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语判断句中的系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系词论文,句中论文,古汉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442(2003)01-0030-07
1.引言
战国晚期以前的古汉语中没有系词，例如：
(1)仲尼，日月也。（论语·子张）
(2)孔子，贤人也。（战国策·赵策）
(3)姬姓，日也。（左传·成公三年）
上古汉语的判断句不含系词已经得到证明（王力1940）。这个观点最早由王力提出，现在已被普遍接受。但是，在上古汉语中有几个词确实出现在一些判断句中，作用相当于系词。例如：
(4)厥草维夭，厥木维乔。（书·禹贡）
(5)其带伊丝，其弁伊骐。（诗经·曹风）
(6)民不易物，维德医繄物。（左传·僖公五年）
(7)梁父即楚将项燕。（史记·项羽本纪）
(8)是仍仁术也。（孟子·梁惠王）
王力在《中国方法中的系词》(1940)中认为这些词根本不是系词。他认为(4)中的“维”是语气词，对“伊”和“繄”则未作更多的讨论。至于“即”和“乃”，他把它们看作仅仅带有某种系词性质的副词。他管这些词叫“准系词”。（王力，1940）
但是，1959年周法高在他的《中国古代语法》中把上述那些词全都列在“系词”名目之下。
1986年，谢纪峰发表了一篇文章，与王力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诗经》中所有处于主语和谓语之间的“维”必须看作系词，因为它们起着系词的作用，或者说可以解释成系词，就像现代汉语的“是”一样。
语气词“维”“伊”“繄”以及副词“即”“乃”等，这些词能否解释成系词和它们为什么应该看作系词，至今意见仍不一致。
还有一个问题至今仍有争论，即关于系词“是”的发展。最通行的理论是王力提出来的(1940)。他的结论是：中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中的判断词“是”是从上古汉语的指示代词“是”发展来的。
但是Sian(1986)向王力的理论提出了挑战。他认为系词“是”最早是作为一个肯定词进入汉语的。（注：冯春田（1984，页341）、罗杰瑞(Jerry Norman)（1988，页125）也有相似的见解。敖镜浩(1985)也讨论过“是”的发展。但是在“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这样的句子里（敖的IV型），动词“是”（是／赞成／认为对）怎么可能变成动词，这一点并未说清楚。此外，敖镜浩认为IV型句是系词“是”的来源，如果是这样，那么像动词“是”在句型IV中所代表的［NP1赞成NP2］的形式怎么可能转变成“等式句”通常所代表的[NP1=NP2]形式，这一点也不清楚。）由于说话者把“是”（对）用作“非”（错）的反义词，由于人们可能把否定词“非”跟表“错”义的“非”认作同一个词，“非”就常被用在名词性谓语前对它加以否定。它的表肯定的对应词“是”就自然地开始出现在名词性短语前，就像系词一样。语言中两个相关的发展触发了这个肯定词作为系词的再分析(reanalysis)：(a)句尾“也”的消失；(b)“不是”取代否定词“非”。
在下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力和Sian关于“是”的发展的解释都存在着某些困难。
2.分析古汉语系词的困难
首先，假如我们接受王力的观点，认为“伊”“繄”“维”之类的语气词不是系词，我们就无法充分解释为什么它们能出现在判断句的主语和谓语之间而没有其他语义功能。还有，为什么“维、伊、繄、即、乃”这些属于不同词类的词的功能都像一个系词？请注意，“伊、繄、维”大多出现在并列或对举的句子中，比如(5)(6)。为什么它们只出现在《诗经》或者并列及对举的句子中？这些词的功能和分布都给上述两种处理提出了问题。
其次，如Sian指出的那样，王力关于判断词“是”源于指示代词“是”的观点存在着困难。他问道：如果指示代词“是”具有复指功能，那么新的一代在习得语言的过程中是如何不再把它当作一个复指代词的呢？但是，对王力的理论来说，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如果古代的判断句不含系词（王力1940），那些句子的主语和谓语之间就不应该有一个位置供“是”移入去承当系词的作用。当“是”逐渐变成系词时，这个指示代词就不得不把自己从主语的位置变到系词通常所出现的位置。这样，按照王力的假设，“是”渐变为系词的过程仍然原因不明。（注：事实上，王力没有区分指示代词“是”出现的位置和“是”变成系词后出现的位置。在《汉语浅谈》(1964)中，他说：“指示代词‘是’字在这种情况下（即［S…谓语］）正是处在后代判断句里的判断词所处的位置，所以逐渐变为带有判断词的性质。”（《王力文集》，页683）与此相似，段丽芬(1989)援引周法高的论述来解释“是”的发展：“是”跟现代汉语“是”一样，它“兼摄”了指示代词跟系词的双重功能。（页21）这个解释也没有区分[+N]成分可以出现的位置和[+V]成分可能出现的位置。）
最后，“是”来自肯定词的观点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按照Sian的处理，“是”的发展可以分析为这样一个类推变化：
非（错）：：是（对）
＝非（否定）：：是x
结果就是，“是”用作肯定词，出现在“非”所能出现的语境中，于是它就承当起系词的作用。
这种分析的问题是，含有“非”与“是”对用的句子数量太少，因此远不足以构成下一代的触发经验(triggering cxpcrience)。一般认为《论衡》（约公元100年）是出现“是”的变化的一部较早的文献，我在书中找到了10个“是”用作系词的句子。例如：
(9)a.或言李广便是熊渠养由基李广。（论衡，p167）
b.余是所嫁妇人之父也。（论衡，p427）
但是其中只有一个句子可以看作是“是”和“非”对用的：
(10)不能别凤凰是凤与非。（论衡，p388）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是”的新句法环境，即［副词—是—谓语］。（详论见下文4.3.）例如：
(11)审是掌之罪也。（论衡，p510）
(12)自是筋力勇怯相胜负也。（论衡，p71）
如4.3.所论（Sian1986：论文。），当副词先于“是”的时候，“是”显然不是复指代词。如果我们把那些句子考虑在内，“非”和“是”对用的句子就更少了。《孟子》中像(11)和(12)那样的句子有23个，但在我的资料中只有一个“非”和“是”对用的。
其次，由于“则”在古汉语中有两种用法：连词（因此）或者副词（就），在［则—是—谓语］这样的语境中，“是”既可分析为系词，如(13-b)（“则”看作副词），也可分析为指示代词，如(13-a)（“则”看作连词）。例如：
(13)鲁、卫，兄弟之国也，而君用起，则是弃卫。（史记·孙吴列传）
a.鲁和卫（是）兄弟国家，但是，你擢用起，因此这（是）抛弃卫。
b.鲁和卫（是）兄弟国家，但是你擢用起就是抛弃卫。
在《孟子》83个［是—谓语］句中，有26例是［则—是—谓语］句，占31%。请注意，根据Sian的假设，如果“则”《孟子》时代（约公元前300年）被理解为副词的话，这些句子就不能有另一潜在的读法（如(13-b)），因为唯一可能出现“是”的变化的地方就是“非—是”（否定—肯定）对用的句子。
第三，“是”可以出现在两种语境中。在［是—副词—谓语］的语境中，“是”只能看作指示代词，但是在［副词—是—谓语］的语境中，“是”就只能看作系词。Sian的理论无法解释“是”在句法功能上的这种互补分布。
最后，假如判断词“是”来自肯定词“是”（原因是它被用作否定词“非”的反义词），那么新发展的“是”应该更强烈地加深说话者用“非”作否定词的意识，可为什么另一个否定词“不”竟然出现并取代了“非”？
尽管在类推作用下，“是”用作“非”的反义词从而发展成肯定词是可能的，但系词“是”看来并非从肯定词“是”发展而来。由于“是”“非”对用的句子如此少见，同时Sian的理论也无法解释我们所讨论的大量句子，本文认为肯定词“是”跟系词“是”的发展没有关系。
3.分析古汉语中系词的新途径
首先，我想指出，在古汉语判断句中的主题和说明之间必须有一个停顿。其次，我将讨论随着时间的推移指示代词“是”改变了词性，从[+N]变成了[+V]。这一变化是由汉语的特点决定的：汉语没有屈折变化的形态。由于在［S/NP是NP］的语境中，“是”可有可无，再加上副词推动“是”跟停顿合并，“是”占据了停顿的位置，于是发生了变化。最后，“是”被再分析为系词，停顿消失。
我想先说明一点，在汉语中，所谓主语和谓语，还是按赵元任(1968)、李讷和汤普逊(1976)、曹逢甫(1977)的意见分析作主题(topic)和说明(comment)为好。比如(1)这样的句子，(1-a)的分析比(1-b)好：（注：这里我假定古汉语中的主谓关系与现代汉语相同。）
(1)仲尼，日月也。（论语·子张）
(1-a)仲尼、日月。
主题 说明
(1-b)仲尼i，空位i 日月。
主题 主语 谓语
(1-a)与(1-b)的区别是：主语NP在(1-b)中被主题化，并在主语的位置上留下一个遗迹，它跟主题化的NP同指。在(1-a)中，主题位置与主语位置合并。下面这个句子可以作同样的分析：
(14)张三， 他， ［是学生］VP
主题化—NP 主题 说明
“张三”是原主题(original topic)，它被主题化以后进入到前一个主题的位置，代词“他”被放在原主题的位置上跟主题化的NP同指。
基于上述假设，下文把所有的所谓“主语”都当作主题，不过为了讨论的方便起见，仍使用“主语”和“谓语”这两个术语来分别指称“主题”和“说明”。本节想要讨论的是：在古汉语判断句的主语和谓语（即主题和说明）之间，必须有一个语音上的停顿。有好几条证据可以支持这一假设。
首先，我们能证明虚词“者”常常出现在这个假定的停顿的位置上。按照传统的分析，“者”在古汉语中有两个功能，一个是代词，另一个是语气词，后者用以强调先行成分。例如：
(15)陈胜者，阳城人也。（史记·陈涉世家）
在(15)中，“者”只能是一个语气词，它没有任何实在的意义。“者”出现在主语和谓语之间。这表明在主语和谓语之间必须有一个位置，我把它叫做“停顿位置”(pause position)。（注：跟没有任何语义内容的语气词（如“维、伊、繄”）不同，“者”作为语气词总是用来强调它前面的成分：本例中它强调主语。这就是纯语气词“维、伊、繄”跟强调词“者”之间的区别。）
其次，在《诗经》里，诸如“维”“伊”或“繄”（它们不同于强调主语的“者”）之类的虚词被用作补位成分(place holder)以代表那个必须的停顿。一般说来，判断句中的虚词“维、伊、繄”绝大多数出现在并列句子，没有什么语义功能。例如：
(16)厥草维夭，厥木维乔。（书·禹贡）
(17)四月维夏，六月徂暑。（诗经·小雅·四月）
《诗经》每行四字的格式叫做“四言诗”，因此我们很难找到这样的格式：
□□□□
□ □□
这种不对称的格式在《诗经》的诗歌里是不充许的。考虑到“韵律”在诗歌中的地位，我们能容易地解释为什么“维、伊、繄”之类的虚词只出现在对句中，而且在《诗经》中表现得尤其典型。这是因为在一个NP-NP句子中，必须要用一个停停来标志它是一个等式句(equational sentence)。但是为了照顾诗歌的韵律或对句的平衡，这个停顿必须由一个音节形式的成分来填补。虚词当然是满足这一要求的最佳候选者。这就是语气词“维、伊、繄”在判断句中具有同样的分布和功能的原因。注意，假如停顿不是必需的，这些词就不会总是出现在诗歌和对句中的那个位置上。合理解释这些虚词分布的一个办法就是把它们看作韵律上的补位成分，它们被用来代表系词的停顿。上述事实显然有力地表明，在主语和谓语之间有一个停顿，而且这个停顿是必须有的。
最后一条证据来自现代汉语。例如，在上海和苏州吴语里，今天老百姓说话时在主语和谓语之间还有一个“位置”。在汉语里，几乎所有的方言，疑问句都是在句尾加一个“吗”或同类的疑问标志构成的。有趣的是，在上海话和苏州话里，疑问标志“阿”（等于普通话的“吗”）不在句尾，而是在主语和谓语之间的那个位置。例如：
北京话 上海话 苏州话
你吃了吗？ 侬阿吃啦？
你好吗？ 耐阿好？
这个事实说明，汉语允许在主语和谓语（主题和说明）之间有一个停顿的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位置是必需的，否则，像在上海话和苏州话里那样，疑问词就没法放进句子以构成疑问句。拿这个观点来看问题，古汉语判断句必须有一个停顿就不足为怪了。（注：还有一些现象可以跟这一事实联系起来以支持我的论点。首先，当把古文译成现代书面语的时候，判断句的主语后面总是要插进一个逗号。第二，我们读到这类句子时，在主语后面总要停顿一下。第三，如朱德熙(1985)所指出，在主谓关系的五种性质中，有一种是“在主语和谓语之间，可以有一个停顿”，但是，在动词和宾语之间这是不允许的（页38-39）。）
4.“是”的发展
4.1.作为指示代词，“是”在判断句中是必需的
我们从第2节中已经看到，系词“是”从指示代词“是”发展而来的观点和系词“是”最初是作为一个肯定词进入汉语的观点都不能充分解释系词“是”的来源。但是，我们下面将会看到，在我上面假设的基础上，王力的观点是可以进一步发展的一个观点。我们假设：判断句中的停顿是必需的；系词“是”是从指示代词“是”发展来的。这个假设要求我们必须回答如下一些问题：(a)为什么在判断句中指示代词“是”非有不可？(b)为什么只是指示代词“是”发展成了系词，而同样是指示代词的“此”却没有？(c)指示代词为什么能够发展成系词？让我们来逐个讨论这些问题。
先看问题(a)。让我们从最简单的判断句入手，它只有两个NP，如(18)：
(18)仲尼，日月也。
这类句子的基本形式可以用公式表示如下：
(19)S［NP1停顿NP2］（注：语气词“也”在判断句子可用可不用，参看王力1940，页217。）
假如判断句全是这样构成的，那它就不需要有一个指示代词出现，那么按照我上面的分析，“是”也就不可能发展成系词。现在请看《论语》中的一个复杂句：
(20)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注意，这个结构跟(14)十分相似，就是说，复合主语“富与贵”被主题化了，一个指示代词被用在主语的位置上，它跟被主题化了的复合NP同指。这表明，在主语被主题化了的判断句中必须有一个指示代词，因为如果没有主语位置上的指示代词，“富与贵”是处于主题化的位置还是主语的位置，从句法结构上来说就很难以区分。
现在让我们来看《荀子》中的一个更复杂的例子：
(21)树鸣星陨，是自然之变也。
此例可以有两种分析法：
(a)“树鸣，星陨”是主题化主语，“是”是指示代词，它处于主语的位置，与主题化主语同指：（注：下面这个例子说明，句子可以用作另一个句子的主语：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同样的观点见王力1950，页236。）
(21')s｛［树鸣，星陨］j是j谓语｝
主题 主语
(b)“树鸣”和“星陨”分别是两个句子，“是”和它的谓语是另一个句子，这个句子只含一个主语，它跟紧接其前的那个（或几个）句子同指：
(21'')s1［树鸣］i s2［星陨］j s3［主语是j,i 谓语］
如果我们接受第一种分析，正如在(20)中那样，“是”是必须有的。如果接受第二种，复指的“是”必须出现。因为，如前面所述，在判断句的主语和谓语之间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停顿（见19）。假如这个句子的主语省略了或是没有出现（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在s-3中就只得到一个谓语：
由于停顿必须出现在两个成分之间，很明显，这个停顿很难由孤零零的一个谓语来维持它。这样，按照“停顿”的准则，这个句子就成了一个不合规范的句子。避免这一问题的一个办法是在主语（主题）的位置上放上一个指示代词，以便让停顿出现在它应在的位置上，即在它的前后两旁各有一个成分。在古汉语中，我们找不到一个判断句只有一个单独的谓语，这一事实为停停必不可少的理论提供了证据，也为“是”的必要性提供了证据。很清楚，在判断句中“是”是必需的，至少在主语被主题化的结构中或停顿不能维持的地方是这样。如果这个假设正确，我们就可以进一步预测，指示代词“是”在统计资料上应该更经常地出现在上述这些语境中，从而给予一代一代新的说话者以强烈的触发经验，最后使“是”的句法功能发生变化。
在《论语》中，“是”在［S—是—谓语］语境中出现的频率大大高于其他语境（“是”作宾语的语境除外）。在《孟子》里，“是”极为频繁地出现在［S—是—谓语］语境中。《论语》和《孟子》二书的“是”出现在［S—是—谓语］语境中的比例分别是27%和34%。从《论语》时代（公元前500年）到《孟子》时代（公元前300年），“是”在上述语境中出现的增长率是十分明显的。这一资料表明，“是”在［S—是—谓语］语境中的出现频率已经达到足够的强度，使它能对新一代说话者扮演一个触发经验的角色，从而产生出一条语法规则，这条规则包含了“是”在句法功能上的变化。
4.2.“是”和“此”之间的竞争
上文说过，在判断句中，如果原主语主题化以后，那么［NP停顿NP］语境就要求一个指示代词做谓语的主语。事实上这一分析同样适用于指示代词“此”。问题是，为什么只有“是”发展成了系词，而“此”却没有？当我们比较了“是”和“此”出现的相关频率，比较了“是”和“此”跟其他成分同时出现的频率以后，这个问题就清楚了。
首先，在先秦（公元前209年以前）文献中“此”没有“是”常用。例如，在《论语》中我们找不到一例“此”，而“是”却很常用。有人认为《论语》中没有“此”可能意味着在先秦时代“此”只在一个方言区使用（王力1958，页281）。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先秦时代“此”只用于方言这一情况可能使它在跟“是”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在这个竞争中它们都力争作为主要代词用于［S—代词—谓语］语境。
其次，在判断句要求有指示代词的语境中，“此”的频率远远低于“是”。这一点可以从下表中看出，它显示了“是”和“此”在《孟子》［S—代词—谓语］语境中的出现频率。（S代表用作判断句逻辑主语的句子，“代词”代表句子中处于原主语位置的复指的指示代词。）
表1.《孟子》中“是”和“此”的出现频率
S—代词—谓语
其他 总计
是 83164
247
此 20 89
109
总计 103253
356
作为指示代词，“是”和“此”都可以用作动词的宾语、名词的修饰语和动词的主语。所有这些用法我们都把它看作“其他用法”。本文只谈［S—代词—谓语］语境，所以就拿“此”在该语境中的出现频率和“其他用法”对比计量，“是”也同样处理。在同样的语境中，“是”有34%而“此”只有18%。“是”和“此”之间的出现频率差异达到了P＜.005(X[2]=8.5589)的水平。这样，“是”更频繁的出现就使它在与“此”的竞争中占有了重要的优势。
最后，在讨论“是”“此”竞争问题时还必须考虑到另一个因素（它对“是”的句法变化至关重要，这一点我们将会在下文中看到），即［S—代词—谓语］语境中代词前面副词的出现问题，在这个语境里代词将发生变化。副词绝不出现在处于上述句法语境中的“此”的前面，几乎没有例外；但同样语境中的“是”前面副词则出现了。例如：
(22)审是掌之罪也。（论衡，p510）
(23)自是筋力勇怯相胜负也。（论衡，p71）
注意，独独“此”不出现在这样的语境里。在下一节中我们将会看到，“是”所以在这个语境中发生了句法变化，副词肯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此”不能出现在这样的语境里（不管原因是什么），它在从指示代词到系词的转变中就被排除在外了。
简言之，尽管在某些句子中“是”和“此”确实可以相互替换，但“此”出现的频率低。这也许是因为“此”一开始是一个方言词。更重要的是“此”被排除在对变化起决定作用的［副词—代词］形式之外，而这一形式对变化的发生是个至关重要的语境，结果“此”没有从指示代词变成系词，“是”最终赢得了这场竞争。
4.3.句法环境与副词
现在我们来谈4.1.节中提出的问题(c)：一个指示代词怎么能发展成系词？或者说，“是”的复指功能是如何失去的？它又是如何承担起了系词的句法功能的？显然，说“是”在［S—代词—谓语］语境里占优势并不意味着“是”的句法变化在这个语境里一下子就完成了。情况看来比王力的解释要复杂得多（Sian已对王力的解释作了批评）。句法环境的复杂性可以从指示代词“是”出现的结构能否作再分析中看出，而“是”的变化正是在这个语境里发生和完成的。换句话说，这个环境包含的不是一种结构，而是两种结构，可以作两种不同的分析（或再分析）。
结构1：不能再分析的结构：
(24)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
由于主语和谓语之间有东西隔着，“是”必须作为复指代词出现，停顿必须保留。没有理由作再分析。“是”要在这个结构中发生变化是不可能的。
结构2：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以作再分析的结构：
(25)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在这个句子中，只有当原主语（“富与贵”）被说话者分析为主题化的时候才要求有“是”出现。但是它跟(1)不同，“是”的出现与否在(2)中是随意的，依主语是否被看作主题化的NP而定。这样，这个句子就可以被再分析为一个非主题化的句子，即普通的主谓句。请看另一个这种类型的例子：
(26)树鸣星陨是自然之变也。
如上所述，“树鸣，星陨”可以看作主题化主语，也可以看作两个句子。由于这种句子可以分析为没有“是”，因此也有把“是”前面的VP/s或S/s再分析成谓语的主语的可能性。
看来“是”从指示代词变为系词是在像(2)这样的结构中实现的，而不是(1)。但是，如Sian所指出，不管是在(1)或(2)的语境中，指示代词“是”的复指功能都是非常清晰的。那么它是如何变得模糊的呢？
首先，我认为指示代词“是”的复指功能在(26)这样的句子中要比在(25)这样的句子中弱。在(25)中，主题化成分是NP，但是在(26)中，主题化成分是句子。主题化NP和主题化S之间的区别在于：在前者中指示代词“是”用于强调，在后者中则不是。这一点可以从这样的事实中看出：前者常用在对句中以形成鲜明的对比。例如在(25)中，“是”实际上是用来对比“富与贵”和“贫与贱”的：
(27)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
显然，在像(27)这样的句子中，“是”的对比用法表明它的复指功能是清晰的，而在(26)这样的句子中，“是”的非对比手法显示出它的复指功能已经越来越弱，在这里，它的先行词很独特，很抽象。例如：
(28)鹰之击鸠雀，鸮之啄鹄雁，未必鹰鸮生南方而鸠雀鹄雁产于西方也，自是筋力勇怯相胜负也。（论衡，p71）
在(28)中，“是”是系词（因为它前面有副词“自”）而句子的主语却如此繁多、复杂和抽象，显然不便用一个代词来复指、强调。这说明在这个语境中“是”的强调作用变弱了。它的复指功能也相应地日益模糊，明显的停顿变得不再必要。根据这一分析，“是”的发展更有可能是在［S/s—是—谓语］的语境中实现的，而在［NP/s—是—谓语］中实现的可能性较小。情况确是如此，在我所收集的《论语》全部16个句子中，［NP/s—是—谓语］占了3例，而81%是［S/s—是—谓语］，这有力地支持了上述分析。
其次，我认为副词在促进“是”的变化方面看来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上文指出，在下面这一类句子中，主语和谓语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停顿：
(27')富与贵 是 停顿 人之所欲也。
主题 说明
请注意，由于停顿是一个语音空位(phonetically cmpty)，假如有一个副词出现在“是”之前，如下：
(27'')富与贵，固是 停顿 人之所欲也。
那么副词“固”就会把“是”往后推到停顿的位置。
1.副词……＞是［ ］停顿
2.副词……＞［是］停顿
一旦这些副词把复指的“是”从主语位置推进停顿位置，“是”就跟停顿融合，开始失去它的复指功能，停顿就会消失。（注：这就是“是”在“必是”“皆是”……等中不能再看作指示代词的原因。）同时，(2)中所概括的句子结构的再分析也就发生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更多的副词出现在“是”前面，说话者就有更多的依据创造出一条有关判断句的新的语法规则：“是”用作动词。于是，变化完成的例子开始出现。
这个理论得到定量分析的支持。首先，副词在［S—是—谓语］语境中出现的频率依时代而不同。在《孟子》中，我们只发现一例“则”字出现在“是”之前，这个“则”既可以解释为连词，也可以看作副词。在《论衡》中，有7个副词出现在“是”之前，如便、审、自、皆、非、果、则。在《世说》中，“是”前的副词出现有32个。这一事实说明，“则”可能是出现在“是”之前的第一个副词，它开始是作为连词出现的，后来被再分析为副词。由于“则”同时也是一个副词，而停顿又是一个空位，说话者就很容易把它理解成副词。事实上，判断句前面有“则”的“是”字全都可以解释成系词。例如：
(29)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孟子·公孙丑）
a.知道不能这样做而这样做，因此这（是）弄干河流。
b.知道不能这样做而这样做，就是弄干河流。
这说明“则”可能是使“是”的复指功能更模糊的第一个副词。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副词开始出现在“是”前面，然后，变化完成的例子开始在《论衡》中出现。（注：事实上，系词“是”可以一直上溯到战国末期。例如：是是帚彗。（马王堆汉墓帛书《星图》）是是饿鬼。（云梦睡虎地秦简，834-833.2）裘锡圭(1979)和段丽芬(1989)都已指出，这些“是”必须分析为动词。这样，对我的解释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对任何有关“是”的发展的解释都会提出同样的问题）。因为在那个时代，尚无迹象表明“是”的变化过程。对于这些例子，我只能暂且这样解释：秦简和帛书所使用的语言更接近当时的口语，而开始于实际口语中的那些变化通常总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反映到正规的书面语言中来。所以，我们从文献上所看到的那些现象也许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在口语中发生了。但是，在历史句法学的研究中，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尽管变化均始于一个确切的时间，但我们只能把部分的年代发展顺序理出来。事实上，有关变化开始的确切资料也许是永远无法知道的。因此，更重要的并不是确切的时间，而是变化的步骤（或者说过程）和变化现象的历史次序，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现某一变化的结果是怎样成为了另一个变化的原因。这种资料对我们的研究才极有价值。就本课题而言，秦简和帛书的例子还不足以推翻我们的假设，因为它对“是”的变化步骤并未提出反证，尽管实际上它可能把“是”完成变化的时间大大提前。）例如：
(30)或言李广便是熊渠养由基李广。（论衡，p167）
(31)余是所嫁妇人之父也。（论衡，p427）
其次，如果上述理论正确，“是”的变化速度就取决于副词出现在语境(2)中“是”字之前的常见程度。或者说，我们可以预测，(2)中“是”前的副词越常见，我们就能找到越多变化完成的“是”的用例。
为了拿“是”跟它前面副词同时出现的频率为标准来衡量“是”的变化速度，我把《论衡》和《世说》作为两个时期的资料，拿像(30)和(31)这样的句子作为“是”变化完成的依据来推测它的变化速度，同时也拿先行副词的出现频率来跟这些句子相比较。我发现：［副词—是］的数量和［是＝be］的数量在《世说》中都增加了，但这两个数目增加的速度同步进行，即你增我也增，齐头并进。所以，正像我们所预期的那样，在古汉语里，［副词—是］出现越多，［是＝be］也就产生得越多。请注意，语言成分在不同而有关联的句法环境中的平行增长率是已经被“平衡比率假设”(Constant Rate Hypothesis)(Kroch,1990)所观察到的现象。显然，［是＝be］跟［副词—是］的相伴发展是未曾注意过的相关现象，而它们的关系在“平衡比率假设”的模式下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5.结论
明“是”的变化可以概括如下：①在［S—是—谓语］的语境中“是”的出现超过“此”；②在［S—是—谓语］的语境中“是”的强调功能开始弱化，“是”和谓语之间的停顿逐步减弱；③开始是副词“则”，后来还有其他副词，把“是”推进停顿位置，“是”的复指功能变得模糊；④随着停顿的消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被再分析为系词。最后，［副词—是—谓语］语境在跟［是—副词—谓语］语境的竞争中彻底获胜，“是”不再被理解成指示代词。
根据上述分析，像(7)(8)中的副词“即”和“乃”也可以得到充分的解释。当它们出现在古汉语判断句中时，它们邻接停顿位置。因此它们很容易被看作是占据了停顿位置，因此它们的作用很像系词。这就是它们“准系词”性质的来源。
此外，上述研究也表明，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汉语语法以及句法变化，句法位置非常重要。当“是”从指示代词发展成系词的时候，它的词性从[+N]变成了[+V]。这在有丰富的形态系统的语言里几乎是不可能的。在那些语言里，词性是由形态学确定的，每个词只能出现在允许它出现的语境中。因此那些语言的词性再分析就非常困难。但是在汉语里，几乎所有词类的词性都不是由形态来确定的，而是由词序（句法位置，或者严格地说，句法中的词类位置）和词的分布确定的。很明显，一个词，如果它在特定语境中所处的位置可以被确定为是其他词性的位置，如果它在这个上下文中的分布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扩散了的话，那么这个词的词性就有可能被重新分析。“是”的发展为这种情况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是”在［S—是—谓语］语境中的分布随着时间而增长，由于全然没有屈折变化的标志来确定“是”，“是”的再分析最终发生了。注意，只要发生了再分析，［S—是—谓语］词串的结构就是不同的。换言之，尽管表面的词序看起来相同，“是”实际上占据着不同的句法位置。当变化发生以后，没有理由认为系词“是”仍处在它原来所在的主语位置。只有当“是”的句法位置被再分析以后，这个变化过程才成为一种可能。只有当一种语言没有屈折变化系统或这个系统非常弱，从一个句法位置到另一个句法位置的变化（从NP-V）也才有可能。
“是”的发展为句法演变理论提供了证据，这个理论认为，在没有屈折变化形态的语言里（如汉语），一个词的词性可以被再分析，甚至可以变为另一个词类。下列事实也支持这一理论：一个名词，甚至一个代词，假如它出现在动词的位置上，就可以充当一个十足的动词：
(32)尔欲吴王我乎？（左传·定公十年）
古汉语中每一个名词都可以用作动词，这叫“名词动用”，然而只有当名词出现在“句法上可以明确鉴定为动词的位置”上的时候，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