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前期《万象》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万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1年7月，一本综合性文化月刊——《万象》创刊于上海。杂志的创办时间横跨上海作为“孤岛”和“沦陷区”两个时期，历任三位编辑之手——陈蝶衣、平襟亚和柯灵。其中，第一任主编陈蝶衣担任了不到两年的编辑工作，1943年因与发行人平襟亚闹翻（注：应国靖《现代文学期刊漫话》，花城出版社1986年10月第一版。转引自石娟《历史上的〈万象〉——40年代沦陷区的“新的文艺之花”》，《作家》2003年第4期。），2月起，《万象》就由编辑委员会编辑，陈蝶衣另只在4月号上担任了一期编辑就辞职了。平襟亚因之兼任了《万象》1943年5、6月号的编辑和发行人，直到1943年7月柯灵接手主编一职，至1945年6月《万象》停刊（本年仅出此一期）。历时四年，共出刊物43期，另有号外一期。
《万象》创办之初，陈蝶衣便拟把它办为一“时事、科学、文艺、小说的综合刊物”，刊名《万象》即有包罗万象的寓意。然长期以来，诸多新文学批评家均对《万象》持以否定态度，视其为“休闲文学刊物”、“鸳鸯蝴蝶派刊物”（注：《万象》1942年11月号《编辑室》。）；1942年10 月陈蝶衣即已提到：“有人说《万象》是有闲阶级的消遣物，甚至批评《万象》是迎合低级趣味的读物。”（注：《万象》1942年10月号。）此类批评文字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了人们对杂志的认同。虽则1996年钱理群先生在《“言”与“不言”》一文中提出要重新认识沦陷区文学的价值，并从研究雅俗文学间互动关系的角度出发肯定了《万象》在推动“通俗文化运动”中做出的贡献。但时值今日，批评家仍然习惯于对杂志做“一分为二”的看待。比较典型的见解如赵福生为《无花的春天——〈万象〉萃编》写的《前言》中所言：“（《万象》）最初两年的24期，具有较明显的商业化倾向”，“柯灵接编后，编辑方针有了很大的变化……，作品内容大都面向现实，一扫过去的脂粉气，客观上成了当时进步的爱国的作家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的堡垒掩体。”（注：《无花的春天——〈万象〉萃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前期《万象》之所以得此判语，原因不外有二：一、为前期《万象》执笔的名家中除有魏如晦（阿英）、李健吾、赵景深、周贻白、钱今昔等新文艺作家外，其余多为与平襟亚、陈蝶衣交好的鸳蝴派文人如周瘦鹃、顾明道、包天笑、范烟桥、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徐卓呆等；二、《万象》为一综合性刊物，其内容除文艺外，“另有国内外名人生平轶事、世界各地风物、国内边民风习、科学趣闻、游戏方法、饮食盘飨等，均以市民趣味为中心。”（注：赵福生《前言》，《无花的春天——〈万象〉萃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疑窦由此而来，且不说柯灵接编后的后期《万象》中仍然保留了孙了红、程小青、张恨水的侦探言情小说和郑逸梅笔调高古的小品杂谈补白，其中，《万象》1944年9月号还特设“卅年前上海滩”的专栏，登载范烟桥、包天笑、平襟亚、朱凤蔚等鸳蝴派作家的忆旧文字。就赵福生对前期《万象》的批评，我们或者还可以追问：一、这些四十年代上海的鸳蝴派文人笔下溢出的是否仍然只是“脂粉气”？二、 既然《万象》在创办之初已给刊物有明确定位——“时事、科学、文艺、小说的综合刊物”而非纯文学刊物，那么我们是否应当摒除先入之见，尊重编者自己的意愿，从文化层面上来考察它在特殊历史境遇里的价值和意义？
因此，我将从编辑方针和刊物内容两个层面来梳理前期《万象》的内在脉络，以期在某种程度上还原它在历史中的本来面目。
一、编辑方针：
在《万象》创刊号中，陈蝶衣是这样阐述刊物的编辑方针的：“第一，我们要想使读者看到一点言之有物的东西，因此将特别侧重于新科学知识的介绍，以及有时间性的各种记述；第二，我们将竭力使内容趋向广泛化，趣味化，避免单调和沉闷，例如有价值的电影和戏剧，以及家庭间或宴会间的小规模游戏方法……此外，关于学术上的研究（问题讨论之类），与隽永有味的短篇小说，当然也是我们的主要材料之一。”（注：《万象》1941年7月创刊号《编辑室》。）所谓“言之有物”，向上可承续至五四时期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文学改良“八事”说。在新文学发展已经立稳脚跟的二十年后，由陈蝶衣再次提出“言之有物”的言说，当是针对当时文坛在“抗战救亡”主题下所表现出来的公式概念化倾向、作家主体意识弱化的一种矫正。而且，编者对“言之有物”的强调，在前期《万象》的编辑过程中是一以贯之的：《万象》第4期的《编辑室》中，陈蝶衣再次强调“我们需要有‘现实性’的文字”，并在1942年1月号《万象》的《编辑室》中对“现实性”做了定义——“在生动的故事中，更应注意下列数点：1.题材忠于现实，2.人物个性描写深刻，3.不背离时代意识。”
从“言之有物”出发，刊物的题材内容比之其他杂志都别有新声。作为综合类刊物，《万象》最为人称道的一点即在于对科学常识的推广普及上。每期刊物都有相当的篇幅刊载科普类文字，其内容丰富多彩，医学、天文、生物、地理、物理，几乎涉及到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译、著兼容，图文并茂，着重介绍近、现代以来有关科学知识的更新演化和实际应用，引领大众对科学持有信仰。直至柯灵接手，仍然保留了刊物中科普文艺的栏目。《万象》对科普文艺的注重，与五四精神乃是一脉相承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高高擎起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新文学作家为张扬“德先生”促进思想启蒙不遗余力，二者相较，“赛先生”在中国接受的待遇则要冷淡寂寞得多。而四十年代的《万象》却正置身于这片清冷的战场默默地做着提高国民素质的基础工作，其中汲取的正是五四时期的精神血脉。
同时，《万象》还始终保持着对时事、战争、时局的关注，刊物的前四期上均设有《新闻卡通》栏目，由陈蝶衣辑当月时事要闻轶事。与刊物后期不同，前期《万象》是在一个大的视野背景中关注着战争和时局的，其文如傅松鹤《欧洲沦陷区写真》、白巩《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空袭和防护》、李百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海军》等，对裹胁整个世界沉沦的战争有一个大的关注；同时，石油、橡胶等作为战争中重要的军需品，刊物也有文字介绍其历史和用途。在1941年12号的《万象》上，陈蝶衣还公开征集“大后方的游记一类的文字”（注：《万象》1941年12月号《编辑室》。），其后也有胡丹流《旅渝杂诗》、低眉人《征途杂记》、吴观蠡《西行心印录》等少量游记文字刊载，但直到柯灵接编后开设了“竹报平安”、“屐痕处处”等栏目，大后方和沦陷区的情况才向幽闭的上海沦陷区读者敞开。钱理群先生说置身于沦陷区的人们有一个“言”与“不言”的困境，其实，对时事和战争的关注本身就是一种言说。
在众声萧瑟的四十年代上海，《万象》之所以能拥有如此广大的读者群，与其对科普文艺的推重和对时局战事的关注不无关联。
除了面向普通市民读者阶层的通俗类文字外，《万象》在编辑上还就学人雅士的阅读趣味有所针对。从第1期开始，几乎每期都刊有学术方面的考证文章，如魏如晦《“碧血花”人物补考》、《太平天国史料钩沉——校本独秀峰题壁诗》，徐文滢《民国以来的章回小说》、《“红楼梦考证”的商榷》，谭正璧《〈醉翁谈录〉所录宋人话本考》，周贻白《“鼎峙春秋”与旧有传奇》等，郑逸梅的考证文章更是贯穿《万象》整个创办时期。其他还有问题讨论形式展开的，如《哪一种戏剧是我们的国剧？》、《电影摄制权与著作权》等，征邀专家学者撰文讨论。此类考据类、史料钩沉文字既提升了刊物的文化品位，吸引了精英读者群的参与，又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学术的普及，对今日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学者，仍发散着弥足珍贵的价值。
此外，《万象》从1942年6月号起，接连四期介绍了一些简易小工艺的制造法，包括皮鞋油、捕蝇纸、洗涤肥皂和除垢粉等，虽然不久就因刊物的题材内容过于驳杂不纯而取消了这个栏目（注：《万象》1942年10月号。），但透过编辑对这些跟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小物事关注态度的慎重，可见出人性的温情和人道主义的情怀，这难道不同样也是对战争中人的个体生命生存困境的关注吗？
《万象》在陈蝶衣主编的后期，已经开始考虑提高刊物文化品位的问题了。取消小工艺制造法栏目是举措之一，陈蝶衣更在1943年1月号的《编辑室》里宣告：“过去，本刊为了要符合‘万象’的命名之故，在‘性格’方面是比较复杂的；今后，我们预备去芜存菁，渐次向‘精编制’的步骤做去。”从“包罗万象”、“言之有物”到如今的“精编制”，编辑方针的渐变递进，可见出陈蝶衣是有自己的编辑理想的。实际上，早在《万象》1942年5月号的《编辑室》里他就坦言直陈了自己的编辑理想：“我们愿意做人家不愿做的傻子，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打破这出版界的沉寂空气，为上海文坛保留元气的一脉；我们相信，我们的努力是会获得同情的报偿的。”是故，他才有办刊目的非是“志在牟利”（注：《万象》1942年1月号《编辑室》。）一说，才可能为了避免刊物给程度浅薄的读者带来不良影响而放弃赵焕亭武侠小说《红粉金戈》的刊载计划（注：《万象》1942年2月号《万象信箱》。）。
当然，作为一种通俗文化期刊，置身于沦陷时期万声消寂的上海，诸多刊物难以为继，相继停刊，《万象》要生存就必得要顾及文学市场的需求。如何在内在精神追求和市场需求间谋取平衡，这不仅是沦陷区作家面对的写作困境，更是杂志编辑要面对的更大的难题。在这点上，《万象》的实践是相当成功的。自创刊号始，刊物的发行量一直居高不下，创刊号加印至六版，前四期平均销售达20000册（而40年代以来的文学刊物，很少能销达4000册以上）。究其本源，《万象》兼容并包的编辑方针，以大众为对象，对不同读者群体的兼顾吸纳，是其商业运作成功的根本因素。
二、题材内容：
《万象》虽为综合类刊物，却也有极浓郁的文艺色彩。在陈蝶衣主编的前期，小说是每期刊物的重头戏，特别是长篇小说，编者谓之为电影上映的“正片”（注：《万象》1941年9月号《编辑室》。），张恨水《胭脂泪》、胡山源《散花寺》、丁谛《长江的夜潮》、予且《金凤影》、程小青《希腊棺材》等都在此连载。1943年7月柯灵接任主编后，长篇连载置换为新文艺作者师陀的《荒野》和鸿蒙《王统照）的《双清》；同时，小说的分量，有所减轻，而增加了散文和杂文的内容。
承前所提，前期《万象》因其执笔作家多有旧派色彩，长期以来被视为“休闲文学刊物”、“鸳鸯蝴蝶派刊物”。对此指认，编辑陈蝶衣是决然否认的，自言“对于所谓‘鸳鸯蝴蝶派’，实在是很隔膜的”。（注：《万象》1942年11月号《编辑室》。）并在1942年10月号的《通俗文学运动》中对刊物的编辑取材有一个切实的评价：“我们无时不在力求改进，无时不想向读者提供时代知识和灌输常识，即使因为格于环境，不能正面批判现实，但指摘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在所有的作品中也是随在可见，而且成为唯一的主题。总之，我们不希望《万象》成为有闲阶级华丽的客厅中的点缀品，反之，则宁愿它辗转于青年学子和贩夫走卒之手。”此番表述，编者的情怀传达殆尽。
且回归到刊物的具体内容上，我们不妨以《万象》的一员大将，也是鸳蝴派中鼎鼎有名的作家平襟亚为例，来看看其文是怎样描摹现实针砭时弊的。平襟亚不仅为《万象》的发行人，也是刊物最积极踊跃的执笔人，仅在《万象》发行的前两年里，他就以本名和“秋翁”、“网蛛生”的笔名发文达三十余篇，其中部分是仿鲁迅《故事新编》体例的，共十三篇，其余多为随笔性质的《秋斋笔谈》、《秋斋说笑》等。所谓“故事新编”，仍为古今杂糅、借古讽今、寓意深厚之作。《孔夫子的苦闷》反对的是商业化的教育和商店式的学堂；《潘金莲的出走》是对“娜拉出走后会怎样”诘疑的接答；《秦始皇入海求仙》写的是异族侵凌时民族的气节和赤子之心；《郭秀才诛妖》是要以“郭公之意态豪迈，志气奋发”，“振须立懦，为青年人见义勇为，奋不顾身之模楷”；《齐人馈女乐》是对“恋爱至上主义”的嗟叹讽劝；《新白蛇传》抨击的是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的不良商贾；《孟尝君遣散三千客》感喟的是方鸿渐式镀金归国却寄人篱下无以自全的弱质知识分子；《义姑姊片言退齐兵》弘扬的是存“公义”而废“私爱”；《张巡杀妾飨将士》更是一改历史演绎的版本，妾为晓知大义引颈就死的节烈女子，张巡则是碧血千秋、忠肝义胆的奇丈夫，足堪为军人模范（注：秋翁《张巡杀妾飨将士·后记》，《万象》1942年4月号。）；而《贾宝玉出家》讽刺了六根不净、四大不空的海派风流和尚，其时正值静安寺、龙华寺两大古刹发生纷争之后，是以陈蝶衣在1941年11月号的《编辑室》里称：“秋翁先生的一枝笔，就妙在能抓住现实，予以有力的讽刺。”（注：《万象》1941年11月号《编辑室》。）《故事新编》外，平襟亚还在他的随笔文字里对婢妾制度、重男轻女、患得患失等弊习心理加以抨击，喟叹沦陷区民众生活的艰扼哀毙、黯澹无光，并在两篇文章里同引明太祖菊花诗——“百花发，我未发；我若发，都骇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披着黄金甲”，“实则百花中惟菊，凌霜傲雪，在肃杀之中独放灿烂之花，枝直不蔓，干仲不屈，铁骨冰姿，虽被霜欺雪压，委骨荒丘，而其冠不解，其甲不卸，循至粉骨碎身，任人渴饮，仍流芳百世。”以兹为悟，“国家多难之秋，隐士是要不得的，需要的是战士”。（注：秋翁《秋斋夜读抄》，《万象》1941年11月号；秋翁《春宵菊宴记》，1942年5月号。）就因为这些极具敏感性的文字，平襟亚曾被日本宪兵抓捕关押了二十八天。
除平襟亚外，其余如：初创的《万象》上就有胡山源的《明季义民别传》，所立乃是反清复明的英烈传；陶冶《平售米》是对米商趁火打劫剥削平民的现实写照，与陈灵犀《轧米记》两相照应，以嘻笑掩辛酸；文宗山《新上海经》和江栋良《上海漫画》同为讽刺的浮世绘；其《镀金小姐》讽弄了“奢汰生活中的一般女性”（注：《万象》1942年2月号《编辑室》。）；邢禾丽《睡莲》是对婚姻问题的探讨；慕容婕《无花的春天》是对现行教育体制的抗议；还有吕伯攸“故事新编”系列等……皆是对时弊陋政的针砭讽弄，是陈蝶衣所言对“不合理现实”的指斥。试问，这样的作者，这样的文字，可有一点“脂粉气”？可有与市民趣味的相与迎合？
在对小说的推重外，陈蝶衣和柯灵两位编辑都很看重另一文学体裁——戏剧。陈蝶衣执编期间，除连载有剧作魏如晦《牛郎织女传》、李健吾《云彩霞》、夏霞《寡妇院》外，其他还有谭正璧据关汉卿杂剧《闺怨佳人拜月庭》改编的独幕剧《拜月庭》、徐卓呆的独幕趣剧《崔莺莺之夫》，相关方面的学术文章也有顾也鲁《舞台剧与电影的表演术》、方君逸《编剧琐谈》、魏如晦《“记闻类编”中的戏剧资料》、李之华《AB制与明星制——读石挥先生“演员创造的限度”后感》等，戏剧小说有文宗山《边城故事》和据丁西林剧作改编的《妙峰山》，另有以话剧为背景的小说和国外优秀剧作的译本。自1943年3月号起，刊物还特辟“影剧月历”专栏，向读者综合介绍每月影坛与剧坛的琐事。柯灵接编《万象》后，增加了对话剧的关注度，并以朱梵的笔名发表剧本，包括美国马格丽泰·密茜尔的小说《飘》改编的同名剧本， 和师陀合作改编高尔基《底层》而来的剧本《夜店》等。另1944年3月号上刊载的李健吾的歌剧《蝶恋花》，堪称中国戏剧界之创新。自然，这种视界是与整个时代的潮流动向相媲联的。40年代再次掀起话剧演出的狂潮，沦陷区出现了大量的职业性剧团，商业演出空前繁荣。为了回应时代的呼声，推进戏剧艺术的探索和研究，柯灵在1943年10月推出了《万象》的戏剧专号，从表演艺术、戏剧理论、舞台设计、戏剧史话等方面把话剧艺术研究推向了深入，其中，既有学术论文、问题讨论，也有名剧介绍、剧坛通讯和优秀剧评等，多维度全方位地展示了当时戏剧界的现状。
关于《万象》的作者，值得注意的是，其执笔者，“除了长篇小说，因成名作家的写作技巧纯熟，可以信托，非请成名作家执笔不可之外，其他的作品尽量录取外稿，但看本刊每期的目录中，多数都是‘陌生名字’，就可知编者并不是个‘偶像主义’者。”（注：《万象》1942年2月号《万象信箱》。）这不仅是陈蝶衣自己的说辞，平襟亚和柯灵也在以后的《编辑室》中反复强调了此点：“它尊重各家的作品，却尤其宝贵新进者的心血，有几位今日已为读者界所熟知的作家的名字，最初跟读者对面的地方大都是在《万象》”，（注：《万象》1943年6月号《编辑室》。）“他（陈蝶衣）最使我心悦诚服的一点，就是取稿只问内容，不看作者。请打开两年来的《万象》看看！支持这刊物的作者，不全是生气虎虎的年轻人？……我们不想征逐时髦，以声名煊赫的‘名家’以取悦读者，我们只希望尽其所能，拿出一点东西来。我们渴待诚恳切实的作者合作，尤其是无名的青年作者。”（注：《万象》1943年7月号《编辑室》。）三位编辑皆同声相应，至为默契， 而此点也是刊物甚令人可敬之所在。《万象》自创刊号起就设立了“学生文艺奖金征文”活动，激励学生致力文艺创作，发掘新进力量。此后三次征文活动——《我的嗜好》、《我不能忘怀的一件事》，和柯灵在1944年7月号所设“职业妇女特辑”征文——固然与编者的编辑方针有关， 是对民众生存现实的关注，也传达了他们希望与读者沟通切问的意愿。《万象》成为了一个诚恳开敞的梯级，许多当年的文艺爱好者由此步入文坛，他们中有张爱玲、宛宛（黄裳）、柳枝（陈钦源）、晓芒（何为）及以施济美、汤雪华（胡山源寄女）、程育真（程小青之女）为代表的“东吴系”女作家（注：张曦《古典的余韵：“东吴系”女作家》，《书屋》2002年第9期。）等。
最末，我想再谈谈阅读《万象》过程中让我感觉饶有兴味的话题。前面我已略有提及，即《万象》在1942年10月号上推出的“通俗文学讨论特辑”，共收文六篇，在10月与11月号上刊载完毕，分别是陈蝶衣《通俗文学运动》、丁谛《通俗文学的定义》、危月燕《从大众语说到通俗文学》、胡山源《通俗文学的教育性》、予且《通俗文学的写作》、文宗山《通俗文艺与通俗戏剧》。陈蝶衣最初是想为“通俗文学运动”出一“通俗小说专号”的，后因收到的合乎“通俗”条件的小说太少使得计划搁了浅。（注：《万象》1943年1月号《编辑室》。）编者自言倡导“通俗文艺运动”是为“引起更普遍的大众的文学爱好”。（注：《万象》1942年10月号。）促我深思的是：陈蝶衣和平襟亚均为旧派文人，因此就新文化运动以后雅俗文学间的壁垒森严，当是感怀更深。此后二十多年间，通俗文学为求取生存空间开始步入了一个缓慢的获得“现代性”的历程。在40年代的陈蝶衣、平襟亚身上，我们已能清晰地感受到某种异质的转型，雅俗文学二者间在相互趋近互为吸纳。而《万象》的背后有着这样一个宽宏的背景，这就使得我们在进入刊物所设定的一个场域时，始终能够感觉到某种颇具磁性的张力。不管是有着旧派文人色彩的陈蝶衣决然拒斥“鸳鸯蝴蝶派刊物”的称谓，还是有着新文艺背景的编辑柯灵在颇受新文艺读者群赞许时却反复强调刊物的通俗性质（注：对于刊物的“通俗”性质，柯灵曾分别在1943年11月号、1944年3月号、1944年12月号的《编辑室》里三次加以强调，同时，与之相应也在刊物的题材编选上做了改变，使其更倾向于通俗性。），矢口声称“还不能毅然和趣味绝缘”（注：《万象》1944年12月号《编辑室》。）的态度，都颇能令人感触其中深意，值得玩味。
我一直感觉《万象》像一个小小的旗手，牵着读者的手缓缓穿行于时代的一片拮据之地，当簇拥在身旁的人多了，他会迈出更大的步子，引领着大众稳稳向前，它是贫瘠孤寂心灵的精神食粮，是急遽慌乱人生的一点安慰。曹聚仁先生曾说过：“战争期中中国文艺的衰落是必然的，但到那时或者会有一种新的东西——‘新的文艺之花’代之而起，这‘新的文艺之花’将和过去的纯文艺或带政治宣传作用的文艺不同，它是综合新旧文艺，兼采新旧文艺之长，而为一般大众所喜爱的。”（注：陈蝶衣《通俗文学运动》，《万象》1942年10月号。）《万象》正是这样一朵“新的文艺之花”，默默地在战争的废墟上传递着精神的火炬，在历史的尘埃深处遗下了它袭人的芳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