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较优势和赶超战略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优势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307（2004）04-0026-04
20世纪末以来，关于中华民族复兴的战略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基于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总量增长的经验，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各种战略构想很有市场，并由此引发了对过去赶超战略的种种批判。其实，发展不仅是个量化的概念，更意味着国家竞争力质的提升。从这个观念出发，对比较优势和赶超战略所涉及的焦点问题进行分析，有利于战略设计的科学性，确保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利益获取。
一、收敛还是扩大：关于国际差距的缩小问题
国际差距和国内差距并存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近代以来，由于国势衰败带来的心理冲击，人们在思考中国的发展时，相对比较注重国际差距的缩小。对此，更多的声音主张把比较优势作为战略思考的基础，认为我们在建国后的前30年没有发展起来的原因在于追求对发达国家的赶超而没有根据比较优势来发展中国经济。在他们看来，赶超战略不仅无助于国际差距的缩小，而且还是国内个人和地区差距扩大的根源。对此，我们必须注意几个问题。
首先，比较优势对GDP贡献的评价问题。比较优势战略的最大功绩是带动了我国制造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现在，我国已经成为继美、日、德之后的世界第四制造业大国。不过，加工贸易在我国制造业中占有很大比重。这种外来型工业化方式的特殊性是工业投资或者发展主体来自海外，进口投入品的价格决定了最终产品的价格，其营业盈余也主要归投资者所有，由此带来的GDP增长并不能真实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1999年以来加工贸易在中国商品出口构成中始终保持着55％以上的高份额说明，中国制造业为国外物质财富的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意味着本土制造业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度是很低的，我们更多的是以劳动力成本优势参与世界经济循环的。在科技含量成为财富增殖主要方式的情况下，通过引进外资增加经济总量的战略无法真正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至多只能是一种等距离的追赶。
其次，比较优势的持续性问题。世界经济的发展已经由要素驱动、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技术水平的高低决定了经济收益的大小，在跨国公司专利壁垒下技术引进代价的增大和发达国家有选择的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双重作用下，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面临着贸易保护主义的现实威胁。据有关部门估计，仅受发达国家技术壁垒因素的影响，2000年我国出口损失就达17.6亿美元，2001年受阻的出口商品价值超过100亿美元，2002年仅欧盟禁止我国动物源性产品进口一案就涉及贸易金额6.23亿美元，2003年前三季度国外对我国反倾销保障措施立案共计42起，涉及金额10.7亿美元。加入WTO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国仍然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如果不能通过技术进步提升中国产品的质量标准，即使不考虑其他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竞争问题，在各种针对中国的反倾销、保障措施和特殊保障措施等等的打压下，我国一些比较优势产品的市场也将不断缩小。
无数事实说明，没有科技创新，总是步入后尘，经济发展就会受制于人，更不可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随着贸易规模的日益扩大，长期支撑我国外贸出口的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小，如果不能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整合的自主性，其竞争力很快就会丧失。科技实力是决定一个国家在国际性的贫富两极分化中前途的终极因素。只有在保持自己的成本比较优势的同时，加速向技术比较优势转变，国际差距的缩小才是现实的。
二、跟踪还是跨越：关于技术选择的路线问题
频繁的技术改变对每一个国家来讲都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强制，世界经济的发展已经由资源约束走向技术约束，技术创新同样是中国现代化必须坚持的一个方向。改革开放后，我们通过技术引进，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产业结构落后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仍然很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公布的《工业发展报告2002/2003年》显示，我国中高技术产业生产比重为51％，仅略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48.7％），低于世界平均水平（58.7％），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61.2％）。2003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103.63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25％，但是与OECD国家平均40％的比重相比，仍然过低。在高技术产业已经成为经济增长动力的情况下，中国的技术进步不能仅仅从本国原来的水平考虑，必须在整个世界层面上处理好产业发展的技术基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现在，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已经居于发展中国家前列，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中国科学研究普遍落后10年到15年，只有七、八个领域接近或者领先于世界平均水平。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暑2001年首次发表的72国技术成就指数来看，中国在四类国家中属于“技术的积极采用者”，不仅与“技术领先者”，就是和“潜在的技术领先者”也存在一定差距。这说明我国技术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基本处于跟踪与模仿阶段。作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科学技术首先要为现实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服务，同时为了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又要超前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处理好技术先进性和技术合理性的关系。加入WTO后，内资企业立足未稳和缺少核心技术的严峻现实意味着，如果我们不能摆脱对比较优势的迷信，走技术跨越之路，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那么我们将逐步丧失科技和经济的自主能力。
当今世界，信息资源的高流动性使现代科技发展基本摆脱了地域局限，从而为技术跨越提供了前提，我们完全可以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走以原始创新为主的技术路线，大幅度增强我国科技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使中国成为技术创新型国家。基于这种认识，2002年我国科技发展战略开始实现以跟踪模仿为主，向以自主创新和实现技术跨越发展为主的转变，注重抢占世界制高点，力争实现跨越式发展。按照规划，“十五”期间我们要投入200亿元，实施12个重大科技专项，力争3至5年内在若干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并实现产业化。2003年开始国家开始了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我们相信，只要持之以恒，中国一定能够探索出一条稳妥的赶超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
三、自生还是依附：关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
自生能力是坚持比较优势的人不断强调的一个观点。在他们看来，比较优势是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稳步接近发达国家的捷径：如果把目标直接定位在产业、技术向发达国家的赶超上，则会损害经济发展的自生能力。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迷人前景，使这些人更为坚信自己主张的合理性。其实，只要分析一下中国外贸出口构成就会发现，中国产品所表征的竞争力提升更多的是跨国公司竞争能力的提高。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作为跨国公司的产品而生产和销售的，中国获得的仅仅是加工费用。加工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说明，中国企业和产品的自生能力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在全球化条件下，民族或者国家属性依然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对外依附性强，一方面要承受世界市场景气变动的冲击，同时还要为跨国公司承担经营和研制开发风险。在分析自生能力时，我们必须对外资企业和本土产业的差异问题给与足够的重视。
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说明，自生能力首先应该是以本国私人资本和国有资本为代表的自主产业竞争力的增强，即技术、专利和标准取代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成为产业的基础和竞争力的核心。而中国不仅出口创汇的大部分是由外资企业提供的，即便是自主企业的产品中，不具备创新能力的贴牌生产也占相当大的比例，至于那些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由于设计和创新能力低下，很多根本无法到达发达国家市场。中国的制造业直接创造国民生产总值的1/3，占整个工业生产的4/5，为国家财政提供1/3以上的收入，贡献出口总额的90％，但我国57％的机械产品技术、多数电子和通信设备的核心技术从国外引进，技术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这说明，比较优势提升自生能力的主张有一定的片面性。加入WTO后，内资制造业如果不能在技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跨国公司可以很容易凭借自己在资本和技术上的优势主导中国经济，我们将彻底丧失谈论自生能力的资格。
今天的世界市场并不是真正开放、自由和竞争的市场。这些年来，我国过于注重外资牵引，内资经济发展相对迟缓。在世界各国普遍重视通过技术储备建立战略优势的情况下，只有寻求内在性的增长动力，将经济增长的对外依存度建立在自身科技水平的提升上，自生能力才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本质上是资源向资本转化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源开发产业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但是由于技术水平低下，我们并没有从这一趋势中获得最大的收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又为资源优势的发挥附加了条件。我们应该抓住目前产业结构转换的机遇，选择其中的关键性领域进行重点扶持，尽快提升整个中国经济的科技含量。这样，一方面可以形成高附加值产业，快速增加经济总量，同时也可以为资源的资本化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有助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从根本上保证整个国民经济自生能力的提高。
四、数量还是质量：关于国家实力的增长模式问题
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吸收发达国家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总额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世界科技发展的现状决定了未来一定时期内我们还不能放弃这一发展思路。不过我们要认识到，国家实力的增长不但是一个数量概念更是一个质量概念。民族国家国际地位的变化首先表现为国力增长速度的不同，而形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技术创新程度，劳动力和资本积累仅仅是实现经济总量增加的短期因素。只有实现从量的增长到质的增长的转变，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2003年中国的GDP已经突破11万亿人民币，但从“相对于GDP的盈利”和“资本的回报率”两项指标来看，我们经济增长的质量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与印度、韩国、印尼、泰国等亚洲国家相比也存在一定的差距。这说明，中国现在走的依然是数量型经济增长道路。
另外，就GDP增长本身来讲，也有个数量和质量的问题。良好的经济增长应该遵循普遍受益原则，即全社会经济福利的均衡稳步增长，而不仅仅是数量指标的上升。GDP增长的具体内容，更能体现一个国家的发展绩效。例如制造业是中国GDP增长的主要动力，但在比较优势思路下，国内各个地区的发展并不平衡。从1990年到2001年期间，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比重由63.27％增加到74.39％；而中西部地区的比重则分别由24.2％和12.53％下降到17.21％和8.4％，比较优势并没有使不同地区获得同等的发展机遇。从区域经济的角度说，东部经济的发展走的是质量型增长的道路，但是在世界范围看，显然还处于数量扩张阶段，中西部地区自然更是如此。由于制造业发展势头减弱，中西部省区更加依赖于自然资源，形成了典型的资源开发性经济。现在，我国绝大多数矿产资源在世界上的产量份额都超过储量份额，这势必削弱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当今世界是以科技实力对抗为国际关系主要内容的世界。过去那种单纯的以价格优势为基础的数量型发展模式已经不足以保障本国利益的获取，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更能实现GDP的较快增长。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还没有完成，总量矛盾的解决取决于结构升级和结构优化。只是满足于在跨国公司产业链的低增加值环节从事组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生产活动这样的派生式增长，中国就不可能作为一个大国重新复兴。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中，科技含量高被置于首位说明国家已经开始重视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问题。全面小康不是单纯的数量增长，更是生产力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度提高的综合体现，只有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努力坚持技术进步推动原则，这一目标的实现才有保障。我们必须从关系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的高度上，来看待科学技术的跨越问题，努力改变经济的强势增长与弱势竞争力并存的不利局面。
五、传统还是创新：关于思维方式的转换问题
近代以来，中国由原来的技术领先者变为现代社会的落伍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思维方式陈旧。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走了几个世纪，但传统思维方式依然在发挥作用。在论证比较优势的合理性时，一些人认为，竞争力揭示的主要是成本和效益的关系，没有高科技不等于没有竞争力；如果开发一项技术的成本很高，那么这种技术创新方式就是不值得的。这种认识至少存在如下缺陷：
首先，缺乏对待技术创新的正确态度。从科技发展的规律来看，技术创新无非就是引进和发明这两种方式。从实用性的角度看，技术引进无疑是一种比较合理的选择。但引进不可能带来核心技术的升级，也不可能带来国家收益的最大化。特别是中国现在依然是发达国家技术封锁的对象，很多高新技术是我们根本无法引进的。同时，随着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加深，技术专利的使用费也是我们必须承担的一种成本投入。因此，在作出技术选择时，成本并不是首要的问题，国家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的充分结合才是更为重要的评价标准。按照成本——收益的逻辑进行技术创新，过于强调技术发明的风险性，不利于改变近一千年来制约中国社会进步的惯性心理。对今天的中国来讲，能否崛起的关键取决于中国的每一个人想做什么，他们将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技术，并且面对由此产生的风险。经验证明，一个社会要想通过拥有高科技实现自身的发展，就必须有一定的风险意识和社会承受力。这是我们应该形成的现代思维。
其次，缺少危机意识，忽视政府的主导作用。利用比较优势发展经济隐含的一个重要政策性结论就是反对国家在高科技上进行投入。一些人认为，只要我们继续奉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就会顺利流入，中华民族的复兴只是时间的问题。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思维方式。经济发展不会自动带来国家安全度的提升，这一过程本身也容易受各种不测因素的影响。危机意识是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前提，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国家安全的高风险期。今天中国的安全态势并不是趋于良性，而是增加了诸多变数。在确定经济发展战略时，我们必须要有危机程度的分析。在技术威慑成为国际政治经济斗争焦点的今天，只有大力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才能化解并最终消除比较优势潜在的危机和风险。为此，我们必须发挥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作用。2003年，中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1520.1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从国际角度看，发达国家的这一指标全部在2％以上，即使那些中等发达国家一般也维持在1.5％以上。WTO规则虽然对政府行为有所限制，但依然给产业政策的制订留有很大选择空间，我们不能因为对比较优势的迷信而放弃政府在发展高科技上的应有作用。
通过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来增强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民族国家的共识。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缩小不是自然发生的。一国政府只有在科技发展上切实承担起责任来，保持重要领域的持续创新能力，才能从日益增长的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不断增长的物质利益，确保未来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发展的需要。在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围绕上述问题，如何处理比较优势和赶超战略的关系，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