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万军[1]2003年在《基诺族地区饮酒情况及其相关精神卫生状况调查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目的：全面深入研究基诺族地区饮酒相关精神卫生问题的流行病学，并探讨近二十多年来基诺族饮酒相关精神卫生问题快速恶化的原因，为实施有效的防治干预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分层随机抽验5个村小组，用流行病学和问卷评分的定量方法调查当地饮酒和醉酒情况、饮酒态度、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患病情况，同时用人类学定性方法调查基诺族酒文化和饮酒态度的历史变迁及目前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结果：样本：有640人接受了调查。饮酒态度调查问卷：经过分析，得到由26个条目、五个维度组成的问卷，问卷的结构效度一般，信度良好。饮酒情况：承认曾经饮酒的占被调查者的77.2％。所有被调查者人均年饮酒量折合纯酒精11696ml(基诺族11900ml)，按饮酒者计算则折合15122ml(基诺族15399ml)。酒精所致精神障碍：该地区急性酒中毒月患病率为115.63‰(基诺族116.80‰)，男性194.77‰(基诺族195.27‰)，女性23.65‰(基诺族24.39‰)；普通酒依赖的现患病率173.44‰(基诺族176.00‰)，男性267.44‰(基诺族269.23‰)，女性64.19‰(基诺族66.20‰)；酒精所致精神病性障碍现患病率23.44‰(基诺族24.00‰)，男性34.88‰(基诺族35.50‰)，女性10.10‰(基诺族10.45‰)。酒精所致精神障碍的主要危险因素：酒依赖患病的主要危险因素是较高的年饮酒精量、饮酒频度、男性和支持饮酒的态度；发生急性酒中毒的主要危险因素是较高的年饮酒精量、饮酒频度、较小的第一次醉酒年龄、男性、较高的文化程度。结论：饮酒相关精神卫生问题已经成为当地重要的社会公共卫生问题，其原因主要是对饮酒相对宽容的文化传统、近来经济的较快速发展、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过度劳累和缺医少药的医疗条件，有效的干预应该针对这几个方面开展。
郭万军, 许秀峰, 赵旭东[2]2005年在《基诺族地区饮酒情况及其相关精神卫生状况调查分析(摘要)》文中研究指明目的:全面深入研究基诺族地区饮酒相关精神卫生问题的流行病学,并探讨近20多a来基诺族饮酒相关精神卫生问题快速恶化的原因,为实施有效的防治干预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分层随机抽验5个村小组,用流行病学和问卷评分的定量方法调查当地饮酒和醉酒情况、饮酒态度、酒精所
赵旭东, 许秀峰, 郭万军, 曾勇, 万文鹏[3]2005年在《基诺族酒精依赖综合征的危险因素及饮酒相关精神卫生状况恶化的原因调查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目的:在流行病学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基诺族个体患酒精依赖综合征的危险因素,并探讨近二十多年来基诺族饮酒相关精神卫生问题的快速恶化的原因。方法:在流行病学调查的同时编制使用饮酒态度调查问卷,并借用人类学方法,调查基诺族饮酒文化和饮酒态度的历史变迁及目前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分析基诺族个体和群体饮酒相关精神卫生问题的危险因素。结果:基诺族个体患酒精依赖综合征的主要危险
李申升[4]2011年在《社会医学视角下的傈僳族嗜酒行为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众所周知,我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由落后的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使得我国嗜酒人数逐年攀升,部分少数民族的酒依赖尤为严重,本调查点A村僳僳族就是这一典型案例。了解少数民族(本文特指傈僳族)的饮酒机制,有助于制定合理的与酒相关的产业政策和法律制度。同时,有助于健康观念—“健康为人人”到“人人为健康”的传播和转变。本研究以质性研究为主,量化研究辅之。首先运用酒精依赖疾患识别测验(AUDIT)和饮酒问卷(Alcohol Use Questionnaire, ADS)筛查出A村经常饮酒的人员,然后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入访谈法对他们嗜酒信息的收集和整理。研究发现嗜酒人员饮酒的基本条件与他们的需要、情绪和认知等有关。在从饮酒到嗜酒的转变过程中,社会变迁因子起着“推手”的作用,文化习俗因子则具有原动力的作用。针对A村嗜酒状况,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健康和社会问题,本人提出五点对策建议：第一,加强对村民进行有关嗜酒危害性的宣传教育。调查过程中,本人了解到：一方面村里对嗜酒容忍度高,对嗜酒成瘾以及由此会引发的一系列危害到身心健康的严重问题的重视度低；另一方面,村里频频上演的嗜酒冲突、酒精中毒、人身伤害乃至死亡事件会引发人们的一点点关注与思考。但是,总的来说,对嗜酒的严重危害性的认知度不高或者没有上升到理性层面上来,即作为一件大事、要紧事来抓。由于嗜酒行为本身的复杂性,加强相关管理人员、医务工作者、社会工作者、非政府组织、志愿者等对嗜酒人员的危害性的宣传教育是很有意义的。第二,制定有关的村规民约,限制过分出格的嗜酒行为。近年来,A村的近邻,大多数自然村都先后成立了妇女小组。其中有一条小组规定—不准配偶吸毒、赌博、酗酒等不良行为,否则开除组织。该小组既为日常的生产服务带来了活力,又为村里的乡村文明建设大有益处。A村也可以借鉴,制定有关的村规民约,对嗜酒行为这一瘤子进行管制。第叁,提高村民的社会化水平,适应社会变迁,强化村民的社会心理防线。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价值观念的日渐多样化和日益被少数民族人民接受现代化的生活方式,都推动了饮酒这一古老习俗的“现代化”。另一方面,社会变迁带来大量的应激处境,个体不能独自进行很好的解决,常常借助于饮酒以减少对应激源的敏感性。所以提高村民的教育文化水平和社会化程度,就显得愈发关键和必要。因为人的社会化程度决定着人们应对社会生活中各种刺激或挑战的承受能力及应付方式。第四,移风易俗。比如在“搭桥”和“祭鬼”等传统民族风俗仪式和活动上,一定要避免让儿童过早沾染上酒精饮料。尤其要防止和杜绝父母给孩子喝酒的不良的行为。第五,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叁通”和新农村建设一定程度上说地的的确确改善了人们物质生活的条件,但是人们自身改善生活的动力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提升,与其说这是一种幸福生活,倒不如说是一种强加的幸福感。今天,大部分农村人津津乐道：“政策好,政策好”,可这政策到底好在哪里。呢?说出来也不怕人笑话,吃低保,吃补助。正所谓治标不治本。原本精神生活(本文指人的自主性,主动性,创造性)就匮乏的农村,如今好政策可谓火上浇油,把积极向上的,进取的,自发的,无尚光荣和发自肺腑的精神世界变成了物质的附庸和替罪羊。物质替代了精神。人何以为人,何以为存在,无非就是人有精神,有对真善美的最求,有着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动力,有着修身、养性的崇高美德,更有着对净化、升华灵魂的最高境界。那么,如何改变这种局面呢?无非是引导人们回归到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是幸福的不竭动力,劳动最光荣的轨道上来。这是唯一的也是可行性最强的途径。所以,今后相关部门如何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资源的有效开发、整合、利用,以及引领人们进行生产性的投资、规模建设成为今后发展布局中的一大重点、难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加大政策的扶持力度的同时,一定要把农民自身的积极性放在第一位置。正如阿玛蒂亚·森在其《以自由看待发展》着作中所言：“必须把人们看作是要主动参与—在他们有机会时—他们自身前途的塑造的,而不只是被动接受某些精心设计的发展计划的成果。国家和社会在加强和保障人们的可行能力方面具有广泛重要的作用。这是一种支持性的作用,而不是提供制成品的作用。”这种辅助性的政策措施对提高农民的生产生活积性大有益处。
姚坚, 阮冶, 李四新, 刘蔼迎[5]2015年在《30年基诺族跨文化精神病学随访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诺族居住区域相对集中,民族性格同质性强,便于比较文化背景、社会变迁对社会心理及精神疾病的影响,通过文献查阅与作者到实地进行调查,基诺族传统天人合一敬畏心理淡化,从对自然的敬畏转向无所畏俱,更看重个人生活改善,新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增强基诺族安全感和自信心,社会问题发生率降低。某些精神疾病随着社会和环境的变化,精神疾病的患病率也有变化,基诺族精神疾病普遍增加。基诺族烟酒问题仍很突出,精神分裂症和癫痫在未治疗自然状态下预后很差,加强心理卫生健康教育非常必要。长程观察社会变迁对基诺族社会心理和精神疾病的影响,有许多东西值得研究。
李培凯[6]2007年在《5-HT1B受体基因G861C、A-161T位点多态性与基诺族酒依赖相关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探讨云南省基诺族人群中5-HT1B受体基因G861C、A-161T位点多态性与酒依赖的相关性。方法：采用聚合酶链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PCR-RFLP)方法检测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基诺族酒依赖患者(84名)和健康对照人群(50名)5-HT1B受体基因G861C、A-161T位点单核苷酸多态性，计算和比较两组间基因型和等位基因的频率。结果：(1)在云南省基诺族人群中，5-HT1B受体基因861多态性位点基因型以GG型为多见，酒依赖和正常对照的GG型频率分别为30.9％、44％；等位基因频率以G为常见，其频率在酒依赖和正常对照中分别为52.4％、58％；基因型频率和等位基因频率在酒依赖患者与正常对照中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在云南省基诺族人群中，5-HT1B受体基因161位点基因型分布频率以AA型多见，酒依赖人群和正常对照分别为70.2％、88％，在所选正常对照中未发现TT型纯合子，酒依赖中TT纯合子的比例为6％，两组间基因型差异及纯合子频率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按有无T等位基因赋值后二者差异仍存在显着性；等位基因频率以A等位基因多见，酒依赖人群中T等位基因明显高于正常人群，T等位基因在两个人群中的频率分别为17.9％、6％，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1)5-HT1B受体基因G861C多态分布在云南省基诺族酒依赖人群和正常对照中无差异性，5-HT1B受体基因G861C多态性与基诺族酒依赖的发生无相关性。(2)5-HT1B受体基因A-161T多态分布在基诺族酒依赖人群和正常对照中存在显着差异性，5-HT1B受体基因161T多态性可能与基诺族酒依赖的发生有相关性。
李建华, 赵旭东, 李喆, 李培凯, 曾勇[7]2010年在《云南少数民族饮酒与社会变迁研究》文中指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饮酒习惯发生了明显的改变,酒中毒和酒依赖患病率逐渐上升。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民族众多,新中国成立60年来,许多边境地区、
郅晋升[8]2017年在《独龙族精神卫生现况调查》文中研究表明[目的]了解独龙江乡独龙族各类精神障碍患病率及其分布、社会人口学相关危险因素的基本信息。[方法]独龙族精神卫生现况调查:在2015年11月-2016年8月期间,使用《DSM-IV-TR轴Ⅰ障碍用临床定式检查》(SCID-I/P)作为主要调查工具,用整群抽样法抽取独龙江乡1485名年龄在18～65岁的父母均为独龙族的居民进行访谈。[结果]1.独龙江乡独龙族各类精神障碍终生患病率最高为心境障碍(患病率为6.60%, 95%CI: 5.25%-7.81%),其次为物质使用障碍(5.19%, 4.08%-6.46%),焦虑障碍(2.63%, 1.82%-3.50%),精神病性障碍(0.94%,0.54%-1.48%)和急性应激障碍(0.27%, 0.07%-0.53%),最低为躯体形式障碍(0.07%,0.00%-0.20%)。各类精神障碍的终生患病率合计为:9.43%(7.81 %-10.84%)。2.精神障碍危险因素结果:(1)女性、分居/离婚是心境障碍、焦虑障碍的危险因素;(2)再婚是急性应激障碍的危险因素;(3)个体户/临时工是酒精滥用/依赖障碍的危险因素,而信仰基督教为保护因素。3.自杀意念、计划、行为的发生率分别为:6.33%,1.68%,2.16%。在各年龄段中,自杀意念发生率在26-35岁间最高(2.02%),自杀计划发生率最高为18-25岁(0.67%),自杀行为发生率在26-35岁间最高(0.94%)。女性、18-25岁、分居/离婚、丧偶是自杀相关行为发生的危险因素;由于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自杀与受教育程度上的相关并不明显;是否信仰基督教对自杀的发生无明显影响;自杀行为中男性饮酒者人数是未饮酒的8.7倍,但具体自杀原因还需进一步数据分析。在有自杀行为的受访人中,有56.25%的自杀者曾经患过心境障碍。[结论]独龙江乡独龙族情感障碍、物质使用障碍尤其是酒精滥用问题突出,有必要加强独龙族精神卫生知识的健康教育及帮扶当地医疗人员提高精神卫生识别及干预技术;自杀问题在是独龙族中也较为常见。自杀方式以服毒(使用草乌),需减少草乌的持有;女性的自杀多存在家庭矛盾,需加强对夫妻双方的心理疏导,树立健康的婚姻观;独龙江乡和大多数农村地区同样面临精神卫生服务不足的现状。
郭少妮[9]2012年在《西双版纳基诺社会的疾病分类体系与“梦医生”神谕治疗》文中提出医学人类学关注不同文化对疾病的界定和应对方式,患者所处的文化及其背后的隐喻。中国西双版纳传统基诺社会有自己的一套医疗文化系统,对待疾病有一套独有的分类体系和应对方式。在基诺族人看来,个体会因为失魂而产生心理不安和不死不活的生病；也有可能因为外部的突发事件而引起个体患病；还将疾病分为家宅“患病”和村寨“患病”；以及现在基诺社会无法分类的致死疾病这几种类型。经济和政治基础的改变对基诺社会文化影响巨大,现代医疗体系的进入已经逐渐改变了基诺人的就医次序。虽然现代医疗在少数民族地区占主导地位,但西双版纳基诺山扎吕村迄今还大范围存在“叫魂”群众性基础治疗,特殊的“梦医生”神谕治疗。基诺地区传统疗法存在并活跃的原因,必须以医学人类学的视角来进行分析,是基于万物有灵信仰和人鬼世界不可混淆的基本观念,认为疾病产生的原因是灵魂不在其适当的位置。全球化大背景下市场经济对基诺社会的影响深远,基诺地区出现了自身分类体系难以归类,而且现代医疗体系难以应对的“疑难杂症”,“梦医生”神谕治疗就是在这种背景中调适的产物,他不仅仅医治基诺人的身体,更多的是应对本社会的文化失序。本文将讨论现代基诺族的疾病分类体系和应对方式,着重分析基诺族“梦医生”神谕治疗,在强势的现代医疗体系下,传统疗法依然能够在夹缝中生存并活跃,是对现代性背景下现代医疗难以应对的基诺文化失序的特殊诉求。
郭万军, 许秀峰, 赵旭东, 王继才[10]2009年在《社会经济文化变迁对酒消费及其相关健康问题的影响(二)——对移民和少数民族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移民和少数民族为例,对近年来有关社会经济文化变迁影响弱势群体酒精消费及其相关健康问题的文献作一综述。
参考文献：
[1]. 基诺族地区饮酒情况及其相关精神卫生状况调查分析[D]. 郭万军. 昆明医学院. 2003
[2]. 基诺族地区饮酒情况及其相关精神卫生状况调查分析(摘要)[J]. 郭万军, 许秀峰, 赵旭东. 昆明医学院学报. 2005
[3]. 基诺族酒精依赖综合征的危险因素及饮酒相关精神卫生状况恶化的原因调查分析[C]. 赵旭东, 许秀峰, 郭万军, 曾勇, 万文鹏. 第四届泛亚太地区心理卫生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集. 2005
[4]. 社会医学视角下的傈僳族嗜酒行为分析[D]. 李申升. 云南大学. 2011
[5]. 30年基诺族跨文化精神病学随访研究[J]. 姚坚, 阮冶, 李四新, 刘蔼迎.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5
[6]. 5-HT1B受体基因G861C、A-161T位点多态性与基诺族酒依赖相关性研究[D]. 李培凯. 昆明医学院. 2007
[7]. 云南少数民族饮酒与社会变迁研究[J]. 李建华, 赵旭东, 李喆, 李培凯, 曾勇. 上海精神医学. 2010
[8]. 独龙族精神卫生现况调查[D]. 郅晋升. 昆明医科大学. 2017
[9]. 西双版纳基诺社会的疾病分类体系与“梦医生”神谕治疗[D]. 郭少妮. 云南大学. 2012
[10]. 社会经济文化变迁对酒消费及其相关健康问题的影响(二)——对移民和少数民族的研究[J]. 郭万军, 许秀峰, 赵旭东, 王继才.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