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历史跨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规律性现象。目前，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完成了由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有的国家正处在转变的过渡之中。本文将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放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较分析，从国外经济增长方式的演进规律，研究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初始条件和时机选择，进一步探索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
1.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类型定义
经济增长方式问题是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内容。但是，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经济增长新理论，都未明确提出过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等人和庸俗经济学家马歇尔虽有“粗放”和“集约”的提法，大都是从经营的角度提出来的。1983年，劳埃德·雷诺兹对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作了区分，他的划分也不是我们现在使用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特别是除原苏联之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哪个国家的政府作出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决定。据此，很多学者还断定资本主义国家不存在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自从我国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之后，很多文章在概念的使用上比较混乱，经常把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型的经营方式、外延的扩大再生产等同起来，把与其相对应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集约型的经营方式、内涵扩大再生产等同起来。就是在同一篇文章中，出现前后互相否定的现象也不少见。国内学术界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种种争论和误解，是因为在概念的理解上角度各异，因而意见相左，分歧甚远，这说明在理论上对经济增长方式及其类型进行抽象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也使我们讨论的问题接近和有共同的概念基础，进而明确在实践中转“什么”和怎么转。
借鉴国内外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和研究成果，我认为经济增长方式应该做这样的定义：经济增长方式即实现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的组合形式，或者说是指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要素投入与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构成方式，即实现经济增长所依赖的增长源泉构成及其路径。
经济增长方式的类型即经济增长方式的种类。我们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类型可以再做进一步的划分：如果经济增长主要依赖生产要素投入的数量扩张，可称为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如果经济增长靠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推动，则称为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但是，要素投入与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是截然分开的，更不是彼此排斥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没有生产要素的投入，就不会有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要素生产率是靠要素投入来支撑的，没有追加的不变资本（△C）和追加的可变资本（△V），要素生产率也无从谈起。但是，我认为，这并不影响从理论上将增长方式抽象为两种不同的类型。
通过什么标准判断此种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的，不是集约的，或是集约的而不是粗放的？劳埃德·雷诺兹（Lloyd Rynolds）在研究了大量有关世界经济增长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文献之后，他把人口和生产差不多的同步增长称为“粗放增长”，把人均产出开始上升称为“集约增长”，把这两者分开的时期称作“转折”。那么，是什么引起了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折点？雷诺兹本人认为，在一国把握住由国际商业传递的来自发达国家的扩散效应时，集约增长便开始了。据他观察，在长期萧条的1914—1945年期间，没有几个国家达到转折点，而在繁荣的1850—1914年和1945—1973年期间，许多国家都达到了转折。把雷诺兹选择的国家列表如下：
雷诺兹转折点经选择的国家
拉丁美洲：
阿根廷1860年
巴西 1850年
智利 1840年
哥伦比亚 1885年
墨西哥1876年
秘鲁 1880年
科特迪瓦 1895年
埃及 1952年
加纳 1895年
肯尼亚1895年
坦桑尼亚 1900年
孟加拉国 ——
中国 1949年
印度 1947年
印度尼西亚1965年
马来西亚 1850年
巴基斯坦 1947年
菲律宾1900年
斯里兰卡 1880年
资料来源：劳埃德·G·雷诺兹：《经济增长对第三世界的扩散：1850—1980年》第958页。
从上表看出，雷诺兹显然是把一个国家独立后的日期作为转折点的日期。按照雷诺兹的观点，中国在1949年就实现了由粗放到集约的转变，这肯定是不符合实际的。况且，一个国家独立了，是否使人均收入水平一定增长，还要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所谓发达国家的“扩散效应”能否给一个国家带来效益，这就要取决于这个国家是执行对外开放的政策还是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而且还存在国际环境允许不允许的问题。尤为重要的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动态过程，是一个不断地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过程。
为了便于进行国际比较和避免一些无意义的争议，特别是使概念更准确地反映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现象，我把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再作进一步的规范：
①在生产要素质量及结合方式不变或变动幅度较小的条件下，生产要素的投入是原来技术水平基础上的重复或迭加，新添置的机器设备不比原来的先进，新增加的工人素质不比原来的高，甚至比原来的降低。
②新投入的生产要素，同原来已投入的生产要素的生产率相比没有提高，或保持不变，甚至有所下降。
③经济增长率提高的速度，主要是来源于生产要素的数量扩张，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没有得到提高，或者提高甚微。
明确了经济增长方式类型的基本含义和划分依据之后，把它运用来分析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特征时，还会遇到用什么指标来说明的问题。判别经济增长方式类型的指标应建立在对经济增长因素的数量分析基础之上。对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数量分析方法较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一是分析劳动投入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二是分析资金投入增长与资金利用效果；三是生产函数分析方法，即从劳动投入增长、资金投入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分析入手。
本文采用生产函数分析方法，文中使用的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和立论，都是建立在这个意义和分析方法基础上的。
2.经济发展阶段与生产要素的一般特征分析
经济增长方式类型的划分，是理论上的抽象。纯粹的粗放或纯粹的集约都是没有的，经济增长方式类型的划分具有相对性，每一种经济增长类型存在的合理性都是以客观条件为前提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要素的作用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存在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选择，分析一种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的必然性，必须联系经济发展阶段。
从李斯特到波特关于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的理论，说明经济发展阶段是一个由低到高的递次上升过程。尽管划分方法不同，标准不一，角度各异，有的从生物学的角度，有的从区域经济的角度，有的从经济增长因素作用的角度来划分。但是，不论采取什么标准，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线索，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工业化问题，说到底，就是由工业带动和取代农业，由工业的高度发展来实现社会经济发展高级化。正因如此，发展中国家都把实现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
必须指出，在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存在实现工业化问题的，因为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工业化过程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在资本主义阶段早已完成了。但是，事实上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胜利的。列宁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根本任务，就是发展农业生产，改变农业严重落后于工业的问题。早在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也指出：“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因此，要衡量我国经济发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上，基准只能定位在工业化的程度上。
反映工业化程度的指标不能是单一的。单纯地采取人均收入水平或城市化水平都难以全面地反映经济发展阶段的实际进程。我以H·钱纳里关于工业化阶段的6个时期为线索，参照S·库兹涅茨的分析以及世界银行的有关报告，从人均收入水平、就业结构、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的贡献等方面来阐述工业化不同阶段上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基本特征。
为了叙述方面，先列表如下，然后再做综合分析。
表2—1 H·钱纳里等人的多国模型Ⅰ
资料来源：H·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19页。
表2—2 H·钱纳里等人的多国模型Ⅱ
资料来源：H·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34—335页。
表2—3 S·库兹涅茨的统计分析Ⅰ
资料来源：S·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41、356—357页。
表2—4 S·库兹涅茨的统计分析Ⅱ
资料来源：S·库兹涅茨《各国经济增长》和《国家增长的数量方面》，转引自刘伟等《资源配置与经济体制改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156页。
综合以上各表，我们发现，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不同的。
在工业化前的准备阶段。工业化前的准备阶段又称“准工业化阶段”，也就是从初级产品生产向工业化阶段的过渡阶段（即0和1两个时期）。在这一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小，仅为32%，人均收入水平低，最高也只有280美元，在GNP的比重中，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的比重大，二元经济结构特点十分明显，在100美元的起点上，增加180美元，大约用了60年的时间，平均每年增加3美元左右。资本积累低速至中速增长，劳动力加速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极为缓慢，仅为0.72%，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主要是资本和劳动两个因素，分别为49%和36%，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为15%。
在工业化的实现阶段。即钱纳里的2、3、4时期。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占绝大多数，达到65%，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力的比重占68.6%，远远地高出准工业化阶段36.7%的水平，人均收入水平迅速提高，由280美元增加到2100美元，实际增加1820美元，平均每年增加30多美元。这个阶段一共用了53年的时间，与准工业化阶段相比，资本和劳动对产出的贡献率降低，分别由49%、34%降到39%和15%，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15%上升到44%。按照H·钱纳里的分析，工业化实现阶段又可分为三个小的时期：
（1）实现工业化的起步时期。这一时期人均收入水平从280美元增至560美元，劳动力年均增长率由上升转为下降，第二产业劳动力就业人数增长快于第三产业增长，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36%，资本和劳动对产出的贡献率分别为47%和27%，全要素生产率由15%上升到25%。这一时期用了22年。
（2）工业化发展加速时期。这一时期人均收入水平从560美元增加到1120美元，第二产业增长仍然快于第一、三产业增长，结构变动异常剧烈。这一时期用了17年。资本的增长率继续上升，劳动增长率继续下降，资本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远远地高于劳动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资本和劳动对产出的贡献率分别降到43%和21%，全要素生产率由25%上升到36%。
（3）工业化成熟时期。这一时期人均收入达到较高的水平，从1120美元增加到2100美元。经济增长率进一步上升，达到6.58%，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占GNP的比重急剧降到14%，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4%，资本贡献率继续下降，劳动要素贡献率降低。形成高增长→高收入→高储蓄→高增长的循环。这一时期大约经历了14年。
在工业化后阶段。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是：人均收入水平很高，从2100美元增加到5040美元，大约用了19年时间，平均每年增加150美元，经济增长速度平稳放慢由6.58%降到5.6%左右，都市人口占总人口的68.2%，社会人口基本城市化，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继续下降，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上升，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继续下降，劳动贡献率略有回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3.国外经济增长方式的演进规律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提高，生产要素中的资本和劳动对产出的贡献率逐渐降低，全要素生产率（TFP）对产出的贡献率不断提高。国内外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很多学者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变化，把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在资本、劳动和土地基础上，解释为技术、制度、企业家精神、文化与心理和人力资本等等。实际上，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索洛模型等等，模型的不同，在我看来，有分析方法的不同，也有认识问题深浅程度的差异，但主要问题是经济增长因素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作用的不同，生产要素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各种模型都是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因素作用大小的反映，均是以某一生产要素为主线，揭示经济发展阶段的梯次上升与生产要素替代的相互关系。
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早期，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是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粗放增长来实现，也就是通过生产要素的数量扩张实现经济的增长。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工资低，资源短缺的矛盾也未暴露出来。靠劳动、资本和初级资源推动经济增长，就成了促进经济增长因素中的比较优势。因此，斯密和李嘉图等人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资本主义的粗放增长大约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到19世纪60年代结束。提出这样的结论，主要依据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方式呈现出的以下特征：
第一，工业经济的增长，主要靠劳动和资本的投入来推动。16—18世纪期间资本原始积累完成后，先行的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大批自由劳动者和巨额货币资本，具备了靠资本和劳动推动经济增长的条件。1771年，在英国诺丁汉开办第一座纺织厂的阿克莱特，只有几架用马车推动的机器。1779年，他在克隆姆福特的纺纱厂增加到几千个锭子并雇佣了300个工人。1872年，据阿克来特自己估计，他的同伙人雇佣的工人已有5000多名，资金不少于20万英镑。在曼彻斯特，纺纱厂由1家增加到50家。以铁路为例，1848—1858年，全世界大约建成60000公里，比1825年几乎增加了1.5倍。1834年，比利时国会通过一项兴建全国铁路网的法案，由国家投资修建铁路，同时又鼓励个人投资。1844年，这项计划完成。1847—1857年，英国的投资总额估计达3—3.5亿英镑。德国在此期间工业生产设备增加约1倍，法国的重工业的固定资本增加了75%，美国在这一时期的固定资本投资超过除英国外的任何国家。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在18世纪末，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工业还很少，城市也很小，人口中多半是农业人口。在整个欧洲，1800年，超过10万人口的大城市有阿姆斯特丹、巴塞罗纳、柏林、汉堡、里斯本、伦敦、巴黎、彼得堡、维也纳等21座，1850年则增加到31座，而且不少大城市的人口增加了1倍以上，有的增加3—4倍。1800年，美国5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只有费城，1850年增加到10座，并且有了超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
第二，农业经济的增长，靠开垦、扩充土地资源和增加劳动为动力。在这一阶段，农业的粗放增长更加典型，马歇尔曾经有过生动的写照：“只要在粗耕下他能管理，他就在许多英亩土地上播种。”在英国，从18世纪开始，圈地成为由国会通过议案批准的合法行动。到18世纪末，规模更趋扩大，自耕农就基本上被消灭了。美国先在东部开发，而后由东向西发展。通过出售西部国有土地和赠与铁路公司土地的政策，加速通往西部的铁路建设，吸引大量移民涌往西部，加速西部的开拓垦殖。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就象马克思描绘的那样：“大陆—洲—洲地垦殖”。但这个时期农业的生产主要还靠人力，机器的使用尚不普遍。
第三，在促进经济增长的生产诸要素贡献率方面，主要依靠要素的增长率。据资料统计，仅在19世纪50—70年代的20年时间里，工业生产和铁路建设英国增长98%，法国增长了2倍，美国增长了约2.8倍，德国大约增长了3倍。增长的加速主要是投入增长较快特别是资本积累的结果，净投资的份额和劳动力得到了最快的增长。在这些国家里，生产规模的扩大，应该说产业革命起了巨大推动力的作用，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产业革命已经完成基础上的，是对产业革命成果的利用。此间，并没有发生技术革命的突变，生产规模扩大主要是生产要素在相对固定技术水平上的重复扩张，即依赖资本和劳动增长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的比重，仍然很微弱。
发挥资本、劳动和初级资源的优势带来的经济迅猛发展，对技术进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成经济增长的许多物质资源日益短缺，资源限制经济发展的矛盾也突出出来。在18世纪30年代以前，由于英国的冶铁一直以木炭作为燃料，森林几乎被砍伐殆尽。到了18世纪末期，由于冶铁燃料缺乏而且昂贵，冶铁业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粗放型为主的经济增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约经历了100年左右的时间，进入19世纪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开始由粗放向集约型转变。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为什么到19世纪末发生转变，其规律是什么？在先行工业化国家中，我们选取英国和美国为代表，在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中，以俄国和日本为例（见图3—1）：
图3—1
资料来源：《英国历史统计摘要》英文版第367—368页；《美国历史统计，殖民地时代到1957年》英文版第139页；《国外经济统计资料，1949—1978年》；《国外经济统计资料，1950—1981年》。
英国的工业化起步比美国早，从图中直观分析，它从1760年—1770年开始起步。从图3—1的两条半对数曲线可以看出，英国、美国等先行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开始后的100年左右的时间里，是增长因素的积累过程。在19世纪末之前，一直是缓慢爬升，到了19世纪初期，才急剧上升。
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与先行工业国相比，经济成长起点较低，一般在人均GNP200美元以下，甚至100美元左右。如俄国19世纪中叶人均GNP约为150—200美元，日本19世纪70年代人均GNP仅为74美元。（见图3—2）
图3—2
俄国（苏联）和日本的人均GNP增长曲线
资料来源：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主编：《苏联经济新剖析》；《国外经济统计资料，1949—1978年》；《国外经济统计资料，1950—1981年》。
从图中还看出，俄、日两国在转折点之前，人均GNP一直平缓，过了转折点之后就陡峭上爬。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方式能够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主要因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具备了以下条件：
（1）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过上百年的粗放增长，在不同程度上建立起了各自的近代工业部门，资本积累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德国资本的形成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美国占21.4%。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物质基础已经具备。
（2）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伴随经济结构的变动，城市人口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人口总数中的比例大大提高。美国城市人口比例在1870年时为25.7%，1900年上升到39.7%。英国达77.0%，德国56.1%，新西兰43.1%，法国41.0%，荷兰40.5%，丹麦38.2%，加拿大37.5%。工业及相关的行业不断增长并在空间上相对集中，为经济的集约增长提供了空间条件。
（3）人均GNP在500美元以上。据卫兴华教授统计，1890年的人均GNP，英国785美元，法国515美元，德国537美元。这个水平，正是走出准工业化阶段向实现工业化阶段迈进的时期。
（4）经济增长方式的跳跃式的转变需要特殊的历史条件，如日本是一个发展较晚而后来居上的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转变，取决于大量引进国外过剩资本、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尤其是对引进的技术迅速消化、吸收，并提高再输出的能力。
（5）19世纪后半期发生了化工技术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1851年—1930年，技术革命不仅使能源动力发生革命，而且还使材料、信息及运输技术发生革命性变化。形成了以电能为中心的技术体系，使生产过程自动化成为可能。新的技术革命使生产组织也发生了变革，过去由于动力和传动装置限制而将同种机器并列的工艺组织，已由按产品的加工工艺组成的流水线代替。以流水线为基础，产生了新的劳动组织和现代管理体系。比如“泰勒制”和“福特制”等就在此期间产生，新的组织形式提高了劳动效率。
总的来说，各个国家工业化的一个共同结果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重工业的强大发展，不仅为整个工业提供了新的充裕的能源和原材料，而且还提供了新的技术装备，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品加工深化程度的提高。以美国为例，1869年，美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创造的附加价值是679美元，1914年增加到1422美元，上升了1.1倍。
那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什么时候转到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上来的？或者说，是什么时候实现集约增长的，实现转变的标志是什么？现在，很多学者主张，全要素增长率对经济总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以上，应该是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了。这种观点，与实现工业化后的稳定增长阶段基本吻合。
根据H·钱纳里对12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计，到本世纪的50年代末70年代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投入增长1.1%，资本投入增长5.2%，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2.7%，产出增长5.4%，全要素投入增长率对总增长的贡献相继达到50%。如果依据50%的数量界限，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本世纪的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相继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有的国家可能经历的时间要长一些，有的国家可能要短一些。而且肯定还会出现粗放增长为主、粗放增长与集约增长并列和集约增长为主等若干个小的发展阶段。限于资料，现在还难以准确地计算出具体国家何时开始转变或何年结束的。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作出这样的判断：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开始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平均也大约经历了100年左右的时间。
4.中国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时机选择
选择哪种类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取决于自然资源的禀赋和开发利用程度，劳动力的供需关系和素质状况，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及其在生产中的利用程度，国民经济基础设施的发展状况等等。在影响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当中，哪些因素能够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这是制约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选择的重要原因。
中国与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不同。在这些国家里，农业过剩人口的转移已经完成，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教育水平大幅度提高，信息积累速度加快，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靠技术创新以及人力资本的投入，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路子，这是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美国、西欧和日本有资本技术的优势，中东、澳洲有资源的优势。而我们国家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建国以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又面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挑战，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强国是头等迫切的历史课题，如果不能缩小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就等于没有发展，还是要处处被动挨打，要在短时期内迎头赶上，这就取决于能否利用自己拥有的生产要素优势。在我们国家，第一，缺少资本，尽管经过40多年的发展，“底子薄”的状况难以迅速改观，资本积累仍然薄弱。第二，从总体上看，科学技术也没有优势，虽然在某些领域内有一些高新技术，在绝大多数领域，特别是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科技领域内，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还很大，每平方米可耕地提供的GNP与一些国家比较相差悬殊。（见表）
可耕地1平方米提供的GNP值（美元）
1970 19801990
日本3.69 21.70 63.70
美国0.52 1.452.9
韩国0.37 2.76 11.39
台湾0.63 4.50 18.08
香港63.33392.86 1018.57
新加坡 47.50282.50 882.50
马来西亚 0.100.550.83
泰国 0.050.170.36
印度尼西亚0.070.350.48
菲律宾0.100.420.56
中国 0.110.300.43
资料来源：梶原弘和《亚洲的发展战略——工业化波和地域经济圈》第124页，日本东洋经济报社1995年版。
第三，自然资源在有些地区是优势，但总体上也处于劣势，人均占有量很贫乏。经济发展的真正优势，就是廉价的劳动力，尽管素质较低，在长期内能做到“无限供给”。因此，在这种条件下，促进经济增长，只能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土地、资本及其初级资源的投入，这些是经济增长因素中的比较优势。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劳动、土地、资本等初级资源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不是粗放型增长。其理由是增加资本密集型与不断开发新技术之间存在着一种重要的联系。我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从理论上推理，上面的观点也不完全算错。但是，我们判断投资推动的是“粗放”还是“集约”的，不能简单地不加分析地下结论，而是要看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实际作用，技术的载体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其它形式。如果用在物质资本上的机器设备水平未提高，就是粗放增长，如果用在人力资本或技术更新、改造上，就是集约增长。
资本投入不仅能提高被投资企业和工人的生产能力，也提高相关的其他企业和工人的生产能力，即所谓“正的外部性”。有的资料统计，在工业化国家，每一个工人平均资本每增长1个百分点，劳动生产率增长也会提高1个百分点。从这些方面看，资本推动的经济增长确实具有集约的特征。但若从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看，投资基本用于解决下面三个问题：
（1）建立新的发展部门和加强某些薄弱部门的发展，改变国民经济体系中某一部门的薄弱地位，增加该部门的投入，增加该部门企业的数量和规模。
（2）解决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使落后地区迅速赶上发达地区水平，提高落后地区企业的存量。
（3）增加就业人数，缓解就业压力，扩大就业的需求，扩大新企业的产生和原有企业的规模。
解决上述问题，只能通过投资，进行基本建设来实现。一般来说，一国在工业化的初期，国民经济未形成自己的体系，各部门残缺，部门间不协调、不配套，国家首要的任务是要大规模地搞建设，进行大量的投入，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以劳动、资本、土地等因素为主推动经济增长。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优点在于能够吸收较多的劳动力，使就业人数较快地增长，可以利用一般的工具在一般的条件下增加社会产品，但缺点是劳动生产率低。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优点是在先进科学技术基础上，劳动生产率高，但缺点是不能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就业量少。
中国政府现在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否具备转变的初始条件？我们根据人均收入、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全要素贡献率等几个重要经济变量进行比较，从而确定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时机选择是否成熟。
（1）人均GNP
人均GNP美元水平是衡量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经济变量。现在，我国人均GNP为多少美元，说法不一。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所公布的数字，我国人均GNP仅为350美元，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1年卷第31、79页统计，按当年价格计算，我国人均GNP为1558美元，按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则为865.9美元，按1978年汇率（年均168.36）折算人均收入为514.3美元；若按1970年不变价格和1970年汇率（246.18）计算，1990年人均GNP为343.9美元。根据H·钱纳里的估计，把1970年的美元换算为1982年美元，则比较因子约为2.6，那么1990年的人均GNP应为894.14美元。很多文章认为，我国人均GNP在490美元左右，按照经验估算，这个数字比较符合我国的实际。就其绝对量来说，我国现在人均美元相当于泰国（2110美元）的四分之一，马来西亚（3140美元）的六分之一，韩国（7660美元）的十五分之一，加拿大（19990美元）的四十分之一，美国（24740美元）的五十分之一，日本（31490美元）的六十五分之一。
（2）劳动力配置结构
1978年，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分别是70.7%、17.6%、11.7%。到1991年，分布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分别变为59.8%、21.4%、18.8%。其中第一产业劳动力的比重下降10.9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2.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7.1个百分点。从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变动来看，尽管变动很大，但大量的劳动力仍然滞留在第一产业，第二、第三产业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很弱。
（3）城市人口的比重
城市化的进程反映工业化发展，城市人口占社会总人口的比例是城市化水平的基本标志。人口的相对集中也是选择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条件。根据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公布的数字，到1989年，我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达53%。根据经验分析，这个估计显然是偏高了。最新统计，1993年城市人口比重达29%，这个数字是以户籍为准进行统计的。目前，有一种观点主张，应把农民进城打工包括在城市的人口统计之内，如果这样，保守估计我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得在35%左右。有的学者推算在37%左右。我不主张把打工人口统计在内，这部分人口是劳动力追逐职业而形成的暂时性迁移，具有“进城没进厂”和“离乡没离土”的特点。目前，全球低收入国家城市人口平均比重1993年为28%，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60%，高收入国家为78%，英国高达89%。
（4）产业结构
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在世界产业结构进化等级系列中所处的阶段及调整升级的步伐是衡量工业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关于产业结构，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一是以产出值为衡量标准，到1994年底，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18.8%，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49.5%，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32.7%。二是从产出结构来看，到1990年，第一产业为28.4%，第二产业为44.3%，第三产业为27.2%。从产出结构看，中国工业化的程度已经相当高了，第二、三产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占绝对优势。
（5）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贡献
全要素对产出贡献率的高低取决于科学技术、劳动力的知识层次等多种因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的研究结果表明，劳动生产率与劳动者受教育的文化程度呈正相关的关系。小学毕业可提高生产率43%，初中毕业可提高108%，大学毕业可提高300%。但我国近年来的文盲率仍为15.9%，据1990年的人口普查，各层次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大学1.42%，高中8.04%，初中23.34%，小学37.06%。1993年20—24岁受高等教育者百分比，中国为2%，泰国为16%，新加坡为38%，澳大利亚为39%，韩国为40%，美国为76%，日本为31%。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我国现在是30%，比发达国家低得多，如日本为55%，西德为55.6%。根据有关资料统计，1953—1990年，我国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82.5%，而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只有17.5%，其中1963—1978年，要素投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高达95.8%，而综合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仅为4.2%，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有相当差距（50—60年代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49%，发展中国家为31%，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为35%）。我国目前全要素对产出贡献率为36%。
基于以上5个主要经济变量，参照国际上的一般标准，可以得出如下判断：
从人均GNP来看，如果依据这个数字，参照H·钱纳里等人的多国模型，我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前的准备阶段，正处在实现工业化起步阶段的后期，向工业化发展加速时期迈进。即接近走出H·钱纳里多国模型的第2时期。
从就业结构来看，比照S·库兹涅茨的统计分析，我国目前正处在钱纳里的第1时期的后期，接近第2时期。
从城市人口的比重来看，如果按35%的统计，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处于较低阶段，即处于H·钱纳里等人多国模型中的第2时期。
从工业结构来看，说明我国仍然是农业大国。中国的产业发展水平，还处在工业化前的准备阶段，农业、第三产业落后，国民经济主要靠工业推动。
从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的贡献率来看，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处于钱纳里的第3时期。
综合起来分析，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准备阶段，将要走出实现工业化的起步时期，正在向工业化发展加速时期迈进。按照世界工业化国家的一般经验，要完成工业化，如果从1980年算起，还需要53年时间。
5.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历史跨越与路径选择
我国提出到2010年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如果从80年代初期算起，只有30年的时间。要用这么短的时间，跨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100多年的历史，任务是极其艰难的。
中国能不能在预期时间内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尽管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的程度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通过对中外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特点的比较分析，说明我们已经具备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时期的初始条件，现在的时机选择也是适时的。而且还有后发优势，可以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的历史背景下，继续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吸引外国的资本和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大大地缩短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历史进程，避免重走先行国家的老路，这是其一。其二，中国政府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形成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政府的发展能力和控制能力特别强，靠国家机器的强力推动，也可以大大缩短转变的时间。在这方面，日本等作为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为实践提供了例证。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可盲目乐观。如果参照H·钱纳里关于经济发展阶段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对应关系，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24%发展到50%，也需要整整50年的时间。按这个规律发展，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也需要到2030年，我认为，那也将是人类经济史上的伟大壮举！也就是说，我们用30年的时间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大约100年左右的粗放增长过程，用50年的时间走完资本主义由粗放向集约转变的100多年的历程。这个总体结论是宏观的判断。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各类产业部门科技应用程度差异也很大，有的地区可能要用更多的时间。因此，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历史跨越，我认为应走两条路径：一条是在地区布局上，可采取非均衡转变战略，由东向西梯次推进；另一条是在产业布局上，可选取跨越式技术，实行密集投入，不应简单地根据发达国家经历过的技术阶段选择我们的道路，一步越进到最新最高阶段，带动传统技术产业的转变，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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