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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环境、生态、能源等问题愈加严峻，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资源与环境问题也逐渐上升为一种政治问题，成为左右国际政治经济谈判结果的重要筹码[1]。
中国作为世界的制造中心，在为世界生产大量商品的同时却把污染留在了中国；中国正迈入工业化进程中的重化工时代——一个伴随着高污染的时代，这使得当前中国的环境问题比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要严峻。然而，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中国过去很长时间一直强调经济的增长，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视程度不够[2]。
2008年至今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冲击，中国也不例外。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仍然遭受着各种生态环境危机、能源危机与气候变化危机。在这个多重危机的时代里，中国政府正面临着在克服金融危机影响、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缓解环境压力、减少能源消耗的多重挑战。
中国政府致力于科学发展观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创新，尤其是环境技术的创新是一个根本的动力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这需要经济社会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那么，技术和制度的创新是一个重要支撑和保障。因此，为了提高我国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产业发展水平，有必要对环境创新的规律进行深入研究，尤其是在这场危机的时代，意义更为深远。
目前，对环境创新的重视和理解远低于制造业的创新。在业界，对环境创新的理解狭隘甚至抵触，例如很多人对环境创新的理解仅限于末端治理技术的创新，认为这成为了厂商额外成本的来源，与企业经济利益是相悖的。另外，学者们对环境创新的研究并不重视，认为创新更多是制造业的事，环境创新问题更多只是创新问题一个“应用”。我们认为，环境创新具备了很多自身的规律，使其有别于一般的创新，有必要开展深入的研究，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在学术界并不多见。
本论文的主要目的是对环境创新相关的概念，研究发展概况和一些重点、热点问题进行探讨，理顺环境创新的研究框架，提出在中国进行环境创新研究需要重视的问题和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1 环境创新的定义及扩展
与熊彼特创新理念中“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广狭义差异相类似，学术界使用的“环境创新”(environmental innovation)概念更多指的是一种广义的创新。这种创新活动超出了单纯的环境技术的创新、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也包括了与此相关的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当然，环境友好是这种创新活动的特质，也是区分于一般创新活动的特点。然而，目前学术界对“环境创新”(environmental innovation)的用法并不统一。有些国外学者更倾向于使用环境技术创新(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s，TEIs)的概念[3][4]；也有学者采用绿色技术创新(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的概念[5][6]，他们更强调先进技术本身的作用及对环境的影响。在国内，学者们更多使用“绿色技术创新”[7-10]和“环境技术创新”[11][12]的概念，且绿色技术创新概念使用更为常见①，也有一些人使用“绿色创新”、“生态技术创新”、“环境创新”等概念，但这些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涵义，在某些时候被替换使用了。表1给出了国内外环境创新相关概念的使用情况②。从中可以看出，在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中（如“Research Policy”、“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等）“environmental innovation”的使用频次较高，体现了学者们对这一概念内涵的认可。在国内，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绿色技术创新和环境技术创新的概念一直占据主流。我们认为，“绿色”过于概念化的特点显得意义含糊，有被滥用的趋势③，而环境技术创新涉及的概念较窄，不足以反映出致力于环境友好的创新活动的全貌，因此，我们在本文中采用国际学术界主流用法“environmental innovationt”的中文直译“环境创新”。
按照Kemp等[13]的定义，“环境创新包括因避免或减少环境损害而产生的新的或改良的工艺、技术、系统和产品”。该定义是目前学术界较为流行的一个定义。该定义在工艺、技术和产品的创新之外提出了系统创新，实质上是一种系统性的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我们认为，环境创新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概念，它突出强调环境观念、环境友好型技术、工艺与产品的研究开发与应用；强调以绿色市场为导向，促进环境技术成果的转化；强调机制创新以及生产组织方式、经营管理模式、营销服务方式等多方面创新的结合。环境创新可以使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协调一致，通过获得绿色竞争优势，实现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2008年，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环境创新课题组提出了“国家环境创新计划”的概念[14]，其中，环境创新的概念除了强调国家公共R&D支持环境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之外，还将环境创新的概念扩展到社会和制度的创新等领域，包括了公众参与方式的创新、创新体系制度结构的创新、环境教育体系的创新等[14]。当前，全球正面临严峻的经济、环境、能源等多重危机，以环境创新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被认为是拯救这次多重危机的必然选择，在这种形势下，环境创新已被推向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涵也被扩大。
2 环境创新的驱动因素
与一般的创新活动相比，由于创新带来的正的溢出效应以及负的环境效应的内部化，环境创新可能会导致所谓的经济和环境效益“双赢”[15][16]。因此，有关环境创新驱动力的研究显得格外重要，这可能会与传统的创新有所不同。国内外学者也对此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17][18][11][12][10]。
一般创新理论强调了技术推力和市场（需求）拉力因素在解释创新活动中的作用[19]。一个共识是，技术推力因素在产品开发的最初阶段非常重要，而需求拉力因素在扩散阶段逐渐变得重要起来[20][21]。大多数的环境问题代表了负的外部效应，那么，开发一个新的环境友好型技术或工艺并没有明确的经济激励，因此，在分析环境创新的驱动因素时，一般创新理论需要被扩展，我们需要分析环境政策和制度因素对创新的影响。技术供应方的推力、需求方的拉力以及制度因素共同构成了环境创新的驱动力（表2）。
2.1 技术推动的环境创新
一般创新理论强调了企业的技术能力[22][23]。这些能力包括企业用来开发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实物资本和知识资本。为了获得这样的资本，R&D的投入或者对员工进行再教育是必备的条件。企业高度发展的创新能力可能会导致未来进一步的创新成功。Baumol用“创新培育创新”(innovation breeds innovation)的表述刻画了这一路径依赖性特征。换言之，企业的技术能力（人力资本的积累，可利用的知识）导致了更进一步的创新。另外，只有当创新者能够捕获创新活动的收益时，创新才有意义。事实上，“资产的创造者并不会获得所有甚至大多数由此带来的社会收益”[24]。因此，使创新溢出效应最小化的方法显得非常重要，这依赖于技术特征（如申请专利）和市场结构。垄断的市场结构可能会帮助解决独占性(appropriation)问题，对于大企业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它们“感受到较少的来自竞争者的模仿威胁，并且从与创新相关的规模经济中得到更多的收益”[25]。另一方面，大型垄断企业的创新动力不足，而处于竞争市场中的小企业为了生存必须比它们的竞争者“做得更好”，它们必须开发新的产品。由此，企业的大小对创新活动的效果从理论上讲是不确定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市场结构并不是静态的。竞争者总是试图去打破垄断格局，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成为内生性技术变化的动力。
一般创新理论关于技术推动创新的描述同样适用于环境技术的创新，但是环境技术的创新也会表现出自身的特点。例如，环境技术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政府资助的环境R&D在推动技术创新方面占主导地位，企业的作用相对较弱，这时，环境技术的应用与扩散显得非常重要。此外，具备技术能力的企业可能会实施一般的技术创新，但不一定会实施环境技术的创新，这与企业所处的产业类别，企业家意识等因素有关。此外，环境技术类型的影响也至关重要。例如，末端技术(end-of-pipe)和清洁技术(clean technology)由于在技术经济参数方面存在差异（表3），从而导致这两类环境技术在依靠政府推动的程度上，在对企业生产型投资造成的“挤出效应”上，以及与企业商业战略的融合性上均存在差异，从而影响环境创新的驱动因素。
2.2 需求拉动的环境创新
一般创新理论认为，用户需求、公共采购需求、其它企业的需求、出口需求等都与创新的采纳有关，尤其是在新产品的扩散阶段。对于环境创新产品来说，需求拉力体现出自身的特点。首先，用户的需求受到用户和企业环境意识的影响，往往体现出对环境友好型产品和清洁技术的需求，这种环境产品需求往往会成为一种存外在压力触发企业的环境创新活动[27][28]；其次，政府公共采购尤其是“绿色采购”是环境创新的重要需求拉动力[14]；第三，绿色供应链的建立会对上下游企业的产品环保化和清洁化产生有形或无形的压迫力量，触动环境创新的产生；最后，出口需求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出口需求往往体现出对产品环境友好化以及生产过程清洁化的要求。Porter和Van der Linder[15]指出，世界市场需求正在朝着重视低污染，低能耗产品和工艺的方向发展。在这方面，以欧盟“RoHS”禁令为代表的绿色技术壁垒是典型代表，这对国内企业实施环境创新活动是一种重要的需求拉动力。
2.3 环境规制驱动的创新与波特假说
由于环境问题的负外部性，比起其它创新活动，环境创新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其市场驱动性相对较弱，这使得环境规制成为了环境创新最主要的驱动因素之一。著名的“波特假说”[15]认为环境规制会引致企业的创新活动，并导致“双赢”的结果，在减少污染的同时带来企业利润的增加。波特假说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进化创新理论(evolutional innovation theory)。该理论[29]认为，由于R&D活动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企业的创新行为实质上是遵循了“拇指和程序法则”(rules of thumb and routines)，即创新决策都是按照经验和惯例行事，创新活动并不是最优化过程的结果。该观点与环境创新密切相关。企业之所以不去探测潜在的环境创新机会，因为它们“在创造性的应对环境问题上仍然显得经验不足”。由于不完全的信息，组织和协调等问题，环境和经济双赢的创新活动并没有实现[15]。由于企业没有能力识别出环境创新可能带来的潜在成本节约（如能源和材料节约），因此，环境规制可能会作为外界刺激因子迫使(force)企业意识到环境创新是有经济利好的，从而推动环境创新的产生。这种经济利好一方面可能来源于通过创新带来的减少污染的低成本方法，也可能来自于由此产生的管理和生产效率改进，或来自于新的（环境友好）产品市场需求。与此相关的一个话题是企业环境管理相关的软措施，如环境（生态）审计等，这可能会改善企业环境创新的信息基础，从而有助于企业以“成本—效益”估算为基础的环境创新决策。
虽然“波特假说”为我们勾画出了环境规制引致创新并由此带来经济与环境“双赢”效应的美好画面，但至今为止，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支持“波特假说”。此外，很多理论文献对该假说表示怀疑[24][30]。当然，“波特假说”也不缺乏支持者[31][32][18]。赵细康[10]对“波特假说”赞同者和反对者的研究进行了对比，指出两者在假设前提、研究范式和分析视角上均存在差异，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研究结论的差异（表4）。从这种意义上讲，这两派观点事实上并没有“正面交锋”[33]。
2.4 环境创新驱动因素的实证研究进展
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了环境创新？目前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尚不多见。这主要是由于我们难以获得足够的和令人信服的指标来表征环境创新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决定因素，如环境政策的力度的测度等。下文列举了一些新近的具有代表性的有关环境创新驱动因素的实证研究。
Brunnermeier和Cohen[17]利用产业面板数据进行了相关的实证研究。他们利用1983到1992年间美国制造业成功的环境专利授权量来表征环境创新的水平。同时，他们将污染治理和控制费用(pollution abatement and control expenditures，PACE)以及政府监察和执法活动作为衡量环境政策实施力度的指标。作者发现，污染治理和控制费用的增长和环境创新的增长（以环境专利表征）之间确实存在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却很小。作者同时也发现，与现有规制相关的政府监察和执法活动的增加，对创新并没有额外的激励。
Jaffe和Palmer[34]利用面板数据，将R&D支出和专利作为因变量进行建模。他们发现更高的污染治理费用会导致R&D费用的增长，但是，他们并没有发现以污染治理费用表示的环境规制强度和创新产出之间有显著的联系。
De Vries和Withagen[32]的研究同样将与欧洲环境有关的专利作为环境创新的指标。他们以三个不同的指标来测度环境政策的力度：(1)签约国与国际协议的一致性代表更加严格的国内环境政策；(2)各种不同污染物的环境灵敏性绩效指数(index of environmental sensitivity performance)；(3)在模型中将环境政策力度作为一个潜伏变量(latent variable)。“潜伏的意思就是说高的排放水平触发严格的环境政策，而这反过来为创新提供了激励。”作者发现，仅有第三种指标与环境创新有着强烈的正相关关系。
已有文献中的研究工作有不少是分析环境友好型产品或工艺引进的影响因素。这些研究一般是基于特别设计的调查研究。Mazzanti和Zooli[35]利用2002和2004年意大利企业的面板数据研究强调了网络活动(network activities)和R&D作为投入对环境创新的正向影响。Rennings等[36]利用调查数据分析了环境管理系统对环境友好相关的组织创新、过程创新以及产品创新的影响。作者通过研究向我们展示：除了环境管理工具对创新具有正向刺激之外，作为投入变量的专门研发部门的存在也能够激励环境创新。
Rehfeld等[20]实证检验出德国制造业环境组织措施与环境产品创新之间存在正向关系。此外，尽管存在其他因素以及公司个体差异影响，废弃物处置措施和产品招回系统(take-back system)是环境产品创新的重要驱动力。
近来，OECD在一个有关公共环境政策和私人企业的研究项目中公布了涉及OECD七个国家的有关引进环境R&D和清洁生产技术的决定因素的问卷调查结果[37][38]。计量经济学的结果显示，严格的环境政策（由被调查企业感知到的环境政策的力度来测度），环境审计系统以及灵活的环境工具共同激励环境R&D。环境管理工具以及成本节约的可能性对于清洁生产技术的引进很重要。类似的调查结论也见于国内学者的研究，如吕永龙[12]，许庆瑞[11]通过问卷调查对影响企业环境技术创新（引进）的因素进行了排序。
最近，Jens Horbach[18]利用欧洲经济研究中心的两个德国面板数据库，IAB(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research)面板数据和MIP(mannheim innovation panel)面板数据来探索环境创新的决定因素。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显示，R&D引致的技术能力（“知识资本”）改进触发了环境创新。环境规制，环境管理工具和组织变革同样能够激励环境创新。该研究最大的特点在于考虑了环境创新过程的动态特征，改变了以往研究工作限定于一个时间点带来的弊端。
2.5 环境创新驱动因素的中国扩展
上述文献显示环境规制是环境创新最重要的驱动力量，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是，上述文献研究大多数针对发达国家。对于中国这类发展中国家而言，尽管在很多领域都制定了相应的环境法规和政策，但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等原因，导致环境规制的全面有效实施面临着较为严重的障碍。环境规制的宽松实施甚至已经成为企业削减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的一种手段。因此，我们认为，在分析中国环境创新的驱动因素时，除了考虑环境规制强度的因素，还必须考虑环境规制的执行状况。与环境规制的执行相关的两个变量分别是环境规制本身执行的难易程度和环境问题在政府决策中的重要性。环境规制执行的松紧程度取决于上述两个变量的相互作用。
(1)环境规制执行的难易程度
环境规制执行难易程度的影响因素包括技术的可行性、制度设计的合理性、规制者本身的能力素质等。其中，技术可行性主要是指用于实施环境规制或监管企业排污行为所需技术、设备的可获得性及其经济可行性。如对于一些屡禁不止的非法排污行为的监管就需要有效的技术手段作支持。同时，环境规制的执行还需要借助于科学有效的政策工具，如以市场为基础的环境经济政策工具的运用。对这些新兴政策工具本身运行机制及其运用所需背景条件的了解是保证制度顺利实施的必要条件。另外，环境规制的有效实施需要有一定的人力、财力、物力资源作支撑。环境规制是否易于执行还取决于规制制度设计本身的合理性，这是关系环境规制实施效果的根本性因素。制度设计本身如果存在缺陷，其实施注定不会达到规制者预期的效果。
规制者（或规制实施者）本身的能力素质也关系到环境规制能否顺利落实，任何环境规制的实施都不是简单的套用制度，总是需要规制者在制度允许的合理范围之内予以适用，这就需要有关的人员具有较好的综合素质与能力。现实中由于对规制者行为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措施，导致某些规制者知法犯法、利用职权进行设租的违法现象的存在，使得环境规制实施的效果大打折扣。简而言之，在不考虑其它影响因素的条件下，环境规制者的素质能力越高，对环境规制者行为的约束越严格，环境规制制度就越容易得以执行。
被规制的排污企业在规制实施中的讨价还价能力或是对政府规制的抵制能力是环境规制实施的重要制约因素。某些排污企业凭借其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支柱作用或可能给地方经济所带来的收益而在排污问题上与政府进行讨价还价。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排污企业抓住地方政府或某些官员急于发展经济、出政绩的心理而在这种讨价还价中占据主动地位。某些排污企业通过贿赂规制者或执法者而阻碍环境规制的实施。
(2)环境问题的重要性
环境问题的重要性（或环境规制在政府决策中所处的位置）是影响规制实施的制度环境。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没有解决衣食住行等根本需要之前，环境问题很难被纳入到社会的资源配置决策中来。只有当经济达到一定水平之后，社会对优美环境的需求才会提高，政府也才会真正将环境问题纳入到议事日程中。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社会公众的环境意识、纳税人意识也会相应提高，从而会对政府施加更大压力要求治理环境，相应地提高环境问题在政府决策中的重要性。环境组织力量的强弱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国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强大的环境组织的存在会对政府的环境管理产生有力的推动与监督作用。
同时，环境问题在政府决策中的重要性还依赖于本国经济发展对环境资源的依赖度，如果某国或某地区的产业类型本身不需要太多环境资源投入，对环境资源的破坏很小，依赖度较低，环境问题在政府的决策中就不会成为特别重要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环境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可能会分不同层次。例如，目前，中国政府对环境问题非常重视，因此，在国家层面，环境问题的重要性无须多言；但是在地方层次，情况可能会很不同。
3 环境创新体系
3.1 从一般创新体系走向环境创新体系
如今，创新体系作为一种工具被广泛用来研究创新课题，这其中包括国家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产业创新体系等概念。与环境技术的创新相对应的是环境创新体系。我们认为，与一般创新体系的概念类似，环境创新体系的概念也可区分为不同的层次，即国家环境创新体系、区域－环境创新体系和产业－环境创新体系。无论是哪个层次的环境创新体系都包括了不同的创新主体——政府、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公众等；都强调了环境技术从产生到扩散到应用的整个过程及其支撑要素。与一般创新体系不同，由于环境问题具有负的外部性以及创新经济激励的缺乏，环境创新体系同时面临着市场失灵、系统失灵以至政府失灵等多重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推动环境技术的产生、扩散和应用。在这方面，政府公共R&D和环境规制的力量被重视。此外，环境创新体系与公众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密不可分，这也成为环境创新体系的又一特点。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其创新主体地位在环境创新体系中的确立显得更难，因为环境技术公共产品的特性决定企业实施自主环境技术创新的动力要打折扣。上述因素都使得有关环境创新体系的研究具备了一定的挑战性。
3.2 环境创新体系和产业环境创新体系
目前，在国内，陈劲[9]较早构建了国家绿色（环境）技术创新体系（图1），该体系的组成要素分为动力因素和外部支撑因素，这与我们前面讨论的环境创新的驱动因素类似。系统运行的效率取决于教育、研究与发展、财政和政策法规等四个子体系的协同作用。
图1 陈劲(1999)构建的国家绿色（环境）技术创新体系
该体系并未突出环境创新体系主体结构的多样性特征，这包括公共科研机构的作用，以及公众和 NGO组织作为环境创新力量的重要作用。但该体系给出了研究企业环境技术创新影响因素较好的框架。
在国家环境创新体系之外，我们还想谈论产业－环境创新体系。我们认为，环境问题的解决必须落实到不同产业。环境问题与产业发展问题体现出越来越融合的趋势，因此，产业－环境创新体系的概念是一个更具有针对性的研究框架。此外，不同产业的环境技术表现出不同的技术经济特性，动力机制存在差异，这对产业环境创新体系的体系结构和内部相互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不同类型产业的产业－环境创新体系存在较大的差别。例如，一个典型的火电行业的产业－环境创新体系实质上是一个末端控制技术的产业－环境创新体系，而且特征污染物非常集中和突出的体现在二氧化硫。我们画出了一个典型的火电行业的产业－环境创新体系概念图（图2）。在这种类型的产业－环境创新体系中，政府在强制性环境管控、标准和规则制定、推动公共环境R&D投入方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是居于中心地位的主导角色，这也包括一部分协会的作用。这由产业污染问题的严重性及对政府的重要性决定。火电厂是SO2污染治理设备（如FGD脱硫装置）的使用方，系统供应方是SO2污染治理等环境设备和系统服务的供应商，这包括众多的环境工程公司或建筑工程公司等。制度和政府力量决定了产业内的两类厂商结构，这是该系统的主体。行业研究设计院包括众多的电力设计院和行业研究院，电厂都是由它们负责设计，它们之间存在技术联系。大学和中科院是知识产生单位，生产产业环境治理的技术知识。该产业－环境创新体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产生更多先进的SO2污染治理技术或生产工艺以及如何将这些技术、工艺和设备应用到电厂。这涉及到知识的流动扩散以及产学合作等各方面的问题。但该系统的难点还在于火电厂如何处理好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政治因素等多重矛盾问题，也包括政府如何实施政策以及企业如何对管制做出响应。
图2 火电行业（末端技术）产业－环境创新体系概念图
与火电行业末端治理技术的产业－环境创新体系不同，新能源产业的产业－环境创新体系是一种基于清洁技术的创新体系。在这类产业环境创新体系中，企业的创新主动性、积极性以及自主创新投入的强度都将极大地增加；创新的合作更加频繁的开展；比起末端技术产业中的强制管控措施，诱导性的环境经济政策和采购政策更多的显现。政府不再像在末端技术产业那样扮演主导角色，退而扮演辅助和支撑角色。这主要是由清洁技术和末端技术不同的技术经济特征所致，这在上文已经提及。我们以新能源中光伏产业的产业－环境创新体系为例进行说明（图3）。处于体系中心地位的是光伏产业链的各类企业，这包括太阳能光伏相关的铸锭、切片、电池、组件等企业。它们是创新的主体，推动着清洁能源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大学和中科院为企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各种产学合作由此展开。政府通过制定对新能源鼓励性的资金等优惠政策、绿色采购政策，以及对传统污染能源的限制性政策来支撑光伏产业的发展。光伏产业企业与传统能源企业是一种替代性竞争关系。由于政策的引导，光伏新能源在这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光伏产业的技术经济特征以及体系的结构特征决定了该体系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包括：(1)光伏企业自身发展的问题——包括产业链完善、成本降低、业内竞争等；(2)政府的环境及能源政策诱导问题——如何有效率的鼓励新能源企业的发展，限制传统碳能源的发展。与此对应地，对该体系的深入研究则包括光伏企业发展的战略研究（包括创新战略研究）以及政府的能源政策等。这与末端治理的产业－环境创新体系存在较大的不同。
图3 光伏产业（清洁技术）产业－环境创新体系概念图
上述仅列举了较为典型的两类产业－环境技术创新体系。我们认为，产业的特征非常复杂，环境污染特性并非单一化，这使得产业－环境创新体系往往体现出交叉融合的特点。例如，最近人们逐渐认识到，作为新能源的光伏产业事实上也存在末端治理问题，如氢氟酸污染的就很严重。这导致光伏产业的产业－环境创新体系应是一个末端技术和清洁技术混合的产业－环境创新体系。因此，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应根据具体问题的特点建立相应的体系结构。
4 环境创新研究的展望
环境创新的研究在世界和我国都尚涉及不多，是一个有待开发的研究领域。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我国曾掀起一股绿色（环境）技术创新的研究高潮（1995-2003年间，中国期刊网核心期刊论文篇数达到80余篇），但是这些研究一般都仅限于对绿色技术创新、绿色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等相关概念的介绍和定性探讨，少有深入的研究，大有掀风炒作之嫌。至此之后，绿色技术创新相关的研究陷入低谷（2003-2008年间，核心期刊研究论文仅20余篇），笔者认为，这与我国环境统计相关数据的缺失有一定的关系，限制了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学术研究不可能脱离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我们认为，有关环境创新的研究具有良好的前景。笔者建议在下列方向开展更多的研究：
(1)产业案例研究。正如我们前文提出的那样，环境问题的真正解决必须深入到产业。不同的产业具有不同的产业结构、不同的特征污染物和不同的环境技术特征，不同的环境技术特征将导致产业－环境创新体系结构和系统内部关系的巨大差异。这使得我们有必要选择单一的产业案例进行研究。从这种意义上看，从产业层面研究环境创新问题不可能“一劳永逸”，必须逐一探索。这就好像在环境创新研究的问题上，产业面板数据的回归检验很难得出有价值的结论一样。
(2)企业环境战略与商业战略的融合研究。在企业层面，环境问题与商业问题体现出愈加融合的趋势。这尤其体现在集成性的环境友好型产品开发方面。企业从事这类产品开发的动机、过程以及对企业竞争力造成的影响并不清晰。在这方面，可以进行典型企业的案例研究或利用计量经济方法建模分析。
(3)引导环境技术创新和应用的制度研究。目前，中国环境政策的创新导向性很弱[10]，这不利于环境创新的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政策研究，尤其是对环境经济政策和能源政策的研究。目前，各种环境治理技术和新能源技术层出不穷，这对政策研究和应用提出了挑战。
(4)采用博弈论或对策论的方法进行环境规制和竞争环境下企业的环境技术创新行为研究。在这方面，已有一些学者开展了相关研究，如Xepapadeas和De Zeeuw[39]，Campbell[40]，Ambec和Barla[41]等，其中一部分是针对波特假说的理论证明，但是，应该说这些研究还存在改进的空间，尤其是在中国特定环境下的模型改进。
(5)环境规制、地方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等关系研究。环境问题具有地域性和跨地域性的特点，中国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中发挥重要作用，体制性的原因导致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很难调和的矛盾。而环境问题跨地域性的特点导致了很多的区域环境竞争、区域博弈，包括污染密集型企业的越界迁移等问题。目前已有学者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但有必要进一步深入。
(6)全球化条件下的环境创新与环境责任研究。环境问题比起其它任何问题都更具有全球性特点，是全球共同关心的首要问题之一，这使得环境问题的解决逐步融入全球的框架之中，而利用环境创新的手段解决环境问题也必须在全球化的框架下思考。例如，究竟谁应该承担环境创新的责任？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环境创新如何在全球进行转移和扩散，利益如何分配？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注释：
①笔者以为，在国内，“绿色技术创新”概念更多被管理学界和人文科学界所采用，而“环境技术创新”概念则更多被环境科学界和环境经济学界所采用，这由环境学科交叉的性质以及概念本身的内涵及特点决定。此外，“绿色技术创新”概念在使用上往往与企业创新相关，在认识上更多体现绿色技术的市场导向；而“环境技术创新”概念在认识上往往指的是环境技术作为解决公共环境问题的手段。
②学术界也存在很多环境保护技术的不同表述方法，如：环境友好型技术(environmentalsoundtechnology/environmentalresponsivetechnology)，环境优先技术(environmentalsuperiortechnology)，无公害工艺（日本），绿色技术，生态技术等，都是同一个概念。
③笔者经过粗略统计，发现与绿色相关的概念多达20多个，如：绿色经济、绿色技术、绿色创新、绿色GDP、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绿色信贷、绿色营销、绿色新政、绿色会计、绿色审计、绿色贸易、绿色供应链、绿色竞争力、绿色产业、绿色食品、绿色包装、绿色采购、绿色产品、绿色建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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