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因素的统计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统计分析论文,新生代论文,农民工论文,因素论文,质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487(2013)23－0087－04
0 引言
以学术界的定义为核心，“新生代”农民工即为1980年以后出生的进城务工人员。2010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指出要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和生活问题。政府层面已经意识到此类群体对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的贡献。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参差不齐，工作时间长、“同工不同酬”、参与能力晋升机会少以及相对恶劣的工作环境等传统的社会歧视现象依然存在，在某些行业还比较严重。所以，目前政府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如何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笔者认为提升其“可雇佣性”能力，使其在工作搜寻过程中掌握主动权是提升就业质量的重要措施，本文就此视角展开讨论，试图寻求相关路径，为政府相关决策提供参考。
1 “新生代”的可雇佣性能力要素、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
1.1 “新生代”的可雇佣性能力要素
与高校毕业生和城镇求职员工相比，“新生代”不具文化水平和经验的优势，但是他们具备选择空间大、工作不挑剔和忍受程度较高的优势。本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可雇佣能力表现为4种一级能力指标，10种二级能力指标。
“新生代”的“可雇佣性能力要素分别为：适当的文化素质、充分的技术能力、经验总结能力和发现并掌握机会的能力。相比于城市就业人员，这四种能力可能层次较低，而对于文化和生活环境较差的“新生代”而言，四种“可雇佣”性决定了其从事工作的质量和信心，以及获得较高生活水平的基础。在这四种能力的指引下，本文对其进行细化，得出10个二级能力指标，具体见表1。
“可雇佣性”强调三个方面：选择、维持和转型。就“新生代”而言，“适当的文化素质”要素使其能够成功进入劳动力市场，至于是否能够长期稳定处于就业状态则需要“充分技术能力”和“经验总结能力”支撑，遇到重大变故需要转型，则需要“发现并掌握机会的能力”来保证。
1.2 研究假设
对于“新生代”而言，其最大劣势在于户籍在农村，不能同等程度享受城市的福利待遇，并且在其父辈辛勤劳作的基础上，他们也倾向于利用亲情进行工作关联。按照血缘、亲缘和地缘组成“小团体”，并对其有较高的认同度。但这也侧面上使得其与城市发展越来越脱节，成为城市“边缘人”概率大增。因此笔者提出假设1：
H1：“新生代”农民工的农民身份与工作嵌入度之间有负相关关系，若其农民身份越强，则其工作嵌入度越低，就业质量也就越低。
除了农民身份，“新生代”的城市身份也对工作嵌入有影响。社会认同理论认为，每个人都试图最大程度提高自我尊严，即不断提升自身社会地位。低层身份的群体比较容易被激励去采用有效方式去提升其群体地位(Ellemers & Wilke,1988)。与其上辈相比，“新生代”们接触更多的城市文化和生活信息，为了保持与城市步调一致，他们从日常穿着和习惯都与城市居民无异。这都是提高自身地位的一种措施，为了更快更好满足这一需求，他们会更加努力工作，获得收入提升地位等。因此笔者提出假设2：
H2：“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身份与工作嵌入度之间有正相关关系，若其城市身份越重，则其工作嵌入度越高，即就业质量越高。
与其上一辈不同的是“新生代”们的自我保护和自尊心特别强，他们不会牺牲“自我”去获得收益，因为不满老板“不公平”待遇而离职的案例数不胜数。所以在双重身份(农民和城市)对工作嵌入度影响之间，“是否感知受到歧视和感知程度”起到一定中介作用，即消弱了双重身份对工作嵌入度的影响程度。社会比较理论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比较容易出现“社会比较”情况，不管是同类职位，还是同类企业，他们的比较结果往往表现出其对社会歧视的感知程度，并且最终影响到就业决策。因此笔者提出假设3：
H3：社会歧视感觉在双重身份与工作嵌入度之间存在中介作用，即农民身份越高，感知歧视程度越高，工作嵌入度越低；而城市身份越高，感知歧视程度越低，工作嵌入度越高。
研究表明，当群体或者个体在遭受歧视时，沟通能够起到缓解和调节矛盾的作用。此种情况下沟通包括正式层面的沟通(信息共享)和非正式沟通(非正式组织)。高质量的沟通时双方价值观、生活观念以及工作过程的沟通，能够达成预期目标的一致性(Atuahenen,2002)。因此，笔者提出假设4：
H4：在双重身份与歧视感知之间进行有效的沟通能够缓解二者之间矛盾关系。沟通在农民身份与歧视感知之间负向关系，而在城市身份与歧视感知之间是正相关关系。
1.3 研究设计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1980年及以后出生，在河北省保定市三个城区内打工和生活一年以上的农村青年。被调查对象的行业涉及制造业、建筑业、科研教育业、交通运输业、文体娱乐业、电子业等行业。其中，男性146人，占65％，女性78人，占34.6％；有3.2％的人未满18岁，19～25岁之间的人占到51.4％，26～30岁之问的人占46.2％。该调查实施于2012年7～8月，在河北省保定市三个城区内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共发放调查问卷250份，收回有效问卷225份，回收率为90％。本研究对调查资料的处理采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定量研究方法为主。定量研究的数据处理使用spss16.0进行统计分析，取置信度95％。
1.4 数据分析与结果
本部分的研究主要采用统计工具是Spss16.0，进行探索性分析，其结果具体见表2。
由表2可知，本文探索性因子分析的五个模型与数据拟合较好，充分说明了“新生代”二重身份与工作嵌入度之间存在较强相关性。从我国城市化进程角度分析，二重身份中的“城市身份”比重在加大，而“农民身份”在缩小，即为了更好满足城市需要，“新生代”们往往愿意提高“可雇佣性”，增加工作嵌入度，提高就业质量。而数据显示，“新生代”们目前的农民身份较城市身份还是占多，可以推测出其受到上一辈影响较大，在环境不发生较大变化时，他们往往还是受到“农民身份和意识”阻碍。
Three Factor Model 2比1更具解释性，但形式上只是将“工作嵌入度”先放入模型中进行回归，“社会歧视感觉＋沟通机制”后进入模型。究其原因是“新生代”只有在工作满意的情况下才愿意接受“沟通机制”的调节，因为其自我保护意识较强。因此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要注意到“新生代”的特征，对症管理。
农民身份 城市身份 0.20* 0.13** 0.35** 歧视感觉 0.15* 工作嵌入度
图1 中介结构模型(***p＜0.001，**p＜0.01，*p＜0.05)
图1中，中介作用后的结构模式表示了假设2是成立的，但是“城市身份”与“农民身份”对歧视感觉的程度发生了变化，即城市身份越重则其感知的社会歧视和不公平越强，农民身份则相对较弱，但效用方向仍然是正的。城市身份与农民身份越强烈，工作嵌入度越高，就业质量越高。
2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2.1 变量设置、释义及基本统计分析
在“可雇佣性”能力保障下，“新生代”就业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主要有四个维度：个体特征、人力资本特征、就业理念和环境特征。为了研究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笔者以“工作嵌入”度为替代被解释变量。本文进行大量社会调查，以上述四个维度为自变量，“工作嵌入”度作为因变量进行相应的回归分析，最终得出“可雇佣”下“新生代”就业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自变量设置及释义如表3所示。
2.2 模型构建
2.3 统计结果
笔者利用Spss16.0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Logit模型采用的是逐步回归法，经过5次回归分析，最终得出持续影响因素。检验的系数分别有：回归系数(B)、标准误差(SE)、怀特检验(WALT)、自由度(Df)、显著度(Sig)以及幂指数(Exp(B))。
据表4的Spss统计结果所示，大多数自变量的效用与预期的效用结果一致，即能够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嵌入度产生较大影响。HL统计变量的显著性并不是很高，表明了上述构建的Logit模型较好的拟合数据要求，但仍然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影响。为了排除此类影响，本文选取了显著度sig小于1的自变量进行极大似然估计，即
。所选取的四个变量对“新生代”的就业稳定性(工作嵌入度)有显著影响，其他变量的影响程度较小，因此舍去不进行详细解释。
2.4 结果解释
由上述分析可知，“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嵌入度高低主要由四个因素影响，即年龄、识别机会的状态、收入层次和工作满意度。这与前述的“可雇佣性”不谋而合，“可雇佣”性强调利用现有的优势成功获得工作，在工作中不断积累工作经验维持工作，遇到重大变革时能够准确迅速掌握机会并成功实施转型。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可雇佣性”能力要求与其“工作嵌入度”(就业质量)具有内在一致性。
(1)个体年龄层次对“工作嵌入度”的影响。由于家庭背景和上一辈影响，“新生代”农民的辍学工作年龄也有年轻化趋势。从数据结果分析，年龄对“工作嵌入度”影响为正效用，即年龄越大，其就业质量越高。幂指数的含义表示自变量对“工作嵌入度”比例的边际影响，年龄的幂指数为1.50，即表示每增加3年的年龄，“新生代”们“工作嵌入度”比例提升1.5倍。这一点充分说明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情感因素，即随着年龄的增大，他们会越来越注重工作稳定性，投入更多的情感和精力到企业中去，即使遇到重大变革，他们也不会轻易转换工作，“工作嵌入度”很高。
(2)就业稳定的态度对“工作嵌入度”的影响。“新生代”对就业态度主要有三种，偏向稳定、偏向中性和偏向冒险。与其上代不同的是“新生代”们的冒险精神较大，愿意为高丰厚的待遇“冒险”。但是数据显示，随着表示就业稳定态度数字的变动(“1”→“3”)，“工作嵌入度”程度降低，幂指数显示每增加一个单位，“工作嵌入度”下降62.9％。主要原因是“工作嵌入度”强调的是对企业忠诚，在任何状态下不主动离开企业。但偏于冒险的“就业稳定”态度则是显示年轻一代的工作激情，侧面显示“新生代”们不安于现状的个性。一方面是忠诚，另一方面是“冒险”，二者并没有冲突，当其在“冒险”状态下，“可雇佣性”保障其预期收人时，“忠诚”程度最高。
(3)收入层次对“工作嵌入度”的影响。收入层次主要分为4个，以“城市低保水平”和“平均水平”作为分界点，4个层次收入水平对“工作嵌入度”影响与预期一致，且都为正效用。根据幂指数数值可知，收入层次对工作嵌入度边际影响为1.257，含义为每增加一个档次的收入水平，“工作嵌入度”增长1.257倍。与年龄的影响相类似，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新生代”们逐渐稳定且愿意为企业付出长期的贡献。从“可雇佣性”角度，随着工作年限增加，“新生代”可雇佣性能力也逐渐积累，继而收入水平也随之增加。因此，笔者认为，“新生代”的可雇佣性能力的提升直接导致“工作嵌入度”的提高，即就业质量的提升。
(4)工作满意度对“工作嵌入度”的影响。在人们传统的思维中，农民工选择工作系为任意，无目标可言，只要能够获得一定收入即可。而对于“新生代”而言，工作并非随意，而是追求“满意度”。数据统计结果显示，随着工作满意度的提高，“工作嵌入度”也随之提升。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满意度，“工作嵌入度”提升1.982倍。
3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建议
“新生代”们为了追求高质量生活必须增强自身的“可雇佣性”，一方面面对多种外界条件，另一方面还要理性对待自身“二重身份”的影响。因此，笔者重点分析在“新生代”农民工“可雇佣性”能力提升的基础上，如何促进其提高“工作嵌入度”，成功维持和转型就业，达到预期就业目标。
第一，以人力资本投资为基点，增强“可雇佣性”能力。从就业质量影响因素上分析，“人力资本”特征也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但是数据分析上却未能反映。这说明了样本中“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优势没有体现出来，教育程度和经验未能给“新生代”的可雇佣性能力增强砝码。而根据“新生代”的可雇佣性能力要素来分析，学历至少在“初中文化及以上”，但是这仅仅是达到成功被雇佣的水平，维持和转型需要更高水平的教育水平。因此，政府应该从“技术教育”等专业性教育抓起，提高“新生代”教育经验。
第二，创新就业渠道，加快可雇佣性能力的“维持和转型”阶段转换。对“新生代”而言，更为重要的是“维持工作状态”和环境改变的“成功转型”。现今的就业渠道对于接受正规教育的个体来说是成熟的，但是对于缺少教育或者教育不完善的个体却是一种阻碍。即使能够很快且成功被“雇佣”，但工作状态很难保持且不能够给自身的就业质量增加保障。社会对于“新生代”的二重身份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歧视，若其“城市身份”比重高于“农民身份”，其工作嵌入度会提高。政府应制定更多公平性的制度体系保障“新生代”就业的平等性，例如薪酬、社会保障和住房等。
第三，完善信息传递渠道，弥补“信息洞”，从意识、观念和方法三个方面促进就业质量提升。对于“新生代”而言，获得就业信息或各种信息的渠道非常之多，但是由于“二重身份”的限制，得到的信息往往偏重于“二手”交换信息，信息的有用性大大降低。若政府或者相关部门不能建立平等的信息传递渠道和机制，“新生代”与社会正常就业群体之间很容易出现“信息洞”，久而久之会造成其群体的“边缘化”现象。应从“意识、观念和方法”三个模块对“新生代”进行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