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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07)03—004—06
近年来，中国经济在低通胀和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保持了高速增长，出现了令世人瞩目的繁荣，这轮经济景气能否继续保持？未来中国经济运行存在哪些主要风险？这些风险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如何应对？这一系列问题是人们普遍关注的。本文想就这些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国民经济维持景气具有坚实的基础
我国经济已连续四年保持在10％左右的速度增长，有关中国经济增长是否过热的争论又趋于活跃，甚至有国内外学者预言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出现下滑，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拐点”。但我们认为，促进中国经济近几年出现快速增长的是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以及“人口红利”等中长期因素，这些因素在短期内不可能消失。因此，中国经济目前和未来若干年的快速增长仍然拥有坚实的基础。
第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将有力推动我国经济的中长期快速增长。1997年，我国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基础设施启动内需，从而为城市化进程构建了基本架构。2001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为37％，从2002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一个城市化高速发展的阶段，2005年城市化率上升至43％。目前中国城市化率基本上是一年上升一个百分点。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城市化率达到30-40％之后，城市化进程将有一个加速期。城市化将使大量的农村居民变为城镇居民，相应地其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也会随之变化，由此会产生新的更高水平的消费需求。同时，推进城市化还有利于扩大投资需求。城市化水平提高意味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一批新城市的建设，从而直接带动城市基础设施和住宅投资需求。
第二，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将为中国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提供强大动力。根据人均GDP水平所对应的工业化阶段，我们可以判断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阶段中的第二个时期，即人均GDP 1200-2100美元的增长期。“重工业化”(即资本品工业比重上升)是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工业内部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都先后经历过“重工业化”。发达国家在“重工业化”阶段的工业增长和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快于轻工业发展阶段。
第三，“人口红利”将有助于中国经济中长期内仍保持高增长。所谓“人口红利”是指当一国人口增长率降低后，会在一个特定时段内形成少儿抚养比和老年赡养比都比较低的情况，这时该国人口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这种结构将带来劳动力丰富、储蓄和投资增长较快的有利结果。近年来，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化在我国已经并正在进一步形成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高经济增长率同时并存的“人口红利”。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我国适龄劳动人口(15至64岁人口)快速增加，到2004年，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已经达到72％以上。据预测，目前我国适龄劳动人口的高比重将一直维持到2010年，2020年后适龄劳动人口比重才会发生较为明显的下降。照此推算，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同时并存的格局在中国还将至少维持10年左右。
第四，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宏观调控能力的增强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制度保障。目前经济的高增长低通胀局面与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密切相关。在上世纪八九个年代，当我国经济出现高速增长之后，往往会伴随着一个相当大的调整过程，经济增长表现出“大起大落”的特征。而从2003年至今所出现的持续四年的高速增长过程，不但是一个相对较长的增长周期，而且与这几年的高增长相伴的是有史以来最小的经济波动。这一切都应归功于我国的市场化改革。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这种制度变革的动力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既高速增长又较为稳定的周期。另一方面，政府宏观调控能力逐步提高，已经学会越来越多地运用市场化手段而不是行政措施来对经济进行调节与管理，宏观调控的工具日臻完备，频率和力度上的把握较为得当，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经济因政策性因素而出现“大起大落”现象。
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等因素也是我国近期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与此同时，经济高速增长和人民币升值的前景导致外资以各种方式大规模地流入，也是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外在动力。
纵观世界经济史，很少有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拥有这一系列推动经济增长的强有力因素。因此，在世界经济保持平稳运行的大环境下，我国经济有望中长期保持8％以上的高速增长。毋庸讳言，未来经济增长会出现一定的波动，某个年份增速可能会低于10％，但绝不会出现导致增速迅速降低的所谓“拐点”。除非有较大的非正常因素，10年内增速降至8％以下的可能性很小。
二、经济运行的两大隐忧不容忽视
虽然中国经济有望中长期保持高速增长，但并不能因此说经济运行中不存在任何问题。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以下两大隐忧可能对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构成威胁：一是资产价格的大幅度波动；二是通货膨胀的迅速发展。
(一)隐忧之一：资产价格的大幅度波动可能造成宏观经济的大起大落
从房地产市场来看，在宏观调控的背景下，2006年全年我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仍比上年上涨5.5％，虽然增长率比上年回落2.1个百分点，但这是在中央下决心持续调控房价后出现的局面。一些中心城市的房价涨幅还是远远超出居民收入的增长水平。例如在北京，全年房地产价格指数不断走高，一度走出了连续7个月两位数的增长势头，全年房屋销售价格总指数为108.8％，涨幅较上年提高1.9个百分点。
从股票市场来看，在过去一年中，我国沪深股市A股(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市值规模从2005年底的31017亿元增长到2006年末的87992亿元，增幅为183.69％，股票市场市值占GDP的比重也从2005年底的18％增长到目前的50％左右。另外，从股票市场价格指数来看，我国上证综指也从2005年底的1163点涨到2006年底的2675点，再到目前的3000点左右，上涨幅度超过150％。
资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具有重要影响。国内外研究表明，资产价格一定程度的上涨将通过财富效应、托宾Q效应等拉动消费、投资及进出口的增长，从而对一国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但同时，资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是不对称的，即资产价格上升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正面促进作用可能要远远小于资产价格迅速下降时可能对经济产生的负面作用。而且，资产价格的大幅度波动还可能导致一国金融系统的不稳定，破坏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带来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
在这方面，日本“失落十年”的教训值得我们汲取。在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因不愿看到日元大幅度升值，从而选择在货币市场进行干预，从而引起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泛滥，结果导致了股价大涨和大城市房地产价格更大幅度的增长。而银行体系却误认为经济运行健康，继续扩大对实业的信贷注入，从而进一步吹大了资产价格泡沫。随着这些泡沫的破灭，日本经济遭受到沉重打击。
当前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的流动性过剩已是不争的事实。而流动性过剩必然导致房地产和股票两大投资市场的价格上升。尽管从目前看，我国的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上升有其一定的内在合理性，不能因为其价格上升较快就认定其一定存在泡沫，迄今为止仍没有充足理由认定两大投资市场已在整体上形成了明显的泡沫。但如果未来流动性过剩问题进一步发展，其负面效应就会不断积累，其能量就会逐渐增大，两大投资市场的泡沫就会堆积起来。届时市场因素就会起作用，堆积起来的泡沫就会被驱散。如果此时游资迅速外撤和干预失当，两大市场泡沫就会迅速破灭；尤其是当多个政府监管部门共同采取同一方向的举措，从而形成巨大合力时，会对宏观经济运行造成巨大的打击。我们认为，当前的状况虽然远未到有巨大泡沫乃至于要破灭的时候，但随着流动性过剩问题的进一步发展，这一问题正在积累，应当加以高度重视。
(二)隐忧之二：通货膨胀的较大压力将威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过剩的流动性在影响资产价格的同时必然对通货膨胀形成推动力。西方占主流地位的通货膨胀的定义是指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上升。西方货币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曾经说过：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货币现象。根据这一理论，目前我国国内过剩的流动性就有引发通货膨胀的可能。从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正在增大。
从图2中可以看出，虽然2006年全年CPI增长率只有1.5％，但在12月份这一数字却达到了2.8％，远高于人们的预期，比11月份的1.9％更是跳高了近一个百分点。进入2007年以来，CPI走势与2006年12月份相比，虽然有所回落，但与2006年同期相比，CPI增长率明显提高。2007年1、2月份CPI增长率分别为2.2％、2.7％，比2006年同期水平分别高出0.3和1.8个百分点。2006年一季度CPI增长率平均为1.2％，2007年一季度CPI的平均增长率肯定远远超过去年。
如果这一趋势得以维持的话，就意味着通货膨胀的较快发展就要来临。近日权威研究机构也指出，目前“物价上行风险有所加大，通货膨胀压力值得关注”。
就通货膨胀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而言，一直就有不同的观点。“促进论”认为通货膨胀对宏观经济具有正的产出效应，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中性论”认为通货膨胀对产出和经济增长既无正效应，也无负效应；而“促退论”则认为通货膨胀必然会损害经济增长。
我们认为，温和的物价上涨不仅是经济景气的必然结果之一，而且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但恶性的通胀对经济的危害是相当大的。例如上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两位数通货膨胀，90年代俄罗斯的通胀等都是人们应谨记的教训。通常通货膨胀的迅速发展，将会破坏生产发展、扰乱流通秩序、破坏收入分配、引起货币信用危机。因此，各国政府都将治理通货膨胀，保持价格稳定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首要目标之一。例如，欧元区在其成立之初就将通货膨胀率水平作为成员国加入时必须符合的条件之一，规定成员国的通货膨胀率不能超过3个通胀率最低成员国平均值的1.5％。
在经济全球化，尤其是资本国际化迅速发展的当今世界，通货膨胀具有一定的国际同步效应。上世纪70年代，在油价大幅度上升的刺激下，在凯恩斯主义主导西方经济政策20多年之后，发达国家经济出现了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并波及到全球。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供应学派和货币主义对西方经济政策影响的加大，通货膨胀减缓，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甚至出现通货紧缩局面。为应对通缩，西方国家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多次小幅降息，随之全球流动性充裕，通货膨胀又在抬头。
目前，我国的物价上涨尚处在较为合理的水平之内，这种温和上升的走势甚至是近年来人们所期望的，尚未达到需要采取干预措施的时候。但是，随着流动性过剩问题的积累，房地产和股票两大资产价格上升后对物价形成压力的增大，境外资本因人民币升值因素吸引加速流入，以及宏观调控回旋余地和空间的缩小，我国中长期内通胀压力必然不断加大，通胀在不远的将来将会成为真正的经济问题摆在人们面前。
三、两大结构性失衡是隐忧的主要根源
导致以上两大隐忧的是中国经济中长期存在的两大结构性失衡问题：其一是内部的储蓄与投资的结构性失衡；其二是经济发展的外需与内需的结构性失衡。
储蓄与投资不相等或进口和出口不相等，均可被视为国民经济存在失衡。显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经济可能同时存在着两类失衡：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内部失衡指的是国内储蓄和投资的不相等；相应的，外部失衡则是指出口和进口的长期不相等。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是相关联的，换言之，进出口差额作为一个平衡参与了一国宏观经济的运行。
根据国民收入基本恒等式，可以推出国内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额等于贸易差额：
设一国产品和劳务的产量为Y，消费支出为C，储蓄为S，私人投资为I，政府税收用T表示，政府开支为G，出口为X，进口为M。国民收入核算的恒等式可以表达为：
Y+M≡C+S+T+M≡C+I+G+X
或S+(T-G)-I≡(X-M)
上式左边S+(T-G)-I代表全社会储蓄与投资差额，右边(X-M)表示贸易差额，在不考虑资本流动的情况下，(X-M)即代表本年期间新增加的一笔外汇储备。上式表明，国内储蓄差额等于贸易差额。即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内储蓄大于投资(S+(T-G)-I＞0)，那么该国就有贸易顺差((X-M)＞0)；反之，如果一国国内储蓄小于投资(S+(T-G)-I＜0)，那么该国就有贸易逆差((X-M)＜0)。而前者正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情况。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国内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低消费、高储蓄。中国居民的储蓄率达到30％以上，而国民储蓄(包括政府与企业)更是达到了近50％。由高储蓄带来的是高放贷和高投资。而在国内消费不旺的状况下，高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只能通过对外出口来释放，而出口导向政策就促进了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
与此同时，长期以来我国在资本流动方面推行奖入限出政策，鼓励资本流入。在现行的结售汇体制下，经常项目及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的不断增长就意味着外汇储备的不断增长，伴随外汇储备增长而不断投放的基础货币，就最终演化为实体经济中过剩的流动性。国内经济投资与消费的不平衡，需要通过外部的失衡来平衡，外部的不平衡源于内部的不平衡，而外部不平衡需要资本的流动来平衡，所以就形成了目前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后者有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发展成为资产价格大起大落和通货膨胀快速发展两大问题。因此长期的贸易顺差以及内外发展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实际上都是国内储蓄过多，消费不足的结构性失衡的反映。这两大失衡互相关联，同时又互相促进。
经济学中讲究均衡。任何失衡，不管是储蓄过多还是消费太少，或者是顺差还是逆差，都不是理想的状态。因为失衡就表示资源的错配或扭曲，所以任何失衡的状态尽管可以维持一时，但从长期看都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一国不主动采取措施校正其经济中的结构性失衡问题，那么，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套利资本的自由流动就可能对其结构失衡进行“强制校正”，而这种“强制校正”往往是以国内经济的破坏性回归为代价的。日本泡沫经济及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
四、政策建议：长短结合、疏化并举、标本兼治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经济中的两大结构性失衡是造成未来资产价格大幅波动和通货膨胀迅速发展的内在根源。因此，要消除中国经济的两大隐忧，疏导流动性和控制外汇储备增长都只能治标，唯有化解结构性问题才能治本。不过，因为目前流动性问题已有相当程度发展，如果不加以治理对整个经济的平稳运行将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当前采取措施疏导流动性非常有必要。
(一)短期举措以疏导流动性为主
首先，控制外汇储备增量，减少基础货币投放压力。在目前，控制外汇储备增量就意味着控制基础货币投放，对化解流动性过剩效果明显。而我国近年来外汇储备的增量主要来自于贸易顺差。因此，解决外汇储备过快增长问题，应该通过不断优化贸易结构和扩大进口等措施来抑制贸易顺差的增长。与此同时，进一步调整优惠的外资政策，加强资本和金融项目资本流入的管理。
其次，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回收过剩流动性存量。综合运用汇率、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定向票据等货币政策手段，加强本外币政策的协调和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采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定向票据”等综合措施回收银行体系流动性，保持货币供应量的合理增长。为在防止通胀的同时稳定房价和股价等资产价格，在必要的时候采取小幅，渐进和一定频率的加息政策。
再次，改革汇率形成机制，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继续坚持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的原则，进一步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适当扩大汇率的浮动区间，增强双向波动的弹性，打破单边升值预期，逐步释放人民币升值压力。
我们不认为通过人民币的快速大幅升值就能化解贸易顺差问题，因为贸易顺差并不是单纯的汇率问题。调整贸易平衡将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必须立足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发展中一些深层次矛盾，尤其是上述两大结构性失衡问题的解决。如果为求迅速达到目标而采取人民币快速大幅升值的办法，将会导致经济结构和物价体系发生剧烈变动以及部分行业萎缩和就业状况恶化的局面，进而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在人民币升值的初期，升值带来的影响处在相关出口部门的可承受范围内，随着升值的继续发展，实际汇率就会越来越接近甚至超过出口企业的换汇成本，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影响的边际效应就越大，若此时再听任人民币大幅度升值，部分出口企业必将受到沉重打击。因此，一年多来，在人民币升值幅度超过4.4％以后，仍有必要控制好以后的升值幅度。切不可因为前期升值后影响不大，在国际和市场压力下放任人民币大幅度升值。
(二)长期举措以化解结构失衡为主
1、启动内需化解储蓄与投资的结构失衡
我国储蓄与投资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内部消费不足，储蓄过度，所以化解的方法就是降低储蓄、促进内需。
首先，尽快实现公共财政的转型。目前，我国本币净储蓄的积累，是促成投资扩张和银行流动性过剩的根本原因。而本币储蓄率过高的源头正是我国财政政策在公共建设领域的长期缺位造成的。长期以来，我国财政在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医疗、水电交通、通讯等公共产品和服务上的投资远远不够，导致居民自身要为这些公共产品来买单，其未来消费支出的预期过高，只能通过控制当前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来应对。只有加速国家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型，加大财政在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医疗、水电交通、通讯等公共产品和服务上的投资，使社会抵抗风险的能力加大，每个人的储蓄率下降，才能缩减私人部门的净储蓄动机，持续有效地启动内需。
其次，在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时，改革现行收入分配制度。中国消费水平低的问题首先是因为收入水平低，它是一个收入问题，并不是消费的问题。所以，要刺激消费，首先是要增加农民和城市中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另外，经济学基本理论认为，富人的消费倾向低，穷人的消费倾向高。而我国目前收入差距在逐年拉大，收入的增长部分，主要是由高收入阶层获得，但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是比较低的。因此，要扩大消费的比例，就得改变现在的收入再分配制度，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再分配份额，缩小收入差距，从而从整体上提高社会的消费倾向。
2、进一步调整开放政策化解经济发展的外需与内需的结构性失衡
首先要加快步伐调整出口导向战略。虽然出口导向是在内需不足情况下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战略选择，但其实早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各级政府就一直在价值观上，在实际利益的争取上，对出口是积极支持的，在资源配置上对出口企业给予了许多的优惠。而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外向型企业在资源配置上的优惠就挤占了内向型企业的生存空间，从而对内需的扩大产生不利影响。
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和与之配套的优惠政策的过度推行导致我国目前的外贸依存度太高，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率从2002年的42.7％上升到2006年的近70％。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的依赖越大，经济的不确定性就会随之增加。例如我国目前的出口增长率与美国GDP增长率高度相关，这种现象表明我国出口在很大程度上会受美国国内经济的影响。
目前已经到了从根本上改变以出口导向型战略主导经济发展的时候了。应当逐步降低高额贸易盈余，同时不断优化贸易结构。在出口方面，可以对一部分低附加值的简单加工品征收出口关税，并降低出口退税，从价格信号上影响出口商品结构；限制高污染、高能耗产品的出口，并为有自主创新能力产品的出口创造更多的优惠条件，从产业政策上引导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策略上，有必要调整引资政策以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和效益。目前我国已经通过内外资企业的两税合一来实现内外资在税收上的国民待遇。今后，还应调整各地引进外资的政策，逐步取消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在控制外资流入数量的同时，提高外资流入的质量。
其次要慎重安排资本项目货币自由兑换和资本市场开放。近20多年来，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让世人瞩目的成就，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开放。但国际经验表明，开放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促进一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可能通过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来放大一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给一国经济带来风险。尤其是当国内经济出现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失控等现象时，资本的自由流动可能会导致国内经济遭受破坏性的“强制校正”。因此，一国的资本项目开放必须慎之又慎。
目前，我国的资本项目开放基本遵循“先经常项目，后资本和金融项目；先长期资本流动，后短期资本流动；先直接投资，后证券投资；先资本流入，后资本流出”的渐进开放线路。这种渐进式的开放模式被证明是相当成功的。当前需要进一步加大资本流出管制松绑的力度，但这种放松在政策上又应具有相当的弹性，以便在必要的时候又可以收拢，以保持管理上的可控性。随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放宽外汇管制，让人民币最终实现可自由兑换，已是大势所趋，但即使是在十分发达的国家，资本和金融项目的本币自由兑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限制。在我国金融体系还不够完善和强壮，相当规模的外部游资已在境内累积的情况下，人民币资本和金融项目的自由兑换应十分谨慎地推进，在今后较长时期内保持资本和金融项目一定程度的管制是十分必要的。
(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各司其职，搭配使用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Mundell)提出了“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运用”实现宏观经济的内外平衡的观点。他认为，应该用财政政策实现内部平衡目标，用货币政策实现外部平衡目标，因为货币政策能够更有效地影响国际收支，根据是货币政策除了改变支出水平并影响国际贸易收支以外，也通过利率的变动影响到国际资本流动。通过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综合搭配，可以同时实现国内经济与对外经济的双重平衡。
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搭配使用偏紧的货币政策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应该是当前的较好选择。如前所述，目前运用利率和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无法解决国内结构性失衡问题。这正好符合以上的政策搭配理论的思想。我们应该将化解国内结构失衡的政策目标分配给财政政策，而将货币政策主要用来针对外部失衡。利用偏紧的货币政策来调节国际收支顺差，降低外汇储备的增长。利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解决国内储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问题。
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减税，另一方面是增加财政在公共领域的开支。目前，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对农村居民的农业税先减后免，实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一以及中央减免东北地区的欠税等措施都是减税政策的具体体现。以后还应利用税收杠杆来扶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产业发展，而对那些高能耗、环境污染严重的产业则应该提高税收来控制其发展。在财政支出方面，应加大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环境保护等领域的投资，在扩大社会需求的同时，改善居民未来支出预期，降低当前过高的居民储蓄率，从而逐步化解国内储蓄与消费的结构不平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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