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国际形势中若干跨世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形势论文,跨世纪论文,当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足迹在本世纪仅剩下数百天行程，即将迈进的是一个充满变数、然而势必更加辉煌的新世纪。“面向21世纪”，这已成为一切国家作出思考、构想、规划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当今国际形势中的许多重大政治经济问题，无论已成共识抑或尚存争议，都将被带入新世纪，有待于我们继续深入研究。本文简要讨论几个问题。
一、关于世界多极化问题
多极化体现着世界格局的发展趋势，与我国的利益息息相关。邓小平于80年代后期多次谈到，发展中国家在崛起，世界事务不再由美苏两家说了算，这些思想奠定了多极化论的基础。1990年初他更加明确地指出：“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页）多极化论是对世界客观现实与发展趋势作出的概括，经过多年的实践检验，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科学性和生命力。学术理论界最初在展开讨论和具体阐述多极化问题时，较普遍认为除美国和苏联外，世界上已经出现了欧洲、日本、中国等多个具有不同程度世界影响的力量或力量中心。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较大的提法是宦乡教授1987年岁末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发表的“政经多极”一说。冷战结束后不久，学术理论界又逐渐形成了一种被较多学者认可的“一超多强”的提法。
我国一贯坚持多极化理论。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这是我国近期对多极化问题最权威的、统一的基本看法。学术理论界的某些争议集中在多极化的内涵与态势的具体解释方面。
多极化论的实质在于如何认识当今具有世界影响的力量或力量中心的布局及其相互作用，如何衡量超级大国的影响力，也包括如何看待我国的国际地位。“多极化”是相对于当年曾经有过的“两极”而言，所谓“化”系指多极世界形成之前的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世界向多极化发展，意味着已不是一极世界。美国强调“一极世界”、“单极世界”，无非由于它自恃综合国力最为强大，在与其他具有世界影响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优势。但是，美国也不是强大到足可随心所欲“主宰世界”的地步，而且其总体实力在逐渐相对下降。例如，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在二战后曾超过全世界的一半，今天只占27 %， 预测2020年会降至10—15%。美元在世界外汇储备中的比重，至下世纪初，估计将从目前的60%降为40—50%，而欧元将占30—40%，两者将呈分庭抗礼之势。
关于多极化的态势，“一超多强”这种概括其实比较中肯，但还是引起了争议，原因在于理解不同。“一超多强”不像“一超四强”说法那样绝对，所以较为合理。第一，“超”与“强”本身便体现了彼此实力和影响力的差别，“一超”肯定了美国的明显优势和特殊地位，而且看来这种状况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第二，多极化中的这个“化”，进程加快，反映了“多强”的作用增大和数量增多的趋势，与“一超”的差距将逐渐缩小而不是扩大。第三，“多强”中的“多”，不是定数，其中最大的变数，从质量上讲，一是俄罗斯何时振兴强盛起来，二是德国的独特影响力将在多大程度上超出欧洲，尤其是前者；从数量上讲，“多强”将逐渐增加，且必然是从发展中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集团中产生。第四，“多强”并非发达大国或列强的同义语，因此不能说“一超多强”的说法就是“搞大国外交”；“多强”之一的中国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谈不上“一超多强”的说法“脱离了第三世界”。
多极化论在世界上日益引起共鸣。自从1997年以来，俄罗斯、法国领导人以及美日等国的一些舆论均程度不等地予以认同。1997年4 月中俄国家元首联合声明中指出：“双方认为，20世纪末的国际关系发生了冷战结束、两极体制消逝的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的积极趋势加速发展。”1997年5 月中法国家元首联合声明中也强调指出：“不断发展的中国和联合的欧洲将在新的多极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要指出的是，1998年11月江泽民主席非正式访俄，在同叶利钦总统会谈后发表的《世纪之交的中俄关系》文件中，就多极化的意义作了进一步阐述，内称：“国际关系具有建设性的多极化进程有助于建立一个平衡、稳定、民主、不对抗的新秩序。这一趋势客观上符合所有国家的根本利益。”从不同角度的强烈反应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多极化论的影响还将继续扩大。
二、关于大国关系调整问题
大国格局虽不等于世界格局，但两者紧密联系，至少可以说，大国关系是构成和影响多极化的重要内容。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最近一两年，大国关系处于深入调整之中，其重要标志是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战略伙伴关系。大国关系调整无疑是出于各自的利益需要，但又必须以尊重共同利益为前提。在多极化条件下，大国之间应当是一种彼此受益的、互不敌对、互不对抗的新型关系，要以对话、协商的办法来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任何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势必牵动第三方，形成多角，既相互牵制，又互动促进，从而保持某种相对平衡。双边关系的健康标志在于不针对第三国，三角关系的合理运行在于不打牌即联合一方反对另一方，而集团政治则完全不符合冷战结束后的时代潮流。保持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对于国际形势的稳定至关重要。
冷战结束、世纪之交，大国关系调整中初步呈现一些新的特点。第一，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旋律下，各大国几乎无例外地都在推行面向21世纪的战略。对内“自强不息”，将经济建设置于首位，借助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发展，实行变革或政策调整，以提高和壮大综合国力；对外“竞争共处”，力争在相互关系中改善自己的处境，赢得尽可能有利的位置，加强自身的作用和影响，为本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第二，大国关系因其长远性、全面性和多维性，无不具有一定的战略含义。大家都提出要面向21世纪，致力于建立诸如“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全面伙伴关系”、“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等长远目标。“战略关系”、“伙伴关系”不具结盟性质，是冷战后多极化进程中的新鲜事物，可能成为重建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一种过渡现象。第三，经济因素成为大国关系中首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大国关系调整的前提应该是竭力谋求、协调和平衡彼此的经济利益。同时，在经济一体化和经济互补基础上形成的外交，必然带有全方位性。第四，国际政治民主化将成为大国关系调整中的一个重要目标。各大国受制于时代主题和国家利益，包括实际推行霸权主义的国家在口头上也要表明对促进世界和平、谋求共同发展的意愿。鉴于大国之间的利益难以协调，它们的关系能否产生良性互动，甚至走向机制化，还需要作坚持不懈的努力。反对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将是大国关系调整中不可避免的一项长期任务。第五，大国关系调整不可能一帆风顺，其复杂性反映了国家利益的特殊性和世界的多样性。依存性加强，同时竞争性加剧；自主性加强，同时互补性日增。竞争与合作同在，摩擦与妥协并存；矛盾迭起，对话增多；彼此制衡，相互关系将越来越在深层次发生变化。
中俄关系堪称大国关系的榜样。中俄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作为发展国家关系的准则，建立了着眼人民、着眼未来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及各级对话机制。中俄都坚持奉行和平共处诸项原则，创立了保障边界安全的独特模式，不仅明确划分了边界，还规定了在边境地区削减军队、建立相互信任和增加军队透明度的措施。两国领导人本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和对人类未来的历史责任感，在国际事务中不断加强协调与合作。两国领导人一再确认，彼此不仅在双边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主要的国际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的相互理解。
我们在讨论多极化、大国关系以及经济全球化等问题时，都要涉及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历来都非常重视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强调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永远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冷战结束以来，发展中国家由于政治上加强团结和经济上加速发展，其政治地位和联合反霸意识增强，同时也在逐渐提高自己的经济作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需求增大。这种客观趋势将会在新世纪进一步发展，并且越来越要求缩小南北关系中的经济差距，增强发展中国家政治地位与经济作用之间的协调性。
三、关于经济全球化问题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热门话题之一。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强调指出，我国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其主要标志是形成了全球经济系统，贸易自由化程度提高、范围扩大，世界贸易迅速增长，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1998年全球外来直接投资总额超过4000亿美元），跨国公司更趋活跃且成为世界经济的主体，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日益规范化，国际贸易组织的地位更显重要。1997年七国集团经济声明和八国首脑丹佛会议公报下了一个定义，说“全球化包括扩大思想与信息、商品与服务、技术与资本在国际上的流通”，强调要“促进世界所有地区的过渡中的和发展中的国家成功地融入全球经济”。尽管目前世界上几乎还有一半地区没有加入全球化进程，但是经济全球化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经济全球化的成因非常复杂。一方面，西方国家对经济政策进行改革性调整，技术创新速度加快；另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改变发展战略，实行开放政策，两者结合，从而出现了经济全球化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自由化三者并行的局面。从根本上说，经济全球化取决于资本的作用。马克思曾经说过：“创造世界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1 页）资本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力图把它的关系推向全世界，要求把生产变成国际的生产，把市场变成国际的市场。
经济全球化既会给世界经济带来活力、促进世界经济持续增长，也将使各国的经济安全面临风险和挑战。一切国家均受其左右，也都可以利用它。发达国家的处境当然更为有利，发展中国家则难免被动。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只能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争取机遇，迎接挑战。
要认识全球化。“全球化”是在市场化和信息化条件下，随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自由化应运而生的。鉴于生产要素的全球自由流动主要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内进行，所以全球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资本主义的影响向全球扩张。目前主要是西方几个经济大国控制着全球化进程，并试图将其变成主宰国际社会的工具。美国的意图尤为明显，它要使“全球社会”建立在美国的价值原则、行为规范和文明特性的基础上。经济全球化虽然有利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国家开辟了更大的商品市场，获得了更广阔的投资场所，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新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但也给资本主义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加剧贫困和失业等社会矛盾，导致新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暴力冲突，保守主义势力与工会结合起来反对全球化；如此等等。所以，经济全球化也并非造成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
要适应全球化。面对经济全球化这一世界潮流的挑战，我们不能无所作为。我们要确定自己的原则立场，拿出行之有效的对策，争取掌握主动权。要力争在承认经济发展模式多样化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开放、利益均衡和非歧视性的世界市场，形成和完善国际通用的经济活动准则和惯例。
要驾驭全球化。全球化是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时代产物，作为一种趋势，其进程会有急有缓，但总体上不大可能出现逆转和倒退。我们不可存有任何侥幸心理，而必须致力于加速我国的经济发展，缩小我国经济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和经济利益，这样才得以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应付裕如，破浪前进。
我国对于经济全球化的原则立场，在1998年11月23日发表的《中俄高级会晤结果联合声明》中有充分的表述：“世纪之交，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正在成为决定世界经济状况的重要因素。中俄支持并积极参与这一进程。同时，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已发展到了必须将保护主权国家的经济安全列为最迫切的问题的阶段。因此，尤其重要的是必须在经贸关系中恪守平等互利和地区开放原则，消除国际贸易中各种形式的歧视，摒弃利用货币金融杠杆将有损于某国合法民族利益的政治经济条件强加于人的企图。一系列地区和国家出现金融危机的教训证明，困难时期应该相互支持，而不应借机谋取私利。”
四、关于地区热点问题
如何看待地区热点问题，关键在于弄清世界总体形势趋于缓和与经常出现地区热点的关系、地区热点产生的原因以及减少乃至消除地区热点的途径。
冷战结束后的事实证明，国际总体形势仍在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其主要含义是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进一步减小。冷战结束并没有排除地区热点的发生，相反，一些地区的矛盾和冲突此伏彼起、连绵不断，带有一定突发性。据统计，冷战结束前地区冲突事件平均每年7起， 而冷战结束后的这七年平均每年达12起，反而增多。举其大者，如北约东扩、巴尔干地区动乱（波黑战争、阿尔巴尼亚骚乱、科索沃武斗）、中东和平进程受挫、伊拉克事件、阿富汗内战、非洲暴力冲突（扎伊尔卡比拉武力推翻蒙博托政权、安哥拉和平出现曲折、卢旺达难民问题、布隆迪部族矛盾一再激化等）、东南亚金融危机、印巴核试验，等等。原因错综复杂。从一国内部或国家之间的关系来看，领土、民族、宗教和资源问题是引发矛盾、纠纷和冲突的基本因素。民族国家竞起，一些国家的民族扩张主义恶性膨胀。原教旨主义在宗教狂热中抬头，恐怖主义成为一种国际公害。时代主题之一“发展”的地位急剧上升，围绕资源开发连同领土归属方面的争执增多。从地区范围来看，如欧洲，当年北约与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对峙，保持着紧张的稳定，华约解体后制衡力量骤然消失。从世界范围特别是透过美国的全球战略来看，与“冷战结束”相悖的冷战思维依然存在，地区热点给美国的干预提供了可乘之机。冷战结束后和克林顿总统第二任的美国全球战略，均未脱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臼巢。美国修改国防计划过程中，据报道“为了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必须积极干预世界局势”的气势颇盛。可以断言，只要产生矛盾和冲突的内外根源犹在，地区热点就无法根除，因而地区冲突对于世界总体形势的消极影响也就不容低估。
北约东扩与其说是地区热点问题，还不如说是全球性问题。北约作为冷战时期的产物，是美国确立和保持它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和“领导地位”的主要手段。华约消失和苏联解体之后，北约理当相应地结束，而美国却带头策划和竭力推动北约东扩，在冷战结束条件下继续谋求世界霸权。在俄罗斯的坚决抵制下，北约东扩暂时放慢了节奏。尽管如此，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北约东扩的后果是严重的。
巴尔干素有“火药桶”之称，冷战后这里可谓多事之秋。波黑三个民族，人口与所占土地不成比例；三种宗教摩擦；背后又分别有美、欧（德）、俄三大国际势力支撑，于是战争浩劫持续4年之久。1997 年的阿尔巴尼亚骚乱，1998年的科索沃事件，由于或是经济危机或是民族分立主义挑起，都有深刻的国际背景，后者至今还没有了结。
东南亚金融危机最值得总结的是其原因。金融调控机制不健全，汇率政策失当，债务负担过重，经济结构存在缺陷，经济增长乏力，等等，属于内因。这是遭受金融危机冲击而损失惨重国家的通病。信息技术和交通、通讯技术迅速发展，国际资本的扩张突破了国家间传统经济疆界对经济活动的限制，等等，属于外因。这是必须正视的客观存在。内因和外因的界限日益模糊，且相互交织，黑手极易插入。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国际经济体系固有缺陷的必然反映，是国际经济旧秩序产生的严重后果。所以，要防范金融危机，就必须调整好内部经济结构，处理好同国际经济体系的关系。
其他热点事例不一一细述。总之，面向21世纪，认真对付地区热点问题尤显迫切。
要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在消除和防止地区热点方面，联合国负有特殊使命。联合国有必要也有可能成为维护世界秩序最具权威的国际机构，理应担当起协调和管理世界事务的责任。然而，美国却把联合国看作是对它为所欲为的束缚，竭力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总想绕开联合国单独行动。它使用巡航导弹袭击苏丹和阿富汗，就这么干了，在科索沃想擅自动武而未能如愿。关于联合国应有的地位和职能， 1998 年11月23日江泽民主席非正式访俄与叶利钦总统会晤结果，在联合声明中特别强调指出：“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核心作用。通过联合国的行动能够更加充分和更加明显地体现出日益增长的世界多极化潜力，并在处理国际事务中逐渐排斥单方面的或狭隘民族主义的行径。”文件中还称：“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怀疑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安理会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任何绕过安理会的企图都将导致对现有维和机制的破坏和国际事务的混乱，造成以强权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的事实。”
要加紧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邓小平高瞻远瞩，在冷战结束前夕便提出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1995年江泽民主席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上，言简意赅地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创造安全可靠、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恪守以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国家关系准则；建立互利互补、共同发展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造成自主选择、求同存异的国际和谐局面；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的挑战。 上述江泽民主席与叶利钦总统1998年11月联合声明，就建立国际新秩序问题又提出了新思想，指出：“当今世界的丰富多彩，多种文化的并存与互补，是人类不断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承认和尊重世界文明的多元性是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必要条件和客观要求。历史、文化、经济及社会政治制度的差异不应成为冲突或相互疏远的根源或理由，而应成为相互增益和相互完善的动力。”
我国领导人一再呼吁要把一个和平与稳定的世界带进21世纪。这就必须避免和消除地区热点，至少将其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这也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本质要求。
五、关于原苏东国家转型问题
原苏联东欧地区国家的转型问题，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所谓转型，不仅在于实行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还涉及发展道路问题。
市场化存在不同模式。迄今为止，世界上的经济发展有过两大模式：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模式也是多样的，通常说的有美国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日本的融东西方为一体的市场经济，英国的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的市场经济，韩国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印度的从“半管制”走向市场化的经济；等等。俄罗斯和中东欧其他国家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最终属于哪一种市场经济，尚需观察，但可以肯定一点，即必须适合本国国情，生搬硬套别国模式是不行的。从各国转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来看，症结主要在于一是私有化的程度，二是如何处理市场调节与政府宏观调控的关系。俄罗斯曾经试图照搬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结果频频失误。普里马科夫担任政府总理之后，坚持市场经济方向，但要求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注重发展民族工业，用意就是想找到一种符合俄罗斯国情的市场经济模式。
转型期出现某些共性现象。俄罗斯和中东欧其他国家，经几年探索，多数国家的经济形势不同程度地开始好转。其中有一些带规律性的经验和教训。例如：它们注意保持政局稳定，无论哪个国家，政局混乱时就难以集中精力搞经济，有的国家即使当权的政治力量发生更迭，但由于保持了政局稳定，经济发展并未受影响。它们逐步认识到一切要从本国实际出发，需要借鉴而不是照搬别国的经验，否则就会碰壁。它们从最初单纯政治上考虑推行私有化，转向以发展经济为目标，几乎都遇到经济结构失衡、生产滑坡、失业增加、高通货膨胀、巨额财政赤字、商品短缺、生活水平下降、贫富悬殊加重等难题，终于得出共识：要在多种所有制基础上和在适当宏观调控条件下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它们重视对外开放，将吸引外资和高新技术，资源和产品优势互补，作为发展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它们积极加入经济一体化之列，在此基础上形成全方位外交，当然也有些向强势国家倾斜。
这些国家的发展前景存在着双重可能性。苏东剧变后新出现的社会民主党（含社会党和工党），以背离和抛弃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为特征，这不同于传统社会民主党以维护和改良资本主义为特征。它们同老社会民主党之间既有共同点，也存在差别，如果只看到共同点，那就只能导致民主社会主义一种结论；如果既看到共同点，同时又看到差别，那就会看到两种可能的前景——民主社会主义或者“本国特点社会主义”。研究原苏联东欧地区各国新情况、新问题时，不应该再以苏联模式的理论和实践来衡量“姓社”还是“姓资”。这里的许多国家仍处于变化过程之中，斗争反复无常，政治势力你下我上。有些国家市场经济体系并未形成，“三权分立”名不符实，多党制发育不良，新体制并未定型。历史与现实都充分说明，恢复苏联模式是再也行不通的，照搬资本主义的一套也是注定要碰壁的。区别于两者的选择，看来是一条“中间路线”，即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发展道路。在这些国家复兴社会主义（绝不意味着恢复苏联模式！）道路不会平坦，可能要几经反复。卢卡申科总统在谈及白俄罗斯搞市场社会主义社会时说：“我们也不打算照搬什么人的社会主义模式。我们的社会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传统、自己对未来的看法。我们正是选择这样的社会。”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他还说：“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我们应该运用邓小平的这个理论，来仔细观察和认真研究原苏联和东欧地区国家的社会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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