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卢作孚的“计划经济”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计划经济论文,思想论文,论卢作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卢作孚先生以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在北碚嘉陵江三峡地区进行的乡村建 设而著称于世。他在成就如此众多而显彰的事业的同时，还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 价值不菲的思想遗产。限于篇幅，本文拟就卢作孚的计划经济思想作一介绍和评论。
一
搞经济建设要有计划，是卢作孚一贯的思想。
北碚乡村建设刚刚启动时，卢作孚曾在印发给北碚峡防局所有工人员的《怎么样做事 ——为社会做事》的手册中，把“计划”列为搞事业的信条之一：“无论做什么事，事 前贵有精密计划，事后尤贵有清晰的整理。今天整理出来的事项，不但是今天的成绩， 又是明天计划的根据”，认为“精密的计划”，“是乡村建设中不可避免亦不可疏忽的 根本问题”。(注：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 7页。)1936年10月，卢作孚发表《如何加速国家的进步》，认为要加快中国经济建设的 步伐，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应当“确定整个计划”，“中华民国需要进步，尤其 需要在整个计划下进步。整个计划必须决定于政府，尤其必须决定于中央政府”。(注 ：《卢作孚文集》，第438页。)这是他第一次明确的提出中国经济建设应当有计划。19 44年，经过较长时间实践的积累和思索的深化，卢作孚对此有了更加坚定和成熟的认识 。他在复旦大学、中国西部科学院为他前往出席在美国纽约召开的国际通商会议的欢送 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如果只创办新的现代事业而没有整个妥善的安排，即易发生很大 的弊害，引起整个社会的不安。尤其是中国的建设，更不能没有一个确定的计划”。他 认为，中国今后的经济建设，“国家只须控制两个武器：第一是法律，第二是计划。两 者都是维持秩序，法律从消极方面规定了人民的行动范围，计划更从积极方面规定了人 们行动的方向和途程”。有了计划，中国经济建设就“有鲜明的目标，有前进的道路， 有光明的前途，不仅鼓舞了中国人奋斗的力量，也鼓舞了外国人帮助的信心和同情”。 (注：《卢作孚文集》，第578—579页。)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卢作孚在《战后中国究应如何建设》一文中正式提出了“计划经 济”的概念。他说：“使一切经济事业——生产事业、交通事业、贸易事业、金融事业 ——在国家的整个秩序上发展，在国家预定的计划上发展，这是经济建设最进步的方法 。经济建设而有预定计划，应叫做计划的经济建设，或简称计划经济。”(注：《卢作 孚文集》，第606页。)他进一步指出：“中国未来的经济建设，极应以计划经济代替自 由经济，以竞赛代替斗争，集中人力、物力在成功的事业上，减少无谓的损失，加速建 设的完成。”(注：《卢作孚文集》，第608页。)
二
卢作孚“计划经济”思想的提出，有他一贯的重视计划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思想 的发展，有对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和《实业计划》的继承，此外，还有更深刻的历史背 景——这就是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特别是经济思想界出现的颇具影响 的计划经济思潮。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各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工厂 停工、商店倒闭、银行破产、失业激增。工农商各业陷于瘫痪状态，国民经济频现崩溃 之象，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一下子倒退了25年。猛烈的经济危机引发了深重的社会危 机，失业成了流行的瘟疫，人民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工人罢工风起云涌，中小资产阶级 的抗议此起彼伏，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处于风雨飘摇中。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主义 的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所获得的巨大成功。在此期间，苏联工业投资24 8亿卢布，新建大中型工矿企业1500多个，使工业固定资产增加了1.2倍。工业总产值比 1928年增长了102%，年均增长达19.2%。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48%上升到70%。(注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1卷，第231页。)在一个很短时期内，实现了把“苏联由一 个任资本主义国家摆布的软弱的农业国家，变为不受世界资本主义摆布而完全独立的强 盛的工业国家”的目标。(注：《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7页 。)
如此巨大的反差对中国思想界的刺激是空前强烈的。长期和正在饱受外患内忧困惑的 中国人，在寻求和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时候，自然会受到这种巨大反差的启示，必然会 考虑在发展中国经济的过程中，如何避免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放任经济”所造成的经 济危机的弊害，如何借鉴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成功经验”。一时间关于计划经济 的议论溢满朝野，谈经济建设者言必称计划经济。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了“统一关 于经济咨询之调整研究、具体设计，藉树计划经济之基础以利建国案”，声称：“考近 代之言经济建设者，莫不如苏俄之足资借镜。”(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 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四编：《战时建设(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1988年版，第180页。)
这一时期的计划经济思潮之大者，就其实质有两种。一种主张仿效苏联，实行公有制 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制度，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生产与分配才有合理的处理 。现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遭遇的严重经济恐慌，大部是由于生产与分配方法不合理的 缘故。”(注：张良辅：《中国现代化的障碍与方式》，《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193 3年7月15日。)认为计划经济是“人类历史之高度发展的经济状态”，因为它“不是以 生产关系支配人类，而是由人类自己来支配生产关系”。(注：张耀华：《苏联计划经 济之理论与实践》，《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1933年7月15日。)一种主张国家干预经 济，实行“部分计划”的统制经济。统制经济论是20年代末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发生 后，逐渐风行于西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派，其实质是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 通过国家干预和“部分计划”的手段来调节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的一种改良。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美国推行的、被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界奉为“国家干预 经济”典范的“新政”，以及它在使西方各国摆脱经济危机噩梦时所发挥的“奇效”， 对正在思考中国经济如何摆脱30年代初以后再度陷入困境的中国经济界和思想界不能不 产生共鸣和影响。1933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出席华盛顿经济 讨论会和伦敦世界经济会议期间，考察了西方各国为摆脱经济危机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及 其成效，回国后率先提出“以国民经济为中心，厉行经济统制”的主张，并很快被国民 党决策当局接受。由于官方的认可和推动，统制经济论很快发展成了计划经济思潮中的 主流，如时人所言：“现在流行的口号要算是‘统制经济’了!左倾的好，右倾的也好 ，大家都承认放任经济的末日到了，统制经济是人类走向极乐世界的大路。”(注：丁 文江：《实行统制经济的条件》，天津《大公报》1934年7月1日。)
二三十年代世界经济的风云激荡和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关于经济发展道路的争论，也 带给了卢作孚深刻的震撼和影响。
他关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分析了其发生的原因，认为，“欧、美、日的物质文 明”是建立在“没有计划”的竞争之上的。他举例说：“美孚油行无非要发财，才慢慢 经营起来的。三井、三菱也无非为了要发财，才慢慢经营起来的。看着社会上缺乏了帽 子，然后大家才经营帽子；看见社会上缺乏了鞋子，然后大家才经营鞋子。但是这样无 计划、无组织的经营，结果往往会闹到供大于求、经济恐慌和人民失业的境地，牺牲那 是很大的。”(注：《卢作孚文集》，第428页。)他批判道，资本主义国家物质文明的 进步“不是应着社会福利的需要成功的，而是应着自由主义的商业进展的需要成功的” ，对商业利润的追求，“几乎是一切的前驱”。“不断地由竞争而增加商品生产，为已 穷竭的或且降低的世界的市场和人们购买力所难阻”，从而产生“很严重的过剩生产， 很严重的失业问题”。(注：《卢作孚文集》，第446页。)从这里可以看出，卢作孚指 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本质上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其发生的直接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的 无计划和盲目、无序的竞争。
他同样关注苏联经济建设的情况，对苏联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十分赞叹， 认为“苏联革命以后重新建设仅二十余年”，即完成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其重 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以计划“安排整个国家建设秩序，有效的配合一国的人力、物力和 财力，在预定的秩序上前进，结果达到了预期，而且超过了预期”。(注：《卢作孚文 集》，第606页。)
应该说，当时卢作孚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及其发生原因的分析，似乎不如当时许 多国人的分析“深刻”。除了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共产党人外，中国思想界左 的、中间的，甚至包括一些右翼知识分子，都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归咎于“ 社会的生产”与“私人领有”之间的矛盾(注：邓峙冰：《中国统制经济应取之政策》 ，《经济学季刊》第5卷第4期，1935年3月。)，认为西方社会“真正的病根乃在于资本 主义的生产方式，此一生产方式的特征就是生产手段的私有性和生产本身的社会性”( 注：《评统制经济运动》，《申报月刊》第2卷第10号，1933年10月15日。)，要适应生 产的“社会性”，就应该在“生产手段”公有的基础上，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但是 ，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借鉴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在探索“ 中国应该怎样办”的问题时，卢作孚作出了自己独到的回答，那就是实行“计划经济” 。
三
卢作孚之“计划经济”并非苏联式的计划经济。
不可否认，卢作孚的“计划经济”论中关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必须有整个计划的思想， 的确吸取了苏联计划经济和“五年计划”中的积极因素。但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中国 的历史和现状出发，始终是卢作孚发展实业和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基本思路。即使 是二三十年代计划经济高唱入云的时候，他对苏联模式仍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到了40年 代，鉴于苏联日用消费品的匮乏、农业经济的不振和政治大清洗悲剧的影响，中国朝野 对计划经济的迷信和热情有所降低，但计划经济的呼声并未绝耳。而此时卢作孚已明确 得出中国不能走苏联计划经济道路的结论。他认为“苏联是一个实施社会主义的国家， 一切私有财产都收归国有了，一切产业、一切资金在国家手上，可以完全由国家布置分 配，确定计划”，而“中国则尚在私有财产的经济制度之下，一切产业、一切资金全都 在私人手上”，是不可能实行“完全由国家布置分配、确定计划”的计划经济的。他进 而认为“苏联五年计划之最足以令人惊异的并不是某工厂在某天建设完成了，某工厂某 天起产量加多了，某工厂从某天起成本低了，而是设计委员会中16个人规定了1.56亿人 五年间行动”(注：《卢作孚文集》，第617页。)，这种高度的、绝对的计划性，不仅 与民主国家保障人民自由、包括“民间选择职业和选择事业的行动”自由，是背道而驰 的，而且压制了人民从事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一是由于从职业到生活，一切有国家安排 ，人民没有自由发展的机会，因而也就没有发挥和发展自己聪明才智的机会；二是由于 不允许人民拥有私有财产，“私人所得一切物质上的分配，只能作消费用，不能再作生 产用”，社会消费资金不能转化为生产投资；三是企业、事业的“盈亏成败”，全由国 家“照料”，企业、事业的管理者没有“重受盈亏成败的压迫”，容易丧失经营和发展 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些都是不利于经济建设的。
卢作孚之“计划经济”也并非统制经济。
抗战时期和战后时期，是统制经济论发展的高峰时期，也是国民政府厉行“统制经济 ”政策的时期。但是，在卢作孚所有论著中，特别是有关经济建设的专论中，从未出现 过统制经济这个字眼。这是耐人寻味的，也绝不是偶然的。
还在抗战之前，国民党官方提倡统制经济最早、最力的宋子文，也已看到了实施“统 制经济”政策中出现的弊端。此时已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职位的他，以“在野 者”的身份告诫国民党中央当局，在统制经济问题上切不可草率从事：“假使我们统治 者，忘记了今日国家的地位，与夫今日人才能力，以为一实行经济统制，件件事可办， 个个都可以做斯大林、做墨索利尼、铸希特拉，定出一种不可实行的计划，而滥用官权 来尝试尝试。这样统制经济，就恐怕有百害而无一益了。更可怕者，连计划都没有，公 然挂起统制经济招牌来。零零碎碎的统制法令。忽然今天公布若干，明天又公布若干； 甚或今天公布，明天便取消；抑或公布而不实行，实行而不彻底。养了无数统制官吏， 费了无数统制经费，只得一个扰乱经济之结果，造成一种摧残经济之事业而已。”(注 ：《当代党国名人讲演集》，第22页。转引自《宋子文思想研究》第52页。)
卢作孚对“统制经济”的“弊害”早在国民党官方推行“统制经济”政策之初，就已 有了切身的体会。1932年正值民生公司发展川江航运的关键时期，国民政府颁布将招商 局收归国营令，把成立于1872年官督商办的航运企业招商局变成了纯粹的官办企业。( 注：马志义主编：《长江航运简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129页。)招商局 在政府支持下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的垄断，使民生公司的发展受到限制。当时卢作孚即作 出了在长江中下游“促成民营合作以对招商”的对策。抗战胜利后，在抗战中和复员运 输中默默无为的招商局却成了暴发户。国民政府把接收敌伪的船只和美国善后救济总署 拨给在华美军的剩余舰艇，几乎全部交给了招商局，使招商局拥有的江海船舶由抗战时 的二三万吨，顷刻间猛增至34万吨(是民生公司船舶吨位的5倍)，完全垄断了长江下游 和沿海的航运，给民生公司在长江中下游、特别是沿海的发展，设置了很难逾越的困难 和障碍。招商局改商办为官办及其此后的扩张，正是在“统制经济”政策的卵翼下完成 的。有此切肤之痛的卢作孚自然对“统制经济”的实质和弊害洞若观火。因此，在他主 张的“计划经济”中明确地提出：1.“政府不必划开政府投资与人民投资的领域”，要 鼓励民间投资，“只要能吸引人民的财力，即用尽办法吸引之”；2.政府“不宜以投资 地位控制一部分产业”，“在计划经济原则下，政府所必须直接投资经营的事业，只限 于人民不能经营的事业”，例如与“国防秘密”有关的事业；3.政府不宜直接经营企业 而“负责产业本身的盈亏成败”。总之，“在计划经济下的一切产业，应尽量鼓励民营 ”。(注：《卢作孚文集》，第624—625页。)
四
“在计划经济下的一切产业，应尽量鼓励民营”这一精辟论断，是解读卢作孚提倡的 “计划经济”与苏联式计划经济，以及“统制经济”本质区别的钥匙。这中间包含了极 其丰富的内容，集中反映出卢作孚贯穿历史与未来的真知灼见。
为什么国家不宜直接投资经营和管理企业，并“负责产业本身的盈亏成败”呢?卢作孚 指出了三点：第一，政府直接投资经营企业，必然“希望直接投资的事业获得成绩，即 不能同时希望所管理的同业与之竞争，获得更好的成绩”，这就必然导致官办企业在政 府权力的支持下，排挤和压制民营企业，形成垄断。而民营企业“在业务上，在所得主 管机关的帮助上，或难获得平等机会”，这样，就会窒息民营企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 展的生机。第二，商品经济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求企业的经营者必须负起企业“盈 亏成败”的“绝对责任”。这种“盈亏成败的压迫”正是企业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内在动 力之所在。国家直接投资并经营企业，“盈亏成败”由国家承担，而与企业的具体经营 者无关或关系不大，这就必然使官办企业失去“管理最有效的驱迫力”，导致官办企业 效率和活力的低下。第三，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企业面临日新月异的环境和瞬息 万变的市场，企业要生存、要发展，其经营者既要有“责”，还要有“权”，必须使其 “职权者有可以自由发展的范围，可以发展其才能，才能发展其产业”。而官办企业的 经营者既无“责”，又少“权”，企业一切重大活动，大凡如投资、经营、生产、人事 安排等，都在“上报”和“审批”的繁文缛节中运行，是难以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的。 (注：《卢作孚文集》，第615页。)
为什么要“尽量鼓励民营”?这是与前述“为什么国家不宜直接投资经营和管理企业” 是相辅相成的问题，显然是由于民营企业具有官办企业所不具有的机制和活力，它发展 的规模和好坏，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生机和活力，关系到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大 局。此外，卢作孚大力提倡发展民营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还在于他对中国经济落后现 状的分析和认识。在他看来，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的近代大机器生产的企业不是多了， 而是少得可怜；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很成熟了，而是非常“幼稚”。因此，他强调“中 国人民在此产业幼稚期间，应有相当保护”。(注：《卢作孚文集》，第625页。)
卢作孚不赞成政府直接投资和经营企业，但对政府在经济建设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却是非常重视的。在他主张的“计划经济”中，政府处于领导和中心的地位，其作用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最重要的是对全国经济建设进行全盘的、统一的计划和安排。卢作孚认为：“ 计划经济最大的原则在使整个国家经济建设的全盘安排，相互配合在整个秩序上。”( 注：《卢作孚文集》，第609页。)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是复杂多样的，特别是象中国这 样的土地幅员辽阔，人口、民族众多，区域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国家，经济建设更是 经纬万端，要使经济建设健康、快速的发展，必须有合理计划和统筹安排。这个计划不 是一时的，不能此时有彼时无；不是针对一事的，不能此事有彼事无。他举美国为例： “美国人对于国家经济计划，最感觉头痛。这是颇费解释，而很难令其彻底明了的。美 国人认为一桩事业可以有计划，而一个国家却不可以有计划；认为国家有了计划，即事 业有了管制，有了管制，即会发生弊害。他们还认为战时才应有计划，平时就不应有计 划。因为战时转变急速，故必须有计划”。他评论道：“殊不知在平时建设，经济情况 转变得快的时候，也一样须有计划。”(注：《卢作孚文集》，第578页。)他又以中国 的状况而言之：“过去只有一经济事业中或有良好的管理方法，有相互严密的配合，有 完整的计划，但在整个国家一大群经济事业间，则相互无配合、无计划”，因此，“今 后中央设计机关为整个国家作经济建设的计划，应自站在主动地位上，依据国家的整个 需要和整个力量，作配合的计划。”(注：《卢作孚文集》，第609—610页。)
第二，卢作孚认为：“计划经济最重要的是要求在使一切供求配合”，这是因为“产 业经营之易于失败，不仅因为同业竞争，常常因为供求不相配合，而原料尤所缺乏，或 工具有所等待，或销场尚待打开，或人才不能胜任，或资金不够支应，因而迟延了完成 时间，或竟使其成果归为失败。故供求配合，在产业发展初期，尤感需要，尤感有确立 配合计划的必要”。(注：《卢作孚文集》，第607—608页。)而能够就全国的经济建设 “确立配合计划”者，当然是掌握着最大财力、人力、信息和行政资源的政府。
第三，标准化是近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和产物，卢作孚把推行标准化视为“计划经 济”的一项重要内容，“原料、成品以及任何零件均须标准化，大小形式及品质均须标 准化。不仅一切产品为然，举凡道路建筑、运输钟点、工作技术、管理方法，凡可以标 准化的均须要求标准化。”(注：《卢作孚文集》，第615页。)而能够组织、制定和推 行各种产品、各种技术和各种行业统一标准者，自然非政府莫属。
第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增强盈利，是商品生产和市场竞争的基本要求，也是企 业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卢作孚认为，决定企业成本、效率和盈利的是技术与管理，而 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经过“训练”的人才。“政府须鼓励其改良设备，改良技术和管理， ”(注：《卢作孚文集》，第615页。)制订规划，采取措施，“培养计划经济实施时各 方面所需要的人才。”(注：《卢作孚文集》，第626页。)
第五，政府在“计划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还表现在通过立法和政策导向，建立起良好 的投资和金融环境。一方面要以“适当的金融政策吸收资金，多方辟出资金来源”，“ 鼓励民间投资，又能运用外资”；一方面要以金融政策与产业政策相配合，创造出“产 业利润大于资金存放利息，工业利润大于商业利润”的市场机制，引导在市场上破坏性 很大的投机资本流向产业领域，以推动工业生产和各项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注：《 卢作孚文集》，第615页。)
第六，卢作孚认为“私人资本应被鼓励集中在产业，但依照国父节制资本的遗教，应 防止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上”，这是一个矛盾。但“若干产业随国家的要求不断的发展 ，私人资本亦将随着不断的发展，其结果终会造成若干资本家”，这是必然的趋势。卢 作孚认为，解决这一矛盾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此而限制投资、限制发展，对利润的分 配除“过度分配”和非法者外，“平时不应有所干预”。解决之道“应从加重财产所得 税和遗产税上予以限制”，由国家利用税制这个杠杆来调节分配，节制和引导资本，“ 改变私人的企图，使他不为个人而为公众，使他贡献个人所有于所努力的事业上，贡献 事业于国家的要求上”。而实现这种调节和引导，卢作孚认为“亦全靠国家有经济建设 的计划”。(注：《卢作孚文集》，第615—621页。)
最后，卢作孚认为政府还应在调整劳资关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强调不使劳资“立 于敌对地位”时，他更强调“保障工人的利益”。应由政府制订“劳工待遇的最低水准 ”，“使劳工收入勉足自给”，防止资本家对工人进行超经济掠夺。还应“奖励产业界 在此水准以上调整工资，并作种种的福利设施”，以改善工人的生活和经济状况。(注 ：《卢作孚文集》，第615页。)劳资和谐共处、互利互助是卢作孚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 一个重要理念，而对工人群体的关注，体现了他一贯的“职工比股东更重要”的思想。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卢作孚主张的“计划经济”的主要内容、特征和实质有一个准 确的了解。概括地说就是，中国经济建设“必须有计划”，即实行“计划经济”。这个 “计划经济”既非是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不是以国家垄断 为特征的、与民争利的“统制经济”，而是在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多元化所有制基础上的 “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它不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在生产、分配上的实现模式，而是从宏 观上调节和管理国家经济建设的手段和方式。它的宗旨是要确定国家短期和长期经济建 设的目标和方案，“使一切经济事业……在国家整个秩序上发展，在国家预定的计划上 发展”。它的重要功能就是要从宏观上调控产业结构和供求比例，避免盲目、恶性竞争 ，“集中人力、物力在成功的事业上，减少无谓的损失，加速建设的完成”。(注：《 卢作孚文集》，第608页。)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政府鼓励和帮助民营经济的发展，而不 是提倡政府直接投资经营企业。它的最终目的是动员全体民众，调动国家内外、社会上 下各方面的积极性，参加国家经济建设，最终实现中国经济的现代化。
作为实业家，卢作孚是一个善于思考、善于总结的实业家。作为思想家，卢作孚是一 个重视实践、勇于实践的思想家。作为实业家和思想家，他是一个对国家、民族的前途 和命运有着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实业家和思想家。当他在创办实业的道路上披荆斩棘 的时候，总是在苦苦寻求能在茫茫黑暗中指明中国经济建设途径的思想之光。“计划经 济”即是他的寻求和理想的集中体现。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卢作孚主张的“计 划经济”只能是一种空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其中蕴藏的“思想之光”的合理因素及 其借鉴价值却是值得重视的。此外，卢作孚“计划经济”思想中包含的必须通过计划对 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观点；有计划的建设是赶超先进国家的有效途径的观点；国家 通过计划和政策调整产业结构、供求关系的观点；对内对外开放的观点；国家不宜投资 直接经营企业的观点；鼓励民间投资和大力发展民营企业的观点，等等，今天看来仍然 是很有远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