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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近十年来，周作人和胡适这两个研究禁区，都已逐步被打破，出了一些可喜的研究成果。但是，情形又有不同：在胡适研究中，比较能集中力量研究他一生文化上思想上学术上的成绩，该肯定的不妨充分肯定；而在周作人研究中，却不得不分去许多精力，辩解式地反复说明何以有研究的必要，不得不处处联系周作人抗战期间叛国附敌那一段历史，以示念念不忘阶级斗争，肯定成绩时最好七折八扣，指出缺点错误时怎么夸大都成。如果你论证周作人一开始就是混进新文化阵营中的右派，必然要一步一步走向反人民反民族，如果你从他早年的每一成就中都找得出通向汉奸的轨迹，你的研究不会受到什么责难。如果你对周作人一生的是非功过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掩饰他叛国附敌的历史，也不缩小他对中国新文学新文化的巨大贡献，那么你的研究就会受到种种指责，甚至你的研究动机似乎都很可疑。为什么会这样呢？当然可以说，是因为周作人确有那一段叛国附敌的历史的缘故。
但是，胡适的政治方面的历史，难道就没有不光彩的事么？且不说他同北洋政府、蒋介石政府的有距离的合作关系，单说抗战胜利之后，举国渴望和平，胡适他却那么出力支持蒋介石“勘乱”，一九四六年他在伪“国民大会”上，竟以伪“国大代表”的总代表的身份，亲手捧着蒋记独裁内战的伪《中华民国宪法》的文本，授与蒋介石，作为蒋介石就任伪“总统”的法律和民意依据，这一“历史性镜头”当时煌煌刊载全国报刊，这比周作人在北平检阅青年的那张照片，政治上可重要多了。但据我所见，约十年来的胡适研究中，没有人再提他这些不光彩的历史，更没有人竭力在其每一成就中找寻他通向蒋家朝廷的足迹，也没有人怀疑胡适研究的必要性，没有人怀疑胡适研究者的动机。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想，很可能是因为：一、一九五四年曾有一次大规模的“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同历次政治运动一样，很使人反感，现在等于对那次政治运动来一个平反。二、也许还同和平统一台湾的现实政策，有某种微妙的联系；连蒋介石本人都已被尊称为“老先生”，公开出现在重要政治文件中，那么胡适对蒋的支持合作，当然可以不再多说；而我们对于日本侵略者的巨大的民族仇恨，则使叛国附敌者得不到同样的对待。
我揣测的这两个原因，不知对不对，但我敢肯定一点：胡适研究目前这种情况，是正当的，应该的。胡适尽管对论政和政治活动很有兴趣，但综观其一生，毕竟主要是一个文化人思想家学者，所以主要应以文化的思想的学术的标准来衡量他。只有政治家，才应该主要以政治标准去衡量。无论谈谁，谈什么，都是“政治标准第一”，那种论法曾经盛行，现在是应该换一换了。
周作人的一生，也主要是一个文学家思想家，同样应该主要以文学的思想的标准来衡量。他在文学上思想上的成就太大，我们不应该用一顶“汉奸文学”的帽子一笔抹杀，那不符合历史，也不利于我们继承这一份不该拒绝的遗产。至于他叛国附敌，这是政治行为，对于当然要用政治标准，无须曲为之讳，更不能像前几年有人造出新奇之说来为他翻这一案。其实，若当论胡适的政治运动，同样是应该用政治标准衡量，不应该替他掩饰。
这个道理，现在说起来，虽仍会有人反对，但赞同者是越来越多了。现在有一个复杂的情况，就是周作人五四时期之后，叛国附敌之前，有相当一段时间，被青年人认为“消沉落伍”。特别是，左翼文艺运动起来以后，周作人作为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作家的代表，受到左翼青年的攻击，他也与左翼青年多所争论。这样，他这“消沉落伍”的一段，似乎恰好在他五四时期一段与叛国附敌一段之间，架起一个桥梁，一切似乎都是宿命式的“必然发展”了。
其实，周作人的所谓“消沉落伍”，情况很复杂。今天来看，有些并不是什么“消沉落伍”，他不满于当时左翼青年的，历史倒是证明了有些是他看得对，例如他一开始就反对用多数的力量来压制思想，换言之就是反对用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有些则是个人的兴趣爱好的问题，他的兴趣爱好固不是以帮助革命，但也说不上妨害革命。有些确实是悲观消沉，但人都很难永远乐观积极，何况有时有些消沉其实是过苛的责备激而使然的。
所以，现在的周作人研究，就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些麻烦问题：究竟周作人曾经消沉到什么程度？哪些“消沉”是当时左翼青年的误会，一直沿袭下来？哪些与消沉不消沉并无关系？哪些是真正的消沉，但可以原谅？哪些真正的消沉，对世道人心有害到什么程度？如此等等。只有弄清了这些问题，方能还周作人的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描述他一生的发展道路。
张铁荣先生是卓有成就的周作人研究者。现在他将近年有关论述集为《周作人研究》一书，将要出版。这本论集所探讨的很广，而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敢于以很大的理论勇气去碰上述麻烦问题。例如，周作人一九二七年写的《闭户读书论》一文，他自己很看重，但一向被指责为从积极转向消沉的宣言，甚至被说是“被蒋介石的屠刀吓破了胆”，引诱青年躲进书斋，脱离现实斗争。张铁荣先生却令人信服地指出：此文实与《碰伤》、《前门遇马队记》等文一样，是用反话来写的，周作人惯用反话的形式来表示他的悲忿。此文有力地控诉了当时北京在奉系军阀血腥统治下的言论不自由，文中劝青年人读的是历史书，并非脱离现实，正是要青年从黑暗的过去，来加深对黑暗的现实的认识。
又如，周作人一向热爱日本文化，也一向痛斥日本侵略者侵华反华的言行，但有时摆不好二者的关系，甚至曾要求中国人对日本应“在不愉快之中发现光辉与美”，很引起爱国青年的不满。但张铁荣先生指出，周作人发此言后的两年半，便在《语丝》杂志上发表《排日平议》一文，激烈地指出：“不能因为怕日本研究之顿挫而以排日为不正当。”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是由冷静客观的学者态度向民族主义的回归，可惜此文一向少受注意。
又如，周作人一贯提倡“趣味”，三十年代提倡“闲适”，长期以来被指责为“给国民党帮闲”，“同鲁迅完全对立”。张铁荣先生则从鲁迅所云“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二者“势不两立”之说得到启发，认为周作人正是一贯以教书为职业，又一贯以作家知名，陷入“势不两立”的怪圈，他只好以“趣味”、“闲适”来调节精神，在怪圈中挣扎。这只是文化艺术上的趣味，与他后来政治上“落水”无关。
这些例子，可以说明张铁荣先生在澄清有关周作人“消沉时期”的诸问题上，作了多大努力。他的意见不一定都能得到研究者的同意，但肯定都能把研究推向前进，这是最主要的。这里应该着重指出，张铁荣先生对于周作人叛国附敌一段历史，一点也没有曲为之讳。张菊香、张铁荣合写的《周作人出任伪职的前前后后》一文，曾获天津市优秀论文奖，学术价值早经公认，我也认为至今为止这是这个问题上最有科学权威的论文，现在好在也收入本集了。
这本书还有其他许多精辟之论，例如充分肯定周作人五四时期的名文《人的文学》的巨大理论价值，指出现存的大部分文学史对此文的评价很难说是公平的。又如，第一次全面研究了周作人解放后的大量小品散文，指出大部分研究者对此都分析不足，或评价不高，其实这是周作人散文小品创作的最后一个高峰，应该给以足够的重视。凡此也都是理论上的勇气的表现不一一详介。
我想向大家着重推荐的这种理论上的勇气，当然是从科学的真知灼见而来，同时也是与褊狭独断苛酷之风反其道而行之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一九二三年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终身未复好，后来彼此思想上分歧甚大，鲁迅论人论事向来坚持战斗的原则性，但是他就很不满意当时某些左翼青年对周作人的苛酷的批评。鲁迅逝世后不多几天，周建人就向周作人郑重转述鲁迅生前的意见道：“有些作者，批评过于苛刻，责难过甚，反使人陷于消极，他亦极不赞成此种过甚的责难云。又说你的意见，比之于俞平伯等甚高明（他好像又引你讲文天祥（？）的一段文章为例），在许多地方，革命青年也大可采用，有些人把他一笔抹煞，也是不应该的云云。”（周建人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致周作人信，载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研究资料》第十二辑）我借周建人转述的鲁迅这个意思，作为本文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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