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北亚区域战略与东北亚政治结构_日本政治论文

中国的东北亚区域战略与东北亚政治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北亚论文,中国论文,区域论文,战略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311(2007)03—0005—07

从总体上看,我国已进入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因此要解决现已凸显的结构性矛盾并实现全方位协调发展已成为历史性的重大课题。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采取由沿海地带的开放带动全国经济的战略,这一战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这一发展又导致了各区域失衡的发展格局,发达地区与内陆和边缘地区已形成了巨大的落差,形成了所谓的结构性矛盾。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一矛盾,就难以实现以巨大的整体效应为基础的层次跃迁。因此,如何解决结构性矛盾,已成为我国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核心问题。本文拟从这一视角来讨论我国的东北亚区域战略及实施这一战略所需要的国际政治环境问题。笔者之所以这样理解问题,是因为东北三省和内蒙等北部区域是我国实现全方位协调发展的重点区域,而东北三省和内蒙等北部地区的经济振兴与我国的东北亚区域战略又有着密切的关联。

构思我国的东北亚区域战略,要以两个方面的问题为其核心议题:一是我国将在东北亚区域要达到的战略目标;二是如何使东北三省和内蒙等北部地区在东北亚区域合作中占得一定的份额。第一个议题要建立一个理想模型,即确立在东北亚区域能够使我国实现安保利益和经济利益最优化的战略目标。第二个议题所要讨论的是,东北三省和内蒙等北部地区的发展需要怎样的东北亚区域的合作环境,或者说东北三省和内蒙等北部地区欲占得东北亚区域合作中的一定份额需要怎样的条件的问题。笔者曾经在《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发表的《论中国的东北亚区域战略》一文中对这些议题作了一些论证。笔者认为,实现我国安保和经济利益最优化的唯一途径在于构筑东北亚区域高层次国际合作体系,因此,构筑高层次的国际合作体系应当设定为我国东北亚区域发展战略的目标,而实施这一战略要重点解决东北三省和内蒙等北部区域的经济发展问题。本文拟以这一结论为前提,讨论实施我国东北亚区域战略最大的难点及解决的途径问题,由此提出这样一些观点:我国实施东北亚区域发展战略的最大的难点在于东北亚各国战略指向的背离,这种背离使各国陷入以多角警戒态势为特征的安全困境之中,因此,各国的战略关注点远离合作且集中在安保的层面。东北亚是构筑大规模国际合作体系的非常理想的区域,但各国所陷入的安全困境阻碍这一体系的建构。这种安全困境与扰动这一区域政治结构的要素相关联,这一要素就是朝鲜半岛问题和美国的控制战略。正因为如此,要想实施我国的东北亚区域发展战略就必须从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切入,由此弱化美国对东北亚区域的控制力,并营造必要的政治环境,使东北亚各国的战略指向转移到合作的层面上来。

1 东北亚区域各国的战略指向与国际政治结构

战略指向即指一个国家要达到的战略目标所显示的倾向性。一般地讲,尽管一个国家的战略指向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或是冲突,或是牵制,或是和平,或是合作,但都形成于两个不同的吸引子,① 这就是安保利益和经济利益。这两个吸引子通常是重叠在一起的,因为安保利益和经济利益是每个国家所要追求的最为基本的需求,因此每个国家的战略都必然地呈现出这两个基本指向。但由于每个国家所确定的战略目标不同,其战略指向倾向于哪一个吸引子,则又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如欧盟各国之间亦有两个不同的吸引子作用,但由于各国的战略指向更倾向于合作,因此,弱化了安保利益这一吸引子。而美国的全球战略所呈现的战略指向就与此不同,美国正在实施对全球主要地域的控制与合作并行的战略,但为了控制就只能强化安保利益这一吸引子。弱化或强化某一个吸引子,也就意味着强化或弱化另一个吸引子,由此各国的战略便形成一定的倾向性。这种战略的倾向性或指向的形成,与各国所处的国际政治环境和周边的扰动因素相关。如同中国和日本的关系那样,尽管不能排除这两个国家全面合作之战略指向形成的可能,但现实地说,历史和领土问题等要素的扰动就足以使这两个国家的战略指向更侧重于安保的层面,从而使它们陷入安全困境。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每个国家的战略指向呈现怎样的关系状态,是衡量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变数。如果各国的战略更倾向于安保利益这一吸引子,各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安全困境或冲突螺旋;而如果各国的战略更倾向于经济利益这一吸引子,各国的关系将呈现出更为和谐的状态,从而更凸显合作的层面。

上述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东北亚区域各国关系的理论前提,即以东北亚区域各国的战略所呈现的指向及这些指向之间的关系状态来分析东北亚区域的政治结构,并以此为根据评估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政治环境。

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区域的国际政治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冷战时期,由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各国的战略均极端地基于安保利益这一吸引子之上。虽然各个阵营内的国家之间都呈现合作的状态,但阵营与阵营之间无合作之倾向,相反,它们之间的关系均表现出极端对立的状态。冷战的结束,使东北亚区域的国际关系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即安保利益这一吸引子在相当大的幅度内被弱化,而经济利益这一吸引子也从同样大的幅度内得到了强化。因此,各国的战略指向均由冲突的层面向合作的层面转移。之所以出现了这种重大的战略指向的转换,与消解了“理念对立”这一巨大的扰动因素相关。但是,东北亚各国的战略指向转换也呈现出其限界。在经济层面,各国间的交流限于一般性的和传统的国际交流的范围,与构建高层次国际合作体系有相当大的距离;而在政治层面,各国都倾向于相互牵制,从而陷入了安全困境。东北亚各国战略指向的转换所遇到的限界,事实上证明着东北亚区域国际合作遭遇到难以突破的障碍。因此,议论了十几年的东北亚区域国际合作事实上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应当说,东北亚各国对东北亚区域合作之必要性有较充分的认识。东北亚区域合作将会形成这一区域的巨大的整体效应,因此这一区域将具备与欧共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相媲美的强大的竞争力,这是无须论证的共识。那么,东北亚区域合作为何受阻?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这一区域内存在着两个巨大的扰动要素,这就是朝鲜半岛的分裂和美国的控制战略,这两个扰动要素极大地影响着各国的战略指向,使其更多地被安全利益这一吸引子所吸住,也就无法更多地关注合作的层面。

对东北亚的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扰动因素首先是美国对东北亚区域的控制战略。美国为了控制东北亚区域构筑了美日、美韩军事同盟体系,以此为基点遏制中、俄、日。美国控制东北亚区域的战略确保了美国在这一区域内的霸权地位。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美国霸权均势战略的推进中,东北亚地区逐渐形成了美、日、韩海洋国家与中、俄、朝大陆国家潜在对立的均势格局”。[1] 依笔者之见,东北亚区域目前的政治格局不能视为均势格局。如果说美、俄、中在核力量上形成了所谓的恐怖平衡,或许可以把东北亚区域的政治格局视为接近均势的状态,但从东北亚区域权利的分配上看,各大国之间的关系显然处在失衡的状态。因为美国所拥有的超强实力与美日强强联合事实上形成了美国在东北亚区域的优势地位。尽管美国在东北亚区域的优势地位并没有达到使其为所欲为的程度,但是其影响力辐射整个东北亚区域。由于这一因素的扰动,中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和朝鲜的战略指向呈现出复杂的状态。那么,美国的东北亚区域控制战略对东北亚区域各国的战略指向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笔者认为,其最大的影响是使东北亚各国陷入人人自卫的状态,也就是说,各国都异常地关注自己的安保利益,这就过多地被安保利益这一吸引子所吸住。于是,日本呈现出顺水推舟以达到其安全利益最优化的战略指向,而中国、俄罗斯、朝鲜等国家则不得不呈现出敏感地对应美国战略的被动的战略指向。换言之,美国的东北亚区域控制战略使得东北亚各国不能全身心地关注区域合作,只能在安全困境之中寻找实现经济利益的途径,美国的控制战略之扰动效果正体现在这里。

受美国的东北亚区域控制战略影响最大的国家当属日本。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变成对安保利益异常敏感的国家。从日本的角度看,在东北亚区域,日本面对的是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核大国,加上其战败国的不利地位。日本采取了全身心地投靠美国而实现其最大的安保利益的战略,即以迎合美国的东北亚区域控制战略来实现正常国家地位,这是日本安全战略的基本指向。而日本的这一战略指向必然导致与周边国家战略指向的冲突。与周边国家所形成的安全困境,反过来使日本陷入更大的安全困境之中。日本的这一战略指向必然地弱化另一个吸引子,这就是经济利益。应当说,如果在东北亚区域建构国际合作体系,日本不仅有可能成为其核心力量且能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但是,日本对东北亚区域高层次合作显得没有足够的热情,它只满足于目前的一般性国家间经济交流的状态,其主要的原因在于日本的战略指向更多地倾向于安保利益的层面。也就是说,日本宁愿牺牲东北亚区域内的高层次合作所能实现的巨大的经济利益,也要达到实现正常国家地位这一战略目标。

如果说庞大的经济实力使日本满足于经济的现状而全力推进其安全战略,那么,中国、俄罗斯、韩国和朝鲜等国家的战略指向则呈现出另一种特点。这些国家均处在发展阶段,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这些国家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形成区域内绝对的优势,因此,对自身的安全利益显得非常敏感;而从经济的角度看,这些国家都急需发展,也就希望在区域内的大规模合作中实现其经济利益。应当说,由于中、俄、韩、朝等国家所处的地位,对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这两个吸引子具有同等程度的依赖性,也就对区域内扰动要素显得异常敏感。中、俄、朝对美国和日本的一举一动都表现出极大的关注,而韩国对日本的动向显得特别的敏感。中、俄、韩、朝之所以在安全领域表现出敏感性,与美国的控制战略这一扰动因素相关。“美国通过维持台海两岸对抗和半岛双方冷战,极力在战略上阻止东北亚国家解决冷战遗留问题,使东北亚地区热点持续升温,各国普遍陷入安全困境”。[1]

东北亚区域还有一个对整个系统产生重大影响的扰动因素,这就是朝鲜半岛的分裂状态。“目前,东北亚地区安全的具体表现为:围绕一个核心的安全问题——朝鲜核问题,在四个大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之间产生安全互动”。[2] 朝鲜半岛的分裂和对峙之所以对东北亚区域产生极大的扰动效果,是因为它不仅给东北亚区域以非常不确定的危机因素,而且也给美国的控制战略提供了立足点。朝鲜半岛内在的危机因素使东北亚区域合作显得缺乏现实的操作性,而以此为战略依托的美国的控制战略致使各国的战略指向不能从安保的层面大范围地向合作的层面转移,即不能大幅度地强化经济利益这一吸引子。正由于此,东北亚区域各国战略指向的转移显现了其限界,合作的战略指向也只能局限在一般性国际合作的层面。

美国的控制战略和朝鲜半岛问题复合作用的结果,使东北亚区域各国的政治关系呈现出重要特点,而且也促使这一区域形成了可分化为两极势力的基本格局和多角警戒态势。如果说目前东北亚区域还没有形成与美国和美日同盟相抗衡的均势势力的话,在不远的将来极有可能形成以中国和俄罗斯战略伙伴关系的提升为特征的均势势力,这两极势力的形成将使东北亚区域事务更趋于复杂化。应当说,现已出现的两极势力对峙的趋势和各国间多角警戒态势,是东北亚区域各国更多地倾向于安保利益这一吸引子的根本的原因,换言之,现有的东北亚区域国际政治结构给这一区域内国际合作设置了重大的障碍,尤其是对把东北亚区域高层次国际合作体系设定为战略目标的中国来讲,这种政治环境显然是不利的。

2 实施我国东北亚区域战略所面临的核心问题

实施我国东北亚区域战略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来自于政治层面,这是由上述的两个影响东北亚区域政治格局的扰动因素所决定的。那么,这两个扰动因素中哪个因素对我国实施东北亚区域发展战略起决定性的阻碍作用呢?笔者认为,这一因素就是朝鲜半岛问题。

“朝鲜半岛一直具有非常重要的地缘意义,它与中、俄陆地相连,与日本隔海相望,而美国在那里又有直接的军事存在。由于该地区是大国利益交汇点,汇聚着多层的双边、三边和多边关系,因此半岛问题具有极大的复杂性”。[3] 应当说,这种理解是一般性的见解。因为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的意义只有在特定的状态中才能得到凸显。换言之,如果朝鲜半岛的局势安稳,各国的利益便不可能在朝鲜半岛交汇,而如果朝鲜半岛的局势不稳定,那么,各国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利益将凸显,朝鲜半岛便显得异常的重要。

现在朝鲜半岛正处在极其不稳定的状态之中,致使各大国安保层面的利益交汇在那里。如美国在东北亚区域的大规模介入、日本的极端的右倾化、东北亚区域各国间形成的安全困境等问题均与朝鲜半岛问题相关联。也就是说,朝鲜半岛正在成为东北亚区域重大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从实施我国东北亚区域发展战略的角度看,可以把朝鲜半岛问题视为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这可从两个方面理解这一问题。

第一,朝鲜半岛问题是促使东北亚区域各国战略指向背离的极为重要的原因。这是因为朝鲜半岛问题事实上成了美国实施东北亚区域控制战略的战略依托。如果说美国的东北亚区域的控制战略导致了中、俄、日、韩、朝等国家极其复杂的战略指向,那么,朝鲜半岛问题为美国的这一控制战略提供了理由和立足点。朝鲜半岛对美国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其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而在于其不稳定的状态,这一不稳定的状态凸显了朝鲜半岛地缘政治上的意义。正是由于朝鲜半岛的分裂和对峙,美国才有可能以保护者的身份驻军韩国,也才有可能大范围地介入东北亚区域事务。美日同盟的强化和日本的右倾化也与朝鲜半岛问题相关联。美日同盟实际上把共同的假想敌设定为中国和俄罗斯,但其很大的理由是“北朝鲜的威胁”,朝鲜半岛问题也就成了美日同盟存在并得以强化的一个重要的口实。日本的右倾化也是以朝鲜半岛问题为重要背景的。在日本,朝鲜的导弹问题、核问题、劫持日本人问题等已成为引起社会关注的最为重要的问题,这种社会氛围助长着右倾化的社会思潮。尽管日本的战略家们想要达到的战略目标在于构筑与中国和俄罗斯相抗衡的军事体系,但能够使其达到这一目标的社会氛围的形成则借助于朝鲜半岛问题。于是,东北亚区域其他国家便作出了敏感的反应,“不知所措”的韩国、“铤而走险”的朝鲜、急于构建战略伙伴关系的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战略指向都是以对应美国和日本的战略指向而形成的。这种相互背离的战略指向不可能使东北亚区域各国的战略关注点集中到合作的层面上来,这是我国实施东北亚区域发展战略所面临的最大的障碍。

第二,如前所述,我国东北亚区域战略需要解决的首要的问题是使东北三省在东北亚区域合作中占得一定的份额,而东北三省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对外开放度不足的问题,这一问题与朝鲜半岛问题相关。东北三省在东北亚区域合作中需要占得一定份额,当然包括现在的东北亚区域内国际合作和未来的东北亚区域高层次合作这两个方面。如果说东北亚区域高层次合作是未来的问题而难以讨论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现在东北三省参与东北亚区域一般性合作的状态作为参照系来讨论这一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也在相当广的范围内参与了东北亚区域内的一般性国际合作,但所吸引的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的资本都流向了沿海地区和内陆的发达地区,而最为靠近东北亚各国的东北三省却没有得到相应的份额。下图1(见图1)是2001年至2005年东北三省对外贸易依存度与全国平均对外贸易依存度比较图。2005年,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对外贸易依存度分别为41.42%、14.6%和14.04%,而这一年全国平均对外贸易依存度已达到64.1%,也就是说,东北三省正处在严重缺乏开放度的状态中。缺乏开放度意味着东北三省不仅无法形成中心与边缘的互动体系,而且由此导致的区位价值的下降使东北三省越来越丧失吸引力,也就引发吸引外资不足、人才严重流失、技术和设备得不到及时更新等一系列的问题。

图1 2001—2005年东北三省对外贸易依存度(%)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注:汇率为人民币交易中间价—全年累计平均。从2001—2004年均为100美元=827.70元,2005年为100美元=819.17元(国家外汇管理局http://www.safe.gov.cn)。

那么为什么东北三省占据着东北亚区域的重要地理位置却处在苦于缺乏对外开放度的窘境之中呢?笔者认为,其重要的原因在于朝鲜半岛的分裂状态和朝鲜的未开放状态。朝鲜半岛的分裂状态给东北亚国际合作所造成的操作性层面的困难,是东北三省不能大范围地参与东北亚区域国际合作的首要原因。其次,朝鲜的未开放状态致使中朝边界大部分地带形成了所谓的经济边缘化区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东北三省难以提升其区位价值,也就不可能实现整体层次的跃迁。当然,与俄罗斯接壤的边界地带也有开放度低的问题,而这一问题也与朝鲜半岛问题有相当大的关联。中俄边界地带的开放度过低与俄罗斯对西伯利亚地区的关注不足相关,而俄罗斯之所以对西伯利亚的开发没有足够的热情,是因为东北亚区域国际合作的条件尚未成熟。如果东北亚区域国际合作的条件成熟,俄罗斯就会把相当大的注意力从欧洲转移到东北亚区域上来,届时东北三省的对外开放度将大幅度上升。也就是说,东北三省缺乏开放度的主要原因在于朝鲜半岛问题。

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朝鲜半岛问题不仅是东北亚区域各国战略指向背离的极为重要的症结所在,而且也是我国东北三省严重缺乏对外开放度的重要的环境因素。因此,朝鲜半岛问题事实上成了我国实施东北亚区域发展战略急需解决的核心问题。

3 中国的东北亚区域战略与重组东北亚政治结构

既然目前的东北亚区域政治结构已形成了阻止我国实施东北亚区域发展战略的重大障碍,那么,要实施我国的东北亚区域发展战略就必须改变现有的政治结构,并营造有利于我国未来发展的东北亚区域国际政治环境,这就是所谓重组东北亚政治结构。

重组东北亚政治结构,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要弱化美国对东北亚区域的控制力,使之与东北亚各国形成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二要实现东北亚区域各国战略指向的转换,这就是把集中在安保利益层面上的战略指向转换为更多地关注经济利益层面的战略指向,并形成东北亚区域各国以整体的效应共同对应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广泛共识。如果要解决这两个问题,需要从东北亚区域政治结构中的核心问题切入,这一问题也是朝鲜半岛问题。

笔者之所以认为重组东北亚区域国际政治结构的切入点是朝鲜半岛问题,是基于这样一些认识:一是美国的东北亚区域控制战略、美日和美韩同盟的强化、日本的右倾化均与朝鲜半岛问题相关,因此,只有从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入手,才有可能弱化美国在东北亚区域的控制力;二是只有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才能凸显高层次国际合作的意义,这样可以使各国的战略指向发生重大的转换。

如何弱化美国在东北亚区域的控制力,这是构筑东北亚区域高层次合作体系的关键性的问题。尽管我们不可能在东北亚区域与美国一比高低,但至少要考虑与美国不发生冲突且能营造合作的国际氛围的路径问题。如果我们不认真思索这一路径,那么,与美国的战略性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届时实施我国的东北亚区域战略有可能成为一纸空文。

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控制东北亚区域内的挑战势力是其东北亚区域战略的核心。而如果东北亚区域内的其他国家要想实现在这一区域内的充分发展就必须摆脱这种控制。摆脱控制即意味着权利转移。目前,中国和俄罗斯均呈现出较快的发展势头,有可能形成新的挑战势力,这一挑战势力的崛起势必冲击原有的权利结构。而美国在东北亚区域内的权利结构又将阻止这一挑战势力的崛起。这就是说,东北亚区域权利的转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东北亚区域大国间的矛盾与冲突。而要避免这种冲突的多种路径是存在的,或是抑制中国和俄罗斯的发展势头,或是弱化美国对东北亚区域的控制力,如果可能的话,这些都可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方案。但现实地说,抑制哪个特定国家的发展趋势及战略指向都可能导致更大规模的冲突。因此,从解决区域性的核心问题入手来改变目前的政治结构,是寻求东北亚区域合作路径的最佳的方案。朝鲜半岛问题之所以重要,其意义就体现在这里。

所谓朝鲜半岛问题就是指其分裂和对峙状态给东北亚区域带来的影响。相应地,解决所谓朝鲜半岛问题也就是指结束其分裂对峙的局面并促使其和平统一。如同朝鲜半岛的分裂和对峙对目前东北亚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样,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将极大地影响未来东北亚区域的政治格局,成为重组东北亚区域政治结构的重要的变数。如果朝鲜半岛实现和平统一,东北亚有可能从两个方面发生重大的变化,这就是美韩、美日同盟的弱化所导致的美国对东北亚控制力的下降和中国、俄罗斯、朝鲜半岛的大规模合作之趋势。这种变化也就是东北亚区域政治结构的重组。

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对东北亚区域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美日、美韩同盟的变化上。从军事同盟的性质上讲,它首先基于对共同的敌对国的认同。② 军事同盟不仅具有显现的敌我概念,而且也有他们所选择的敌对国。如果说冷战时期的美日、美韩同盟有过共同的敌对国的话,冷战结束后维系其同盟关系的基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是越来越缺乏共同的敌对国。如果朝鲜半岛实现和平统一,美国与日本,韩国的同盟关系都将面临无法设定共同的敌对国的问题,从而动摇其存在的根基。这种变化首先出现在美韩同盟上。如果说朝鲜半岛统一之后美国与朝鲜半岛的同盟关系继续存在,就意味着事实上把中国和俄罗斯设定为未来的敌对国。从朝鲜半岛的角度看,与中国和俄罗斯作对如同自杀一样,因而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将会成为朝鲜半岛的巨大包袱。换言之,朝鲜半岛的统一将会使美韩同盟丧失其存在的根基。这种变化当然也将冲击着美日同盟。尽管美国和日本都把中国和俄罗斯当作需要遏制的对象,甚至设定为未来潜在的敌对国,但也不能不认为“朝鲜的威胁”是现有的美日同盟得以存在的重要的理由,如果这一威胁不复存在,美日同盟也将丧失其存在的很大的一个理由。同时,日本将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这就是有没有必要公开地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是自己的敌对国的问题。如果日本强化美日同盟,将导致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公开冲突,因而强化美日同盟未必是日本理智的选择,相反,在一定的范围内弱化美日同盟,才是日本理智的选择。

如果朝鲜半岛实现统一,影响东北亚区域政治结构的最为重要的变数将是日本的走向。我们不能排除朝鲜半岛统一后美日同盟继续朝着强化的方向挺进的可能,但是,如果真是这样,就会出现对美国和日本均不利的局面。因为届时将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一是中国、俄罗斯、朝鲜半岛在东北亚区域形成大范围的经济合作;二是中俄将强化战略伙伴关系,以对应美日同盟;三是朝鲜半岛将脱离美国东北亚区域战略的轨道而倾向于中立。这种状态对于美国未必有利。2007年2月曾任布什政府国务副长官的Amitage所发表的《第二次Amitage—Nye报告书》就担心这一问题。该报告书认为,如果美国把中国视为威胁而以美日同盟为中心构筑与中国对抗的结构,将会形成“新亚洲两极体制”,而这一体制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这种体制将导致很多亚洲国家靠拢中国或脱离美国而中立。美国目前正在强化美日同盟关系并把它提升到美英同盟的水平,由此导致中国与俄罗斯强化战略伙伴关系,正说明了这种两极体制形成的可能。而对于日本来讲,选择这一战略指向的代价将是沉重的。因为如果朝鲜半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朝鲜半岛和俄罗斯形成大范围经济合作的可能性就非常大。届时日本如果选择以强化美日同盟来拒绝东北亚区域内的高层次国际合作的战略指向的话,日本将面临深刻的边缘化危机。从日本的角度看,放弃东北亚合作这一块肥肉的可能性不大,换言之,届时日本的战略指向也将不得不转移到合作的层面上来。而如果日本形成倾向于合作的战略指向,那么,它不可能同时形成同中国与俄罗斯对峙的战略指向,这就需要弱化美日同盟且遏制右倾化。

上述的分析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将引发东北亚区域原有结构的巨大变化,而只有通过这种变化才有可能形成实施我国东北亚区域发展战略的理想的国际政治环境。正因为如此,我国有必要从更为积极的姿态着手解决朝鲜半岛问题。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并不意味着干涉别国的内政。我们需要从这样一个角度考虑问题:一是建构与朝鲜半岛的双赢体系。朝鲜半岛的根本利益在于民族统一,而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对我国实施东北亚区域战略至关重要。因此,我国与朝鲜半岛建构双赢体系符合双方的利益;二是确保我国未来的大国地位和形象应基于这样一个理念,我国不仅不谋求区域霸权,而且要成为主导这一区域国际民主化的主导力量,这就是追求行为主体行为的合理性和建构行为之共商体系。这两点是我国达到既定的东北亚区域战略目标的基本保障,因此也就有可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东北亚区域各国建构东北亚区域高层次合作体系。

收稿日期:2007—05—12

注释:

① 吸引子是自然科学描述相空间内某些具有一定吸引力之区域的概念。这些区域具有能够吸引系统的其它要素的特殊的引力。参阅:John Briggs《湍鉴——混沌理论与整体性科学》,第52页,商务印书馆1998年出版。本文借用这一概念来试图说明,社会系统中也会形成特殊的吸引子,由于其它国家的战略指向发生转换,因而,这些吸引子与战略指向之间的关系是值得我们研究的课题。

② 参阅韩国国防大学校《安保关系用语集》关于同盟的定义,200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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