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唯物辩证法的未来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辩证法论文,形而上学论文,未来发展论文,西方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从现代西方哲学对形而上学批判的全面分析中，不能得出关于马克思以来的辩证法不应当是最普遍的客观知识，形而上学终结后的哲学应向特殊文化方向发展的结论。文中分析了许多现代和当代科学的成果，在唯物辩证法理论中没有得到应有的概括，有些甚至完全没有得到体现的情况及其主要原因。作者认为，唯物辩证法的未来发展，应运用计算机技术和相关条件，系统概括新的科学知识；扩展和深化对特殊辩证法的研究。
关键词 唯物辩证法 现代西方哲学 现代科学发展成果 未来发展
现代和当代西方哲学革命中对以本体论为核心内容，以高度的抽象性为思维特征，以追求普遍性的客观知识为目的的形而上学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恩格斯所著《自然辩证法》各束手稿涉及的各门学科的分支学科数不到170个，而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分支学科总数已达3万多个。上述两个方面的情况，都对唯物辩证法的未来前景，提出了许多尖锐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马克思以来的辩证法不应当是最普遍的客观知识，形而上学终结后的哲学（包括辩证法）应当向特殊文化方面发展，[①]笔者对此有不同的认识。
一、现代和当代西方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批判
西方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存在着完全否定、有区别地否定、一定程度地由否定转向新的肯定的不同情况。只有从实质上，从已有的结果和发展趋势上对其进行全面分析，才能得出根据充分、具有科学性的预示唯物辩证法未来发展的结论。
1.多数西方哲学家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主要是针对、实质上也是批判了以黑格尔为典型代表的思辨哲学。从基本倾向上看，对形而上学的否定，主要是针对其脱离经验事实和科学而言，而这正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即传统形而上学的特征。大部分现代和当代主要西方哲学家所批判的形而上学，固然涉及了辩证唯物主义，但其主要的针对对象和批判的实质性内容，还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英国哲学家艾耶尔1982年出版的《二十世纪哲学》第二章（第一章具有总论性质）的标题即为“叛离黑格尔”。这种认识和安排有着充分的根据。早期实证主义者孔德所反对的形而上学，就是指那种脱离可以观察、实验的事实和自然科学，具有高度的抽象性、绝对性、思辨性的哲学体系。穆勒更加明确地反对从概念出发的德国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罗素则是由否定德国思辨的形而上学，而走上分析哲学道路的。与罗素齐名的摩尔，还专门发表过主要针对新黑格尔主义的《对唯心主义的批驳》一文。实用主义者皮尔士、詹姆士都不反对以科学为基础的形而上学。新康德主义者郎格、文德尔班都反对追求绝对知识，借助于思辨去追求哲学真理的黑格尔形而上学体系。
现代和当代西方学者对唯物辩证法的一些批判，实质上还是批了与其所批哲学的基本精神相违背，而与黑格尔思辨哲学相仿的东西。波普尔的批判中就有这种情况。他认为：“由于辩证法，反教条主义不见了，马克思主义自身变成了一种教条主义。”[②]但教条主义的基本特征，正是从已有的学说和思想观念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去认识和处理问题，这与传统思辨哲学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
2.分析哲学是批判形而上学的典型代表，而其主要流派在发展中难以摆脱的困境和衰落趋势，正是根源于不加区别地否定形而上学。对于分析哲学主要流派60年代后的衰落，有的学者指出，蒯因对逻辑实证主义基本理论的批判，以及“整体论”检验理论和“本体论的承诺”的提出，是逻辑实证主义衰落的重要原因。而日常语言学派衰落的原因，则在于其主要代表人物的过世、退休和转向。[③]这是基于事实的正确分析。但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否则就难以解释，蒯因的理论虽有人反驳却未产生深远影响，而曾批驳蒯因的斯特劳森后来不但承认而且研究形而上学问题；更难以理解，为何没人代替离开了日常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
分析哲学的基本特征，就是把哲学的任务或主要任务规定为运用语言和逻辑分析的手段进行哲学批判，以清除哲学中的混乱，将无意义的形而上学问题清理出去。维特根斯坦认为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罗素则认为可以把一切真正的哲学问题归结为逻辑问题。分析哲学的困境正是根源于此。它不研究存在和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当它运用语言学和逻辑学进行哲学批判或哲学分析时，它是在语言学、逻辑学与哲学的交叉领域活动，因而并没有失去哲学性质。在这个范围内，其批判性分析对哲学问题的清晰和精确有相当的作用。不过，它在发展中迟早要遇到难以摆脱的困境。这不但是因为它的不加区别地反形而上学的狭隘性，同当代科学特别是综合性的横断科学的系统性、整体性、概括性、模型化与抽象理论性等特点相矛盾，还由于它要批判和清理的哲学矛盾或混乱，其产生的原因不仅仅是而且主要不是语言和逻辑问题，因而它不可能完成既定的任务。在当代的几十年中，美国的分析哲学家连应研究的问题和应采用的方法都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就是最好的说明。所以在进一步的发展中，不管是原来认为可以通过语言和逻辑分析将形而上学问题从哲学中清除出去的学者，还是意识到这个目标很难达到的学者，或者像罗蒂那样认为可以对形而上学问题弃之不顾而没有必要清理的学者，当他们将分析哲学向语言学和逻辑学本身的具体问题，向其它科学或社会现实问题和文化领域推进时，都要陷入或继续陷于困境中。因为这就离开了语言学、逻辑学与哲学的交叉或汇合这一特定的研究领域（语言学、形式逻辑学都已脱离哲学，分别成为拥有50多个和近30个分支学科的具体科学），失去了存在与发展的基地。实际上，分析哲学向语言学本身的具体问题发展，向研究和解释形式逻辑本身的问题发展，或转向社会现实的政治和文化问题，都是由于不加区别地反形而上学，造成了在研究对象和范围上的困难而寻求出路的不同表现。因为它既然不研究形而上学问题，用语言学和逻辑学去分析传统哲学问题又难以发展，那就只有上述几条路子可走。要不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衰落，即调整或放弃不加区别的反形而上学立场，象英国日常语言学派的威斯顿承认形而上学的研究有正确成份，斯特劳森后期的描述的形而上学理论研究物质客体和人的关系，瑞典语言哲学家伊斯雷尔认为存在和思维的关系没有失去现实性那样，以新的形式，一定程度地向形而上学回归，或有区别地承认形而上学问题的意义。
3.西方哲学批判形而上学对唯物辩证法未来发展的影响与启迪。既然在批判形而上学的哲学中，存在着对以经验和科学为基础的形而上学的肯定，存在着向形而上学的回归趋势，其批判的主要对象和实质性内容又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性形而上学，反对形而上学最激烈的分析哲学又由于其出发点的片面和狭隘而走向衰落，那就不能得出马克思以来以至未来的唯物辩证法不应是最普遍的客观知识，应向特殊文化方面发展的结论。但其批判形而上学，对唯物辩证法的未来发展也有不少启迪。（1）如果以研究特殊文化或其它具体社会和科学问题为发展方向，也将象分析哲学的一些主要流派那样，由于固有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的丧失而陷入困境。只有坚持以世界的运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为研究对象的方向，才有长远的前途。（2）必须坚持将辩证法理论建立在反映了客观内容的经验和科学事实、科学理论的基础上，这样才能彻底摆脱传统哲学即传统形而上学的思辨性，实现抽象性与科学性的统一。（3）坚决地反对绝对性和教条性是唯物辩证法未来发展的理论前提。（4）唯物辩证法的一些论述，存在着多义性和不确定性的情况，现代语言学和逻辑学可以成为其精确化的有力工具。
二、当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与唯物辩证法的概括问题
东西方现代和当代的辩证法（包括唯物辩证法）研究，都存在着对获得巨大发展的具体科学概括和吸收不够的问题。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新成果，在唯物辩证法理论中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甚至完全没有体现。就连一些著名的、具有相当代表性的有关著作和教材，所引用的一些自然科学材料，还是黑格尔和恩格斯已用过的。从当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唯物辩证法各自发展的总体情况看，前可以发现后者明显地落后于前两者。以钱三强为顾问、李诗英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8月出版的《英汉学科词典》，收入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学科数目已达3万多个。而在唯物辩证法创立时期，各门科学的分支学科总数和被概括的分支学科数是相当有限的。恩格斯所著《自然辩证法》各束手稿内容索引中涉及的每一科学条目，即使都宽泛地算作科学的分支或萌芽状态的分支学科，其总数还不到170个。唯物辩证法在当代的发展与具体科学的迅猛发展情况不相适应是极为明显的。
从国外的情况看，前苏联1985年出版的斯特尔思监修的《唯物辩证法教程》，原东德1987年出版的修提拉编著的《辩证法和社会诸科学》所论述的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都还是经典作家所论述的三个规律。我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在近10年出版的众多的唯物辩证法和自然辩证法著作中，有些学者将层次与结构、系统与运动、可逆与不可逆、进化和退化、平衡和不平衡、结构与功能、单义决定和或然决定、有序和无序、系统和要素、对称与非对称等范畴作为自然辩证法或唯物辩证法的范畴，或将无限层次律、无限循环律、层次重演律、结构与运动规律、新陈代谢规律、决定与反决定等等列为自然辩证法或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国外也有类似的情况，如罗马尼亚的图多塞斯库，1978年提出唯物辩证法应包括或然性规律、反馈规律、结构性规律、稳定性规律、系统与结构关系规律、结构逐渐复杂化规律。[④]
综合起来看，创立时期的唯物辩证法，主要是根据科学和历史的事实，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至于辩证法的范畴和规律，基本上还是在黑格尔论述的范围之内。后来的唯物辩证法对现代和当代的科学成果有所吸收和概括，但与当代科学的迅猛发展很不相称。即使是被列为自然辩证法或唯物辩证法的那些新的范畴和规律，也基本上是由现代和当代科学特别是横断科学中的一些范畴直接上升而来的，而不是在全面概括各门具体科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其普遍性的基础不太牢靠，有的范畴和规律明显地只适用于特殊领域。还有些新提出的范畴，在基本思想上与原有范畴相类似。
此外，当代的自然辩证法和唯物辩证法研究，虽已扩展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形成了门类众多的特殊辩证法，但也存在着在具体领域中推演、照套或验证唯物辩证法的原有理论，未能从具体的科学材料出发，概括出特殊领域中的辩证法基本理论等问题。
现代和当代的唯物辩证法研究，未能全面概括科学新成果的主要原因：
1.对唯物辩证法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的否定，及由反对脱离人的实践而追求纯客观知识导出的认识偏差。显然，如果唯物辩证法不应是反映客观世界的普遍规律的理论，那就无需概括各门具体科学所揭示的客观规律。后一个问题的认识偏差，就在于没有看到各门科学知识与实践的关系，不理解科学知识包含着人的主观活动，是人作用于外界的认识成果，因而把对各门科学知识的概括，看作是追求纯客观知识。实际上，各门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不但其动力、手段、形成过程是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而且也在不同的范围、程度、层次上包含和体现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与此相关，各门特殊辩证法，也非常明显地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包含了人的实践活动。以数学辩证法、化学辩证法、天文学辩证法、地学辩证法、医学辩证法、农学辩证法等等，一个“学”字就把人的主观活动，把人对自然的作用，把所蕴涵的实践性体现出来了。
2.将恩格斯关于黑格尔哲学的价值的论述，误解为规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或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对象。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1961年进行的有关讨论中，有一种意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只是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学和辩证法。前苏联在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对象、结构、叙述方法的争论中，也有人像法国学者那样，根据恩格斯论述的哲学中独立存在的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坚决反对将自然界和整个世界的运动、发展规律作为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对象。我国学者中也有类似情况。有相当研究深度和较大影响的一本有关专著介绍说：“哲学，按恩格斯的说法，‘只留下了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这种关系有人称之为‘一切都不在哲学之中’。”[⑤]按照以上关于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对象只限于纯粹思维领域的观点，当然不必去概括具体科学的成就了。
笔者认为，上述看法误解了恩格斯的论述。恩格斯确实说过：“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⑥]把恩格斯这段论述的前后文，以及他在其它著作中的有关论述联系起来看，可以有把握地说，恩格斯这段话的本意，指的是那种“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包括一切专门科学的科学”[⑦]的黑格尔哲学的价值，而不是规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或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对象。第一，在恩格斯上述论述之前的同一段落，已明确指出了其论述针对的是已被马克思的历史观结束了的历史领域的传统哲学。恩格斯接着又指出，“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⑧]，而这种不必要的、被从自然界驱逐出去的自然哲学指的是“从头脑中想出联系”[⑨]的黑格尔哲学，即辩证法是概念的自我发展的黑格尔辩证法。第二，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指出：“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⑩]在此书引论的草稿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恩格斯所说的“以往的”哲学，就是指黑格尔的哲学。他认为，“就哲学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来说，黑格尔体系是哲学的最后的最完美的形式。全部哲学都随着这个体系没落了。但是留下了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及关于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在产生和消失的不断过程中无止境地运动着和转变着的观念。”[(11)]第三，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也谈到“随着唯心主义出发点的没落，在这个出发点上构成的体系，从而特别是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也就没落了。但这里必须记住：自然科学的反对黑格尔的论战，就它对黑格尔的正确理解而言，它反对的目标只有两点，即唯心主义的出发点和不顾事实任意地构造体系。”在紧接这一论述的下一段，恩格斯写道：“把这一切除开之后，还剩下了黑格尔的辩证法。”[(12)]至于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对象，恩格斯反复指出：“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13)]
3.看不到科学的巨大进步，要求唯物辩证法应有相应的发展。匈牙利哲学家穆勒在《自然科学认识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恩格斯和列宁的自然概念史》（1974年布达佩斯版）一书中认为：建立在最新科学成就上的当代自然观，虽与恩格斯、列宁的自然观并不完全相同，然而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与当代的自然观继续完全符合。他的看法有相当的代表性，我国学者中也有类似的看法。既然认为“完全符合”，就不会去对当代科学进行新的全面概括。
4.庞大的科学知识总量及其迅猛发展，使哲学家难以全面、及时地进行概括。马克思和恩格斯时期就已出现这种情况，并指出了这一点。[(14)]对现代和当代的哲学家来说，更难做到对各门具体科学知识及其发展进行跟踪概括。
三、唯物辩证法未来发展的合理趋向与途径
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既有横断科学的概括性，又有各学科之间在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中互相交叉、互相渗透、互相连接的综合性，也有深层的继续分化的情况。在这种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下，唯物辩证法的未来发展，也必然会显示出多样性。但从其发展历史的经验看，从当代的实际情况及动向上看，只有与社会实践和科学技术发展相适应的方向，才是最有前途，最能产生长远的历史影响的方向。反之，则仍将限于思辨的形而上学的范围，其价值、作用、影响都难以和前者相比。
1.按照恩格斯提出的基本思路，运用仍在迅速发展的计算机技术，系统地概括和吸收现代及当代科学知识，全面和创造性地发展唯物辩证法。
（1）恩格斯指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和发展，应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这种概括在唯物辩证法的未来发展中是非常必要的。一是科学性的要求。科学性是唯物辩证法的生命力的基础，要保持和发展其科学性，除了全面、系统概括科学新成果之外，没有别的途径。这种概括也是在科学的基础上，保证唯物辩证法的客观性，并使之彻底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思辨性的基本要求。二是普遍性的要求。在当代科学技术知识的总量极为庞大并仍在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产生于相当有限的科学材料基础上的唯物辩证法，目前要以原有材料说明其理论的普遍性，会碰到相当多的困难。而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世界观和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唯物辩证法，必须坚持和发展其普遍性，这也要求全面概括新的科学知识。三是先进性的需要。经典唯物辩证法的先进性的基础，就是全面吸取和概括了科学和思想文化的优秀成果。在未来的发展中，如果不进行新的全面概括，唯物辩证法就难以保持其理论的先进性。四是实践性的需要。如果不能全面概括新的科学知识，在未来非常复杂的社会条件下的实践活动中，唯物辩证法的指导性和适应性就要打折扣。长此下去，就会逐步成为脱离社会实践活动的僵化的理论。
（2）与上述要求和需要相应的是，当代计算机技术及相关设施的迅速发展，正在逐步形成全面概括现代和当代科学成果的条件。第一，近十几年来，计算机的运算速度有了惊人的提高，其性能也迅速发展。第二，计算机的运用正在向全球性的联网化方向发展。第三，使计算机充分发挥效能的各种数据库、电子图书馆迅速发展。
2.深入分析和总结概括特定学科领域的知识，发展对社会实践和科学文化具有较为直接应用价值的特殊辩证法。这方面的发展不但实用、易行，而且可以为唯物辩证法基本理论的发展提供基础材料。近年来，特殊辩证法的研究虽有很大进步，但在一些特定领域中，还没有概括出特殊的辩证法规律，还有很多具体领域的辩证法几乎无人或极少有人进行系统的研究。
发展应用性的特殊辩证法，其理论前提是解决有没有必要发展的问题。著名哲学家黄楠森教授认为，特殊辩证法或应用哲学具有强大生命力，其前途未可限量。但是，应用哲学作为科学能否成立，在我国存在较大分歧。除了是否承认作为本体论的一般辩证法外，还有“某领域的哲学与该领域的基础学科无法区别开来”，“把哲学强加于各门科学，以抽象推理排斥具体研究之嫌”这两个问题。[(15)]这里就这两个问题谈一些看法。
（1）特定领域的应用性辩证法完全可以和该领域的基础学科或基础理论区别开来。从学科性质上看，特殊辩证法属于一般辩证法的核心思想与特殊科学的交叉，它并不具体地研究特殊学科的基础理论，只在该学科的基础层次或最抽象的层次上，研究其中的辩证性质和辩证规律问题，所以它比具体科学的基础理论抽象层次更高，因而两者的区别也很明显。从研究的领域看，特殊辩证法特别是一些新兴的特殊辩证法，研究的是具体科学与一般辩证法之间的，两者都未重视或都不研究的空隙、边缘的层次和领域的问题。所以，特殊辩证法与该领域的基础学科、基础理论是完全可以区别开来的。如果存在没有明显区别的情况，那是因为没有抽象概括出特定领域的辩证性内容，或没有找准研究范围和层次，而不是本来就不能与之相区别。
（2）只要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特殊辩证法，完全可以避免把哲学强加于各门科学，以抽象推理排斥各部门的具体研究之嫌疑。笔者认为，无论是用辩证思维去全面概括当代科学的成果，还是分析和概括特定学科中的辩证法问题，都不能用现有的唯物辩证法理论照套。如果是照套，概括的面再广，概括的知识再新，也很难使原有的理论有创新性的重大发展，只能起到用新的和更多的材料来证明原有理论的作用。要是把一般辩证法理论套到特殊学科中去，那就有点类似于黑格尔把哲学强加于各门科学的做法。反之，如果能象恩格斯要求的那样，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16)]，就完全不会有什么强加的嫌疑，也不会出现以抽象推理排斥各门具体研究的情况。这同时也就与传统形而上学脱离科学和事实的思辨性有了根本的区别。
注释：
①见《哲学研究》1994年第7期第46、44页。
②波普尔著，傅季重等译《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第476页。
③涂纪亮著《分析哲学与其在美国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4月出版，第17—18页。
④梅斯里夫钦科主编，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当代国外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第227—228页。
⑤郑杭生主编《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2月出版，第26页。
⑥ ⑦ ⑧ ⑨恩格斯著《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72年4月出版，第48、32、48页。
⑩ (11) (13) (14)恩格斯著《反杜林论》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70年12月出版，第23、21、139、10页。
(12) (16)恩格斯著《自然辩证法》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71年8月出版，第32、31—32页。
(15)北京大学哲学系、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哲学教研室合编《唯物辩证法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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