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美国的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化与论文,战略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些年，全球化（注：在作者所接触的材料中，最早使用“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一词的是乔治·莫代尔斯基，时间是1972年。不过，他使用这一概念主要是指欧洲通过殖民扩张对世界其他地区取得控制进而将之纳入全球贸易体系之意。见George Modelski,Principles of World Politics,Free Press,N.Y.,1972;另见Robert Boyer and Daniel Drache eds.,States Against Markets;the Limits of Globalization,N.Y.,1996,p.63.）渐渐成为全球的热门话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三方面：其一，冷战结束后，各国战略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国际经济互动、交流越来越密切，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日益频繁，从而大大推动了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全球贸易、对外直接投资额度及跨国公司数量急剧增加；全球经贸规则随着“世贸组织”的建立与运作日臻完善；新的国际金融秩序亦由东亚金融危机迅速波及全球的推动处于酝酿之中；欧洲单一货市市场的形成、美洲2005年、亚太地区2020年经济自由化时间表的确立，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各国经济相互融合、相互渗透之深，使得一国的经济政策对他国甚至对全球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各国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增强。其二，信息技术革命使人们获取、传递信息的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全球信息化时代已然来临。在信息化时代，不仅信息经济将居于主导地位，而且也正在并将继续改变着人们生活、工作、学习、交往的方式。生活上，人们可以通过电子购物网购买所需要的一切；工作上，只要一部手提电脑，即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完成工作计划，达成工作目标；学习上，除了网络中本身的大量信息和知识以外，远距教学也使得人们受教育的机会明显增多；交往方面，电脑网络更消除了人们空间及时间感。“地球村”已不再是神话。其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例如，难民潮问题、恐怖主义活动问题、走私贩毒问题、金融投机问题、国际洗钱等金融犯罪问题、环境问题等等。尽管这些问题的成因不一，表现形式各异，性质亦不相同，但其共同特点是，由于各国开放程度的提高、国际交往日益频繁以及先进技术的普及与传播，均成为跨越国界、影响全球的问题。也因此，这些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包括各国际组织的广泛关注，国际合作的呼声越来越强。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NGOs)大量涌现，并成为全球化大潮的“弄潮儿”和国际政治中的活跃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亦反映了这样的一种愿望。
可见，尽管谁都不会否认全球化的内容主要是指经济的全球化，但实际上已远远超出了经济的范畴，全球正在形成一个广泛的、前所未有的“生命共同体”。在这样的一个“共同体”之内，各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作为行为的主体，也即作为全球化的共同参与者和推动者，应该是既有权利追求或“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利益，也有义务通过与他国合作解决全球化过程中已经存在的老问题和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以维持一个稳定、繁荣的“生命共同体”。而要实现这种合作，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是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尊重。很难想象一个国家会在得不到应有尊重、平等相待的情况下同他国进行真诚的合作。
但问题也恰恰出现在这里。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和对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国家，美国要的并不是各国平等、相互尊重的全球化，而是要使全球化变成全球的“美国化”。美国这一全球化战略所追求的核心目标与其传统目标并无二致，即实现全球经济上的“自由化”和政治上的“民主化”，也即美国价值观、美国制度的全球普及化，所强调的只是要充分利用全球化提供的绝佳条件和环境，进一步推动这一目标实现而已。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1997年9月30日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所作题为“在不断变化的时代的持续不变的原则”这一重要政策性讲话中，当谈到全球化问题时即讲道：“全球化正在国际上以及国内使大政府时代走向终结。随着知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未来将从多个方向，由许多角色造就。贸易与投资，而不是援助，将推动发展。市场是经济增长唯一可行的引擎。独裁者不再能控制信息向其公民的传播，恰如一位专栏作家所称，革命不再是来自上面或下面，而是来自远处。……今天，我们在每个大陆都有重要的利益。……我们的利益是建立一个我们的价值观得到广泛认同，经济开放，军事冲突得到制止，那些残暴对待其他人权利者受到惩罚的全球环境。”（注：Madeleine Korbel Albright,"Enduring Principles in an Era of Constant Change",September 30,1997,Statement before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NewYork City,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October 1997,p.7-8.）对于美国的全球化战略，奥尔布赖特声称：“我们的战略目标是，抓住历史与技术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机会（即全球化—作者注），将世界统一在民主、自由市场、尊重法律、支持和平的基本原则之下。”（注：同①引文，p.8;"US Leadership for a Global Community and China's Emerging Role",May 13,1997,Luncheon Remarks at the Hotel Dupont,Wilmington,Delaware,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May 1997,p.24.）
当然，在美国看来，尽管“从马尼拉到莫斯科，从合恩角（智利）到好望角，民主已取得支配地位”，“美国处在国际体系的中心地位”，但要实现上述目标也绝非易事。所以，奥尔布赖特说：“这显然不是人们从事的那种有记分牌，同时有钟点限制的竞赛，因为它根本没有终点。”而且，“对于美国而言，不存在任何最后的边疆”。（注：同①引文pp.7,8,11.）也即美国仍需耐心经营，利用全球化提供的机会，为最终实现全球“美国化”的目标作战略上的长期规划。归纳起来，此一战略规划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
第一，确保经济优势，并利用这种优势将全球化纳入服务于美国利益的轨道。经济全球化作为全球化的中心，自然成为美国全球化战略规划中的核心内容，亦成为美国藉机推动其对外经济战略的强大助力。在美国看来，全球经济进一步一体化已不是一个机会选择或优先选择的问题，而已是生活中的一个事实。尽管全球化会给经济带来一些大的变化，如某些工业走向扩张，而另一些工业步入收缩，但总体而言，无论对消费者、整个工业，还是对全面的经济成长，都是有利的。因此，最好的指导思想“不是去诅咒全球化，而是要去塑造全球化，使其为美国服务”。（注：Albright,"International Economic Leadership:Keeping America on the Right Track for the 21 st Century",September 18,1997,Address before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August/ September 1997,p.4.）那么，如何去塑造全球化，使其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呢？按美国的设计，重点有四项内容。首先，进一步增强美国自身的竞争力。经济全球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增强而不是削弱了各国的竞争，因此，美国“虽有世界上竞争力最强的经济和生产率最高的工人队伍”，仍念念不忘“自强”。为确保长远的竞争优势，除了其他经济、科技领域，特别强调人力投资，即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加强培训而进一步提升人力素质，以“在全球这个棋盘上，使我们越来越多的公民成为国际象棋中的象或马，而非小兵”。（注：Albright,"International Economic Leadership:Keeping America on the Right Track for the 21 st Century",p.4.）其次，坚持不懈地推动建立一个“越来越公开和公正的”全球投资与贸易体系。所谓公开的全球投资、贸易体系，即是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的自由化；所谓公正，即是让别国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其措施包括巩固或加强落实克林顿政府达成的200多项贸易协议；利用有限的援助帮助新兴自由国家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遏制腐败，减少犯罪，以扩大“市场民主圈”；发挥包括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的作用。（注：Albright,"International Economic Leadership:Keeping America on the Right Track for the 21 st Century",p.4-7.）再次，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特别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及其造成国际金融体系动荡的影响，使得国际上改革现存国际金融体系，尤其是打击金融投机行为的压力明显增大。基于继续主导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确保国际经济领导地位的需要，美国在几经犹豫之后，于1999年4月由其财政部长鲁宾率先提出了美国的改革方案。该方案的主要精神是：债权人包括私人债权人要勇于承担其所冒风险的后果，同时支持加强“国家无力偿债条规”(national insolvency codes)和这一机制的功能，以防止私人债务问题引起连锁效应；新兴市场加强改革，实行健全的政策，以保持一种可持续的汇率体系；鼓励长期借贷，健全债务管理机制，实行金融体系的自由化改革；工业化国家加强对银行的市场风险评估及其风险评估体制的监督；对危机发生国中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国家提供更大支持。（注：Treasury Secretary Robert E.Rubin,Remarks on Re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U.S.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News,April 21,1999,p.1-9.）最后，积极将更多的国家纳入全球经济体系，进而促进这些国家进行认真的民主改革。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推动各国更积极进行经济改革，以加入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而通过加强与各国的经济联系，“我们就会在各条战线取得进步”，因为“一个重于经济发展的世界会更少冲突，更多合作。支持经济改革的国家更有可能推动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注：Albright,"International Economic Leadership:Keeping America on the Right Track for the 21 st Century",p.4.）。第二，努力促进在国际上形成民主国家的大联合，将推动人权与民主纳入其共同的议事日程，利用全球化孤立并排斥“抵制民主的国家”。对于实现所谓民主国家的大联合，美国似乎满怀信心。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塔尔博特解释道：其一，“历史记录显示，与非民主国家相比，民主国家相互之间很少发生战争，迫害其公民，制造难民潮，造成环境灾难，及从事恐怖活动。而且，民主国家更多是贸易和外交上可信赖的伙伴”。“无论在国内生活中还是国际生活中，民主都有助于安全与繁荣”。所以，民主大联合有其理论的和实践的基础。其二，“随着贸易、旅游、通信使各国的联系比从前更为密切，每个民主国家对于其他国家如何管理自己的国家或管理不当越来越有切身的利害关系”。其三，故而，将促进人权与民主纳入民主国家共同的外交框架有其坚实的利益基础，民主国家“能够也应该”有办法一致对付“蔑视民主价值观的国家”。在他看来，更重要的是，民主国家的大联合在“全球化”时代尤具特殊意义，因为“民主必不可少的伙伴即法治有助于使一个国家吸引外来投资并发展市场经济”，这就使得民主国家也即经济发达国家“在全球相互依赖的时代有了强有力的筹码，去对付抵制民主或试图破坏民主的力量。正由于相互依赖提高了各国完全参与国际共同体和全球经济的兴趣，也就增加了任何被排除在此一共同体利益之外的国家必定承受的代价。对于想要成为独裁者或暴力行动者而言，被排除在这一共同体之外甚或受到被排除在外之威胁，都将变成潜在的具有决定性的压力。当民主国家大家庭对破坏民主的行为做出一致反应时，民主生存或恢复的机会就会非常高”。（注：Talbott,"Democracy and the International Interest",October 1,1997,Remarks to the Denver Summit of the Eight Initiative on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October 1997,pp.12-13,14.）
第三，外交与军事手段互为补充，确保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和平与稳定”。既然全球化使美国“在每个大陆都有重要的利益”，全球化又使全球性问题更为突出，美国所受到的影响同其他国家一样都在增大，使得美国干涉国际事务的理由至少在美国决策者看来更为“充足”。不过，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和危险“不是任何国家独自能够解决或击退”的，（注：Albright,"Enduring Principles in an Era of Constant Change",p.8.）美国自然也需要有他国的合作。奥尔布赖特的说法是，外交作为寻求合作的主要途径，“有许多场合，在许多地方，我们首先要依靠外交来保护我们的利益”。但“我们外交的强大，是因为有我们的军事力量提供的强有力支持”，也就是说，“军事力量，及使用军事力量的可信度，是保护我们关键利益的基本条件。”（注：Albright,"Preserving Peace and Stabitity with Force and Diplomacy",U.S.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December 1997,p.11.）换言之，能够按美国的意愿通过合作，即通过以强大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最好，否则，美国便会毫不犹豫地对不“合作”的国家实行经济制裁，发出军事威胁，甚至直接动用军事力量，直至当事国“愿意”合作，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为止。
很显然，美国的这一全球“美国化”战略规划与二战结束以来，特别是冷战后从布什到克林顿政府推行的全球战略并无质的区别，亦可说是一脉相承。但随着美国近几年的经济扩张，其野心进一步膨胀，做法也更加咄咄逼人。利用美国的优势将全球化纳入服务于美国利益的轨道，别国只能服从于美国，听任美国摆布。解决全球性问题么，当然需要你别国的合作，但“历史证明，没有我美国加入，新国际制度的建立就会失败；当由美国领导时就能成功”，（注：David J.Scheffer,"US Policy and the Proposed Permanent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U.S.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December 1997,p.20.）所以，别国的合作应该是无条件的，必须服从美国的领导，否则便是“城下之盟”的结局。难怪英国教授斯特兰奇发出这样的感叹：正如“相互依赖”这个词掩盖了“不对称依赖”的真相一样，“全球化”这个词同样未能恰当表述国际政治经济变化的现实。事实上，这个词只是全球“消费口味、文化实践持续美国化的斯文的委婉语而已”；而时下流行的另一通用语“全球管理”，其结果也只能是最强国的管理，这正如全球体制的建立理论上应是各成员国合作协商的结果，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具支配地位国家，有时是具支配地位的国家小集团战略运作的产物一样。（注：Susan Strange,The Retreat of the State:The Diffusion of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xii-xiv.）
我们且不说用词的问题。事实上，“全球化”促使各国竞争更加激烈的同时，要求国家之间加强合作以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同样具有客观必然性。美国的全球“美国化”战略显然有违这一时代精神，其霸道逻辑不仅不可能带来各国真正的理性协商、平等合作，到头来只能是使全球化过程中已经存在的不平等更加恶化，最终破坏世界的和平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