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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外庐先生(1903—1987年)是我国公认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在历史研究 领域，特别是在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卓著成就，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 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而这一切又是与侯先生走过的学术道路分不开的。
侯外庐先生的学术道路是拓荒者的学术道路，具有开拓性的鲜明特点，从中我们可以 领略到他的理论胆识、历史睿智和自强不息、不畏艰辛的“韧”的战斗精神。侯先生的 学术道路，以1927年赴法勤工俭学、翻译《资本论》为起点，至1987年逝世，前后长达 六十年。这六十年，是侯先生不断追求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六十年，也是侯先生不断 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具体途径的六十年。历史地考察侯先生六十年 的学术道路，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始终贯串着一条主线，即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 基本方法为指导，在历史研究领域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积极建设具有中国特 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体系。围绕这条主线，我们可以将侯先生六十年的学术道路划 分为：奠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20—30年代，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 具体途径、建设中国特色的历史科学体系的40—50年代，以及坚持真理、不断进取、回 顾总结的70—80年代等三个时期。
在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回顾他走过的学术道路，总结他在这方面的宝贵思想遗 产，这对于21世纪我国历史科学的繁荣和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本文将根据上述三个时期对侯外庐先生走过的学术道路做一简要的回顾和总结。
一、奠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时期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创建时期，也是侯外庐先生奠定 其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重要时期。为了说明侯先生这一时期的学术道路，必须从他是 怎样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道路说起，因为这两者有着内在的联系。
侯外庐先生在他晚年写的回忆录里是这样说的：“我本不过平平一介书生，因为经历 着伟大的时代，才确立自己终生不渝的理想和观点”，这就是“共产主义拯救中国的理 想”和马克思主义观点。唯其如此，他把“马克思达到的科学高峰”作为自己一生的“ 仰慕”和追求，把鲁迅“为民族前途，交织着忧愤和信念”而进行的“韧的战斗”作为 自己一生的“具体实践”。(注：侯外庐：《韧的追求·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1985年版。)侯先生把自己的回忆录命名《韧的追求》就高度概括了他一生的理 想和信念。这既表达了他对鲁迅“韧的战斗”精神的敬服，也表达了他为共产主义理想 在中国的实现而百折不挠地追求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坚定信念。在这里，侯先生明确 告诉我们：是伟大的时代确立了他的革命理想，而革命理想又决定了他最终走上信仰马 克思主义的道路。应该说，这是完全符合侯先生本人的思想实际的。
侯外庐先生出生于20世纪初年，中学时代适逢“五四”运动，开始接受民主、科学的 新思想、新文化；大学时代，正值我们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年代。反 帝反封建是时代的主题，救国救民是一切先进的中国人的共同信念。在革命思潮的感召 下，早就具有爱国思想的侯外庐先生自然以“天下兴亡”为“匹夫”之“责”，以救国 救民为己任。在这个伟大时代，他有幸结识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并在李 大钊的教导和指引下，很快认识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救 国救民的真理。所以，他在回顾自己“大半生来”的坎坷历程时说：尽管追求科学真理 的道路是多么不平坦，但是，始终激励他不断前进的“鞭策力是共产主义拯救中国的理 想”。即使在大革命失败，中国一片黑暗的时候，他也从未迷失过方向，动摇过自己的 理想和信念，而是毅然决然地“遵照大钊同志生前的嘱咐，勤工俭学，到法国去学习、 研究马克思主义”(注：侯外庐：《韧的追求》，第16页。)。
侯外庐先生到法国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从翻译马克思的原著《资本论》入手的。 从1928—1938年，他用了十年时间完成《资本论》三卷本的翻译，从而成为我国最早的 《资本论》全译本的译者之一。翻译和研究《资本论》对侯先生的一生及其学术道路具 有特殊的意义。他在回顾自己走过的这段经历时说：“我以研究《资本论》为起点踏上 征途，从而确立了我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对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信念。”(注：侯外 庐：《韧的追求》，第15页。)可见，翻译和研究《资本论》是侯先生走上信仰马克思 主义道路的起点，决定了他一生的方向和道路，奠定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在这 方面，我特别要提到《资本论》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对侯先生的学术道路所产生的深刻的 思想影响。
如所周知，《资本论》是马克思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及其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注：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23页。)的科学巨著。列宁说：由于《资 本论》的问世，“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证明了的原理”(注：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人民出 版社1955年版，第1卷，第122页。)。这是《资本论》对唯物史观最重要的理论贡献。 为《资本论》所“科学证明了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原理”，最根本的一点，是它提 出生产方式的理论来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它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 的性质，制约着人们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过程，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发 展。因此，研究生产方式理论就成为历史研究的首要任务。侯先生翻译和研究《资本论 》的过程是他致力于研究生产方式理论的过程。1933年，他就根据自己研读《资本论》 的体会写了《社会史论导言》一文，“力图从经济学和历史学统一应用的角度，讨论生 产方式问题”(注：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26页。)。1939年，他又在原稿的基础 上进行修订，改名《社会史导论》发表在《中苏文化》上。在该文中，侯先生把自己关 于生产方式及其历史地位的看法归结如下：“(一)它是决定历史上特定社会形态的根本 因素；不同社会形态的区别，就是由它的性质决定的；(二)它必须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占 有统治的地位；(三)它的内容可表述为：特殊的(历史上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特殊的(历 史上一定的)劳动者二者的特殊结合方式。”(注：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27页。) 显然，侯先生对生产方式内容的表述与当时刚出版不久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 同一问题的表述是不同的。后者把生产方式界定为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在内及其 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 版局1949年版，第152页。)。因此，侯先生的上述表述，在当时或后来自然引起一些人 的非难和指责。对此，侯先生并不介意，而是充满着对理论的自信，认为他对生产方式 的理解符合《资本论》的原意。因为《资本论》就是把自由工人和他的生产资料相分离 作为出发点，然后又以两者是如何在资本家手中实行结合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并把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作为划分社会形态各个不同经济时 期的根据(注：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44页。)。在我看来，侯先生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关于生产方式 概念的不同表述并没有原则的分歧。所不同者，侯先生侧重于从概念的内涵来定义生产 方式，而《教程》则侧重于从概念的外延来定义生产方式。因此，生产方式的完整概念 应该是将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作综合的理解，即：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 ，而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结合的方式决定着生产方式的性质。侯先生正是根 据自己对《资本论》关于生产方式理论的理解开始他的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的。
《资本论》对侯外庐先生的学术道路产生深刻的思想影响不仅表现在历史观方面，还 表现在方法论上。对此，他是这样说的：“我从这部巨著中所得到的，不仅在于其理论 ，而且在于其超群出众，前无古人的研究方式。《资本论》的理论和《资本论》本身所 体现的方法论，是应予同等重视的。”(注：侯外庐：《韧的追求》，第91页。)
侯外庐先生所说的《资本论》“所体现的方法论”，是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形 态所做的高度概括”，认为这“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可以看成研究前资本主义各社 会形态的指针”。(注：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28页。)这种“高度概括”，主要 表现在：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性质归结为由其生产方式所决定，又把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归结为由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相分离到在资本家手中实行两者相结合的“特殊方式和 方法”。不难想象，如果没有科学的抽象力就无法对错综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现象做出 如此高度的理论概括。侯先生说：要理解马克思所做的这种高度的理论概括就“要求我 们去领会理论的阐述过程，乃至理论本身的逻辑构成……十年译读《资本论》，对于我 的思维能力、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的宝贵训练”，“是决难以任何代价换取”的。在历 史研究中，侯先生“之所以一向欣赏乾嘉学派的治学严谨，一向推崇王国维近代研究方 法，而未至于陷入一味考据的传统，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便在于《资本论》方法论” 对他的“熏陶”(注：侯外庐：《韧的追求》，第91页。)。
从以上的简介和分析中，我们了解到：侯外庐先生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高潮时期 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的；而在革命低潮时期却义无反顾地踏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征途。他 以翻译和研究《资本论》为起点，十年如一日把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作为终生 不渝的事业。期间，他受到《资本论》在历史观和方法论的熏陶，从而为其日后从事历 史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几十年来，他在历史科学研究所取得的 卓著成就是与其在30年代理论上的“十年积聚”分不开的。
二、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具体途径，建设中国特色的历 史科学体系时期
侯外庐先生从事历史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初。当时，他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 教，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写了一部研究性质的讲义，其中有《中国古代社会 与老子》一章，1934年曾作为单行本出版。这可以看作是侯先生涉足中国古代史的开始 。因当时尚有翻译《资本论》的繁重任务和教学任务，故未能将这项工作继续下去。19 38年，在完成了《资本论》的翻译任务并做了必要的理论准备之后，侯先生才有可能真 正开始研究中国历史问题。1939年发表的《社会史导论》是他真正转向历史研究的标志 性开端。从此，开始了他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具体途径的探索和建设 中国特色的历史科学体系的时期。这一时期始于20世纪40年代，中经50年代，至60年代 初。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非自侯外庐先生始。早在20世纪20年代，李大钊就 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历史问题。他堪称为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先驱者 。然而，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历史进行总体性的研究，形成总体性的认识，严格地 说，始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而以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问世为其标志 ，从而开始了中国历史学发展史上的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创建时期。经过 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得到了发展，队伍开始壮大。一 批具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开始占领史学阵地。侯外庐先生真正转向历史研究 较之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虽为时稍晚，但他亲身 经历了整个30年代，关注当时历史学界所进行的思想理论斗争，对当时论战中的主要关 键问题都进行了严密的思考和充分的理论准备，对当时论战中存在的各种理论倾向也有 着清醒的认识，因而他就有可能在更高的起点来研究和回答论战中争议性最大的焦点和 难点。
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主要问题：一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二是中国历史是否经 过奴隶制阶段问题；三是何谓“封建社会”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断限和特征问题； 四是何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中国是否有过这种社会；最后又从历史回到现实， 即近代中国社会是否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问题。这场论战的实质可以归结为：马克 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马克思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是否适用于中国历史实际。 当时，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中国国情特殊论”和“中国历史特殊论”。鼓 吹这种论调的矛头所指是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为了回击论 敌的挑战，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把回击的重点放在“中国国情特殊论”和“中国历史特 殊论”上。
中国国情特殊论和中国历史特殊论是一种否认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否认历史发 展有共同规律可循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者在同这种错误理论进行斗争时， 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国情的适用性，肯定了历史发展有共同规律可循，肯定了马 克思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适用于中国历史的实际。总之，当时他们所着重强调的是 历史发展规律的普遍性，中外历史发展道路的一致性，而忽视了历史发展规律的特殊性 ，中外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因而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理论偏颇。侯先生在开始他的中 国社会历史研究时，既注意到全盘否认历史发展规律的普遍性及其对中国历史的适用性 的“中国历史特殊论”的错误，又注意到只强调历史发展规律的普遍性而忽视其特殊性 ，以及只强调中外历史发展道路的一致性而忽视其多样性的理论偏颇。这两种倾向用侯 先生的话说：“一种是公式对公式，教条对教条，很少以中国的史料做基本立脚点；另 一种则是，形式上占有了一些中国古代的材料，而实际上忽略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原 则。”他认为，“问题的本质在于没有找到研究中国古代的科学路径”(注：侯外庐： 《韧的追求》，第115页。)。有鉴于此，侯先生从一开始就坚持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 ，把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具体途径作为研究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的 根本任务。
侯外庐先生是怎样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具体途径的呢?
(一)他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性质入手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途径。侯先生说：亚细 亚生产方式“是关系到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懂得生产方式 ，不弄清楚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是什么，就不可能科学地判明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基 于这一认识，我便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注：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31页。)。
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是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首次提出的，1859 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它与“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并提作为“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 出版社1966年版，第145页。)之一，后来在《资本论》探讨历史上的所有制形式时又多 次论及。可见，这是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的重要理论，而不是什么随意的“理论假设” 。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可以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问题的 讨论。总的来说，这是马克思在研究古代世界时作为与西方的古希腊、罗马即“古典的 古代”相比较而存在的“亚细亚的古代”。最初，它是作为东方古代社会的统称提出来 的。其要点是：土地国有、专制主义和农村公社及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由于对问题 的性质和指向理解上的差异，因此，引发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一场争论，首先是在联 共(布)党内，后来波及到联共(布)党外和国外，从而演变成为一场国际性的大讨论。
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解答，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主要有如下诸说：原始社会 说，过渡形态说，封建社会说，混合形态说，东方奴隶社会说或奴隶社会变种说和东方 独特社会说等。可见，这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不能回避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侯先生经过 十多年的科学探索，于1946年写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一书(注：该书原名《中国古 典社会史》，成书于1942年，1943年由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1943年，侯先生有机 会读到马克思的《前资本主义生产诸形态》俄文本，这是马克思关于古代社会理论的重 要文献。读了这份重要的文献更增强了侯先生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理论勇气，进一步 阐发了他原来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观点，并将原书加以扩充，由5章扩充到14章，书名改 为《中国古代社会史》，1947年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1954年修订该书时，接受白寿彝 先生的建议，改为今名，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修订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不同于上 述诸说的新说即路径说。这是在肯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奴隶制社会性质的前提下，承认 东西方社会进入文明的路径因生产方式内部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之间的结合及其实现形式 不同而有所区别的一种观点。根据侯先生的研究，东西方社会进入文明的路径不同主要 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与氏族公社的关系上，东方与氏族公社密切结合，西方与氏族 公社彻底决裂；二是在财产所有制形态上，东方是土地国有制而私有制十分缺乏，西方 则是私有制占主导地位；三是在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上，东方是城市与农村的不可分割的 统一，西方是城市和农村的彻底分离和对立。具体结合到中国古代史研究，侯先生指出 ：中国古代社会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奴隶制社会。与西方“古典的古代”相比，中国古 代从氏族公社进入文明社会走的是一条“人惟求其旧，器惟求其新”的维新路线。他认 为，殷周社会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奴隶制社会，它始于殷末周初，经春秋、战国，至 秦汉之际而终结。关于中国奴隶制社会始于殷末周初的断案，侯先生是依据写作此书时 所得到的历史材料立论的。建国以后，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发现了大批早于 殷末的古代文化遗址，因此大大推进了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对此，他感到欢欣鼓 舞，诚恳地希望在这方面有更大的突破，充分体现了这位老历史科学家不囿于成说、与 时俱进的开拓创新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综观侯外庐先生《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一书，它有如下几个重要特点。
一是，在探讨“亚细亚的古代”的发展规律时，坚持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侯先生提出的路径说，就是在肯定东西方古代都经历奴隶制社会发展阶段的前提下，承 认其实现形式的多样性；而最大特色和突出贡献在于：对这种实现形式的多样性进行了 全面、系统的考察和比较，尤其是结合中国古代史的实际对“亚细亚的古代”的特点进 行了重点深入的分析研究，从而建立起独具特色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话语体系，因此具 有理论创新的意义。
二是，在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特点时，坚持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有机结合。侯 先生认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关键在于从理论上把握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精 神实质。为此，他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已如上述。与此同时，他对殷周社会的生产方 式，从所有制形态到劳动力的性质特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尤其注重对相关文献资 料的搜集、整理、考证和辩析，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指导下使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提 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而建立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史学术体系。
三是，在坚持史论结合时，学风严谨。正如侯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自序》中 所说：“在主要关键上都作过严密的思考，对于每一个基础论点的断案，都提出自己的 见解”。尤其是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时，“严密鉴别古代文献里的资料”，如对 卜辞的“邦”、“封”，《周书》的“肇国”、“营国”的考释，对《书经》资料的引 用等，都谨守考证辨伪的方法。他说：“如果要研究中国古代，就必须钻一下牛角尖， 至少也要遵守前人的严谨的方法。”(注：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香港)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79年版。)
正是由于侯先生此书的上述诸特点，使他所建立的中国古代史学术体系具有坚实的科 学基础和鲜明的理论特色，因而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他研究中国古代 史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也日益为人们所了解和认同。如果说，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 会研究》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注：郭沫若：《中国古 代社会研究·自序》，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那末，侯先生在这方面所做的则是马 克思则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延长工作”(注：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30 页。)。
(二)他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封建生产关系的普遍原理入手，探索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分 期和性质特点。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侯先生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文章探讨这方面 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有：《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1954年)、《论中国 封建制的形成及其法典化》(1956年)、《关于中国封建社会起于秦汉之际》(1957年)和 《关于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一些普遍原理》(1959年)等。侯先生说：马克思主义关于封 建生产关系的普遍原理，如封建土地所有权、占有权和使用权的划分，封建私有财产的 实质是特权即例外权的类存在，皇权首先表现为对私有财产的绝对权力以及封建土地的 权力结构决定着封建社会的品级结构等等，“同样适用于研究中国的封建社会”。(注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54页。)他还根据封建土地所有权以及私有财产的实质结 合中国的历史实际进一步论证了“中国封建土地国有论”。
必须指出，侯外庐先生所说的中国封建土地国有制，即马克思所指的“国家(例如东方 专制帝王)或君主是主要的土地所有者”。简言之，就是皇权垄断的土地所有制。它在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占支配地位，但它不是唯一的形式，因为还有私有土地的存在。不过 ，在皇权的支配下一般的私有权是不稳固的，它随时有被国家行政权力剥夺的危险。明 中叶以后，随着土地私有权的发展，封建土地国有制渐渐不占支配地位了。侯先生之所 以提出中国封建土地国有论，“正是为了阐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长期赖以存在的真实社 会经济根源”(注：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54页。)。应该说，这是中国封建社会 的重要特点，也是中西方封建社会的最大的不同点。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品级结构，侯先生不同意中国封建社会史研究中将地主阶级划分 为大、中、小阶层的做法，而是根据封建土地权力结构把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划分为： 皇族、豪族和庶族三个阶层。他认为，皇族地主占据了封建社会品级结构的顶端。豪族 地主则是附着在村社的村落自治体上，由家族的血缘关系维系着，他们有支持皇权的一 面，又有对抗皇权的一面。庶族地主是指社会地位低下，等级微贱的富有者。他们更多 地拥护皇权以反对豪族地主之“武断乡曲”，阻碍其自身的发展。豪族地主与庶族地主 彼此势力之消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封建社会不同时期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发展 的特点。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注：侯外庐：《韧的追 求》，第225—257页。)。应该说，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不同于西方封建社会的又一重 要特点。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期。首先，侯先生提出“封建制的法典化”作为划分奴隶 制与封建制两个不同社会形态的界线。他说：“马克思论社会变革的绝对分期年代，总 是以一种法典为标志的。”(注：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51页。)因为特殊的生产 资料和特殊的劳动者的结合关系，决定着某一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而生产方式取得支 配性地位的标志，则通常由上层建筑的法律形式折射出来。所以，他把中国封建制度由 发生到形成的过程划在战国中叶至秦汉之际，即从秦孝公的变法开始，经过秦的统一， 至汉武帝的“法度”，才真正有了法典化的封建制度的表现形式。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 前后期划分，他以中唐“两税法”的实施为标志，而以明代“一条鞭法”的实施作为中 国封建社会进入晚期的标志。总之，用封建制的法典化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分期的标 志，其立论根据仍然是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封建生产关系的普遍 原理。
(三)从分析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入手，探索中国社会近代化的途径及其 近代化难产性的原因。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是否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长期以来是 史学界争论很大的问题，至今仍未解决，90年代以来，否定之声不绝于耳，且愈演愈烈 。早在20世纪40年代，侯先生为撰写《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时就开始注意这一问题， 撰写了《十七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步转变》和《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的变化及其局限 性》两篇文章。50年代，他又撰写了《论明清之际的社会阶级关系和启蒙思想的特点》 (1955年)，进一步阐发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始于明清之际的观点。上述文章从土地 关系的变化、手工业和海外贸易的发展三个方面考察了自明代嘉清、万历以来封建社会 的解体过程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的状况。侯先生认为，自明代后期行“一条鞭法”到清代 前期行“更名田”，标志着国家地租形态的二进税制的结束，而转向更具有财产税性质 的税制，从而给予土地私有制以有力的刺激。明末以后，私有土地和经营地主的势力获 得了空前的发展，是这一时期土地关系发生重要变化的标志，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 始萌芽的重要表现。(注：侯外庐：《韧的追求》，第118页。)侯先生还认为，明清之 际的中国社会是由农业劳动和手工业劳动在农村市镇分离阶段向城市手工工场方向发展 的时期，商业和都市也随之发展起来，它对于旧的生产方式起了分解的作用。(注：侯 外庐：《韧的追求》，第118页。)然而，商人又脱离不了旧的生产方式的束缚，故往往 把资本投入土地，同时成为封建剥削者。不仅如此，封建政府对私商活动的限制，官僚 资本与商业高利贷相结合以及会馆制度对市场的排斥等，这一切都严重地阻碍了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足见中国社会近代化的难产性。这种难产性，正如马克思所说 ，既为旧的所苦，又为新的发展不足所苦，是死的抓住了活的之必然结果。(注：侯外 庐：《韧的追求》，第281页。)
(四)从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入手，探索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路径。侯先生说：“把社 会史和思想史有机地结合成一个系统进行研究，我认为是一个合理的路径。”(注：侯 外庐：《韧的追求》，第118页。)如前所说，侯先生在1934年出版过《中国古代社会与 老子》一书。这是他将社会史与思想史结合起来研究的最初尝试。在这本处女作中，已 经表明了他根据社会存在研究社会意识的基本态度。1942年，侯先生在完成《中国古典 社会史》的写作后，即着手撰写《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期间，他根据新发现的马克 思的遗稿《前资本主义生产诸形态》写了《苏联历史学界诸论争解答》一书(1946年修 改《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时收入该书)。之后，他又用两年时间写成了《中国近世思想 学说史》一书。如果说，《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探 索古代重大变革时期即春秋战国思想发展的路径，那么，《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则是 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研究另一个重大变革时期即明清之际思想发展的途径。 随后，他又根据同一思路，与杜国库、赵纪彬等著名学者为《新中国大学丛书》编撰多 卷本的《中国思想通史》。从1946年至1951年，他和他的同仁们用了近五年时间完成该 书第一、二、三卷的编撰和出版。50年代至60年代初，在他主持下，一方面对已出版的 《中国思想通史》和《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进行修订；另一方面又组织力量完成《中 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的编撰工作。至1960年，终于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 和方法系统总结几千年历史思想遗产的五卷六本的通史体中国思想史著作。
《中国思想通史》是侯外庐先生及其学术群体——世称“侯外庐学派”的代表作。它 世经两代(40—50年代)历时15载(1946—1960年)始成，代表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史 研究的最高水平，为世人所公认的史学名著，堪称传世之作。综观此史学名著，可以看 到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具有如下鲜明特色。
一是，体大思精，规模宏阔，荟萃诸家思想精要。这是一部贯串古今的中国思想史巨 著，约300万言。第一卷在侯著《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的基础上，又融合了杜国庠的 《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和赵纪彬的《古代儒家哲学批判》(后改名《论语新探》)，叙述 中国古代礼乐文明和思想的起源，西周的官学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墨显学以及诸子百家 思想；第二卷叙述西汉思想，着重论述政治大一统与儒学的官学化，董仲舒的《公羊春 秋》学和王充的唯物论思想；第三卷叙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学以及范缜的无神论思想 ；第四卷叙述隋唐宋元明诸代思想学术，涵盖了从经学到佛学，从理学到反理学等社会 思潮；第五卷叙述明清之际至鸦片战争前夕的早期启蒙思想，对上下几千年的中国思想 发展过程及其思想遗产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判和总结。
二是，坚持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原则，按照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阶段来划分思想史 的发展阶段，着重于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的综合研究。既注意每一思想学说 与其社会历史时代的联系，又注意每一思想学说的源流演变；既注意思潮与学派的总体 研究，又注意其代表人物的个案研究。
三是，坚持对历史思想遗产的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既重视对正宗儒学和封建道统观 念的批判，揭露它们同封建专制主义的联系，又注意大力发掘历史上的唯物主义哲学传 统和反正宗的“异端”思想的优良传统，表彰其间所蕴含的人民性和启蒙思想；还注重 历史上自然科学与唯物主义哲学的联盟，表彰其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
四是，实事求是，注重实证，不发空泛不实之论。
经过40—60年代初的不断探索，侯外庐先生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从 而在历史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气 派和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体系。这个体系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始 终贯串着生产方式的变革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主线，全面、系统地阐明了生 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及其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各阶段的 具体表现；坚持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性质入手，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路径；坚 持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封建生产关系的普遍原理入手，探索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期及其 性质特点；坚持从分析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入手，探索中国社会近代化的 途径及其近代化难产性的原因；坚持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入手，探索中 国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具体途径，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 理论特色，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历史科学体系的建立。
三、坚持真理，不断进取和回顾总结时期
60年代中期，侯外庐先生的学术道路由于“文化大革命”而一度中断。即使如此，侯 先生也没有停止过对于历史科学真理的坚持和探求。
70年代初，由“四人帮”一手导演的“评法批儒”的历史闹剧，对历史工作者来说， 是一场科学良知的大考验。在这场考验面前，侯先生始终坚持真理。他明确表示：儒法 斗争不是如“四人帮”所鼓噪那样，“贯串于整个中国历史，并且一直继续到现在”。 他说：儒法斗争，中国历史上有过，但只是从战国到秦汉很短的一段。我们不能为了某 种需要而任意篡改历史。篡改历史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当时，我们正在编写《中国近代 哲学史》，侯先生明确表示：“中国近代哲学史不提儒法斗争。”从这里可以看出侯先 生坚持历史真理的鲜明态度。
侯外庐先生有很强的理论原则性，不轻易放弃或改变经自己严密论证过的理论观点， 而不管有多大的政治压力。例如，他的“中国封建土地国有论”，自50年代中期提出以 后，就一直受到批评，但他并不介意。1979年，他出版《中国封建社会史论》时，仍然 然坚持此观点，表明他在理论上的高度原则性。
“文化大革命”期间，侯外庐先生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然而，他在病榻中仍念念不忘 研究工作，充分表现出一位老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不断开拓进取的顽强斗志和革命精神 。自1973年至1987年逝世前，侯外庐先生先后主编了《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思想 史纲》(上下册)和《宋明理学史》(上下卷)，编辑出版了《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侯 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下册)。还有，他在助手协助下撰写了大量纪念性文章，特别是 他本人的回忆录《韧的追求》等。
建国以后，侯外庐先生就一直计划编撰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作为《中国思想通史 》第六卷。为此，他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计划执行得不尽如人 意。1973年初，他接受人民出版社的委托，主编《中国近代哲学史》。但是，在当时的 政治环境和理论氛围下，编撰工作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响和局限，不能不留下那个时代 的烙印。然而，从总体上看，此书仍然具有自己的理论特色。
首先，本书以中国近代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及其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 西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的斗争为主线，将1840—1919年的旧民主主革命时期划分为： 鸦片战争时期、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洋务运动与早期改良主义时期、戊戌变法时期、辛 亥革命准备时期、辛亥革命后至初期新文化运动时期等6个时期，系统地考察和论述了 这6个时期中国近代哲学斗争的内容和特点。
其次，本书特别突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战线上西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的斗争主线及 其与各个历史时期反帝反封建政治斗争的联系，对于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演变及其结局 做了比较系统的考察和分析，着重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精神侵略以及帝国主义与封 建主义结成的反动的政治同盟和文化同盟，分析了这种反动文化同盟的建立及其演进的 过程。
正是本书上述两大理论特色弥补了建国后在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中的不足，因此不失 为一部以系统性、理论性见长的学术专著。
侯外庐先生与邱汉生、张岂之一起主编的《宋明理学史》，是他领导的学术群体在历 史新时期的又一部代表作。研究和撰写《宋明理学史》是侯先生多年来的夙愿。早在40 年代初，侯先生撰著《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时，就计划研究宋明理学，后因转向研究 《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而未能如愿。50年代后期，侯先生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 卷时，已经涉及到宋明理学的问题，因限于体例而未能展开论述。此后，接连不断的政 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使他这一多年的夙愿一直无法实现。我们国家实行改革 开放的政策，为实现侯先生这一夙愿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学术氛围。1980年初，侯 先生在学术上的长期合作者邱汉生先生向他提出了一份《宋明理学史》的编撰提纲。侯 先生看后，欣然采纳，并指示中国思想史研究室的同志参加此项研究工作。自1980年3 月至1986年3月，在侯先生和其他两位主编的指导下，我们完成了《宋明理学史》上下 两卷的撰写，并于1984年和198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全面系统论 述宋明理学发展全过程的学术专著，始于北宋，迄于清初。它用大量的篇幅论述了宋明 时期主要的理学思潮和重要的理学派别，着重探讨理学产生的历史原因，程朱理学和陆 王心学的形成、发展、演变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宋元之际和明清 之际理学发展的趋势和特点等问题。本书对于宋代《春秋》学的理学特色，象数学与理 学的关系，元代理学的特点，明初三部《大全》(《性理大全》、《四书大全》、《五 经大全》)的纂修与确立朱学统治的关系，程朱学派的不同思想倾向，王门学派的异同 以及《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派》对宋明时期理学的总结等前人没有或少有论及的问题 ，都辟专章进行深入探讨。
本书的主要特点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有机地融入于对理学家 的具体研究之中，从宋明时期的社会总背景切入以便更好地把握住理学思潮的时代性及 其历史地位和作用。本书指出：理学的核心是“性与天道”，它适应中国封建社会后期 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是封建生产关系的成熟和封建纲常进一步强化的产物。它既 指出了理学政治上的负面影响，又肯定了其在思维史、文化史方面的积极意义，从而克 服了理学研究方面的偏颇。因此，本书出版后，曾得到学术界同行的肯定性评价，认为 这是建国以来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系统研究和总结宋明理学的专著，它的 出版将把我国的宋明理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对自己的学术人生进行回顾和总结，是侯外庐先生晚年一项最重要的工作，也是这一 时期侯外庐先生学术道路的一个重要特点。在这里，我特别要提到三件事。
一是，197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封建社会史论》。此书是著者解放前及解放 后发表的论文合编，委托李学勤同志编辑、整理和校改，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的 姊妹篇。此书虽系多篇论文合编，缺乏学术专著那种严密的体系，内容也不如《中国古 代社会史论》一书丰满、完备，但是，有关中国封建社会史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如： 关于封建制的法典化与历史分期问题，关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关于中国封建社 会的品级结构问题，关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以及关于中国封建社会 农民战争的特点问题等，此书都分别做出了全面的分析和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独到 的理论见解。此书最大的特点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对中国封建 社会史进行宏观的审视和整体的把握，因而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此书所研究的，实际上 涉及到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给人以启迪和思考。
二是，198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下册)。论文集的编选 工作由李经元、侯闻初、黄宣民、卢钟锋承担，从1982年春开始，至1986年冬编定，前 后历时近5年。论文集收进了著者自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初在报刊上发表的有代表性 的重要文章，分社会史和思想史两大部分。侯外庐先生特地为此论文集写了《自序》， 全面叙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学术经历，并对自己从事学术研究的原则和方法进行了概括 和总结。侯先生说：“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它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 法，说明历史上不同社会经济形态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 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 间的辩证关系，是我五十年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注 ：《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要点，他概括为：(1)社 会史研究，从经济学入手；(2)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首先弄清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3) 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强调以法典化作为确定历史分期的标志；(4)依据马克思、恩格斯 关于“土地私有权的缺乏”，“可以作为了解‘全东方’世界的关键”的理论，论证中 国封建土地国有制，并按法权将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划分为所有权、占有权和使用权三 个层次；(5)中国思想史研究，以社会史研究为基础和前提，着重于综合哲学思想、逻 辑思想和社会思想诸方面的论述，发掘和表彰中国历史上的唯物主义哲学传统和反正宗 的异端思想传统，重点在于总结唯物论同唯心论、辩证法同形而上学进行斗争在理论思 维方面的经验教训；(6)学术研究重在阐微决疑，贵在独立自得；(7)实事求是，谨守考 证辨伪方法；(8)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学会使用中国的语言来讲解中国 的历史；(9)执行自我批判，聆听学术批评。
侯外庐先生晚年为自己的治学原则和方法所做的概括和总结是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 思想遗产。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历史研究中，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 方法，而且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中国化(侯先生称之为“民族化”)，建构起 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科学的话语体系。这也是侯先生一生从事学术研究的根本精神所在 ，有待于我们后来者加以发扬光大。
三是，在助手的协助下编写回忆录《韧的追求》。这项工作，自70年代末开始至1984 年底完成，历时5年。邱汉生、李经元、黄宣民、朱学文、侯闻初等同志为本书出力甚 巨。尤其是朱学文同志，五年如一日，所付出的心力尤巨。本书是侯先生的“自叙”。 他“平生追求的成败和心迹”(注：侯外庐：《韧的追求·自序》。)，本书都做了较为 详尽和求实的回顾、概括和总结。侯先生自称“这本自叙，实在不过如同一个凿石的老 匠或拓荒的农人回视作业，检点得失时的自白”(注：侯外庐：《韧的追求·自序》。) 。这决非著者自谦之词，而确确实实是本书的风格。“朴实”二字，不仅适用于侯先生 的学术著作，而且同样适用于他的这本“自叙”。
本书既记述了侯外庐先生的身世和学行，也记述了侯先生在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方面 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更记述了侯先生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所结识的人和所经历的事。由 于侯先生在中国近现代学术界的独特地位，因此，他的回忆录将为我们了解、研究中国 近现代学术思想史提供弥足珍贵的资料，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这是一项泽披 后代的功德无量的事业，值得我们悉心研读和永远纪念。
侯外庐先生六十年的学术道路，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由产生、形成、发展并最终 在历史研究领域中取得主导地位的最好见证。他的六十年学术道路本身就是中国马克思 主义历史科学发展过程的一个缩影。历史表明：一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 就使历史研究领域发生深刻的革命性变化，中国历史学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侯先生六十 年的科学实践完全证实了这一点。侯先生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他始终把马 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中国化作为毕生努力的方向，追求的目标。为此，从他走上信仰马 克思主义道路的那天起，就把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的途径作为实现马克 思主义历史科学中国化的切入点或结合点，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六十年来，他在 历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科学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中国化的产物。我深信：侯 先生这些科学成果，由于深深地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文化的土壤里，因此必将具 有强大的生命力，在21世纪的学术思想领域里必将继续发挥其理论威力，焕发出耀人的 异彩!
收稿日期：2003-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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