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合与提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通

契合与提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通

摘 要: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直是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话题,学者们从各个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展开探讨,对深入落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就是中国最大的实际,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

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都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内涵。二者之间最大的共性在于内在思想精神的相通,这种相通性为其有效契合提供了可能,我们可以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用于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稳步发展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进行继承、创新,并为其注入新的活力,使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重获新生。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可能性分析

长期以来,人们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在一种偏见,认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与同时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都是高举新文化的大旗,与中国传统文化做彻底的决裂。且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者也确实宣称过自己推崇新思想,批评旧文化,但究其根本,实则不尽然如此。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虽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二者融合仍有较大的可能性,原因如下。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全人类的、社会发展全过程的普遍真理

马克思主义是集人类文明积淀的社会发展理论、自然科学理论和人的发展理论于一体的、人类智慧的结晶,这种思想文化上的共性使马克思主义具备了可以影响其他文化,甚至与其他文化相融合的可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可能变为现实[1]。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本质为其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我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在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2],集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效契合,这就从另一角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性、实践性,表现出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引力。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与提升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下,中国进入了屈辱的近代史,中国传统文化一度受到巨大冲击。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恰恰填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为中国人民探索救国之路、实现民族解放注入了新力量[3]。进入近现代,随着经济全球化与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深入,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关系日益复杂化、多元化,中国传统文化再次面临新的挑战,如传统思想观念中家族集团主义恶性膨胀,阻碍了民主与法制的发展进程等。这些传统文化放在当代,显然是现代化社会建设中的不和谐因素,中国传统文化转型逐步成为不容回避的历史课题。实践表明,文化的整合与转型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指导,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要求选择性地保留其中的精华,坚持民族特色的独立性,保持与时俱进的创新性,这样才能在世界强大的文化交融与侵蚀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4]。

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效契合,要求科学合理地处理“一元”与“多元”的关系。在实施改革开放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我党由于受到“左倾思想”的错误影响,在意识形态领域一度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神化、绝对化,忽视甚至压制多元思想发展[5]。历史实践证明,单纯追求“一元”指导、否定多元指导的做法是错误的、不科学的。新形势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多元意识形态共同发展的指导思想,要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二、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契合发展面临的困境

(一)马克思主义内容的制约性

[7]布里古里奥:《代理人研究(一)占有以及所有权的取得》,米兰:Giuffrè出版社,2007年第396页及以下;柯珀拉·比萨扎:《从 iussum domini到contemplatio domini:代理史研究》,米兰:Giuffrè出版社,2008年,第250页及以下。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知,从文化根源上来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受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交融起来本身有难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涵极其丰富,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社会以及人的发展的方方面面,高度概括了宇宙中存在的各种因素、发展与实践的过程及趋势,是一套庞大而艰深的思想体系,加之其在中国传播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专业性、理论性和学术性,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大众化进程,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有效契合。

(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制约性

在中华民族上下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由于长期受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观念的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无不带有传统文化的深刻烙印,表现出极大的模糊性,这与西方文明追求的精确性思维存在明显差异。西方人在研究某一事物时,往往会对其内涵与外延分别作出清晰界定,而中国人在对某一概念进行认识时,对其纵向研究的程度往往不深。此外,中国人思维方式上的另一显著特点在于重感性认识、轻逻辑思维。作为西方文明的重要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原理具有较强的逻辑性、思辨性,是一种系统的、科学的思想体系。思维方式的制约加大了中国人感知、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难度,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有效契合。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生成了一些落后的内容,比如,书生理想主义、传统经学思想与教条主义,这些思想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难以卸下的“包袱”,直接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1]。

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效契合的路径

(一)指导思想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多元意识形态共同发展

本文基于系统涌现理论构建企业价值共创体系价值创造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并据此对我国膜企业价值共创体系的价值创造能力的综合评价值和主因子评价值进行分析和计算。主要结论如下:

著名革命家、思想家列宁曾明确指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6]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为便于中国大众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精髓,将其发展为能够促进自身发展的科学理论,在将其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首先要对其传播方式特别是传播语言进行改革,运用中国人习惯的语言风格、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将晦涩艰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语言通俗化,即“学说中国话”。在语言的运用上,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大众化和中国化,将高深的马克思主义精神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有机联系起来,借助习惯用语和贴近民众生活经验的实例,将抽象的科学理论具体化、生活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与文化传统,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效契合。

为了估计由教育、培训和工作经验等学习过程形成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常使用明瑟收入函数方法[4]。明瑟收入函数将工资收入同通过学习过程获取的人力资本联系起来,被表达为在一个特殊学习环境中所用年限的线性函数,知识和技能的逐渐贬值可通过人力资本折旧得以说明[5]。为了回答教育投资是否足够多,以及政府应该给予多少教育补贴。经验工作更强调教育收益率的精确测量,承认人们之间在学习能力方面存在差别。这些差别既影响教育投资的最优数量,也影响教育投资的最优回报,构建一个测量教育收益率的内生决定模型,要求构建合适的统计方法。

(二)文化传播上,追求马克思主义传播语言的大众化、时代化

一方面,弘扬主旋律,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面对日益复杂的市场环境和利益格局,社会大众群体中出现了信仰迷离、信仰缺失的现象,对此要强化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动摇,不断提升自觉抵御各种不良思想和负面因素的能力,巩固发扬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允许并尊重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多元化意识形态,支持、鼓励精神文化领域中的思想多样性,有效防范意识形态一元化、绝对化,力求在“一元”中培养多元,在多元中强化、丰富“一元”。

感知层,就是各类感知设备的集合,用于识别物体、采集信息,包括各种传统的传感器、摄像头、RFID射频芯片、M2M模块等。智能手机、iPad、可穿戴设备等终端的普及也为用户位置、移动轨迹、自然语言等数据的采集提供新的来源。通过感知,图书馆的建筑楼宇、地上地下管廊、设施设备、图书等等,都可以被数字化管控。通过感知,用户和馆员的行为可以被识别,为下一步的智慧服务提供信息支持。

四、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提升: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和谐”观念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各家思想流派中都有体现,是我国社会悠久而珍贵的思想文化传统和价值追求。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天人合一”;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要求“和睦相处”;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崇尚“合群济众”;在各种文明的关系上,主张“善解能容”“和而不同”。道家的“小国寡民”、墨家的“爱无差等”、法家的“富国强兵”、佛家的“善地净土”和儒家的“大同社会”等都是对理想的和谐社会的不同表述。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和谐思想为指导,提出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中国传统的和谐思想得到了提升,实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五、结语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效契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必须审慎对待的一个课题,二者的契合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落实效果。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的过程中,应结合我国具体实际,选择性吸收优秀传统文化,勇于摒弃不符合时代发展、现实需求的传统文化,坚持以人为本,逐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参考文献

[1]张淑东,吴腾飞.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传统文化观念[J].学术探索,2017(3):9-12.

[2]孙百亮.中国传统文化的“两重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困境与出路[J].天府新论,2009(1):113-117.

[3]黄凯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互动融合[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8):65-70,87.

[4]包心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精神的融通[N].光明日报,2009-11-21(007).

[5]罗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1.

[6]庄梅兰.从毛泽东到邓小平——论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根基[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13-16.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40(2019)06-0250-02

doi:10.3969/j.issn.1008-9640.2019.06.113

收稿日期:2019-06-05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研究课题(项目编号:D/2018/01/69);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课题重点项目(项目编号:2017JSJG023)。

作者简介:张昊(1989—),男,江苏吴江人,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眭国荣(1971—),男,江苏丹阳人,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高等教育管理。

(责任编辑:张红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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