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主义及其在后新时期中国文艺中的显现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雄主义论文,新时期论文,中国论文,文艺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雄主义是人类社会不断由野蛮向文明演进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具有集体意识的精神价值观，是属于意识形态层面的价值判断。它通过社会群体中具有崇高、悲壮、不屈和进取品格的具体人物作为摹本或榜样，旨在弘扬某一特定时期这一社会群体所追寻的最完美、最高尚、最能代表整体利益的宏大目标，并以此号召、鼓动和激励社会所有的人模仿这一人物，以达到或完成这一事业的最终目的。英雄主义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国家特色，有强烈的历史感、时代感和人格的震撼力，它是某一时期社会群体整体思维的最高形式。
21世纪中国文艺进入后新时期，如何充分利用文化市场和新的传播手段来弘扬英雄主义，展现崛起中的中国崭新的精神状态，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
一、历史观中的英雄主义
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伟人和英雄人物是和他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联系在一起的。标榜英雄，塑造英雄形象，或将某一人物的品行加上英雄的光环，使之成为人们模仿的对象，以此规范人们的行为和追求，凸显社会主流意识的正义性和崇高性。从古希腊开始，英雄人物就是当时人们刻意追求和塑造的形象，无论是在雅典还是在斯巴达，为了使城邦中的公民区别于奴隶以及在战争中能够战无不胜，希腊的统治者和思想家不断地宣扬从身心到体魄的英雄意识。于是，在人格塑造上，要求青年人具有勇敢的品格和爱美之心，在艺术作品中不仅创作了希腊神话中的无数超凡脱俗的神，还在希腊悲剧中塑造了具有崇高精神和伟大人格的人物形象。言必称希腊的西方文化从此把英雄主义作为基本的理念和价值崇拜，虽然在中世纪英雄的光环被宗教的阴影所遮蔽，但是到文艺复兴以后，英雄主义的理念再一次迸发，它以希腊的英雄为典范，把伟人作为世界历史的创造者。英国文学家、思想家卡莱尔1840年在一次演讲中宣布：“世界历史就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所取得的种种成就的历史，实质上也就是在世界上活动的伟人的历史。他们是民众的领袖，而且是伟大的领袖，凡是一切普通人殚精竭虑要做或要想得到的一切事务都由他们去规范和塑造，从广义上说，他们也就是创造者。”[1]于是，恺撒、亚历山大、拿破仑、克伦威尔都被认为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也成为后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所以能够在一个民主国家实行法西斯统治的一种思想基础。所以，作为一种历史观，英雄主义的光环不仅可以闪耀出夺目的色彩，而且在耀眼辉煌下，英雄主义的光辉还可能产生法西斯的阴影。
中国自古以来对英雄主义的解读与西方有所不同，中国长期以来的封建体制以皇权为唯一的政体，宗教的影响较小，所以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宗教色彩和神话色彩较少。儒学中精忠报国的传统思想成为中国英雄主义的主要理念。中国古代的英雄类型大致分为四类：民族英雄、帝王英雄、民间英雄和武侠英雄。以岳飞为代表的民族英雄是中国长期战乱造就的结果。国土的分分合合，为了维护中国大一统的国家理念，每一次与外族的抗争都会造就一批民族英雄，即使现在看起来那时候的战争只不过是大中国内部的战争，但是只要是维护中国大一统地位、反抗分裂的英雄都将留名千古。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些帝王英雄是维系大一统中国的象征，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对商纣王、隋炀帝这些暴君和昏君的批判，但是丧失国土是帝王最大的罪孽，维系统一是帝王最大的功绩，这是中国历来划分帝王英雄的标准。民间英雄在《水浒》中表现得最出色，杀富济贫、除暴安良是这些民间英雄的共同本色。但是无论是“替天行道”的宋江还是砍贪官的李逵，他们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维系一个封建大一统帝国。武侠英雄实际上是民间英雄理想化的结果，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民间英雄具有了中国特有的武功，便具有了超人的特点。因此，西方的英雄史观着重于塑造人格，创造历史；而中国的英雄史观着重于守卫国土，维护皇权。但是，两者的共同点就是英雄的理念首先是创立具有当时人们可以效仿的榜样，是某一个历史时期人们崇拜和追随的对象。
二、文艺作品中的英雄主义
在文艺作品中，英雄主义的精神价值观是通过塑造英雄形象来实现的。在西方文学史上，从希腊神话的普罗米修斯到荷马史诗的阿伽门农，从莎翁剧中的哈姆莱特到歌德笔下的浮士德，还有迎难而上的堂·吉诃德和具有冒险精神的鲁滨孙。这些形象既反映了特定时代人们对英雄的崇敬和膜拜，也附着了人们的期待和希望。
英雄主义在文学创作中是一把双刃剑。它以人物形象塑造为基本手段，通过对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描写，潜移默化地表达作者的英雄主义情结和理想。这种手法运用得好就会使人物形象变得更加生动，更具有时代意义；如果处理不好，反而会损害人物形象，而且这种损害造成的影响是致命的、深远的。英雄主义人物形象塑造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中就经历了在人与神、人与鬼、人与兽之间的挣扎过程。
英雄主义人物塑造的高潮开始于共和国成立后17年的文艺作品，这时的作品中革命英雄主义的旋律已经变得异常高昂，英雄人物和身边的人物拉开了距离，成了人们膜拜的对象，但即使如此，英雄人物与凡俗人性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时无数个有血有肉的革命英雄的形象像烈火一样燃烧了整个中国，构成传统中国从未有过的一系列革命英雄人物谱。从小说《红岩》、《青春之歌》、《红旗谱》到歌剧《白毛女》、《江姐》、《洪湖赤卫队》，电影《烈火中永生》、《董存瑞》，甚至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东方红》，等等，无不以红彤彤的豪情诠释着革命主旋律，并且唤起民众对革命与英雄的崇拜。这一时代的英雄主义，一方面创造了一系列让人难以忘怀的人物形象，形成当代文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另一方面因为政治对文艺不断地干扰，使得英雄形象逐渐扭曲，人的丰富个性越来越少，阶级的共性越来越多，理想化的成分越来越多，越来越脱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典型塑造的原则。
英雄主义的灾难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峰，以“革命样板戏”为代表，在人物塑造上，开创了一条以“三突出”为理论依据塑造人物形象的标准。从李玉和、李奶奶、李铁梅一家三代，到杨子荣、少剑波为代表的解放军指战员，还有郭建光、阿庆嫂、方海珍、洪常青、吴琼花等不同身份、性格的人物，他们不仅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还具有纯而又纯的高尚的个人品格，是被高度理想化了的英雄形象。这些形象的出现，自然与当时的文艺思潮背景有关，被“三突出”原则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样一种创作理论的指导下，“样板戏”全力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形象，赋予他们近乎完美的性格，使其处于全剧矛盾中心和主导地位，不但大大加重他们的戏，而且在表演上规定他们处于舞台突出的位置，在灯光、服装、音乐诸方面对他们予以强调。高度的理想化，使人物的真实性受到了怀疑，因而他们成了今天批评家常常嘲讽的“高大全”式人物的代表。把人物的个性完全忽视掉了，艺术人物从人变成了神，而任何与人的个性有关的描写都被视为对无产阶级的崇高形象的损害，甚至作者会惹祸，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新时期文学从神性回归到人性。从“伤痕文学”开始，人物形象头上的神的光环消退了，人的个性得到彰显。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伤痕文学，以小说《伤痕》、《班主任》等为代表，就从人性的角度对刚刚逝去的时代进行了控诉。随之而起的以知青生活、红卫兵运动、“右派”和农村为内容的文艺作品，从更宽广的社会层面进行了反省、批判乃至忏悔。这一时期的作品用理想主义代替了英雄主义，用个性化的人物代替了脸谱化的人物，文学又回归到它的本位，即以性格化的人物反映时代精神的现实主义的思想。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的寻根文学和新写实文学的一度兴盛，以及国外文学思潮的影响，新时期文学的创作开始向内心化、个人化、感觉化方向发展。莫言的小说以及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红高粱》是新一代英雄主义的代表，它以复杂的人物性格和民族主义而非理想主义的价值观来塑造英雄，主要人物既是抗日的勇士，又是杀人的土匪。传统的英雄主义价值观在这里被消解了，理想主义被淡化，随之而来的是追求低等感官快感，否定文艺作品的恒久价值，强调写作过程瞬间的意义，人物塑造越来越强调随意性、感觉性和瞬间性。1990年前后的新写实主义所追求的零散化、自然人等写作观点的流行，对作品的评价也变成了多元化的无定式的价值评价，新时期文学进入尾声。
三、后新时期文艺中“红色经典”的登场
1．艺术——从审美到消费的渐变
当历史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进入市场化的消费型社会，中国文学艺术的后新时期到来了。后新时期文艺的最显著特点就是文艺跳出了艺术的框架，成为一种和市场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消费品。文学艺术已经不再是纯精神产品，它的评价体系已经逐渐由集中统一的政策宣传以及由少数精英的审美情趣转向市场评价和大众消费之中。人们对文艺产品的取舍通过庞大的发行和流通环节来完成。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新媒体艺术形式的广泛应用，以往以文学为主体的文艺模式已经被各种各样新型的艺术形式所取代，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使得文艺在形式上和传播方式上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以往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后17年时期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还是20世纪90年代强调文艺的自律性，都没有跳出文艺自身的范畴。作者、读者包括影视剧的观赏者和评论者对一部作品的评判，主要还是从它自身来寻找其社会意义或美学意义和娱乐价值。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主导文艺发展的既不是政治也不是艺术作品本身，甚至某些流行一时的文艺流派或思潮也无法左右文艺自身的发展。一双无形的手紧紧抓住了文艺发展的脉搏，这就是市场。于是，策划、经营、炒作、销售、票房等一系列商业名词，进入过去被认为无比神圣的艺术创作领域。文艺被拉入了人们从未经历过的市场经济时代。然而，无论社会如何变化，人毕竟还是要主宰自己的命运。英雄主义作为人类精神追求的目标，无论在任何时代都应该渗透在任何形式的文艺作品中，使接受者感受到精神产品与一般物质产品不同的对心灵的震撼。面对市场经济的消费时代，艺术家就应该改变以往对待作品的固有模式，使英雄主义的精神成为艺术商品的灵魂，随着市场和互联网的传播，不断地增加这种精神力量的感染力，这是我们面临的崭新课题。在这种剧烈的转型过程中，在人们担忧市场经济下价值观坍塌，人文主义流失，英雄主义不再之时，“红色经典”的登场，为我们带来了振奋，也引发我们的思考。因为这毕竟是一种与以往经验完全不同的艺术观念，我们必须要去面对，去研究，去探讨在无情的市场中如何显示出英雄主义有情的特色。
2．“经典”——炒作取代宣传
2004年5月25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出《关于“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审查管理的通知》，对“红色经典”的解释是：“即曾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名著。”但是实际上这一轮被炒作的“红色经典”已经和这一定义有了很大的距离。“红色”作为修饰词替代了以往革命历史题材之类只在官方或评论界流行而大众不太接受的称谓，显得时尚而前卫。而且，它直接针对近年来文学领域同时出现并且有很大影响的“新新人类”、“下半身写作”、“欲望写作”等，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挑战。“红色经典”又是一个泛形式的文化符号，它不是特指某种文艺形式或体裁。由于传统的小说越来越退出读者的视野，而电影尤其是电视剧越来越受到广大民众的关注，接受形式的变化使得“红色经典”具有了形式上的广义性。更大的“红色经典”概念则把范围扩大到包括电影电视在内的所有艺术类别，如绘画、雕塑、音乐与舞蹈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家传记文学，等等。更重要的是，“红色经典”是一个极具当代色彩的时尚名词。所谓“经典”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经典名著所说的“经典”，而是具有商业夸张和炒作色彩的市场流行语，就像“超级女声”、“面霸”、“视霸”之类的广告宣传语。
“红色经典”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流行音乐对过去的革命歌曲进行翻唱。一些年轻的音乐制作人对过去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流行的革命歌曲加入现代的节奏和摇滚的唱法制作了一盘“红太阳”的磁带，一举获得成功，它是在艺术领域连接过去和现在的一个标志性的行为。随之而来的就是大规模地将过去被称为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一直到各种以“红色经典”为主题的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旅游项目席卷全国，乃至餐饮、服装和娱乐等都搭上“红色经典”的便车。“红色经典”这个词已经远远超出了原有的意思，成为世纪之交一种时尚的符号，是历史的革命情怀与当下流行文化相互结合的产物。“红色经典”是艺术家和文化经营者共同策划的一次利用旧有品牌制造轰动效应，发掘文化市场潜力的尝试。但是随着这类题材的作品相继推出，“红色经典”这块牌子在一窝蜂的恶性竞争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几乎面临着被观众抛弃的境遇。从“红色经典”快速盛衰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宣扬英雄主义的精神产品在制造和流通过程中并不像一般物质产品生产那么简单。应该说，一般消费者的需求往往是多变的、非理性的和从众的。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可以在这种无序中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作为前提，不断修正自己的生产策略和方向。然而，精神产品的生产除了遵循这一规律外，还必须担负起引导消费方向、修正消费理念的职责。但实施这种职责的方式又必须是艺术的、潜移默化的。任何屈从于消费者的低俗需求或是使用简单、生硬、粗暴的方式，都是精神产品生产的天敌。
3．市场——主流与大众的奇妙吻合
主流意识与大众趣味的巧妙吻合是“红色经典”的特性之一。由于20世纪30年代受到苏联僵化文艺思潮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17年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文艺一直被庸俗社会学和工具论、从属论所困扰，几乎将中国文艺窒息而死。改革开放以后，以“二为”方针代替了工具论的文艺政策，以主旋律与多样化来维持主流意识与大众品味之间的关系，虽然摆脱了政治对文艺的完全控制，但效果并不很好。主流社会的某些引导不能为大众接受，有时还会引起人们情绪上的反感和抵触。而“红色经典”的奇妙之处就是它的审美趣味滥觞于民间，它既符合主流意识的主观发展方向，又不受主流意识的束缚和控制。“红色经典”的基本理念和审美趣味表现出一种主流意识与大众审美情趣的少有的重合。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在17年间始终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虽然也创作出了《红日》、《红旗谱》、《红岩》等优秀作品，但那时文艺创作始终遵循的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文艺创作从来就没有和市场联系在一起。改革开放以后，新时期开始的文艺创作始终保持着一种清高的状态，不屑和市场发生联系，即使是像王朔这样的号称市民风格的作家，在与市场接轨不久也趋于沉寂。然而“红色经典”从一开始就采用市场运作的方式，尤其是影视作品更是全方位地运用了好莱坞的运作模式和生产规模。比如《红色恋人》引入香港演员作为主角，《黄河别恋》让美国演员担任主角，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由中方出资，全部采用俄罗斯演员，而取得了成功。
曾经投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林海雪原》并引发“红色经典”热潮的万科影视公司这几年的投资方向，充分反映了在市场经济中游走的文化商人在运作“红色经典”时的复杂心态。“万科影视公司是个企业，我们的作品必须要让广大观众接受。从经营角度讲，我们在策划的时候就会考虑能不能播出，能不能在任何电视台都能播出这些问题。选择名著的风险就会非常小，因为它们已经积累了几代读者，读者的认知度高，参与度也就高。观众对名著的改编是有期待的，这就对制片商意味着在发行时可以节省较多的宣传费用，而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的名著属于主旋律作品，受到的限制会更少。”[2]从万科公司负责人说的这一段话可以看出，文化商人之所以参与“红色经典”作品的改编，主要还是从经营角度考虑。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中投资影视，“红色经典”应该说赢利的机会最多，所受的限制最少，投资的风险最小。但是，“红色经典”毕竟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产品，一旦偏离了这种特殊性而一味追求收视率和利润最大化，那么这个本来很有前景的品牌将会陷入尴尬之中，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
4．创意——在升华与屈就之间挣扎
自从2004年《林海雪原》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以后，接踵而来的就是把过去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或电影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或电影的热潮。《红色娘子军》、《苦菜花》、《小兵张嘎》、《冰山上的来客》、《沙家浜》、《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闪闪的红星》、《三家巷》、《霓虹灯下的哨兵》、《铁道游击队》等在17年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一些文艺作品纷纷被改编成电视剧。但是在几部电视剧上演以后，有关“红色经典”改编的问题也引起了人们更广泛的关注，因为这种一哄而上的改编几乎把“红色经典”这个本来很好的创意和品牌毁于一旦。
“红色英雄还是桃色英雄”是最惹争议的话题之一。《林海雪原》中杨子荣的英雄形象可以说是读者最熟悉、最敬仰的英雄人物之一，这个英雄形象具有极其典型的代表性和指针性。在小说原著中，杨子荣只身深入虎穴从容应对复杂惊险的局面，凭着机智和勇敢，一举捣毁了敌人的巢穴，顺利完成了任务。然而新改编的电视剧中的杨子荣形象似乎是为了刻意避免英雄人物过于神化的倾向，将这个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塑造成一个匪气十足、有着浪漫情怀、为了一个初恋情人槐花不惜舍身相拼的莽汉。这种对英雄人物尤其是对观众非常熟悉的英雄人物的彻底颠覆，把“红色英雄”改编成“桃色英雄”的做法为“红色经典”的改编开了一个坏头。“红色经典”之所以被观众所接受和喜爱，关键之处就是其中英雄形象的无私无畏、大义凛然和机智勇敢这些现代人所缺少的精神和禀赋还吸引着我们去怀念和效仿。而改编者不是以敬畏的心态去追思先人的英雄业绩，而是把这一题材作为一种炒作的噱头，为了广告，为了收视率，也是为了迎合当时韩剧、日剧等青春剧流行的大潮，把好端端的一个品牌给毁掉了。其结果也完全相反，不但没有提高收视率，反而引来一片骂声。
“表现英雄还是戏说英雄”也是争议极大的话题。“红色经典”的改编之所以在新的时代还能引起人们情感的波澜而受到许多观众的欢迎，最关键的要素就是这些作品中英雄人物的崇高、坚韧、无畏的基本品性是现代社会所缺乏的。所以，人们需要怀旧，需要回顾，需要反思。如果缺少了这些基本的要素，一味地将“红色经典”时尚化、青春化、市民化，使英雄人物成为青春偶像，成为缠绵悱恻的情种，那就是将英雄人物庸俗化的开端。在《林海雪原》风波之后，《红色娘子军》制片人直言不讳要将该片拍成青春偶像剧，说：“这是一部描写‘女人与战争’的作品，但是女人再革命也是女人，像她们个性中的可爱，骨子里的帅气，绝不能只是表现在行军礼时有多标准，而要在她们的情感上下功夫。如果将来观众看了这部戏后感觉这些女人很有味道的话，我就满足了。”[2]不久，该剧组向媒体提供的剧照里便出现了洪常青与吴琼花热吻的画面。在近些年的历史剧创作中出现了戏说历史的倾向，就是以某一历史故事或传说为线索，完全抛开历史事实，重新编造故事。这种倾向虽然违背了历史剧创作基本要义，但它可以为广大观众带来一些娱乐和欢笑并且无伤大雅，所以也能被观众接受。但是如果把“红色经典”中的英雄人物也拿来戏说，把它当作编造爱情故事的药引子，那就是对我们社会的精神价值体系的彻底颠覆，是对先烈们流血牺牲的英雄业绩的亵渎，是人们绝对不能接受的。在处理“红色经典”中的英雄形象时，艺术家面临着许多难以处理的课题，要把“红色经典”打造成极品是非常不容易的。既要面对市场，又要面对良心，还要面对至高无上的艺术的追求。因为“红色经典”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虽然有人们难以忘却的崇高的情怀，但它也曾经有过被极左路线利用将英雄形象神化成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人物的历史。所以，面对当下观众的审美情趣超越原著是必须的，但需要提升而不是一味地迁就低俗的审美趣味。既要将以往英雄形象中过分拔高的非人性成分纠正过来，使我们喜爱的英雄具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又必须凸现英雄人物超越一般人的那种无私无畏大义凛然的崇高精神。既要符合主旋律的基本要求，将主流社会的意志通过艺术形象潜移默化地传达给观众；又要顾及市场的激烈竞争，把娱乐和教化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寓教于乐，在娱乐中实现市场价值。
即使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教训，英雄主义作为价值观永远不会消亡，但是在文艺作品的创作和文化产品的运作中需要我们把握潮流，不断学习掌握新的技术，熟悉新的运作方式。由于市场经济的辐射的广泛性和互联网时代传播的快速和迅捷的新特征，作为国家意志的英雄主义可能赶上了一个好的机遇，如果运作得好，英雄主义的传播和影响会比以往更快、更好、更有效。
四、动画、漫画和网络游戏中的英雄主义
网游、动漫、卡通、手机、等离子、液晶、课件、链接、宽带、DV，这些我们过去闻所未闻的名词现在充斥人们的耳边。科学技术的发展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随着数码技术的日益完善，文艺的传播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读图时代到来，传统的文艺形式如小说、诗歌、戏剧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随之而来的除了越来越先进的电影电视技术外，数码技术已经发展到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网络游戏是最引人注目、发展最快的娱乐方式。另外，在电视中以往专门给儿童播映的动画片以及在市场上热销的儿童漫画书，这些传播形式的对象、手段和方法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动漫是动画片和漫画书的简称，是近几年风靡全球的娱乐休闲形式。由于它们创作和发行的渠道相互重叠，动画片热播时同样内容的漫画书也畅销；反之当一本漫画书畅销时，很快就会被改编成动画片，因此它们可以相互支持、共同发展，故统称为动漫。动漫的题材非常广泛，在过去它基本属于儿童文学领域，中国的连环画和动画电影在“文化大革命”以前都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比如20世纪20年代就已成名的万氏兄弟的动画片《铁扇公主》和后来张乐平的连环画《三毛流浪记》，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有《小蝌蚪找妈妈》、《三个和尚》、《黑猫警长》等动画片以及一大批内容丰富、制作精良的连环画，这些作品是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食粮。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外国卡通片的大量涌入，国产动画片开始节节败退。当时最流行的如《丁丁历险记》、《机器猫》、《变形金刚》、《一休》、《花仙子》、《米老鼠和唐老鸭》等“洋卡通”牢牢锁定少儿观众。尤其是日本的动漫从80年代一直到现在，占据了中国和东亚的大部分市场，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而且，日本的漫画已经不是我们过去所说的连环画，它是一种老少皆宜、图文并茂的休闲读物。
比动漫更加火暴的是随着信息技术发展起来的网络游戏。网络游戏已经逐渐成为中国IT领域中一个最风光的新兴产业，其飞快的发展速度让所有业内外人士看到了它潜在的巨大商业利润。艾瑞市场咨询公司(iRe-search)的《2004年中国网络游戏研究报告》显示，2001年中国网络游戏市场规模仅为37亿元人民币；2004年市场规模已达391亿元；预计2007年，中国网络游戏行业市场规模将达到889亿元。美国的游戏和动漫的产值已经超过了好莱坞的电影。日本在这个领域的成就更加惊人，动漫的产值已经高于钢铁、煤炭等传统产业，跃为产值最高的产业之一。
最让人惊奇的是近几年像雨后春笋一样迅猛发展起来的动漫和网络游戏的大部分主题都和英雄有关。在动漫中有人们熟悉的英雄形象如孙悟空、铁臂阿童木、白鸟战士冰河和青铜战士等。各种类型英雄主义主题的网络游戏更是数不胜数。比如近年的网络游戏中较为出名的有《英雄年代》、《战国英雄》、《海天英雄传》、《英雄王座》、《新英雄们》、《D国英雄》、《英雄OL》、《城市英雄》、《英雄无敌》、《射雕英雄传》等。每个玩家都会为传说中的英雄事迹所仰慕，也有过自己英雄经历的幻想，所以RPG(Role Play Game，角色扮演游戏)成了世界网络游戏的主流。英雄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仰慕的对象，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当英雄，尤其是那些在战场上纵横驰骋、杀敌无数的战斗英雄更是不能亲自体验。然而，网络游戏的出现使许多人都能如愿实现这个梦想。网络游戏以其真实的3D画面、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吸引了无数疯狂的年轻人，在网络游戏中，操作者可以自由选择扮演其中任何一个英雄，通过努力过关可以得到各种先进的武器以及晋升级别，以达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
神化与历史是网络游戏和动漫英雄主题的基本素材。但是和其他文艺作品的英雄题材一样，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在这种新型的艺术形式中也非常明显。
中国自秦汉起，便已经形成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加之儒家思想的熏陶，使得东方民族对于个人与国家的联系看得格外重要。故而一切东方式英雄们的冒险，必然要有一个与“天下”休戚相关的目标。所以，东方文化传统的网络游戏，将个人得失与天下兴亡紧紧联系在一起。人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可以在这个游戏中加以体现，对游戏的进程产生某种程度上的影响。既有个人辉煌的成就感，又会有肩负江山社稷的使命感。《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梁山泊上一百单八条好汉，都是如此。在他们背后，是象征着国家与民族的王朝，代表西方极乐的佛祖如来，以及渴望诛灭贪官污吏得见朗朗乾坤的黎民苍生。西方的英雄们则截然相反。在中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城邦林立，人们的国家观念极其淡漠，同时小小的封建主们所辖往往不过百十里，不可能像中国的割据势力一样动辄十万大军杀将过来，十万大军杀将过去，那些战斗的骑士们更多时候还是处于小规模作战的状态。于是个人英雄主义格外彰显，出发点仅仅是能够成功地实现自我价值，任何一个豪杰的所作所为都有可能经过普通百姓的传颂完成由人到神的演变，从而造就了我们现在所能在各式文学、影视及游戏作品中耳熟能详的故事，比如罗宾汉、亚森·罗平。西方的英雄更加注重追寻其个人的荣耀与英名，他们的行为基本上处于一种独立性的冒险，只与自身的目标发生关系。比如《魔兽争霸》中兽人奴隶萨尔自幼在人类的身边学习各种战斗技巧与知识，但长成后得知部落与联盟之间绵延不尽的历史渊源，便决意追寻祖先的战斗的精神，通过四处游历，不断地探索与发现，得到许多朋友的支持与帮助，在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战斗以后最终得以复兴兽人部族并成为酋长。西方的剑客和骑士与东方的道士和法师不同，孙悟空是东土神州的斗士，阿尔萨斯是艾泽拉斯的死亡骑士，他们所象征的正是各自不同的文化理念与世界史观。在创作游戏的过程中，若不能把握好这本质上的区别，硬要把东方人塞进西方魔幻体系里折腾，将会出现不伦不类的现象。
动漫和网络游戏依靠英雄主题来吸引读者和玩家，而且这个领域的绝大部分读者都是处于青春成长期的青少年。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动漫和网游作为正在飞速兴起的文化产品，一方面在大规模地扩充它的赢利范围；另一方面又在精神领域广泛地深刻地影响着整整一代年轻人。这个领域的争夺异常激烈，我们必须进入，但不是用行政的方法而是用市场的方法，靠智慧和才能从这个领域争夺下一代，并获得合理的经济收益。
五、结语
马克思认为无论社会如何发展，统治阶级不仅掌握着物质财产的分配权，而且也掌握着精神财产的分配权，“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3]。但是，面对新的社会运作模式，对于精神财产的分配也需要适应新的形势，“主旋律”作品也需要商业运作。
消费时代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自由选择，与计划经济时代不同，精神产品和其他产品一样，不能靠配给的方式分发给消费者，而需要通过自己产品的质量、品牌和知名度来吸引消费者购买产品。英雄主义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统治阶级也就是国家意志在文艺作品中体现的重中之重。面对消费时代，国家必须通过市场的和资金的投向来体现英雄主义的价值观，比如在当今休闲旅游的大潮中提出“红色旅游”的确是一个金点子。通过旅游度假来缅怀革命先烈的英雄主义事迹，这是消费时代国家价值观传播方式改变的一个成功范例。消费时代的价值观传播方式变得极其多元，过去人们认为不能成为消费品的许多东西都进入了消费领域。比如最典型的就是文化产业，从以往人们锻炼身体的体育项目到餐饮文化中的商业品牌和民俗风情，都是人们传播价值观的载体。比如通过在NBA打球的姚明的硬朗风格和个人魅力，成功地在美国人面前展示了中国人的优秀品格，这种看似无意识的英雄主义运作，比千万遍地叫喊要有效得多。而遍布全世界的中餐馆，实际上也是传播民族文化的极好渠道，在这一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而美国的“麦当劳”和“肯德基”却能够运用他们遍布全球的快餐店，成功地展示了美国的餐饮文化和标准化的管理理念。
新媒体艺术形式的发展也给价值观的传播带来了新的课题。好莱坞通过《拯救大兵瑞恩》、《泰坦尼克号》这样的大片铺天盖地地向全世界宣扬美国的英雄主义价值观，其中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思考。还有网络游戏和动漫这些通过数码技术创造出来的新的艺术形式中有太多可以渗透包括英雄主义价值观的空间，在这一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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