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邓小平理论是否形成问题的思考与论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深入学习、研究、宣传《邓小平文选》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一个原已提出并存在着、现在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人们的认识和观念的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并给予理论上的阐发和说明。这个问题就是：邓小平理论〔1〕是否形成？本文着意就此进行一番分析和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邓小平理论是否形成（或者说有没有一个邓小平理论）问题，是在我党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念并对这一理论予以概括和总结之后提出来的。后来，伴随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出版和学习，这一问题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载体（即《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的文章体裁和语言表达形式，又被引发为一系列的疑问或疑惑。这些疑问或疑惑，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其一，邓小平同志的著作主要是一些讲话、谈话和批示，没有多少长篇大论的思辨性文章。这样的著作算不算理论著作？
其二，邓小平同志的诸多思想观点，是在论述和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提出来的，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策略、方针、政策密切相关并融合在一起。这样的思想观点，是理论结论还是经验层次的思考？
其三，邓小平同志所表述的思想观点，大多是以论断的形式直接了当地提出来，不追求细致的推理和严密的论证，缺乏较完整的归纳或演绎过程。这样的阐述方式和思维方式，能否使一系列思想观点构成为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
这些疑问或疑惑，构成了邓小平理论是否形成这样一个问题。单就问题的提出来看，它源于认识而不是源于立场，意在搞清弄懂而不在于妄加否定。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分析、说明和论证，使问题得以解决，使疑问或疑惑得以消除。
二、问题的引申
在回答邓小平理论是否形成这一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即什么是理论，首先做出说明。什么是理论的问题，实际上是邓小平理论是否形成问题的引申。对两个问题的解答和说明，具有相关性和连带意义。
“理论”这一概念，通常是与实践相比较来使用的。由于从大的方面可以将人类活动归结为实践和认识（或理论）两大类，故而“理论”概念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使用频率极高。但尽管如此，人们对“理论”概念的理解，却并不一定准确、完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理论怀有某种神秘感。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马克思曾指出：“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
为了科学、严格、准确地揭示理论的涵义，我们可参阅几种具有权威性的辞书对“理论”辞条的阐释，以期找出其中的共同性。《现代汉语词典》对“理论”的解释是：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辞海·哲学分册》的解释是：指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的解释是：概括地反映现实的概念和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的结果。
这几种对“理论”的解释，虽然在表述上有些差别，但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根本方面是一致的。综括其中的要点，有以下几条：（1）理论反映的是事物的客观过程及其相互关系，揭示的是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2）理论是一种理性认识成果；（3）理论由概念、原理组成；（4）理论是系统化了的观点体系。这些方面，揭示了理论的基础、本质、特征及其构成，勾画了理论的大致轮廓。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对理论试作如下规定：理论是对事物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是由一系列具有内在联系的概念、原理组成的观点体系。
按照我们对理论所作的规定，去说明和判定一种理论是否形成和是否存在，主要应当把握这样几点：第一，要看它对事物的认识达到何种层次。认识如果只局限于和停留在事物的表面和现象，而没有深入到事物的内里和本质，它就没有上升为理论。理论是一种理性认识或理性认识成果，其根本标志就在于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联系，揭示事物的规律和发展趋势。第二，要看它是否形成了一系列概念（即范畴）、原理。概念（或范畴）是构成理论的基本要素，是“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3〕；原理则是阐发理论内容的基本单元。任何理论，不能不形成为一系列概念和原理，没有概念和原理的理论是不存在的。第三，要看由概念和原理揭示的各种观点之间是否具有内在的联系，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理论不是单一的观点，它表现为一个观点群。构成理论的众多观点不应是彼此孤立的，而必须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它们必须围绕一个中心或一条线索有秩序地排列、合乎逻辑地展开。否则，观点再多、再丰富，也不能形成理论。
至此，我们对什么是理论以及如何判定理论问题，应该说是讲清楚了。然而，我们却不能不遗憾地指出：这样来规定和判别理论，仍然是学理主义的，是对理论所作的理论规定或理性说明。如果我们不局限于此，而是把理论放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放在更深厚的背景下去界定它，理论会显示更多的特性。其中，一个带有本质意义的特性是我们考察理论时万万不可遗漏的。这就是：理论来自实践又指导实践，理论反映客观实际又改变客观实际，而后者即指导实践、改变客观实际，对理论来说又是至为重要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对实践和现实生活没有作为的理论，是无用的、空洞的，是对理论本性的背叛，是一种非理论，不成其为理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4〕
如此来看，我们对什么是理论的规定以及判别标准，除了从对理论的一般规定方面去考察外，而必须同时把理论放在与实践、与现实生活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中去把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对理论的全面认识，才能正确回答邓小平理论是否形成的问题。
三、问题的解答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邓小平理论是否形成”问题上来，对在这一问题上所产生的各种疑问或疑惑进行分析和解答。
首先，邓小平同志的著作主要是一些讲话、谈话和批示，没有多少长篇大论的思辨性文章，这与是否形成了理论没有本质的必然的联系。理论创造需要著书立说，但以什么形式去著书立说却没有固定的模式，相反它要服从于理论内容的需要。就对某一理论的阐发来看，黑格尔为说明“绝对精神”对于整个世界的本原意义，所采取的是一种严密的、纯思辨的、带有强制性的“正、反、合”三段推论形式；尼采为扶持他的“权力意力”和“超人学说”，往往通过形象塑造和诗化的格言、警语来完成。他们所采用的形式就很不一样。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来看，其理论阐述方式亦大不相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是在对现实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严密的逻辑论证、以大部头理论著作《资本论》巨著来阐发的；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却是在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通过一系列报告、讲话和文章逐渐形成的。理论内容并不受制于理论的阐述方式和表现形式这种情况，正如同文章写得好坏取决于内容而不取决于形式是一个道理。“心苟未明，劬劳憔悴于章句之间，不过枝叶耳，无所附之而生。”〔5〕如果脑子空空，作无病呻吟，所写的文章即使搬用了许多词藻，实质上也是空洞贫乏，华而不实。此中道理非常简单，正所谓“本体实而花萼振”〔6〕，“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7〕。
对于邓小平理论是否形成以及邓小平同志的著作是否是理论著作，我们同样要着眼于其内容，着眼于其本质，而不能单从其表现形式和表达方式上去妄加否定、断下结论。如果只着眼于形式，只看是否有大部头著作和思辨性文章，那么，古希腊许多思想大师的理论就不成其为理论了，中国古代那些伟大思想家如孔子，就更没有什么理论可言了。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缺少名篇巨著，许多人只留存下来一点谈话录，甚至还是他人或后人整理的。显然，判定一种理论的有无，著作形式是次要的，实质内容是根本的。只要是包涵了深刻理论内容的著作，不管它表现形式如何，都应当视为理论著作。邓小平同志的著作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用德国古典哲学家们的理论观点的著作表现形式（纯思辨的长篇巨制）来要求邓小平同志的著作，那自然是毫无道理，甚至可以说是十分滑稽可笑的。因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8〕
其次，邓小平同志的一系列思想观点，产生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与党的策略、方针、政策相关相融，这不仅不是邓小平理论的缺陷，相反却是它的优势，是邓小平形成和创立科学理论的必要前提和深厚基础。毛泽东同志讲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9〕我们说，邓小平同志之所以能够不断地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进而形成一系列思想观点，正是得益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作为从执政党领导下的社会实践中总结和概括、对社会和时代作宏观把握的理论，邓小平每一思想观点的提出，都必然也应当从各项策略、方针、政策中提炼，并从中抽象出理论的结论；而且在运用理论去指导实践时，仍然要通过向各项策略、方针、政策的转化，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威力。任何理论，不会因为它关注生活和实践、沾染上许多生活“尘埃”而降低身价，相反，恰恰是实践和生活给理论以坚强的“骨骼”和丰满的“血肉”。否则，单单去追求纯洁、高雅和一“尘”不染，理论要么是一无所获，要么是误入神秘莫测的境地。
至于说邓小平同志的一系列思想观点是否属于经验层次的思考，我们的回答是：它包含着经验思考的内容，但却又不归结为经验。说它包含着经验或经验思考的内容，是因为理论来源于经验，理论的创立必然经过经验认识或经验总结这一过程。马克思说：“理论的方案需要通过实际经验的大量积累才臻于完善。”〔10〕邓小平自己也明确指出：“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11〕缺少了经验总结和经验思考这一环节，理论活动就难以坚持到底，就有可能中途夭折。说它又不归结为经验，是因为经验不能取代理论，邓小平同志的思考亦没有停留或局限于经验阶段。就以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的思考来说，就是经历了一个由经验上升为理论的过程。他在总结国际国内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同时，对有关社会主义本质和发展规律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较长时期的思考，进而提出了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绝不仅仅是经验之谈，而是切中深层矛盾和内在关系的理论分析。那种以与生活实践密切相联、与党的策略、方针、政策相关相融为根据，进而判定邓小平理论为经验认识的看法，实际上是将理论神秘化、思辨化，是对理论本性的一种误解。
第三，邓小平同志的思想观点，往往以论断和命题的形式直接了当地提出来，不拘泥于繁琐的论证，这的确是邓小平理论思维的一个特点。然而，这是否就意味着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思想观点，是唐突的、武断的、缺乏根据、带有偶然性的呢？不是的。事实上，就一篇文章、一次谈话来看，邓小平同志提出某一个观点和思想时可能是直接了当、简捷明快，表现为论断和命题，没有给以充分展开和论证。但就邓小平著作的整体看，就其整个思想的发展进程看，其中每一观点、每一论断的提出，都有一个孕育过程、酝酿过程、形成过程和阐发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往往反复讲到同一个问题，并从不同的角度去说明和论证。这种情况，在邓小平著作中比比皆是。如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如果单看邓小平同志1992年初南巡谈话，可能会觉得他提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论述，缺乏必要的解释和细致的分析。而一旦将这一论断纳入邓小平思想发展的整个历程看，我们就会发现：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说明、分析和论证，是非常充分和十分有力的。他从1980年就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问题，认为我们一直还不清楚，应当搞清楚。此后十多年间，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非常执着和专注，多次提到并阐发了一些新见解和新观念，不断深化着对此问题的探索。直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才把这个被思考成熟了的思想完整表达出来，给以科学的总结和概括。邓小平对其他问题的思考，亦大抵如此。
邓小平每一具体的思想观点有其形成、发展、论证过程，而各个思想观点之间有没有内在联系呢？我们的回答同样是肯定的。邓小平提出的一系列思想观点，包含有非常丰富的内容，涉及到众多的领域和方面，但它们却不是零散的、相互孤立的、各不相干的，而是具有内在的联系。这种内在的联系，其基本表现和标志就是围绕着一个中心或主题展开，这个中心或主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正是围绕着这么一个中心，邓小平同志才提出和阐发了一系列思想观点，对事关党和国家命运、事关社会主义前途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以其所获得的有关社会主义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理性认识，以其一系列思想观点及其内在联系，构成了一个严谨、完整、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
以上分析，是对邓小平理论是否形成问题的解答。它表明，在这个问题上所发生的疑问或疑惑，其根据是不充分的，其理由是不合理的，据此均不能对“邓小平理论是否形成”问题作出否定的结论。
四、问题的论证
在对问题予以分析和解答中，实际上我们对“邓小平理论是否形成”问题已有肯定的回答，但由于这是在否证过程中完成的，故而有从正面进一步论证的必要。
我们说邓小平理论已经形成和创立，这绝不是故意夸大和有意拔高，更不是出于对邓小平同志本人的爱戴和尊敬，而是有着充分的根据。
第一，邓小平理论科学地回答了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
每一时代都会提出关乎这一时代的重大课题，每一时代有重大影响的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都是在回答和解决时代课题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理论产生于本世纪80年代，而80年代正是时代特征发生重大转化的时期，即由“革命与战争”转向“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重大转变，迫使全世界都把思维重点放在和平与发展问题上来，其中发展问题则尤为突出。与此同时，国际共产主义实践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和发展问题，由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前辈们或因没有实践而难以在理论上解决、或在实践中没有探索出一条成功的道路、加之社会主义实践在发展中又出现一些挫折和波折，就被摆在了十分显著的位置上，成为时代所提出的重大课题之一，要求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予以解答。邓小平同志是最早意识到时代主题发生转化并对新的时代主题作出概括的人。他敏锐而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所面临的处境、所肩负的责任和所争取的前途，以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才大略，对时代所提出的和平问题、发展问题、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问题等，都给予了科学的回答。正是在对时代课题的回答中，邓小平理论得以形成，并达到了应有的高度。
第二，邓小平理论有着科学的思想基础和正确的哲学思维。
在人类文明（包括理论、学说）已有大量积累和较大发展的当今社会，任何新创立的理论都不可能与历史上的其他理论学说完全脱离和隔绝，而总要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以其作为思想基础和理论前提。不仅如此，新理论不管是否是一种哲学理论或具有哲学特征的理论，它都要运用一定的哲学思维和哲学方法，以某种哲学思想和哲学理论为基础，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因此，衡量一种理论是否形成和是否科学，其是否具有科学的思想基础和正确的哲学思维，是一项很重要的标志。邓小平理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思想基础，以被实践反复证实为真理的科学理论为前提，因而能够正确地回答时代课题，概括实践经验。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观察和处理当今世界所发生的一切问题，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持唯物辩证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并使之融汇于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观点之中，表现出运用科学的哲学思维和哲学方法的高超艺术。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理论才被赋予了充分的科学性和理论性。
第三，邓小平理论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或中心。
理论作为一个体系，都要有一个主题，有一个中心。这个主题或中心，有的是以一个关键概念、一个核心的范畴来表征的，如意志主义的“意志”；有的是以一个命题或判断来表征的，如生物进化论的“生物是不断进化的”；有的是以一个基本问题、一个中心问题来表征的，如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提出并解答了的“一个国家能否在帝国主义包围中首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并获得胜利”的问题。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表征，理论的这个主题或中心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它象灵魂一样统摄着理论中的各个观点和各条原理，缺少了它，各个观点和各条原理就形同散沙，就难以形成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有没有这么一个主题或中心呢？回答是肯定的。这个主题或中心非常明确，这在前文中已经讲到。它用一个概念来概括，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用基本问题来概括，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就是紧紧抓住这个主题或中心，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地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的阶段、任务、目标、发展动力和发展战略等，由此创立了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
第四，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范畴、命题、原理。
理论是范畴、命题、原理的体系，范畴、命题、原理是构成理论的基本要素和主要成份。范畴即概念，是对事物本质和特征的规定；命题是展开了的范畴，表现为判断；原理则是对事物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的理论再现和系统把握，表现为诸多范畴和命题的网络结构和有秩序、有规则的排列、耦合。是否形成一系列范畴、命题和原理，是否形成某种理论的重要标志。邓小平理论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概括新经验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新的范畴，如改革、开放、发展、稳定、主体、补充、市场、计划、效率、公平、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命题或论断，如我国社会主义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等等；阐发了一些新的原理（即基本思想），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论、“一国两制”论等等。这样一些范畴、命题和原理，虽然有的不是邓小平同志首次提出来的，有的也不是在改革开放时期才提出来的，但它们却是在新时期在被纳入到邓小平理论体系之后才被赋予范畴、命题的意义和地位的。正是有了这些范畴、命题和原理，邓小平理论才系统完整、有血有肉。
到此为止，应该说，我们从理论上对“邓小平理论是否形成”问题的论证，已经完成了。但是，对于邓小平理论这种具有强烈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实践特征的理论来说，仅在理论层面上进行学理主义的说明和论证，显得又十分不够。因为对一种理论是否形成和是否存在的最具说服力的回答，还是实践。这正所谓人“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13〕对邓小平理论是否形成的论证，应当既包括理论的，又包括实践的；邓小平理论的存在，应当既表现为理论存在（即合乎理论的基本要求），又表现为实践存在（即有效地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实现出来）。当着理论超出了精神范围，进入到实践领域并发挥其应有作用，理论就由理论存在转化为实践存在。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讲的“精神变物质”。
邓小平理论就是一种能够有效地指导实践并获得巨大成功的理论，它的实践存在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既是邓小平理论得以产生的深厚基础，又是邓小平理论发挥指导作用的有力体现。邓小平理论的实践存在，既表现在党在新时期制定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策略中，又表现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中；既表现在增强了的综合国力和不断提高了的人民生活水平中，又表现在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对国际事务的有效处理中。党的十四大报告，对此作了充分的说明，指出：“我们党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胜利，根本原因是在十四年的伟大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对这样一种在体系上已经完备、在实践中已经实现出来的理论，我们还能有什么理由怀疑呢？我们还能提出何种疑问呢？
五、问题的结论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在邓小平理论是否形成问题上，已经获得了这样明确的结论：邓小平理论已经形成，已经成为一种思想存在；不仅如此，邓小平理论已经超出了思想领域，已经在实践中获得了巨大成功；也不仅仅如此，邓小平理论在被实践证实为科学真理的同时，已经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引我们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
在邓小平理论已经发生了如此广泛和深刻影响的情况下，之所以在其形成和创立方面还会出现疑问，除了上面所提及的一些原因外，还在于：伴随着邓小平理论在形成创立之后的完善和发展，人们（特别是普通民众）对它的了解和认识，有一个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的过程，有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层到内里的过程，即理论本身有一个逐渐被人们接受、认同直至信仰的过程。从历史上看，一种新思想、一种新学说的问世，大凡都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即便是科学的理论学说，也莫不如此。当年列宁主义形成之初，在俄国就曾有过把列宁的思想观点视为革命策略而否认是科学理论的观点；我国建国之初，也曾发生过毛泽东著作是不是理论著作的疑问。历史上出现的这类情况，不管是模糊的认识还是有意识的否定，毕竟都是暂时的，都不能影响和阻遏科学理论深入人心的发展。当着消除了种种模糊认识之后，人们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和把握就会前进一步、趋向深刻；当着人们对邓小平理论逐渐接受、认可之后，对它的信仰也就在确立中；而这种信仰一旦确立，就必然会十分坚定、难以动摇。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不能将理论神秘化。将理论神秘化的做法是把理论看成是玄而又玄的东西，视理论创造和理论发现为高不可攀之举，对已经形成和实际存在着的理论百般挑剔，持怀疑态度。这实际上是一种将理论人为拔高、割裂其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的做法。邓小平同志在谈到马克思主义时说：“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14〕这段话，透视出邓小平对理论及其品格的理解。朴实，同样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特征。我们对邓小平同志的思想观点，也应当以朴实的态度来对待。神秘、思辨而脱离实际的理论，即便再有理性色彩，即便逻辑推理再严密，因其崇尚空谈、一无所用，我们宁愿不要；而来源于生活的朴实的理论，即便它少一点理性色彩，少一点逻辑论证，因其关注生活、贴近实际，也能够为实践所需要，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也就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理论。
在我们将要结束对“邓小平理论是否形成”问题的思考与论证之时，我们不禁想起了毛泽东同志1942年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对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理论家的说明。毛泽东在对“真正的理论”予以论述（见注〔4〕）的同时，指出：“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15〕邓小平无疑就是这样的理论家，邓小平理论无疑是正确解释和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的科学理论。＊
注释：
〔1〕文中“邓小平理论”可视为是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简约称谓。党的十四大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前冠以“邓小平”或“邓小平同志”名字，为提出和使用“邓小平理论”概念提供了依据。
〔2〕〔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16页。
〔3〕《列宁全集》第38卷第90页。
〔4〕〔9〕〔15〕《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7页、第1卷第287页、第3卷第814页。
〔5〕见黄宗义《（南雷文定）论文管见》。
〔6〕刘勰：《文心雕龙·情采》。
〔7〕韩愈：《答李翊书》。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2页。
〔1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17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11〕〔12〕〔14〕《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57-58页、第3卷第373、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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