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的经济伦理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思想论文,经济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离不开伦理道德准则的调节和约束。经济伦理就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产生并对其制约和评价的道德观念。涉及社会生活许多领域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中，有着内容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研究毛泽东的经济伦理思想，对于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伦理观念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思想
义利之辩，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义利之争。管仲认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墨子认为“义，利也。”但影响最深远的仍是儒家的义利观。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子罕言利”的重义轻利思想，对其后中国两千多年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影响。
在义利观上，毛泽东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义轻利思想。他认为，利是义的基础，没有存在超利益的道德观念。在抗日战争时期，他针对一些人轻视经济工作的错误观点说：“董仲舒们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完全是唯心主义骗人的腐话。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565—566页。）同时，他又注意把物质利益同思想道德教育结合起来，二者不能偏废。要通过道德教育在人民群众中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以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号召向白求恩和张思德学习。在社会主义时期，他又提倡“穷棒子”精神、铁人精神和雷锋精神。
毛泽东从义利统一观出发，提倡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他说：“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5页。）在毛泽东看来， 追求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完整利益的功利主义，是我们的道德原则。不能抛开物质利益而只作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要给人民群众带来实际的利益、满足人民的需要。毛泽东认为第一位的工作是增加人民的物质福利，使人民群众丰衣足食、吃饱穿暖。毛泽东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原则，归根到底是为人民谋福利。他正是从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思想出发，展开了其经济伦理思想的各个侧面。
二、集体主义思想
如何处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各种物质利益关系，是经济伦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从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出发，在对待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上，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各种利益关系统筹兼顾。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集体主义原则要求把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同时，集体是由个人组成，整体利益不能脱离个人利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间应统筹兼顾。毛泽东在讲到抗美援朝与人民生活的关系时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心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么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放在大仁政上。”（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05页， 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为调动三方面的积极性，协调国民经济的发展，他指出：“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得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5页， 人民出版社1986版。）依照三兼顾的原则，在积累和消费关系上，毛泽东主张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要满足个人的物质需要。他说：“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75页，人民出版社1986版。）
三、平均主义思想
平均主义作为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价值观念，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根深蒂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注：《论语·季长》。）便是其突出表现。平均主义思想与我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密切相关。在长达数千年的文明史中，中华民族一直在追求着一个理想在社会模式——大同。《礼记·礼运》最早对“大同”理想社会进行了描述。从陈胜、吴广的“等贵贱、均贫富”，洪秀全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到康有为的《大同书》，这一理想吸引了不知多少人为之奋斗。人们是在已有的条件下创造历史。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毛泽东无法摆脱“大同”思想对他理想社会模式的影响。对中国历史有全面深入了解的毛泽东，深知饱受贫穷、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对平等、富裕、合理的新社会的向往。他也正是怀着这样一个伟大的理想，以救国救民为己任而投身到革命之中。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便提出：“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入到大同境域”，“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毛泽东的平均主义思想与他对按劳分配中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也有关。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指出：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必须而且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同时强调按劳分配实行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体现着资产阶级权利。因为这只是在形式上的平等，而不是事实上的平等。这一原则是必须在实现高级阶段过程中加以限制和克服的。而毛泽东误解了马克思的原意。其实，马克思把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称作“资产阶级权利”，并不是说它具有资产阶级的属性，而是因为这个原则与资本主义交换中等量劳动决定等量价值的原则是同一的，都体现了交换者之间的平等权利。而等量交换是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并非资本主义所特有。而毛泽东误认为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性质，体现了资产阶级权利，必须加以破除；误解了按劳分配平等权利的局限性，看不到它的历史进步性，以及它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片面追求更高形式和阶段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虽然他认为要保留工资制和一部分多劳多得，但他始终认为要限制“资产阶级权利”。1974年10月，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多少差别”。两个月以后，他对周恩来说得更明确：“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毛泽东的平均主义思想还与长期的革命战争经验的影响有关。在战争年代，由于物质生活条件十分恶劣，为保证最低要求的生存条件，不得不实行平均主义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这对于革命战争的胜利起了积极作用。经验的影响，使他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留恋于平均主义。1958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打了几十年的仗， 都是实行共产主义。过去我们成百万的人，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成为群众拥护的共产主义战士，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作用。”他认为，二万五千里长征、土地革命、解放战争，不是靠发薪水取得胜利，而是靠政治挂帅和供给制取得胜利。靠供给制22年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社会主义就不行了呢？
平均主义思想导致了毛泽东在经济上实行了一系列“左”倾的错误政策，在实践中以共产风为特点的平均主义盛行。“要穷一起穷，要富一起富”的状态阻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社会主义没能摆脱贫穷。当然，这并不是毛泽东所希望的结果，他一直渴望建立一个平等、富裕、合理的新社会。毛泽东是想通过在低收入上的平均分配推动经济发展，最终使中国人民进入“大同”理想社会。
四、勤俭节约思想
消费是社会生产、再生产过程的重要环节。人们的消费既受生产的制约，也受道德观念的影响。在消费伦理上，毛泽东继承了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第134页，人民出版社，1991第一版。）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针对一些人蜕化变质，他领导开展了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毛泽东的勤俭节约思想贯彻于生产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他在1955年《勤俭办社》一文的按语中指出：“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不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资本原始积累严重不足。为了集中力量搞好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就专门讲到了节约。他说：“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们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98—399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99—400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毛泽东本人在实际生活中也一贯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在战争年代，他与战士同甘共苦。即使在全国解放后，他也很俭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有七个月不吃一口肉，腿都浮肿了。
五、民主的经济管理思想。
管理是为达到一定的目标而协调他人的活动。管理的主体是人，客体也是人。管理中蕴含着大量的伦理问题。伦理道德对了发挥经济管理中人的能动性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毛泽东对经济管理工作相当重视。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材）》时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从而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之后最重要的是管理问题，也就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毛泽东也看到，人民群众既是管理的客体，也是管理的主体。他曾指出：“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注：转引自1968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劳动者有管理国家，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没有这个权利，就没有工作权、受教育权、休息权等等”。（注：转引自1978年3月8日《人民日报》。）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人民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人民的利益和国家、企业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企业的管理更应体现人与人之间互助合作关系。毛泽东在1958年2 月主持制定《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了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与工人建立平等关系。要改革束缚群众积极性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干部要参加劳动，工人要参加生产管理。他还谈到，领导人员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的态度待人。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1960年3月，他在一个正式批文中， 正式强调了“两参一改三结合”。从此，它成为我国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
上面论述的是毛泽东的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方面。由于多种原因，毛泽东的经济伦理思想是复杂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
在义利关系上，毛泽东在晚年有贬低物质利益，夸大精神鼓励的倾向。他在1957年3月时说：“革命党嘛，以不饿死人为原则。 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20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在“文革”时， 毛泽东认为搞物质刺激、利益挂帅、奖金等等，是修正主义。毛泽东甚至认为：穷是中国跃进的动力。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定会发生问题。陷入越穷越好的怪论之中。
毛泽东在一些时期也批评过平均主义思想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党和军队内一些人认为，发伤兵费用，要平均发给，住房子要分得一样平均的绝对平均主义作出了批评，指出这是农民小生产者的一种幻想。在延安整风时期，他指出绝对平均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在解放战争时期，对土改中的绝对平均主义，他指出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毛泽东批评的是绝对平均主义。在他看来，平均主义没有错，而实际上，两者本质是相通的。
美国伦理学家R·T诺兰指出：“每一种经济体制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础，或至少有自己的道德含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也必然要有自己存在和发展的道德基础。为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伦理观念、我们应对毛泽东的经济伦理思想加以批判地继承。
在义利观上，既要反对那种建立在传统的自然经济之上的安贫乐道、为富不仁的思想，也要反对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唯功利主义思想。应当把义和利、利己和利他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上，要坚持集中主义原则，做到“三兼顾”。不能损公肥私、贪污腐化、害人利己，不能从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出发，搞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和“竭泽而渔”的短期行为，而损害国有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要彻底清除那种“要穷一起穷，要富一起富”的平均主义分配观，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在追求“大同”理想目标中，不能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公平与效率必须同时兼顾。在共同富裕的总目标下，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