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双语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双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双语研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本文简要地回顾了双语研究的历史，论证了双语学的研究内容及其研究方法，论述了在我国建立双语学的意义，并呼吁在我国尽快建立双语学这一新学科。
一、正在形成的一门独立学科——双语学
关于“双语”的概念，虽然目前尚未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但一般认为“双语”是个人或集体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现象。
双语现象自古有之。自有人类以来，不同氏族、部落、部族、民族之间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必然要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联系和交流，也就必然会出现语言兼用（双语）现象。这就是说，双语现象首先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双语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纵观我国的历史，浩瀚的史籍中早就有双语现象的零星记载。春秋时期楚国令尹鄂君晰舟游江上，榜枻越人（今壮侗语族诸民族的先民）“拥楫而歌”，表达对鄂君晰的敬仰之情，鄂君晰听不懂越人的语言，便说：“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于是随从找来一个越人，让他把刚才鄂君晰听到的歌词译为楚语。鄂君晰听了很高兴，隆重地接待了唱歌的越人。可见，当时楚国境内的越人一定有不少兼通楚语。〔1〕在后来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 双语现象不断增多，在社会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东汉明帝永平（58—75年）中，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大力宣传汉朝政策，当时的白狼、槃木、唐菆等部落纷纷“举种奉贡，称为臣仆”。“白狼王、唐菆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诗中歌颂了中央政权的统一领导。这首流传至今的白狼歌由一位叫田恭的双语官员“译其辞语”，并在朝廷的一次宴会上唱出。可见，当时为了克服语言障碍，不同民族的交往中已出现了操双语的翻译人员。〔2〕
但是，只有在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当人们的社会生活更多地依赖于不同民族的相互交流和互通有无时，双语现象才真正具有普遍性，也才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特别是进入高科技时代的今天，新的科学技术信息以最快的速度越过不同的国界进入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人们需要通过双语尽快地获知外界的情况，这就为双语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现代交通工具的迅速发展，为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交往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而这种交往又为双语的普及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再说，不同民族的交流，促进了族际婚姻家庭的大量出现，而族际婚姻家庭则是产生大批双语人最佳的社会最小单位。所以，在现代社会，双语问题已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并成为一个人们普遍关注的重要社会问题。
虽然在人类的早期社会就已出现了双语现象，但人们对自身的这一现象并没有获得理性认识。只有到了近代社会，随着人文科学的不断深入发展，人们才开始了思考、研究双语问题，并在语言学中出现了语言兼用、外语教学等概念。直到本世纪初，才出现了“双语”（bilingualism ）的概念。如1915年，法国的心理学家I.Epstein发表了《思维和多语》一书，书中涉及到多语和双语的概念问题。〔3〕60 —70年代是苏联对双语问题最为关注的时代，那个时期苏联进行了大规模的双语调查并出版和发表了大批涉及双语的专著和论文。影响较大的著作有：阿夫洛林（В·А·АВРОРИН）的《语言功能问题研究》（列宁格勒，1975年），捷舍利耶夫（Ю·Д·ДЕШЕРИЕВ）的《民族语－俄语双语的发展》（莫斯科，1976年）、《苏联民族规范语言发展的规律》（莫斯科，1976年）等。这些著作都对双语的概念、分类、双语条件下语言的互相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到了80年代，欧美各国的双语研究成为一个热门， 出现了大量研究双语的著作。 1983年英国语言学家Josiana Hameys 和Michel Blanc 出版了专著《双语和双语现象》（Bilinguality & Bilingualism），从不同的学科、 不同的层面系统地探讨了双语问题。 〔4 〕1997 年英国正式出版了“国际双语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ism）。 在我国，对双语的研究则开始于60年代，兴起于80年代。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现象比较复杂，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少数民族兼用汉语，二是汉族兼用少数民族语言，三是少数民族兼用另一少数民族语言。由于我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因而上述三种类型中第一种类型在我国占主导地位，更具有普遍性。少数民族兼用汉语的现象虽然很早就已出现，但人们比较广泛地开始对它进行研究是本世纪80年代以后。1979年，我国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双语讨论会，标志着我国的双语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十多年时间，全国各地发表了大量探讨双语现象的论文，并有一些专著出版。我国少数民族双语研究的兴起，有其多种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学科发展背景。社会条件中最主要的：一是经济的发展。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而经济的发展又离不开语言媒介。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少数民族越来越感到学习、使用汉语的必要性。各少数民族普遍认为，要尽快地发展自己，就必须通过主体民族语言汉语与各民族相互交流、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二是民族团结的不断加强和族际交往的不断增多。少数民族越来越认识到族际语汉语在不同民族交往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三是民族教育的发展。双语教学的普及，为双语研究不断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促使双语研究不断向新的领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双语现象的不断增多和发展双语的迫切性，都要求双语研究能够提高到学科的高度，为其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际指导。
80年代以来，各种人文科学如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民族学等都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一时期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学科之间互相渗透。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双语的研究也朝着与其它学科相互结合的道路发展。如在双语研究中，注意从民族关系中剖析人们的双语观念、双语态度；从人们的心理态度、认知规律中认识第二语言学习的过程；从儿童习得语言的规律研究双语教学的经验；从一个国家的语言规划高度来认识双语问题等。双语与其它学科相结合，是促使双语研究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外部条件。可见，在我国双语研究朝着一个独立的学科发展，是由主、客观条件决定的，是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双语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一个新学科的出现，都有其独立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双语研究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不例外。如上所述，双语学主要是研究一个民族学习本民族语言和第二语言的规律，如何处理两种语言的关系。这是其它学科所不能代替的。
在研究内容上，双语研究虽然要以语言本身的研究（即纯语言研究，语音、语法、语义的研究）为基础，即认识母语和第二语言的结构特点和演变规律，但其研究则有着更加广阔的内容。其一，双语研究要从社会、民族的角度研究两种语言的关系，研究的首先是民族现实的语言活动、语言的使用以及与语言使用有关的语言功能。它更加重视社会、民族在对待本族语和第二语言上的态度、观念，以及二者的关系。因为，一个民族决定采用什么语言作为其母语或第二语言，不是由语言本身的特点决定的，而是由这种语言的社会价值、社会功能决定的。社会价值高的语言，即它在一个社会中担负最重要的语言功能，或能较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人们就乐意选择它、使用它。母语和第二语言之间的关系的变化，都受语言社会功能的变化的制约。其二，双语学的研究主要是从对比的角度研究语言，而不是单一的语言研究、固然研究双语也像一般的语言研究那样，也要研究两种语言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但更重要的是通过两种语言的对比来揭示语言习得的特点和规律，重点放在由于习得第二语言所出现的难点，其中包括母语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干扰、第二语言对母语的冲击等。双语学从心理学、生理学、教育学的角度研究语言，也是着重于从对比中分析观察语言的特点，着力从对比中发现语言习得的规律。在这一点上，双语学研究属于对比语言学范畴。其三，双语学重视研究国家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双语学研究要把两种语言的关系放到国家之间和民族之间的关系中去考察，从国家、民族的角度来认识双语关系。双语政策是语言政策的一部分，它往往受到不同时期的国家关系、民族关系的制约，因而对双语的认识更多地依赖于对国家、社会的认识。在我国，少数民族除了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外，还要学习汉语文，因而在考虑民族语文使用和发展的问题时，必须考虑双语问题。这就是说，双语学与我国的民族语文工作、民族教育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其四，双语学的研究，更侧重于语言文字应用的研究。双语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双语关系处理是否得当，直接影响到社会的进步、民族的团结。研究双语，人们往往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处理双语关系上，时时注意由于社会变化带来的双语变化。如居住在我国边疆的基诺族，在建国后短短的几十年中，实现了全民双语。其全民双语的形成，是普及教育、开放经济带来的结果，而双语的发展又促使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基诺族语言文字的使用问题，主要是双语使用问题；而对于基诺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必须与双语问题统一考虑。从这个意义上说，双语研究又属于应用语言学的范畴。其五，双语学要着重研究双语人或双语集团的语言行为。其中包括在生活的各种不同环境中（劳动、社会政治活动、休息、学习、文化体育活动等）、在不同的关系中（掌握的程度、使用的范围、心理倾向等等），使用双语的各种形式（听、说、读、写）。要弄清楚在哪里、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和什么环境中以及受什么具体的因素（客观的和主观的）影响产生和发展了作为联系民族和社会的双语，并要对其发展趋势作进一步的预测等。
总之，双语学正是在与多种学科的交叉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立体系，它的研究内容虽然与其它学科有交叉（如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但则是其它学科所不能代替的，因为它们不是以双语作为其主要研究内容的。过去，我们把双语研究放在社会语言学中，是从语言与社会的关系这一共性出发的。把双语研究看成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内容是可以的，但也要看到其独立的学科性质。
在研究方法上，双语学也有不同于其它学科的方法。总的说来，它是一种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主要是语言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方法。
双语学的研究必须紧密结合社会实际。既要考虑语言，又要考虑社会；既要考虑使用语言的人，又要考虑制约双语发展的各种外来因素。其研究必须从语言到社会，从社会到语言。双语是一个系统，母语或第二语言也有自己的系统。语言有内部系统，也有外部系统。双语学的研究，在方法上更强调系统性。从双语学的角度研究社会，其特点是从已形成的语言现象中找出社会影响的各种因素，不同于社会学对社会的研究。
双语研究中还常常使用调查问卷、表格、访谈、观察等来调查国家语言政策、语言规划的实施情况，调查双语人的语言行为和语言态度。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具体、准确地了解一个民族掌握两种语言的程度、使用的范围。而且还可以利用计算所得的语言特征与各因素直接的相关系数，了解各种语言变量之间和语言变量与语言之外因素之间不同的相互依存关系。
三、在我国建立双语学学科的紧迫性
既然双语研究在国内外已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已具有一个独立学科的雏形，那么我们就要进一步考虑如何尽快地在我国建立起双语学的问题。
在我国建立双语学学科已面临着紧迫性。这是因为，在我国已有很长的双语历史，存在大量复杂的双语现象。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双语发展的速度更快了，提出的问题更多了，需要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作出新的回答。我国的民族语文工作，同样有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需要我们作出科学的回答，还需要有一套系统的、严密的科学方法用于双语的调查、分析和研究。如果能建立一个独立的双语学学科，就能把与双语有关的问题集合在一起进行全方位的思考、研究，并从学科的高度开展由表及里、由里及表的分析研究。这样做，有利于避免研究工作中的片面性和随意性。而且在我国尽快地建立双语学，还涉及到与世界各国正在蓬勃兴起的双语研究相互接轨的问题。
在我国建立双语学学科，面临着一些亟待研究的问题。
其一，建立双语学，必须加强理论研究。理论研究是一个学科的基础，没有理论研究，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当前，在双语研究上有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值得我们研究。比如，双语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母语”，至今尚未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而且随着语言使用情况的变化，人们对母语的认识出现越来越多的分歧。“母语”的概念，本来是一个没有什么可争议的话题，母语就是母亲的语言，就是本民族的语言。但是，现代社会随着民族间语言兼用、转用现象的大量增多和族际婚姻的大量出现，单一民族家庭条件、单语制下建立起的这种母语概念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社会民族语言生活的巨大变化和双语现象的大量普及，其内涵也发生了变化。我们以为对“母语”的概念应区分两个不同的标准，一个是语言标准，另一个是心理标准。按语言标准，我们同意母语就是一个人从小习得并获得的（一般不会忘记的）第一语言的说法。这个第一语言有可能不是他父母亲的语言，不是他本民族的语言；也可能日后这个第一语言的功能要比他后掌握的第二语言的功能小得多，甚至有可能这个第一语言完全没有使用的机会，但它是一个人最初开始认识周围世界的语言。如果一个人从小同时习得两种语言，那么这两种语言就都是他的母语，是否可以称之为“双母语”。按心理标准，母语则是从个性的观点出发，是一个人从感情上确认哪种语言为自己的母语。
又如，母语和第二语言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人们的认识也不是很清楚。开始时，研究双语的人们更多地看到母语对开发智力、发展民族教育以及对学习第二语言的积极作用，后来，大家又看到母语对学习第二语言的干扰，在语言教学中尽力寻找母语干扰第二语言的各种因素。能不能认为，在双语群体或双语人中，双语是一个有机的系统。二者随着各种因素按比例地在调整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人群中，双语的比例也是不相同的。人们要更好地处理二者的关系，必须理性地认识二者的比例。母语和第二语言之间比例的变化，究竟受哪些因素影响和制约，它的规律是什么？目前在理论上并没有完全解决。
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人们在感性上都认识到双语的重要性，也能分析一些常见的双语现象，但是许多人对双语缺乏理性认识，未能进行理论思考。因而，当社会发生急剧的变动时，有的人就分不清双语中哪些是本质现象。比如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有些地区本民族语文的使用受到忽视。怎样看待这种现象？我们认为当经济迅速发展时双语的比例会发生重大变化，有时还会摇摆过头，而我们制定语文政策则不能看到摆动过头就头脑发热，并依此改变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基本政策，因为这种过速变化有可能过一段时间又会回摆，有其不稳定性。我们的语文政策，则应该有相对的稳定性，这是语言文字具有相对稳定特点的本质特征决定的。
其二，建立双语学，就必须建设一支有理论水平、有实际能力的双语队伍。这支队伍包括科研人员、教学人员以及从事双语政策管理工作的行政人员。首先，他们应该具有一定的理论素养，其中包括懂得什么是双语学，双语的历史和发展规律，双语的类型，制约双语形成、发展的因素，双语发展的特点等等。其次，他们要有从事双语工作的实际能力。比如懂得如何进行双语调查，怎样从纷繁的双语现象中分析归纳出本地区的双语特点和规律。他们还应具有双语教学能力，能够敏锐地觉察到双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而且还能够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们要热爱双语事业，把双语研究当作自己毕生奋斗的事业。
我国虽有数十年的双语研究历史，也出现过不少有作为的双语学家，但同我国蓬勃发展的双语形势相比，真正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的人还实在太少。我们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时常常看到，有的老师数十年在双语教学第一线奔波，能谈出不少双语教学经验，但从总体上看缺乏理论高度，所以未能总结出具有实质性的双语教学经验，在教学工作中也常常是一般化，未能根据客体的实际需要制定出有特色的教学方法。
双语学的人才要专业化，必须专门培养。我们希望从中央到地方要专门开办一些双语训练班，专门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在高等学校双语学应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有计划地培养一定数量的高级人才。在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中，还应当建立一些以“双语学”为名的研究机构，专门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
在双语蓬勃发展的今天，如果忽视了双语学学科的建设，人们的认识提不高，不能开展必要的研究工作，就会使双语的发展受挫。其结果必然会影响到民族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乃至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我国民族语文工作中过去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究其原因，其中就有不能正确认识民族语文和汉语文的关系。为什么这些存在几十年的问题至今仍未解决，而且常常是争论不休、相持不下，其主要原因是未能从理论上认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民族语文的演变规律，不能客观地认识制约民族语文使用和发展的各种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
在我国建立和发展双语学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我国双语现象非常丰富，而且历史长、范围广，为双语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源泉。有大量生动、丰富的双语现象可供我们研究，可以让我们从中总结出许多丰富的理论。其次，我国经过近20年的双语研究工作，已经积累了不少的双语研究资料和经验，为我们进一步深化双语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由于“四化”建设的需要，民族教育在近期有了较大发展，而民族教育中涉及大量的双语问题，这是发展双语学的重要推动力和重要基地。可以预计，我国的双语学在今后将会迅速建立起来，并会有大幅度的发展。双语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必将为我国人文学科的发展和“四化”建设做出必要的贡献。
注释：
〔1〕参见韦庆稳：《〈越人歌〉与壮语的关系初探》， 《民族语文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2〕参见马学良、戴庆厦：《白狼歌研究》， 《民族语文》1982年第5期。
〔3 〕 I.Epstein.La pensee et la poliglossie. Essai psychologique et dedactique.Paris,1915(Lausanne,1918).转引自《双语和语言的相互影响》一书，莫斯科1990年，第5页。
〔4〕该书1983年用法文出版，1986年以英文出版。 冯新增曾就此书写了评介文章《一本反映双语跨学科理论研究的新著——〈双语和双语现象〉评介》，载《第二语言（汉语）教学论集》（第一集），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