代起就倡导对目录学进行比较研究，1994年张遵俭撰写了《中西目录学要论》一文，对比较目录学研究作了有益的尝试。但是，中国目录学在二、三十年代全面复兴的高潮过去之后，长期以来，目录学的比较研究进展缓慢，公开发表的有关论文不仅在数量上极其有限，而且在内容上多以描述为主，总体看较为粗糙且层次较浅，对西方目录学的生搬硬套较多，真正的比较研究较少。七十年代末，随着比较图书馆学的兴盛，目录学界开始了目录学的比较研究。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目录学研究高潮的再一次兴起，在对异域目录学理论和方法的介绍、借鉴给目录学研究注入了活力的同时，目录学比较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尤其是八十年代后期至今的十年之中，有关目录学的比较研究有了新的起色和突破，学术论文数量增加，涌现出了许多新的思想和观点，研究层次更加深入，多方开拓了研究的领域和视角。从张中秋对1949-1990年目录学论文的数量统计来看，比较目录学的综述性文献仅有三篇2，因此有必要对近十年来学术期刊中刊载的有关目录学比较研究的文章加以综述。
一、对近十年来目录学比较研究的总体认识
在短短的十年之中，目录学比较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目录学比较研究论文的数量明显增多，且从起步阶段进入了实质性的比较论述阶段。十年来，目录学界涌现出了相对以往研究数量可观的目录学系统比较研究论文。如1987年朱静雯的《西方目录学的传入及其影响(1896-1949)》3，1989年贺修铭的《中外目录学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及其文化根源》4，1990年柯平的《中西目录学比较研究》5、张志伟的《中西书目发展史（公元前—1919年）比较研究》6，1991年柯平的《古代目录学的社会环境比较》7、1992年的《十六世纪中西方目录学比较研究》8，1993年彭斐章的《中西目录学的比较研究》9，1994年贺修铭的《二十世纪中国目录学研究的两次高潮及其比较》10，1995年马芝蓓的《中西目录学发展现状的历史考察：兼论当代中国目录学发展能力》11，1996年文南生的《目录学渊源考辩》12，1997年陈耀盛的《萌芽期的中外目录活动与目录学》13、《学术文化信息交流积累与中西目录学之比较研究》14等等。其中综合性、专题性的比较研究已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虽然尚未形成整个比较研究的体系，但从这些学术成果的内容来看，已突破了以往浅层次上的对西方目录学译介和事实描述比较，而深入到了比较研究的实质内容。如彭斐章的《中西目录学的比较研究》一文着重从历史发展的源流上比较分析中西目录学体系的核心、研究对象和研究风格上的差异，并从文化环境、学术传统、书目实践、目录学家的哲学思想等方面分析了形成差异的原因。柯平的目录学比较研究论文系列从起源、社会环境、目录工作和目录学等多方面入手，总结异同与发展规律，从而透彻地分析比较目录学的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可以说，这些目录学比较研究的成果显然已突破了简单的资料积累和罗列，而将比较研究的方法应用于目录学研究之中。
2.比较目录学作为目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学科建设已被正式提出与讨论。三十年代，程伯群把比较目录学作为比较图书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七十年代末，目录学界对目录学的研究是伴随着比较图书馆学的兴盛而开始的。八十年代前期，对于比较目录学的解释曾有过一些探讨：1982年，乔好勤曾讨论了比较目录学的研究对象15；1983年，穆立平在《略论比较目录学》一文中指出，比较目录学旨在通过不同环境中目录学的某些方面或问题的对比分析，了解异同，寻求正确理解和解释这些异同的原因，从而探求目录学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16。八十年代后期，我国以柯平为代表的目录学研究新秀开始系统讨论比较目录学作为目录学的分支学科的建设问题。“比较目录学是比较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环境中具有某种联系的目录学理论和实践问题，探索目录学发展与交流影响规律的分支学科”17。而彭斐章等人认为，比较目录学作为分支学科“生长点已经确立，下一步是如何加深研究层次，探讨学科规律，建立学科体系的问题”18，从宏观层次上指出了比较目录学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的发展趋势。不仅如此，柯平还进一步总结了比较目录学的特征：①运用比较方法；②跨文化或跨国家的研究；③多种相关问题的研究19，同时明确了比较目录学的目的，“总结各国各地区目录学的异同点，为各国目录学实践提供经验与教训的借鉴”20。这些研究成果表明，比较目录学作为探讨目录学发生、发展规律的一种有效方法和途径，已开始得到重视，对比较目录学的学科建设问题的探讨已提上议事日程并已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
3.重视和加强了对各国、各地区、各时代目录学资料的积累工作。朱天俊和彭斐章两位目录学专家曾撰文指出，中外目录学的比较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首要的工作就是进行各国、各时代目录学资料的积累。如朱天俊强调，“要进行国外目录学研究，就要编译资料。这一步不迈出，比较目录学研究无从谈起”21，他还在《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指出，关于中外目录学研究现状的介绍不在于篇幅的增加，而在于内容的深化，进行分析比较22。
而近十年来，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这方面的工作确实已得到了加强。许多学者不仅在其研究中提供了大量的关于国外目录学产生、发展、影响方面的翔实的参考资料，而且出现了专门的国外目录学的研究与介绍。如关于西方目录学的有程焕文关于世界书目控制和《鲍威尔斯与英美目录学鲍威尔斯时代》23，肖时占《国外目录学的理论和实践》24，关于日本目录学研究的有羽离子的《中国古典图书分类法及目录学对日本的影响》25、《唐风熏染的日本古典目录学：中国普通图书、类书、佛典三大分类被日本承继》26，胡宗英的《日本古代汉籍目录论述》27等等。这些目录学资料的积累与研究，为目录学的比较提供了丰富的事实依据和史料依据，而且还探讨了中国与外国目录学发展的相互影响，有助于比较研究的深入展开。
4.目录学界普遍重视与强调目录学比较研究。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目录学界的权威人士极力主张和强调目录学比较研究。朱天俊教授在《目录学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中指出，目录学理论建设要加强，注意加强比较目录学的研究是重要任务之一，“开展比较目录学研究，可了解各国目录学所长，有分析的加以吸收，充实中国目录学；又可进一步认识中国目录学优于国外目录学之处，系统地向国外介绍，进行国际学术交流”28。彭斐章教授也指出，“实践证明，只有进行比较研究，才能全面地、客观地认识我国目录学在世界目录学中的地位，通过比较借鉴，丰富我国目录学理论体系，推动我国目录学的整体化进程”29。另一方面，近年来出现的与过去的几十年中比较研究相比数量、质量均为可观的学术论文表明，目录学的比较研究已不仅仅停留在三、四十年代开始阶段，而是以蓬勃之势发展起来，目录学比较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已取得突破性进展。
5.目录学比较研究之势全面铺开，研究内容有所侧重。纵观近十年来的目录学比较研究可以看出，比较研究的范畴大大拓宽了：以往目录学的比较侧重于目录学史的研究，重视比较目录学的应用研究方面，而近年来的研究不仅继承了这一传统，而且开始探讨比较目录学的理论研究，包括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如关于比较目录学特征和目的的研究，由此构成了这一时期目录学比较研究的主流。关于比较目录学理论的探讨，尚处于摸索阶段，许多理论与框架尚未成熟与定型，但已形成了一个理论研究的良好开端，为比较目录学研究的进一步探讨开辟了一条新路。
6.初步形成了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为主，其他院校为辅的目录学比较研究的学术队伍。学术队伍是学术研究的中坚力量，目录学比较研究学术队伍的形成是这一研究得以全面深入展开的坚实后盾。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在彭斐章教授的指导下，非常重视目录学的比较研究，不仅他本人撰文研究，而且还影响了一批年轻的学者，如贺修铭、柯平、马芝蓓、朱静雯等，开创了一系列目录学比较研究的成果。此外，郑州大学信息管理系的王国强、南京大学文献情报学系的张志伟、华南师大信息管理学系的陈耀盛等人都对目录学比较研究有所建树，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杨涛也投入到比较研究之中。从而，在目录学界组成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目录学比较研究的中坚力量，形成了在高等院校中，以武汉为中心，东西南北四方响应的目录学比较研究的学术队伍。
二、目录学比较研究现状分析
近十年来，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有关目录学比较研究的文章已有几十余篇，这些文章多为专门论述。有的则是在综合论述中有所涉及，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我国目前目录学比较研究的水平，以下仅就此问题从几个方面展开分析。
1.关于比较目录学理论建设的探讨。
(1)问题的提出。比较目录学理论研究这一问题早在八十年代初，乔好勤、穆立平等人做过初步的尝试，近十年来，有关的研究、论述增多了，但比较目录学的理论体系仍未定型。
(2)方向的探讨。比较目录学要加深研究层次，探讨学科规律，建立学科体系。将学科建设作为为比较目录学理论建设的重要方向之一。柯平在其“中外目录学比较研究课题”序论中指出，要进行目录学的变革，建立比较目录学的新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为目录学的研究注入新的血液。
(3)理论建设初探。归纳起来有二：关于理论框架，提出要探讨比较目录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确立内容体系，进一步进行中外目录学在历史、地区、主题等多途径上的实际比较从而总结规律性的东西30；关于研究方法，要注重加强体系结构建设（分为时空、主题两种）、微观研究以及客观分析与比较31，在比较中研究差异性的、民族、时代个性的东西，并从个性中找出共性，揭示中外目录学的本质和规律性的东西，在继承的基础上建构理论体系32。可以说，关于理论建设的学术文章，数量还不多，一些文章中有所涉及，但内容不够深入，全面的论述仅见柯平《比较目录学研究序论》、《比较目录学的特征和目的》两篇，但从整体发展情况来看，理论问题的探讨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2.关于中外目录学比较研究。
近十年关于中外目录学比较研究的学术文章以比较目录学史的为多，同时也包括地区间国家间的比较及其相互影响的研究。
(1)关于中外目录学史的比较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在数量上优势明显，仅从笔者所统计到的1987-1997年的比较目录学13篇专论文献中，有关目录学史比较的多达11篇，约占85%，对史研究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在主题内容上，中外目录学史的研究呈现异彩景象。传统的古代、近代、现代目录学比较研究仍得以延续。如彭斐章的《中西目录学的比较研究》、柯平的《中西目录学比较研究》、文南生的《目录学渊源考辩》、陈耀盛的《萌芽期的中外目录活动与目录学》都从历史发展源流上对古代目录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并着重探讨了目录和目录学的起源；马芝培的《中西目录学发展现状的历史考察：兼论当代中国目录学发展能力》试图通过比较考察，揭示目录学发展的规律性。同时，不乏宏观层次上目录学史的比较研究。如张志伟的《中西书目发展史（公元前—1919年）比较研究》一文从书目发展、书目结构、书目编制实践几个方面进行了中外目录学从古代至近代的纵向比较，陈耀盛的《学术文化信息交流积累与中西目录学之比较研究》则比较了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的中西目录活动与目录学，综合性地进行了历史进程比较与归纳总结。此外，还进行了中外目录学史的比较研究方法的创新，出现了打破传统模式的比较文章，如柯平打破时代分界而专门比较十六世纪中西方目录学，以社会环境为比较主题探讨中外古代目录学之异同，等等，发掘研究工作的多重视角。
(2)关于中外目录学的地区比较及其相互影响的研究。目录学的地区比较是目录学应用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近年来的大多数关于地区比较的文章都通过研究两个地区（或两个国家）之间目录学的相互影响来体现。由于社会历史文化等诸因素的影响，这一方面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对中西目录学的比较研究以西方目录学对中国的影响研究为特征。如朱静雯十年前发表的《西方目录学的传入及其影响(1896-1949)》一文，通过对西方目录学的背景、传入的事实总结，重点研究了西方目录学对我国近代目录学的影响，比较目录学研究的开始便是其影响之一。这一篇幅不长的文章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数据，成为其后诸多学者相关研究纷纷引证的重要资料。又如傅荣贤的《加强对近代目录学的研究》33和余庆蓉的《新文化与我国目录学的近代化》34两篇也重于探讨近代目录学的一个重大特色——中国传统目录学与西方近现代目录学之间的比较选择。对于西方文化传入对我国目录学研究的影响，肖希明曾撰文从宏观层次上加以揭示，“在目录学研究本体上，受西方人本主义的影响，从局限于文献的研究到注重书目情报需求者的研究”，“在目录学价值方面，受西方实用主义的影响，从局限于目录学的学术性，到注重目录学的实用性”，“在目录学的理论研究方面，受西方科学哲学的影响，注意从哲学的角度探寻目录学的理论基础”35，不失为对目录学西学东渐的精辟概括。二是对中日目录学的比较研究以中国目录学对日本的影响研究为特征。如羽离子、胡宗英的几篇文章，陈耀盛的有关文章也涉及到这一内容，在研究中恰当地使用了比较的方法。
(3)关于中外目录学比较研究所存在的问题的探讨。
彭斐章、朱天俊等目录学专家曾在许多目录学著作中分析过比较目录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指出缺乏必要的资料积累是我国比较目录学研究难以深入的重要原因之一。石宝军也曾撰文指出“我国当代目录学研究的闭关自守，不仅表现在忽视对国外相应成果的译介和评述，也表现在缺乏对自身优势的外向宣传上”36。指出问题性的、批评性的、反思性的文章成为比较研究现状的良方，王国强的研究纲要更提出了在表面进展现象背后存在的问题。目录学比较研究的进程中继承了我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及时总结、指出我国当前目录学比较研究自身存在的问题，有助于比较研究的深入和把握方向。
(4)其他研究。主要是指关于外国目录学的研究，如程焕文、肖时占、胡宗英等人的论述，已不再仅仅局限于以往的一般译介，而对国外目录学史、目录学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学术性的分析与总结，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中外目录学比较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3.关于目录学研究的纵向比较研究。这是目录学比较研究中出现的新气象，以往的比较研究多为中外横向上比较，而贺修铭将20世纪目录学研究的30年代与80年代的两次高潮进行了分析与比较，从结构上看，既是对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目录学的纵向比较，但深入到实质内容，则阐述的背景和基础又是对异域目录学理论和方法的介绍、借鉴，从而将目录学的比较研究在横、纵两个方向上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三、目录学比较研究的特点
通过以上分析以及对其他有关的期刊文献的收集总结，近十年的目录学比较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在研究内容上点、面结合，热点突出。主要表现为：
在史、论、法的结构体系中以史的研究为热点；中外目录学比较研究以系统的历史研究为主体，有关理论与实践的比较研究为补充；以专题性的论述与综合性的论述相结合；研究比较目录学史的文献比重最大，而理论、方法方面的文献相对较少。关于系统的目录学史的比较研究，出现了张志伟、陈耀盛的两部力作；专题性的论述和综合性的论述以彭斐章、贺修铭、柯平的几篇论述为重。
2.将中外目录学比较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下研究，注重探讨其文化价值。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目录学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学者们注重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探讨目录学的比较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牢固的观点。彭斐章《中西目录学的比较研究》一文“对以中国目录学为源头的东方目录学和以古希腊为源头的西方目录学进行比较研究”，正是将目录学置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考察各自的发展特征，经过多方面的分析比较，寻找目录学体系的异同点及其成因，从而总结出目录学发展中的规律性的东西，促进目录学的发展；贺修铭《中外目录学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及其文化根源》旨在从文化机制的高度研究目录学；王国强的《二十世纪中国目录学研究纲要》更从文化价值系统的角度揭示了中国目录学同化于西洋目录学的原因。柯平的《关于目录学文化研究的思考》38从目录学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出发，比较分析了古典目录学与现代目录学两种不同的文化观。
3.注重挖掘中外目录学史的时代特征比较。“中外目录学史清楚地表明，各个时代的目录学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各自具有独特的风貌”39。柯平在其中外目录学比较理论中就强调了历史纵向比较要确定比较的时间范围40。近十年中外目录学史的研究无一例外地体现出其时代性，因为目录学会随着它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的变迁而变化，“在整体或某些基本方面表现出区别于其它时代的特征”41，多数研究都力图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历史地总结某一时代或某一时期的目录学比较研究的成就。
4.目录学史的比较研究融古今中外为一体。这一时期的研究打破了时间、空间的局限，在比较中外目录学史的基调下打破了目录学史的分期特征，有的从古至今，如陈耀盛的力作，有的选取某一个世纪，如柯平的《十六世纪中西方目录学比较研究》，有的研究近代以前，如张志伟的论述，有的研究某一特定时期，如萌芽期、近代等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傅荣贤在《传统目录学的文化价值》一文中将传统目录学、现代目录学的称谓与中、西方目录学融为一体，而其中又包含了目录学的古今比较研究一层，从而总结出了传统目录学“重主体轻客观”、“重内涵轻形式”、“重整体轻部分”的文化价值42。
5.从侧面多角度地反映中外目录学史的比较研究。主要表现在：
(1)通过对目录学家学术思想的探讨和学术活动的总结，透视中外目录学史的比较。如孟昭晋的《康有为的书目实践活动》43、《康有为的目录学思想》44，刘静的《略论梁启超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的贡献》45、陈耀盛的《扬变法、启民智、构建“参采中西”新体系：论康有为目录学思想》46，宋谊在《二十世纪中国目录学史的研究》一文中对杜定友等“新目录学派”代表人物的研究47，这些文章主要围绕着以东西方目录学杂糅为特征的近现代目录学家而展开，从中揭示了中外目录学史的对比分析。
(2)从对具体书目研究的角度揭示中外目录学的比较研究。如张志伟《近代东西学书目初探》从东西学书目的产生背景、编制目的、内容等方面加以分析，字里行间包含着中西目录学史的潜在比较48。又如周积明《析〈四库全书总目〉的西学观》，通过对《总目》内容的分析，总结了18世纪明清知识界对“西学”的三种思潮，认为《总目》是三种思潮合流形式的理论形态，对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目录的融合做了有理有据的分析49。
(3)在研究中国传统目录学中运用比较的方法，融中外目录学为一体。如傅荣贤的《传统目录学的文化价值》等，这些研究试图从多个视点来研究比较目录学、目录学史、目录学家的成果，从而揭示比较目录学的内涵和价值。
6.注重总结当代目录学家关于中外目录学比较研究的成果。十年来的许多目录学文章中都非常注重总结个人对中外目录学比较研究的贡献，如朱天俊、彭斐章、乔好勤等人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柯平、陈耀盛、何华连等人对彭斐章目录学思想研究中有关中外目录学史研究部分50，对中外目录学比较研究是一个有益的总结与启迪。如柯平在总结彭斐章的学术思想时，将中外目录学史研究归纳为其四个核心思想之一。
7.比较方法多种多样。随着比较研究的展开与深入，比较研究的方法也得到了创新。有分时期、分阶段比较，如贺修铭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研究的两次高潮的比较；有分主题比较，如张志伟关于书目发展史从发展、结构、实践等方面比较，打破了时间的顺序，柯平关于社会环境的比较从历史条件、土地所有制等六个方面展开；有综合比较，如陈耀盛的长篇力作将中国、外国分阶段、分主题论述，然后再进行中外比较，将时间、主题、国别多种比较方法融为一体。比较方法的灵活恰当使用，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这门学科在方法论实践上日趋成熟。
8.对近现代目录学史的研究有所加强。由历史所决定，东西方目录的碰撞发生于近代，并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对中西方目录学史的比较研究，无疑充实和加深了对近代目录学史的研究。
四、结语
综上所述，近十年来我国目录学比较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进展可喜，在史、论、法各方面都有所收获和创新，在思想观念、认识程度、研究方法上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是，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整体研究还存在许多问题：如理论研究份量不足，资料的积累与宣传仍显不够，许多领域仍是空白等等。
在肯定收获与反思之后，我们感到比较目录学研究的前景是非常可观的，还有许多需改进和尚待填补之处：
(1)理论研究范围急待拓展。目录学的比较研究领域除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外，对于理论研究中比较目录学的内容体系、原则、比较方法、研究步骤等，对于应用研究中目录学的主题比较等许多专题尚需进一步开展与深入探讨。
(2)在资料的积累上虽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从研究的广泛但仍不深入的现状来看，古今中外目录学史料的积累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3)必须加强对西方目录学体系的理解与分析，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使中外目录学史和古典目录学的研究更加深入。
(4)重视交流与改进研究方法，充实、扩大比较目录学的研究队伍，提高研究者的素质和水平。
总之，目录学的比较研究要在继承传统目录学史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力争联系广泛的社会背景和时代学术文化发展的整体，从而把握比较目录学的学说史、思想史，以发展、联系的理论探究比较目录学及目录活动的内在本质规律，充实和完整比较目录学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