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党风廉政建设思想形成的历史文化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文化论文,党风廉政建设论文,思想论文,基础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2)02-0049-05
毛泽东的党风和廉政建设思想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内容十分丰富，并具有自己的突出特点：(1)着重从思想意识方面剖析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2)主要表现为正确的原则性结论和要求；(3)把思想道德教育作为党风和廉政建设的首要措施，因而带有浓郁的道德劝戒色彩；(4)发动群众运动是他最得心应手的另一个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的重要措施[1]。毛泽东的党风和廉政建设思想之所以呈现出上述突出特点，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其自身的哲学依据，又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一、哲学依据——高度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毛泽东在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过程中，毕生穷追不舍的哲学问题就是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他在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思想就是他的哲学思想的中心。
主观和客观相统一，就是主观要符合客观。毛泽东始终认为，人犯错误的原因，就在于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际情况不相符，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客观之间的矛盾。因此，能否达到主观和客观的一致，是能否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能否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关键。1953年春，他在一次谈话中感慨万千、意味深长地说：1942年全党整风时，才真正找到了一条指导中国革命的根本原则，这就是主观与客观相一致[2]。他不但自己孜孜以求，而且反复要求全党努力做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3](P296)。这里的核心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怎样才能实现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毛泽东十分重视人的主观世界的改造，包括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以及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他说：“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3](P296)主观和客观是对立统一的。客观独立于主观之外，是第一性的；主观依附于客观，是第二性的。在这一层意义上，两者是对立的。然而，客观可以被主观反映，主观可以反作用于客观。在这一层意义上，两者之间又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实践的基础上又统一了起来。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对同一客观对象，不同的人，或者主观状态处于不同情况的同一人，会有不同的反映。改造者的主观状态不同，改造客观世界的进程和结果也迥然有别。这是毛泽东反复阐述过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他在分析指导战争的问题时指出：“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4](P487)可见，要实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避免两者的分裂，最基本最重要的是从改造主观世界入手，即通过提高人的认识能力，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正确地反映和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
而改造主观世界有很多方面的内容，在毛泽东看来，最根本的是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就是要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思维方法，克服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观点和思维方法，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去克服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想。因为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就是主观主义，它是实现主客观相统一的大敌。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又往往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产生的思想基础。毛泽东多次说过，不打倒主观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抬头，革命和建设就不能成功。“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4](P477)。也就是说，有思想并在思想支配下行动是人类特有的主观能动性。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和道德观，就会有什么样的行动。因此，只要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备了“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5](P99)和“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共产主义道德觉悟，那么，他们就会成为一个高尚的、纯粹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和有益于人民的人[6](P660)，在实践中就会表现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自觉能动性，就能在公与私、己与他、义与利发生矛盾时，自觉地克己奉公、舍己为人、舍生取义，从而保证党的廉洁。
如果我们能站在这样的哲学高度去审视毛泽东的廉政观，那么就很容易理解他为什么侧重于从主观的思想意识方面去探寻党内错误、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根源，认为主要是主观主义造成的，是剥削阶级思想腐蚀的结果，而很少从客观的制度弊端方面去探寻根源；理解他为什么把思想道德教育作为党风和廉政建设的首要的根本的措施，认为党员、干部只要提高了思想道德觉悟，做到了自觉自律，就能保证党的廉洁；理解他为什么把群众运动作为重要手段，而忽视了民主法制建设及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二、历史基础——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
毛泽东之所以十分重视培养发挥党员、干部的主观能动性和自觉自律意识，之所以侧重于运用思想道德教育及非规范化的（因时、因地、因势、因情而异）群众运动的方法来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他的廉政观之所以大多表现为正确的原则性的结论和要求，并大多用灵活洒脱、形象生动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决定的。
中国的新民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经济、政治、文化都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社会矛盾、阶级关系错综复杂，革命的敌人在客观上十分强大，但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内，又呈现出随机性的变化，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政治分化和组合。这就要求革命的主体特别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共产党人，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要改造中国社会，首先必须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这是解决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7](P791)。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人一踏上中国革命的征程，就必须从调查研究、搜集资料开始，去弄清国情，并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以求自己的主观认识与社会实际相符合。要达到这一目的，“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7](P790)。毛泽东这里所说的“热忱”、“决心”、“渴望”和“精神”，都是革命者所必须发挥的主观能动性，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必不可少的主观条件。
认清中国国情不易，改造中国社会更难。面对旧中国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面对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面对强大的“帝、官、封”三座大山，中国共产党人在认清国情之后还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去工作、去战斗。具体地说，第一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战略战术、方针政策；第二要准确地判断、利用有利时机，及时调整自己的战略战术、方针政策，实施必要的进攻、反击或退却、防守、妥协；第三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大搞群众运动，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灌输给人民群众，化为他们的实践，以便将分散的革命力量组织起来，同强敌作斗争。可见在这一过程中，最关键的就是共产党人尤其是领导干部对客观情况的感知、分析、判断、应变是否准确（即他们的主观认识与客观情况是否相统一），他们的政治信念是否坚定，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是否强烈、恒久……总之是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得如何。
中国革命实践所具有的异常艰巨性、曲折性及随机应变性，是任何规范化的法律、规则都难以应付的。它使得毛泽东及其战友们形成了极其重视培养发挥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使得他们善于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和群众运动的手段去观察、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问题，包括党风和廉政建设问题。所以毛泽东指出：“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3](P294)
“红米饭、南瓜汤”仍能使革命者保持旺盛的斗志；从普通战士到总司令待遇相同，仍能吸引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投奔延安；小米加步枪能打败敌人的飞机、坦克和大炮……这决不是鲁宾逊只身飘流荒岛的“故事”，而是曾经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真实的历史。其中，若没有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无私的献身精神和高尚的道德觉悟，便不可能形成万众一心的强大力量，便无法成就改造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旷古伟业。这样，在中国革命中，精神、信念、意志、道德的作用就显得特别突出。美国著名的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在分析红军长征的胜利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时，作了如下中肯的评价：“人们不但必须具有理想和使命感，而且必须具有希望和信念，坚信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使命。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上，再没有任何事件，可以像长征——以及长征所生产的传奇故事——那样将这些希望和信念提供给革命者，使他们坚信，即使在最绝望的环境中，意志坚强的人也能够取得胜利。……那些我们今天已经很熟悉的毛泽东主义的情操，如不断斗争、英勇献身、自我批评、勤劳勇敢和大公无私等，不仅是毛泽东自己信奉的价值观，而且也是所有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所实行和信奉的价值观，对他们来说，他们所实践的价值观念是他们得以幸存、也是他们为之献身的革命得以幸存的根本原因。”[8](P46)
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要保持革命战争年代的那么一股革命干劲和拼命精神。但是，他有时过分夸大了主观能动性和精神力量的作用，当国家建设遇到困难时，他常常拿长征作比喻：“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不算很大，有什么了不起呀！比起万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总要好一点吧。”认为“只要想尽一切办法，困难是可以解决的”[9](P187)。所以，他忽视了从制度上分析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忽视了民主法制建设和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而主要靠思想道德教育（旨在培养人们的自觉自律）和群众运动来保持党的廉洁。这是毛泽东认识上的偏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对此已作了深刻的分析和结论。
正因为中国的情况极其特殊和复杂，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中国又是一个封建主义历史悠久、民众的民主法制观念极为淡薄、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这些小生产者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在这种情况下，要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廉洁奉公、联系群众、团结统一的政党，无疑也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毛泽东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思想家，其次又是一个富有浪漫思维特点的诗人。他的大半生是在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活中度过的，也主要是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从事理论著述的。在党风和廉政建设问题上，他高度重视思想道德教育，高度重视培养和发挥人们主观能动性和自觉自律意识，善于用群众运动的方法，而忽视了民主法制建设。他的廉政观中有不少思想表现为正确的原则性结论，而没有具体化为规范的、稳定的、有可操作性的民主法律制度，这主要是由中国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决定的。
三、文化根源——传统文化中“内圣外王”和“人性善”思想的影响
我国传统文化中“内圣外王”这个重要的哲学命题发端于孔孟，到宋代，理学家们吸收了佛、道思想，使之更加系统和完整。所谓“内圣外王”，简单地说，就是通过修身，努力使自己达到“圣人”的境界，然后去改造社会、治国安民。它以修身为起点和根本手段，以“济世安民”为归宿，即孔子所说的：“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儒家经典《大学》把它具体分解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从改造主观世界开始，到改造客观世界告终。可见它是一种人生道路模式，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人生价值理想和实现这种理想的途径与方法。
这一思想对毛泽东及其战友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毛泽东青少年时代接受的是旧式教育，读了很多儒家经典。他又终生酷爱中国历史、哲学和古典文学，这使得他受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青年毛泽东在研究哲学、伦理学的过程中，曾对“内圣外王”的命题进行过深入思考。今天看来，他当时的认识，对他一生的立身行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青年毛泽东把“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学问与事业的统一视为完美的人生境界，认为“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把“内圣”或学问视为能否实现“外王”之业的关键；把领悟到宇宙的“大本大源”视为完成“内圣”的标志；把研究、改造和普及哲学、伦理学，探求和领悟“大本大源”即“宇宙之真理”，进而从根本上改造全国人民的思想，当做救国救民的根本途径，认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10](P84-89)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毛泽东改造和扬弃了“内圣外王”的内涵和实现途径，但继承了“修、齐、治、平”人生道路模式。他始终认为，要改造中国社会，必须首先改造人们的思想，中国共产党人要消灭剥削和压迫，实现人民幸福和国家富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首先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提高自己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无私奉献的高尚道德、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显而易见，儒家的“内圣外王”和“修、齐、治、平”的思想经过毛泽东的扬弃和改造，成为他的党风廉政建设思想和人生价值观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中，儒家的上述思想表现得也十分明显。
“内圣外王”的哲学基础是“人性善”思想，即孔、孟所言的“仁、义、礼、智、信”或“恻隐之心”，是人与生俱来的而非后天所得的。因此，儒家认为人人皆可以通过修身而成圣贤。到了宋代，程、朱等理学家索性把“修身”称之为“明心见性”，也就是主张向内心去发现“理”，发现“仁、义、礼、智、信”。
毛泽东从来反对超阶级的人性论，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抽象的人性。但是，他的“阶级人性说”中仍然深深地打上了儒家人性善说的烙印。因为毛泽东实际信奉的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善论”。她始终认为无私、利他、奉献、廉洁奉公、艰苦奋斗和集体主义等思想道德，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天然风貌；相反，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宗派主义、好逸恶劳、奢侈浪费等思想，都是非无产阶级（主要是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他认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之所以在我们党和政府内长期存在，“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11](P254)甚至断言：“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三个东西，这个账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12](P476)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内存在这些“恶”的现象，是非无产阶级思想腐蚀的结果。既然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会侵蚀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员，使他们的思想由“善”变“恶”，那么，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教育同样可以使他们的思想去“恶”向“善”。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多次说过：有些老党员、老干部缺乏战争年代那么一股革命干劲和奉献精神，而贪图享乐、贪污浪费、争名夺利、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这种现象不好，应当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全党都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13](P284-287)。他一贯相信：“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其中有些人犯了一些毛病，经过领导和群众的帮助，是可以改好的。”[14]这就是说，共产党、党的干部有“善”的本性，有去“恶”向“善”的可能性。可见，这种“阶级性善论”与儒家的“人性善论”至少在形式上是一致的，毛泽东的理想人格、价值观念和治国方略中，带有明显的儒家思想的烙印。
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始终把思想道德教育作为党风和廉政建设的首要的根本的措施，十分注重党员、干部的主观自觉与自律。因而，他相对地忽视了民主法制建设，忽视了对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实行法制化的客观监督与制约。虽然毛泽东十分重视群众运动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作用，并善于运用这种方式惩治腐败和官僚主义，有时还收到了显著成效，但是，实践证明，这种方式终究是随意性和负作用都很大的非规范化的人治方式，它不能从根本上有效地防止和惩治腐败，也难以保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邓小平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得出了不能靠群众运动，而必须通过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政治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来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的科学结论。
收稿日期：2001-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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