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康德之后”——读学术版《西方哲学史》第六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康德论文,哲学史论文,第六卷论文,也谈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读书与思考，多有非专业、非学院的趋向，现在突然抱起沉甸甸的“学术版”《西方哲学史》作评，不免有些汗颜！好在德国古典哲学与同行们训练有素的专业文字，依然带给我家园之感，恍然间似有点滴真意，妄作评语吧！
如学界所知，治德国古典哲学，是哲学所一个比较深厚的传统，也属国内西方哲学研究传统中的“重中之重”，而学术版《西方哲学史》第六卷《德国古典哲学》（张慎主编），则是学界近年在该领域积累与合作的重要成果之一。参加本卷写作的各位作者，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某一人物或某一方面均有长期的潜心研究，如陈嘉明、韩水法、邓晓芒、黄裕生之于康德，谢地坤之于费希特与谢林，张慎之于黑格尔。哲学史的写作历来风格迥异，但都要传达一种“客观的知识”（无论何种意义上的“客观”）。因此，入乎其内，踏踏实实研究原典，然后再作客观叙事，是哲学史研究的基本功。各位作者在这方面确实有良好的专业训练，如该卷后记所称，“他们既在文本翻译方面有所建树，又对其中的某些问题有独到研究”。正因为如此，该卷的叙事方式、文本面貌，迥然不同于国内以往的许多哲学史教材的乏味“编撰”，而是充满着专家“细说”的学院气息，所以名其曰“学术版”，甚为当然！
“学术版”的确给人以新面貌。读者一眼就可以看到，该卷的叙事体系相当完备，不但设专篇逐一细说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这四位“经典作家”的生平、著作和思想，而且以大篇幅介绍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性质、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与走向终结的历史命运。这种微观细说与宏大叙事自然增加了哲学史的丰富性与可读性。书中对德国启蒙运动、狂飙突进运动、浪漫派与黑格尔派的活动的详细介绍，以及对德国当时的学术自由与学院哲学生活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了德意志“精神史”上一幅群星灿烂的画卷，看到了德国古典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理性表达，决不是没有当时的空气、水分与阳光的。当然，细心的读者也会注意到，该卷无论在“总论”还是“分论”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时，对他们与赫尔德、席勒、荷尔德林、诺瓦利斯等人之间的思想与精神互动关系，均着笔不多，有蜻蜓点水之憾。但无论如何，这样大篇幅的布局安排，已使国内西方哲学的“断代史”面貌大为改观。
最有特色的可能还是在微观细说上。黑格尔曾断言，写哲学史，个性的东西讲得越少越好，因为个性的东西并不十分渗入哲学的内容与实质。这个看法过于重视思想的普遍性，而忽略了思想的个体性、历史性。该卷则凸显了这种思想的历史性，注意挖掘哲学家丰富的思想个性，重视梳理他们的思想演变，对四位“经典作家”的生平、重要著作、思想演变诸环节详加考订，很有点“历史批判版”的味道。这种风格表现得最突出的，当然是黑格尔部分（第五篇）。这一部分对黑格尔的思想生涯、著作版本、讲座笔记、研究行情、早期作品、耶拿著作与体系草稿，都有非常详细的介绍。作者利用国内许多人尚不熟悉或不十分熟悉的原始材料，如《德国唯心主义的最初体系纲领》、《1800年体系残篇》、《耶拿体系草稿》等，比较清晰地勾勒出了黑格尔思想的形成史。即使对黑格尔成熟时期主要著述与思想体系的述评，也都非常注意运用国内外多种资料考订成书经过、思想始末。这就使作为思想家的黑格尔变得比较立体、丰满了。对黑格尔这类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庞大思想体系的介绍，最头疼的莫过于内容的侧重与篇幅的取舍了，更何况这种“历史批判版”的风格，必然导致冗长的篇幅，以致作者在具体讲到黑格尔的逻辑学时，便戛然而止，只留下一张干巴巴的范畴表。作者当然知道这是黑格尔本人不赞成的，所以说是“因篇幅关系”，不能一一展开论述。不过从作者随后的一句评语中，似乎可以推测，其中多少也有轻视之嫌，因为作者说：“自黑格尔哲学衰落后，他的逻辑学也一蹶不振，今天看来，其中除了逻辑与语言的关系值得研究外，其余的大部分内容只具有哲学史的价值。”果真如此乎？当然，这一取舍并不影响作者似乎偏好的细说风格，因为它已经在其他章节如讨论《精神现象学》一章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在笔者的印象中，将黑格尔哲学介绍得这么细，在国内的著述中确是凤毛麟角。
该卷的费希特和谢林部分也十分重视思想家思想的前后演变。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费希特与谢林的思想形态都历经多次变化，通常也有前后期之说。但国内过去的许多哲学史教科书编撰到这一部分时，基本上以王玖兴先生对《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的译介和梁存秀、薛华先生对《先验唯心论体系》的译介为蓝本来介绍他们的哲学，内容也干巴得可怜，而对他们的后期形态往往一笔带过、不甚了了，这就大大限制了人们认知费希特、谢林的思想形象的视野。直到今天，一些教材和大学讲坛乃至许多哲学专著讲到费希特、谢林时，仍然将他们视作“从康德到黑格尔”的过渡人物，始终不能摆脱陈旧的“克罗纳式”宏大叙事图式。该卷则对他们思想的前后演变踪迹，如费希特知识学从耶拿时期到柏林时期的变化、谢林哲学从否定性的(negativ)到实定性的(positiv)的转向，都在不同程度上做了具体描述，对他们各自独立的哲学体系也作了比较系统、详实的介绍，从而大大推进了国内费希特、谢林独立思想形象的修复。可以说，这一工作在国内本身就具有“修史”的意义，因而也成为该卷的一大亮点。我们看到，该卷一方面吸收了国内外某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有许多新的开拓，特别是谢林部分。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谢林1809年《自由论》的述评。薛华先生在翻译海德格尔的《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一书的同时，译出了谢林的《自由论》，该卷则对此书做了比较系统、客观、正面的述评，帮助读者进一步理解思想转型中的谢林对人类自由本质、人神关系的深刻思考，而不是按某种既定的调子一味贬低晚期谢林的思想价值。谢林哲学在国内研究比较薄弱，从原著的译介到专家的研究都少得可怜，故作者立足于原始文献写出比较详实、系统的述评，差不多为我们将来的谢林研究划出了一道起跑线。
康德部分基本上是板块结构，按“三大批判”加“政治哲学”布局，而对康德思想的源流、形成史与效果史、研究现状叙述不足，因而与其他部分特别是黑格尔部分相比，叙事体系就显得平面些。虽然如此，各章的写作仍然称得上是严谨或有分量的“学术版”。“三大批判”的述评笔触均显得相当客观、清晰，仿佛作者们之间有高度默契，旨在提供“客观知识”。从阅读效果来看，该部分虽然少了些“历史批判”的味道，倒是比较清楚、准确、完整地将康德的先验哲学体系介绍了出来。向公众介绍晦涩的康德哲学决非易事，没有入乎其内的功力，是决不能出乎其外的，更何况他们的介绍自成一格，其中不乏细致入微的学理分析，理论驾驭相当成熟。“政治哲学”一章则是另一种风格，似乎多了些刨根问底的精神与独立论说的行文。作者好像无意于对康德的政治哲学作一般的文本解说，而主要关心康德对“共和制”与“永久和平”的学理论证。“为知识奠基与为自由辩护”和“自由与权利”两节写得更是充满思辨气息，简直是要重新诠释康德哲学的基本精神，如提出“自由问题是康德哲学最核心的问题”。对一个康德哲学的初学者来说，要想通过这一章获得有关康德政治哲学的“客观知识”似有困难，因为它志不在提供这类“客观知识”，而在阐明一种“客观思想”。
用700页的一部书来讲这么几个思想家，自然是鸿篇巨制了，但相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丰富内容与分量而言，依然有些言不尽意。特别是费希特与谢林部分，虽然内容比过去丰富得多，但篇幅依然偏少，以致某些问题的论述语焉不详，读之似有不解渴之感。笔者算了一下，关于他们两人的介绍加起来还比黑格尔部分少了20页。这种不成比例的篇幅有可能影响费希特、谢林独立思想形象的修复，容易使许多读者回到早已习以为常的错觉，以为他们的思想体系或不够独立，或不够庞大，依然不过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过渡人物。从该卷“绪论”中，我们也似乎可以读到这种“克罗纳式”宏大叙事模式影响的痕迹。比如，在论及费希特知识学时，只提早期的“三条原理”；谈到谢林，虽另眼相看，但仍然怀疑他晚期思想的“古典哲学”性质；至于黑格尔，则被视作“德国古典哲学”之“集大成者”，而其哲学亦为“德国古典哲学”之“高峰”。当然，作者似乎反对将“德国古典哲学”误解为“一个同一、有序、后者师从前者的直线发展过程”，申明这一标签“并不表示一种思想的统一性，而是表示一种可以超越断裂和指责从而进行交流与对话的可能性”。但既然如此，“集大成者”、“高峰”又作何解呢？这就涉及到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理解问题。于是，我们也就谈到了所谓的“康德之后”。
“康德之后”这一话语自然有多种意义，如“从康德到海德格尔”或“从康德到维特根斯坦”之类，不过“从康德到黑格尔”这一意义更为直接，今天也仍然值得讨论。如果一定要用一个名称来表征这一时段哲学运思的性质，笔者欣然赞同该卷用“德国古典哲学”命名，而非以“德国唯心论”概括。不过我的理由是，前者外延要更宽泛一些，更能涵盖该时段不同性质、不同倾向的哲学运思，而后者不适用于晚期费希特、谢林，因为那时他们已经克服或超越了“德国唯心论”。始于康德的“批判唯心论”，经过早期费希特、谢林的“先验唯心论”，发展为黑格尔的“绝对唯心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勉强可以说，黑格尔哲学是“德国唯心论”而非“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
历史的逻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黑格尔根本就不了解费希特、谢林哲学的晚期形态，后者在黑格尔时代基本上没有公之于世，他们三人之间后来也没有过真正的思想对话。20世纪兴起的“费希特运动”、“谢林运动”，特别是随着巴伐利亚科学院《费希特全集》、《谢林全集》的逐步整理出版，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于认为，晚期费希特与晚期谢林已经偏离了所谓的“德国唯心论”，各自独立地走向了通往绝对、上帝的“在场”(Dasein)或“存在”(Existenz)的思考，他们的思想体系也是独立、完整的，而决不是“从康德到黑格尔”过渡的一环。费希特将阐述绝对、上帝在场显现的《知识学／1804》理解为“完成形态”，谢林则区分了“本质学” (Wesenswissenschaft)与“存在学”(Existenzwissenschaft)：前者是否定性的，后者是实定性的，并且批评黑格尔停留于否定哲学，将绝对、上帝理解为“概念”，而非“存在”。众所周知，克尔凯郭尔作为谢林的学生，正是从这里走向“存在主义”这种运思方式的。综观西方哲学史，“古典哲学”并不意味着不谈“在场”、“存在”这类似乎很“现代”的问题。实际上，自阿奎那以来，“存在”问题和“本质”问题一样“古典”，只是他们对“存在”的运思与领悟充满了“古典”的情愫罢了。今天看来，费希特、谢林对“在场”、“存在”的“古典”的运思，并不是可以用“从康德到黑格尔”这根红线所能贯通的，其中会有多处逻辑断裂。哲学史不是纯粹的逻辑，因为哲学运思的道路充满断崖或歧途。正因为这样，思想才有悬崖勒马或迷途知返的时候，才有回到源头重拾历史线索的必要。也正因为这样，现代哲学才会不断回到康德那里重新运思。所以，“康德之后”，究竟谁开显了康德，谁“集大成”，似乎不好定于一尊。
不过，另一种倾向的“康德之后”，也颇让笔者不解。不久前读到程炼兄《谁“开显”康德？》一文，其中某些观点着实让人吃惊。该文引《牛津西方哲学史》之语，对“德国唯心论”以“重宏大华丽的想像而轻有效的论证”论处，进而断言“康德之后”的唯心论与其说是对康德的发展或开显，不如说是颠覆和毁灭。笔者看来，文中引三种英语工具书来界定“德国唯心论”以及关于所谓“黑格尔式的论证”的叙述，虽不“宏大华丽”，倒是一种典型的“想像”。另外，从这些年学界的哲学兴趣看，“开显”康德的费希特、谢林与黑格尔，他们的哲学也没有像该文所批评的那样，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显学”。相反，与国内的“康德热”相比，后者颇有些门前冷落。自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和主体性问题讨论以来，国内中青年学者对康德哲学的热情一直不减。随着90年代新儒家与自由主义话语的勃兴，康德的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也成了学界关注的理论焦点之一。近年对康德著作一波又一波的重译，正“迎合”并催生了新一轮重读康德的热情。这自然有其道理。但扬康德而贬黑格尔的人中，不乏对黑格尔逻辑学或法哲学的无知者与曲解者。在他们眼里，“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运思和政治理念都走向了保守，背离了康德的科学精神与自由精神。针对这些人，针对国内“康德之后”研究之冷落，该卷的出版则具有纠偏作用，因为它揭示了“康德之后”追求科学体系与追问自由本质的哲学精神。
从多个角度看，该卷都是名副其实的“学术版”，完全不同于过去一般教材的“编撰”，基本上代表了目前国内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现状与水平。它的出版将使“德国古典哲学”四大家的思想形象大为改观，有助于推动国内费希特与谢林独立思想形象的修复。当然，为了完成这一具有挑战意义的修复，我们似乎仍有必要进一步修正对“康德之后”的理解。以上絮语，乃笔者初读的印象，不妥之处，就教于各位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