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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苏青是被中国现代文学史遗忘了的一位女作家。
苏青的名字和她的作品在文坛上沉寂了几十年。在40年代的上海沦陷区，苏青的作品受到广泛的欢迎，曾经红极一时。她的散文集《浣锦集》出了10版，长篇小说《结婚十年》出了18版，是沦陷区最有名的作家之一。同这些盛况相比，如今的苏青则显得冷落多了，一般读者根本不知道有苏青这个人，更谈不上看过苏青的作品了。
1945年3月的《杂志》月刊第14卷第6号上发表了苏青和张爱玲的对谈记，编者前言有这样一段话，可以说明当时苏青在文坛的地位：“当前上海文坛上最负盛誉的女作家，无疑地是张爱玲和苏青。她们都以自己周围的题材从事写作，也就是说，她们所写的都是她们自己的事。由女人来写女人，自然最适当，尤其可贵的，似乎在她们两位的文章里，都代表当前中国知识妇女的一种看法，一种人生观……”张爱玲对苏青的评价也是颇高，她说：“低估了苏青的文章的价值，就是低估了现地的文化水准。如果必需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1〕这两段话或许可以使人想象到苏青当时的名噪一时。
苏青本名冯允庄，早年发表作品时，署名冯和仪，后用苏青作笔名。1913年，苏青生于浙江省宁波县浣锦乡，她的祖父是清末举人，父亲是庚子赔款的留美学生，母亲当过教师。她的爱好文艺正是在这种家庭背景下熏陶出来的。在《浣锦集》后记中，她这样写道：“我是生长在宁波城西一个叫做浣锦乡的地方，其名称的来历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家的房子很大，走出大门不远处，有一石桥曰浣锦桥，在幼小的时候，我常常随着祖父到桥边去，桥边石栏上坐着各式各样的人，他们都在悠闲地谈天。”苏青的中学是在宁波中学度过的，她学习成绩优异，常在校刊上发表作品，被老师和同学喻为“天才的文艺女神”。宁波中学常邀请浙江籍的名人如陈布雷、张其钧、陈果夫等到学校讲学，苏青大开眼界，接触到许多新鲜事物。中学毕业后，苏青考入南京中央大学英语系。这期间，她同法律系的李钦后结婚。婚后，苏青辍学随丈夫到上海定居。结婚10年已是三个儿女的母亲的苏青，因为夫妻反目，毅然和丈夫离婚。此后，她以卖文为生。上海沦陷后，她因为生计，继续在汪伪政权所办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并于1943年创办《天地》杂志。苏青的文章以社会婚姻人生为主要内容，没有明显的政治立场。虽然在汪伪刊物上发表作品，但苏青并没有参加伪组织，文章也与政治无关。因此，抗战胜利后，苏青并未受到政府的调查和检举。50年代，她在上海红旗锡剧团当编剧，从事历史剧创作，写有《屈原》一剧。因为胡风事件牵连。苏青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关押一年半，所在单位也将她开除。十年动乱中，苏青也遭厄运，身体状况恶化。1975年1月， 她从上海黄浦区五七干校退休，每月仅以43.19元退休费为生。1982年12月7日，身患糖尿病、肺结核等多种疾病的苏青在上海去世。
苏青的创作主要在40年代，解放以后基本没有作品问世。她的主要作品有：《浣锦集》、《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逝水集》、《鱼水欢》、《符小眉》、《涛》、《九重锦》、《饮食男女》、《朦胧月》。
早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苏青是避而不谈。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中国第一部现代文学史，根本没有谈及苏青。其它较有影响的如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林志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黄修已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也都未论及苏青。中国现代小说史著作中，田仲济、孙昌熙的版本没有苏青，赵遐秋、曾庆瑞的版本在评价张爱玲时提到了苏青，“在敌伪时期的上海文坛，张爱玲和冯和仪（苏青）、周链霞是齐名的女作家。”〔2〕但无详细介绍。杨义的版本对苏青的《结婚十年》和《续结婚十年》有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文学史著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对上海沦陷区文学关注不够、评价不高。而在对这一区域文学论述时，又都把重点放在革命作家、抗战作家上，而对苏青等非主流作家没有深入地研究，不能体现出上海沦陷区文学的真实面貌。
近年来，苏青的作品陆续出版，《结婚十年》先后由广西漓江出版社、上海书店、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出版，上海书店于1994年还出版了《苏青文集》（二册）。在海外，苏青也不断被提起。1953年香港《大成》杂志发表怀念苏青的专文，1988年台湾五四书店出版《苏青散文》。在台湾和美国的一些报刊上也发表了纪念苏青的文章。香港的三达出版公司还盗用“林淑华女士”的名号出版苏青的作品。
二
苏青的现象是很独特的，红极一时后又沉寂多年，今天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但仍是作为非主流作家处在文学史的边缘。这一方面是她作品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她与众不同的性格造成这样一种情形。她的文章有很强的个性，正如她的为人，有一种世俗而大胆的平凡。在一个封建思想很浓的社会，尤其是在上海沦陷区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引起一些大波小波也是必然。
苏青追求一种安定平凡的生活，这原本是不该受到非难的，人们有追求崇高的权力，也有追求平凡的权力。苏青说她自己“是一个平凡的女人，也乐于平凡，初无什么出类拨萃的大志。”（《关于我》）她对生活有一种自我满足感，她的愿望不大，追求也不高，只是渴望一种世俗的平凡生活，实在的生活，这种世俗的追求，给了读者一种亲切感。她可以津津有味地向读者谈论着吃、睡、住，也态度认真地和别人争论着对社会、对婚姻家庭的看法，她是很投入地写着这些文章，满足着自己小小的心愿。这种投入和她所说写作只是为挣钱的讲法是有些矛盾的。张爱玲说她有一种伟大的亲切，就是指苏青能够溶入读者的生活中去。苏青的文章都是有关社会人生家庭妇女这些范围的，她步入文坛是为生活所逼迫。苏青虽颇有才气，中学时代也常在校刊上发表文章，但她并不愿从事文学创作，只是想成为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但由于家庭经济拮据，有一次她向丈夫索要家庭开支，发生争吵，丈夫李钦后打了苏青一个耳光，还说：“你也是知识分子，可以自己去赚钱啊！”从此，性格倔强的苏青被推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开始用作品来挣稿费，争取经济的独立。离婚后的苏青，更是以卖文为生。她说：“因为那不是为了自己写文章有趣，而是为了生活、在替人家写有趣的文章啊！”（《自己的文章》）事实上，苏青在写作中是认真而努力的，这才使她成为出色的作家。
苏青的文章取材于身边，以一个女人的感触来写这个社会，表现出自己的喜怒哀乐。她与张爱玲不同，张爱玲是远离自己的传奇，不动声色地用审视的目光来编织自己的故事，而苏青则是在自己的故事中扮演着自己，做着一个女人平凡的梦，她始终和自己的作品混在一块儿。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气氛是沉郁的，而苏青那里，则是明朗的，充满了人世间的喜怒哀乐，平平静静而又热热闹闹。“苏青是乱世里的盛世的人。她本心是忠厚的，她愿意有所依阿；只要有个千年不散的筵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么辛苦地在旁边照应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兴兴头头。她的家族观念很重，对母亲，对弟妹，对伯父，她无不尽心帮助，出于她的责任范围之外。”〔3〕
胡兰成在《谈谈苏青》一文中，从苏青的出身、经历对她性格和作品的影响谈了自己的看法：“苏青的文章正如她之为人，是世俗的，是没有禁忌的。苏青是宁波人。宁波人是热辣的，很少腐败的气氛，但也很少褊激到走向革命。他们只是喜爱热闹的，丰富的，健康的生活。……他们大胆而沉着，对人生是肯定的。他们无论走到哪里，在上海或在国外，一直有着一种罗曼谛克的气氛……但宁波人是更现实的，因而他们的罗曼谛克也只是野心；是散文不是诗的。……她的文章和周作人的有共同之点，就是平实，不过周作人的是平实而清淡，她的却是平实而热闹。她的生活就是平实的。做过媳妇，养过孩子，如今是在干着事业。”？
离婚以后的苏青，怀着离婚的苦闷写出了自传体长篇小说《结婚十年》。她以女性细腻的感受描写了结婚十年的生活。小说以第一人称写成，写“我”（苏怀青）和徐崇贤举行新旧合璧的婚礼后，发现丈夫与他寡嫂瑞仙关系暧昧，内心很是痛苦。后来，“我”到南京C 大去上学，得到同学应其民的关怀和爱慕。丈夫在上海上大学，和瑞仙成了邻居，“我”很不快。因怀孕要分娩，“我”只得离开学校，回到徐家。头胎生了女孩，徐家人很不高兴“我”。“我”在寂寞中过着少奶奶的生活。后出去当小学教员，又受到小姑子杏英的挑拨，说“我”对漂亮的校长有意，只好辞职回来。后随丈夫到上海过小家庭生活，并开始偷偷地给刊物投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丈夫失业，“我”又怀孕，而此刻，丈夫与诗人余白的妻子丽英发生了婚外恋，两人感情破裂，导致离婚。小说以一个女性的感触为视角，真切地描写了十年平凡而实在的婚姻生活，以及这种生活给一个少妇带来的种种心理上微妙的变化，把家庭生活的琐碎描写得生动、清晰，饶有趣味。“我”的追求并不高，只是一个理想的家庭生活，但难以得到。小说渗透着苏青朴实的人生追求。她在小说后记中说：“我带着十二万分惋惜与同情之感来写完这篇《结婚十年》，希望普天下夫妇都能够互相迁就些。”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都不是什么坏人，只是现实中平平常常的人。“我”是一个有知识、不甘于无所事事的女性，追求向上，渴望经济独立，追求一种自由，因为这些而和丈夫发生矛盾，导致离婚。“我”有苏青的影子。“我”的追求陷入一种苦闷与茫然中，不断地向前走着，但并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我”出身于小康之家，嫁的也是富裕人家的子弟，在上海生活虽然紧张，但仍不失为舒适。她身上的软弱性和随意性也都十分强烈地沾染上那个阶层人物的特点。作者熟悉生活，自己的经历也和小说中“我”有相似之处，因而写得很有生活气息，能够娓娓道来，把“我”在婚后从新娘到离婚这十年的感情生活写得十分真实。小说实实在在，淡入淡出，并未刻意追求艺术上的创新，它的技巧就在于不知不觉中，在极为真实的生活中。它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忘了技巧，而这种极为质朴又是再高的技巧也不能表达的。这样，小说把一群普普通通的人如实地呈现给了读者。
苏青的这种艺术追求是和她性格的单纯、质朴相联的，但她的单纯却又不是一览无余的单调，而是自然的、天籁的，蕴含有丰富的意味，因而她的作品很少有玩味人间的成分。
苏青的性格还有一种矛盾的冲突，一方面她个性倔强，不肯委屈求全，造成了她的离婚，另一方面她又有一颗细腻而敏感的心，渴望一种实在的生活。而当种种追求破灭后，她就会产生一种失望。正因为这两个方面的不可调和使她始终生活于一种破碎的幸福中。她的追求很现实，她得到的幸福容易，但她的敏感、细腻却使这种幸福消失得很快。在她的内心永远是一种不能轻松与不满，她是一个既稚嫩又成熟的人。张爱玲这样说她：“轻易把人们想得非常崇高，然后很快地又发现他卑劣之点，一次又一次，憧憬破灭了。于是她说：‘没有爱。’微笑的眼睛里有种藐视的风情。但是她的讽刺并不彻底，因为她对于人生有着太基本的爱好，她不能发展到刻骨的讽刺。”〔4〕又说苏青“是个红泥小火炉，有它自己独立的火，看得见红焰焰的光，听得见哔栗剥落的爆炸，可是比较难伺侯，添煤添柴，烟气呛人。”〔5〕
苏青尽情地发展着自己的个性，她对社会虽有独到见解，但并不能深刻地认识到社会的本质。于是她不断地谴责着这个社会，诉说着自己的想法。她对这个社会的谴责是善良的，尽管有时很激烈，如同一个爱护孩子的母亲呵斥着做错了事的孩子。但社会对苏青却并非都是善意的，她极力地辩解，可很多事是辩解不清的，于是更多的误解、攻击与谩骂又出现了。在乱世中的苏青，永远不可能有一个如她理想的生活。那种荒凉之感，如同薄雾，渗透于苏青的作品中，但它是极淡极淡的，因为苏青的本性是明朗的、善良的。对于婚姻的失望，她写道：“这时候，女人的梦也应该醒了，反正迟早些总得醒的。花的娇艳是片刻的，蝶的贪恋也不过片刻，春天来了匆匆间还要归去，转瞬便是烈日当空，焦灼得你够受，于是你便要度过落寞的秋，心灰意冷地，直等到严冬来给你结束生命。世间上没有永远的春天，也没有久长的梦，梦将醒时人家偏要来给你称赞上一阵贤慧美丽，那等于再催眠，徒然增加一番难堪，到头来还不是事过境迁？”尽管苏青的内心是痛苦的，但她的痛苦并非是刻骨铭心的，对爱对恨她都不能发展到极端，因此，她在小说的结尾祈祷：“愿我的孩子们幸福，愿贤幸福，愿婆婆幸福呀！十年的往事都像云烟般消散了，忘记我，让我独自在永恒的光辉下悄悄地替你们祝福吧。”有趣的是，《续结婚十年》的结尾和这段话很类似：“我要为他们祝福着！我要宽恕一切对不起我的人，也希望我所对不起的人们能够宽恕我。”
苏青的小说无论是爱是恨，是喜是悲，都不是大起大伏的，都是平静，内心的焦虑与遗憾都溶合在日常生活的琐事中，正如杨义所指出的：“在细如游丝的纤敏感觉之中，情感是清淡若水的。”〔6〕苏青把生活看得很实在，因此，她把十年结婚的生活写得很逼真。她写新婚时当地风俗，写无爱的婚姻给她引起的寂寞，写小学教员生活的有趣与无聊，写丈夫的可爱与卑劣之处，写上海生活的新鲜与丰富……这一切都浓郁地充溢于苏青的笔下。
苏青与其它女作家不同之处最明显的在于她性格的直率与坦白。她有一种天然的男子般的豪气，这使她对传统有着自己的看法。在她的小说和散文中都有比较大胆的看法，这也是苏青颇遭非议的地方，尽管实质上她的思想是中庸的。在《浣锦集》里她只是主张对不合理的社会现状改良，对太新太旧的思想都进行反对。她敢于说别人不敢说甚至不敢想的话，有人称她快人快语，是大胆的女作家，事实上她是无所顾忌罢了。陶元德在《浣锦集》序中很透彻地看到这一点：“苏青文章之优点，在于以女人谈女人事而无女人气。所谓无女人气，我的意思就是不哀哀切切，而能浩浩荡荡，文字如此，见解亦然。”
苏青对社会人生婚姻家庭有自己的看法，她反对女人是男人附庸的看法，主张妇女解放，但她认为男女之间是有生理差别的，追求男女平等不是凡事都同男子一样才算平等，合理对待两性之间的差别，两性之间进行不同分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她说：“我以为宇宙间一切事物决没有真平；水面是平的，但是河底却深浅不等。而且平了又有什么好处？……我敢说一个女子需要选举权、罢免权的程度，决不会比她需要月经期内的休息权更切；一个女人喜欢美术音乐的程度，也决不会比她喜欢孩子的笑容声音更深；……凡男人所有的并不都是好的，凡男人所能享受的，女人也并不一定感到受用，这个观念须弄得清楚。”（《第十一等人》）“所以我对一个女作家写什么：‘男女平等啊！一起上疆场呀！’就没有好感，要是她们肯老实谈谈月经期内行军的苦处，听起来倒是入情入理的。”（《我国的女子教育》）
对女性的缺点，她批评得很不留情面。她认为“虚伪是女人的本色”，“女人是神秘的！神秘在什么地方，一半在假正经，一半在假不正经。”（《谈女人》）并说，“女子是不够朋友的”（《我的女友们》），还说：“我相信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便是结了婚的女人。她们放弃事业，放弃娱乐，放弃友谊，什么都自动放弃了。只为要达到一个目的，便是管束丈夫。我说‘管束’，完全与‘爱’不同，一千个女人中难得有一个肯爱丈夫，但却有九百九十九个要管束丈夫。”（《论女子交友》）
对爱情婚姻，苏青的看法也颇为独到。她直率地谈到爱情婚姻的实质，认为“爱的性质是强烈的，但同时也是流动有变化的。（《再论离婚》）”“母爱诚然伟大，但一半也是因为女子的世界太狭窄了，只有自己的孩子才不是妒忌对象，因此，大半生光阴就非用来爱孩子不可。”（《论女子交友》）“一夫一妻制是相当难维持的，虽然它或许还是一般人的最高理想。但是理想没有用，节外生枝的事实现在正多得很，”（《救救孩子》）对男女之间爱情的比较，她认为：“男人是坏的，因为他们的爱情不专一，不永久，但其实这可是他们生理上本能，他们至少是真实的。他们喜欢年青美貌女人，因为年青美貌直接能引起性的刺激，因而发生爱，那就是真实。女人口口声声说是喜欢某男人的道德，某男人的学问，或者内心暗自估计他的地位金钱，好像性爱是可以完全让虚荣来满足，我觉得更可耻。”（《谈男人》）对性心理，特别是女性的性欲，她改用古人的话，认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她在小说《蛾》中描写明珠的性苦闷，用内心的三声“我要……！”来直接写出，可谓毫不忌讳。但苏青的直率并不给人以粗鲁与媚俗之感，而使人感到天真、妩媚。她不反对性压抑，但又认为“性是一种艺术”，“真正有爱情的性生活才可以使人满足。”（《谈性》）
在对于传统道德、人类生存的意义上，她也有许多不同观点。她一针见血地指出传统道德的本质，说“道德的效用就等于米仓煤栈上的弹簧锁子，锁住了少数富人的财富，锁出了多数穷人的性命。”（《道德论》）对于她自己，则是比较实用的道德观：“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俗人，素不爱听深奥玄妙的理论，也没什么神圣高尚的感觉，我不知道尾生伯姬的守俗守礼，如此守法，守出性命时究竟有何精神快乐，也不知道比干申生的尽忠尽孝，如此尽法，尽到临死时究竟有何心灵安慰，我只觉得讲道德，守道德，总也得弄出些于人有好处的效果来才是。”（《道德论》）对于人性，她显然是受到杨朱哲学的影响颇深：“我相信人类也与其他动物一样乃是有着求生避死、求乐避苦的天然欲望。……人类是利己的，但利己不足为道德之累，一个真正知道利己的人往往也能兼利他人。……我知道许多人都为了穷得要死才写成不朽杰作，若一味想着文坛寂寞，为了整个文坛或整个人类才发愤动笔，则其利他的好心虽也可佩，但其如此好心未必就能够做得成好事呵。”“割肉喂鹰吾不能，不仅不能，若在迫切需要之时，我还要割鹰之肉以疗己饥。”（《道德论》）苏青的看法激进但不走极端，而是混和的、实用的。这样，她有自己的理由：“盖拨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的人固然是自私透顶，可恼可恨，但要是不问天下究竟是否一毛所能济，只一味牺牲牺牲把自己汗毛都扯光了，排泄物不能出来，却也仅止于其志可哀而已。……人类之所以得能成为地球上的霸王，并不是由于隐恻之心发达，乐于为他人牺牲自己之故，相反地而正是由于自利心重，善于利用他人来为自己牺牲之故。”（《牺牲论》）
苏青现象的独特，作品的受人欢迎都与她的性格有关，谈论苏青和认识其作品都有必要联系其个性，这样会更好地把握苏青。
三
苏青的创作和身世以及她大胆而无禁忌的个性使众多文学史著对她进行回避。她并没有参加伪组织活动，也没有写过反动文章。但她在汪伪报刊上发表作品，又和伪政权高层人员关系密切。她毫不隐讳自己的生活：“是的，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这个黄道吉期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我认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使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是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关于我》）1947年2月，长篇小说《续结婚十年》中， 她在扉页题词上写上：“衣沾何足惜，但使愿无违，”就是为自己的辩解。这部小说是《结婚十年》的续集，描写“我”在离婚后的生活，极力向人解释她的那段生活，没有《结婚十年》中的纯真、自然。
苏青和汪政权的陈公博、周佛海交情颇深，有传言说她和陈公博关系暧昧，因此颇遭人非议。刘心皇在《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中说她：“曾任伪上海市政府职员，那时的伪市长是陈公博兼任的，后来她便成为陈公博的女秘书之一……遂与陈公博有了‘性的秘密’。她既然为陈公博和周佛海所赏识，她便借着这种支持力而自办《天地》杂志”〔7〕陈存仁在文章中说“曾经有一位发明‘饮食男， 女人之大欲存焉’著名女作家和陈公博有染，陈为她设法配给她很多白报纸，作家坐在满载白报纸的卡车上招摇过市，顾盼自喜，文化界一时传为笑谈。 ”〔8〕但这些多系主观夸张，缺乏确凿证据，多不符事实。刘心皇把凡在汪伪政权所办杂志上发表文章的都看成是“落水作家”加以抨击，苏青亦属此列。这种做法并不妥当。司马长风在评价这一批作家的观点倒有可取之处。他认为：“关于与敌伪合作的作家以情节严重者为限，例如或任重要的伪职，或撰文歌颂敌伪。至于在敌伪的报刊上发表作品，或挂名参加敌伪时期的作家组织等，那是在敌伪统治下苟活者无可奈何的事情。当然我们倾心赞赏大义凛然、抗敌不屈的那些作家如李健吾、夏丐尊等，但是对于那些缺乏反抗勇气的人，笔者不忍概以汉奸指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毕竟是少数仁人豪杰的事情，不能用来衡量普通人。”〔9〕看待苏青，不能以她某一点来全面否定。 她的作品没有政治立场，没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但是可以看到对日本侵略者造成的国家和人民苦难的描写。在《结婚十年》中《逃难记》一节对日本侵略者造成的灾难的描写，也表现了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内心真实感受。在《续结婚十年》中《还乡记》一节描写中国兵和东洋宪兵争执后：“果见中国兵纷纷给赶上大卡车都回去了，东洋宪兵威武地站立着，刺刀亮晶晶的。我瞧着只想掉下泪来。”苏青在《结婚十年》后记中谈到这一点。“原因这故事描写着现代，说话总得避些忌讳。”当然，这些并不能证明她的思想进步，她原本就是个没有政治立场的作家。
苏青的一生是曲折的，当初在上海滩极受欢迎的时候，也同时受到各方面的尤其是一些小报的攻击和谩骂。而在解放后，苏青变得悄然无声了。苏青喜爱自己的文章，也喜欢别人爱读她的文章，在这里，文章是她自己的心血，自己的事业，不再只是换稿费的东西。她在《归宿》一文中有这样的设想：
“我幻想着三十年后，青山常在，绿水长流，而我却归黄土，是不是果在湖汇山上虽不得而知，但总有我的葬身之地吧，我将来墓碑上大书‘文人苏青之墓’，因为我的文章虽然不好，但我的确是写它的，已经写了不少，而且还在继续的写下去，预备把它当作终身职业，怎么不可以标明一下自己的身份呢？
将来也许会有人见了它说：‘哦，这里就是苏青的坟吗？’
也许会有人说：‘苏青是谁呢？哦，是文人。她有什么作品？待我去找找看。’虽然那时候我已享用不到版税了，但我还是乐于有人买书的。”
如今的苏青，骨灰已被次女和外孙带到了大洋彼岸，而她的作品在沉寂多年之后，又开始印行了，重新受到人们的欢迎。她并没有如所想象般葬在湖汇山中，但她的灵魂却永远依傍着善良与爱。
注释：
〔1〕张爱玲：《我看苏青》，1945年4月《天地》月刊第19期。
〔2〕赵遐秋、曾庆瑞：《中国现代小说史》下册，82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3〕、〔4〕、〔5〕见〔1〕
〔6〕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册，3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7〕刘心皇：《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120页，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8〕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沦陷时期“生活记录”》，《大人》41期，96页。
〔9〕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卷11页， 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