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与“第三种人”的论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种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汶打出了“第三种人”的旗号
左联是三十年代初在上海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的简称。其盟主就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 旗手鲁迅，他虽不是中共党员，但却自觉地接受党的正确领导，而左联的组织领导者周扬、 冯 雪峰等，则都是中共党员。党通过左联团结了大批进步作家，为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 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与“第三种人”的论争，则是在左联成立以 后展开的影响深远的理论斗争之一。
“第三种人”与“新月派”、“自由人”不同，他们不是资产阶级绅士政客、学者教授， 也不是上海滩上破落户的飘零子弟，散兵游勇。而是同左联有着很深交往，甚至参加过左联 的“同人”，他们也曾翻译过苏联的文艺著作，并自称是拥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无 产阶级文学迅猛向前发展的时候，他们从无产阶级文艺阵营中分化出来。其代表人物即后来 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苏汶。
苏汶原名戴光崇，又名杜衡，1926年毕业于上海南洋中学，不久即与就读于大同大学的施 蛰存和就读于震旦大学的戴望舒相识。当时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准备共同留学法国。 于是他们常在一起研读法国浪漫派诗人雨果、拉马丁、缪塞的作品，并开始翻译他们的诗作 。这年3月，他们共同创办了《璎珞》旬刊。1926年正是第一次大革命走向高潮的时期。7月 ，国民革命军联师北伐。10月，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革命前进的步伐吸引了苏 汶与他的朋友。于是，他们停办了《璎珞》，走出文学殿堂，投身到实际斗争中。苏汶与施 蛰存、戴望舒一同加入了共青团。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形势骤然紧张，他们随 后即离开上海。苏汶与戴望舒同回杭州，而施蛰存则回松江老家。苏汶自称他此时的“心境 非常沉闷”，便随同戴望舒来到松江，与施蛰存一道办起了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的“文学工 场”。其间，冯雪峰因北京军警在北新书局抄到他的一部译稿，扉页上写有“这本译书献给 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人们”，为此遭到通缉，被迫南下到施蛰存家。冯雪峰是颇负盛名的湖 畔诗社的诗人，大革命失败后加入中共，既有铮铮硬骨，又重友情义气。冯雪峰的到来为“ 文学工场”增添了新鲜活力。在冯雪峰的影响下，“文学工场”开始翻译苏联的进步文学作 品。1928年初夏，“文学工场”一班人全部移师上海。办起了“第一线书店”以及《无轨列 车 》杂志，冯雪峰在革命文学论战中写的《革命与知识阶级》即发表在《无轨列车》上。1929 年至1930年初，在苏联“普罗文学”的影响下，上海的一些进步作家提出了“无产阶级 革命文学”的口号，发起成立左联，冯雪峰是发起人之一，在他的介绍下，苏汶和戴望舒均 参加了在上海中华艺大召开的左联成立大会，成为左联第一批盟员。施蛰存则因为回松江而 未能参加。
从苏汶的这段经历来看，他虽一度从一个自由文学入进入了左翼文学的队伍；然而，随着 革 命文学在白色恐怖中艰难地向前发展，则不免有落伍者，甚至转向者，而苏汶即在左翼文学 阵营的后院“放了一把火”。
1932年5月，施蛰存在上海创办了《现代》杂志，并声明“本杂志并不以预备造成任何一种 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以达到某种超脱。就在左联集中火力批判“自由人”胡秋原时 ，苏汶却趁机在《现代》第一卷第三期发表了《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的文章 ，扯起了“第三种人”的旗帜，声称“在‘知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 阶级争着文坛霸权的时候，最吃苦的却是这两种人之外的第三种人。这第三种人便是所谓作 者 之群。”对此施蛰存明确指出，苏汶“这话是讲得很明白的。所谓‘知识阶级的自由人’， 是指胡秋原所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及其文艺理论。所谓‘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 ，是指无产阶级及其文艺理论。在这两种人的理论指挥棒之下，作家，第三种人，被搞得昏 头转向，莫知适从。作家要向文艺理论家的指挥棒下争取创作自由，这就是苏汶写作此文 的动机。不是很明白吗？‘第三种人’应该解释为不受理论家瞎指挥的创作家。”
这表明，施蛰存作为追求进步的有成就的作家，对苏汶的“第三种人”早有明白的认识。 左联的许多作家则清楚地看到，所谓“第三种人”的出现，乃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左翼 文化的压迫一天一天严重，他们就公开打出小资产阶级的旗帜，声称他们既不是资产阶级的 作家，也不是无产阶级的作家，而是小资产阶级的作家，算是‘第三种人’。他们在国民党 压迫左翼作家，限制自由创作的情况下，不向国民党去争取创作自由，而向左翼方面去争取 创作自由。”曾经担任过左联宣传部长、行政书记的任白戈的这番话，确是体现了当时左联 对“第三种人”的定性。
瞿秋白与鲁迅对“第三种人”的批判
事实上，苏汶并未成为如他所说的“第三种人”，而是要与左翼文艺为敌。他讥讽“文学 是个 卖淫妇，资产阶级想占有她，无产阶级也想占有她，于是文学便只好从良”，以此否定 文学的阶级性，并攻击“左翼文坛霸占着文学”，使“文学不再是文学了，变为连环画之类 ；而作家也不再是作家了，变为煽动家之类。”
左联阵营最早对“第三种人”进行批驳的是那时在上海与鲁迅并肩战斗的瞿秋白，他在署 名易嘉的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学是附属于某一个阶级的，不同的阶级各有各的文学， 根本用不着你抢我夺。“只有这些文学之间发展着剧烈的斗争：新兴的阶级，从前没有文学 的，现在正在创造自己的文学；而旧有的阶级，从前就有文学的，现在是在包围剿灭新兴阶 级 的文学”，同时强调，“每一个文学家，不论他是有意的，无意的，不论他是在动笔，或者 是沉默着，他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在这天罗地网的阶级社会里，你逃不到什 么地方去，也就做不成什么‘第三种人’。”
继之，周扬又写了《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一文，参与对苏汶“第三种人”的批 判。面对来自左联的声讨，苏汶又先后在《现代》上发表了《“第三种人”的出路》、《论 文学上的干涉主义》，坚持自己的立场，认为左翼文学即是文学“受某种政治势力的干涉” ，“成了某种政治势力的留声机”，于是高声反对“文学上的干涉主义”。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左联盟主的鲁迅，当然不能保持沉默。他撰写了著名的《论“第三种人”》。其中不无 讽刺地说道：“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 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 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
鲁迅同时针对苏汶关于“第三种人”因为害怕左翼理论家的批评“而被迫搁笔的观点，作 了反驳：“其实，这‘第三种人’的搁笔，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评的严酷，真实原因的所在， 是在做不成这样的‘第三种人’，做不成这样的人，也就没有了第三种笔，搁与不搁，还谈 不到。”
鲁迅的《论“第三种人”》是左翼文坛对“第三种人”论战的最有份量的一篇檄文。然而 ，耐人寻味的是鲁迅的这篇驳斥苏汶观点的文章却是先交给了苏汶，并由他转交《现代》杂 志发表的。这至少可以说明，当时左联对“第三种人”的论战，尚未形成水火不相融的局面 ，鲁迅对于苏汶，还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用说理的态度，希望他能认识错误，转变立场。 冯雪峰生前回忆说：“鲁迅《论‘第三种人’》最后一句‘怎么办呢？’是我加上的，引用 苏汶的原话，意在给对方留了后路。”
当年苏汶收到鲁迅《论“第三种人”》的手稿时，其心态如何，不得而知。但他并未将此 稿扣下，而是坦然地交给施蛰存并在《现代》上刊发。这一细节可以说明当时这种论争，既 有双方观点上的不妥协，又有私人情感上的包容，既有斗争上的激烈，又有方式上的平缓。 当年参加这场论辩的几位主要人物，都是彼此有了解的，双方的文章措辞，尽管有非常尖刻 的地方，但还是作为一种文艺思想来讨论。所以，林默涵在建国后一次谈到当年鲁迅对“第 三种人”的态度时，曾说鲁迅那篇《论“第三种人”》的文章，“在理论上毫不妥协，指出 作家超阶级的不可能，同时又有劝诱他们认识真理之意，而不是简单地骂。等到他们真正变 成了国民党的鹰犬时，鲁迅先生就毫不留情地加以鞭挞了。”
其后，鲁迅还写了《又论“第三种人”》，批驳了攻击左翼理论家“愚蒙透顶了”的论调 。直到1936年，鲁迅在《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杂文中，还点到了苏汶、韩侍 桁、杨邨人之流的“第三种文学”。这是因为，1935年，苏汶、韩侍桁、杨邨人合伙办有 一个《星火》月刊。《星火》遂成为“第三种人”的言论阵地。为此，一直不赞同“第三种 人”及其文学观点的施蛰存说：“这个刊物，才可以称为‘第三种人’的同人杂志。他们隐 然有结合‘第三种人’帮派之意，我对杜衡的这一倾向极不满意，因而连朋友交情也从此冷 淡了。”
张闻天的文章与左联的反思
左联与“第三种人”的论战在上海文坛造成极大影响，也引起了各方关注。在此要特别提 到1932年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发表的署名“歌特”的文章，题目为《文艺战线上的关门 主义》。文章直言不讳地指出：“使左翼文艺运动停留在狭窄的秘密范围内的最大障碍物， 却是‘左’的关门主义。”继之，他论述了这种关门主义的首要表现在于否认“第三种人” 与“第三种文学”的存在，认为这是“非常错误的极左观点”。并称“在中国社会中除了资 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文学之外，显然还存在着其他阶级的文学，可以不是无产阶级的，而同 时又是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这种文学不但存在着，而且是中国目 前 革命文学最占优势的一种（甚至那些自称无产阶级文学家的文学作品，实际上也还是属于这 类文学的范畴）。排斥这种文学，骂倒这些文学家，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的走狗。这实际上就 是抛弃文艺界革命的统一战线，使幼稚到万分的无产阶级文学处于孤立，削弱了同真正拥护 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学做坚决斗争的力量。”文章的结论为：“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 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同盟者。”
歌特的观点高屋建瓴，显然不同凡响，给当时的左翼文化界震动很大。歌特是谁？一时成为 文艺界关注的焦点。当然，这一答案在当时并未明朗，人们只能从文章的高度和语气中推测 歌特一定是一位中共领导同志。事实上，直到近几年我们才从史学家的有关研究论证中了解 到，歌特即当时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工作的张闻天。
张闻天的文章当时确有拨正是非的功效。夏衍在其《懒寻旧梦录》的回忆中，以大篇幅谈 到了这篇文章，并认为它“无疑是上海左翼文化运动开始摆脱左倾教条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 ”。确实，张闻天文章发表后，左联部分同人开始对这场论争进行反思。冯雪峰即分别以“ 洛扬”和“丹仁”的署名，发表有《并非浪费的论争》和《关于“第三种人”的倾向与理论 》两文。其中无论是观点和语气都显得较为宽容。文章提到：“我们不把苏汶先生等认为我 们的敌人，而是看作应当与之同盟战斗的自己的帮手，我们就应当建立起友人的关系来。” “我们认为苏汶先生的‘第三种文学’的真正出路，是这一种革命的，多少有些革命的意义 的，多少能够反映现在社会的真实的现实的文学。他们不需要和普罗革命文学对立起来 ，而应当和普罗革命文学联合起来。”
很显然，冯雪峰的观点是受着张闻天文章的影响。事实上，鲁迅亦曾说过：“左翼作家并 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 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茅盾当时也曾对夏衍和叶以群说过：“排斥小资 产阶级作家，左联就不能发展，批‘第三种人’的调子，和过去批我的《从牯岭到东京》差 不多。”言辞之间，不难读出茅盾对这场论争的基本态度。
在回望左联与“第三种人”论争的这段历史时，不能不特别提到“第三种人”的代表人物 苏汶的结局。抗战爆发后，苏汶便抵香港，与在香港办“蔚蓝书屋”的陶希圣搞在一起，以 后又随陶返重庆，公然投靠了国民党，进入《中央日报》社。同为“第三种人”的杨邨人 在组织派其往洪湖苏区工作后，因根据地失陷而逃往汉口，叛党变节。这一结果恰恰说明了 在当时尖锐的阶级斗争环境中，“第三种人”是很难超然的。由此，更能感受到瞿秋白与鲁 迅对“第三种人”的透视力和洞察力。尽管左联与“第三种人”论争的硝烟早已消散，但关 于论争的争论甚至延续至今。好在我们已经能够客观地、冷静地来面对这段历史，这本身就 是一种历史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