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转型与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生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少数民族论文,生态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时期以来，随着我国少数民族出版政策的转型，少数民族民间故事和民族史诗的出版成为20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出版的主要内容，体现出主流意识形态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建构性政策和策略以及民族文学自身的形塑。在民族性建构的同时，少数民族文学也通过出版走向主流文化，获得了主流文学话语的认同。
一、出版转型与民族性建构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社会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和改革，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对自身的社会结构位置、社会理想和自我实现进行调整，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和出版也被纳入我国出版的主流体系的建构之中，民间文学的出版在80年代蔚然成风。这一时期，几乎各少数民族地区都开展了对规模宏大的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的整理及出版工作，各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的民间文学类书籍。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多个民族的民间故事丛书，包括《满族民间故事选》《白族民间故事选》《壮族民间故事选》等；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广西各族民间文学丛书》，如《瑶族民间故事选》《壮族排歌选》等；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云南民族民间故事丛书》如《僳僳族民间故事》《朱腊波提的故事(傣族机智哲理故事)》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鄂温克民间故事》；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水族民间故事》《双凤斗龙(侗族民间故事集)》《布依族民间故事》等；以及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西藏民间故事》、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回族民间故事》、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青海藏族民间故事》、花城出版社出版了《黎族民间故事集》等。
总之，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发掘整理工作成果显著。在1978至1982年全国民间文学获奖的86部作品中，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占了50余部，7个一等奖全属少数民族民间文学。[1]七八十年代以高扬的主体性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文化，使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出版在个体、社会和国家三者关系之中显现出一种新的模式，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成为少数民族对自身文学格局进行的重构，更在政治话语、意识形态和社会变迁因素之中谋得了某种一致性。
民族史诗和长篇叙事诗的出版也是20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出版的重要形式。云南人民出版社策划的《云南民族民间长诗丛书》，出版了《查姆》(彝族史诗)、《塔依尔与左合拉》(维吾尔族民间叙事长诗)等30多种民族长诗，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哈萨克叙事长诗——第四部“英雄史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英雄格斯尔可汗》，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阿依舍》(花儿叙事诗)等。
值得一提的是，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三大史诗的出版成为20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出版的重要成果，更成为多家出版社的集体行为。如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格萨尔王传》的《贵德分章本》《降服妖魔之部》《门岭大战之部》《赛马七宝之部》《世界公桑之部》，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木古骡宗之部》，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取雪山水晶国》。这些作品经过重新的整理和出版大放光辉，不仅成为我国优秀文学传统的一部分，而且在世界文学的宝库中熠熠生辉，给当代民族文学格局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正如有评论所说：“以《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为代表的我国少数民族史诗在发掘、整理和出版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民族文学的内容，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范畴，同时也开始改变了‘中国无史诗’的传统偏见。”[2]
20世纪80年代民间文学的大规模出版，尤其是史诗的出版，既是将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民族内涵进行习俗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民族自身文化身份的建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史诗和长篇叙事诗的出版，就是建构其自身的文化传承范式，并试图进入或适应新时期文艺多样性政策的行为。
20世纪80年代的少数民族文学出版虽然以民间文学为主，但是，以史诗和叙事诗为代表的出版则标志着少数民族文学从民间文学向作家文学的转型。毕竟，20世纪80年代的史诗和叙事诗的出版，都经历了一个再创作的过程。我们可以将这个过程看作是民间文学的文学化过程，是民间文学向作家文学的一种过渡。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各地出版社出版了一批本民族本地区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等体裁的文学作品，它们是主流出版体系对本地域和民族性的一种特有关照。如云南人民出版社策划的《民族之花丛书》，以云南作者描述和反映云南各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为主；同时也注重出版全国各地作者描写和反映我国各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并酌情出版一些我国作者反映国外少数民族生活的小说，如云南苗族作者李必雨反映缅甸克钦族生活的中篇《野玫瑰与黑郡主》、湖南土家族作家孙健忠反映土家族生活的中篇《甜甜的刺莓》、汉族作家何鸣雁反映朝鲜族生活的中篇《洁白的山茶花》、老作家艾芜的《南行记新篇》、汉族作者王占君反映蒙古族斗争生活的长篇《东藏魔影》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内蒙古当代文学丛书》，包括《乌热尔图小说选》《贾漫诗选》《张志彤短篇小说选》《玛拉沁夫小说选》《许淇散文选集》《冯苓植中篇小说选》《照日格巴图小说选》等；1985年适逢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西藏诗选》《西藏短篇小说选》《西藏散文选》《西藏民间歌谣选》《西藏民间故事选》以及《西藏文艺评论选》等11种汉文图书。
可以说，新时期以来对民族性的追求已成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出版的共识，这极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一大批的优秀作家和作品相继面世。这一时期出版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小说，如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张承志的《金牧场》、孙建忠的《死街》、朱春雨的《血菩提》，这些作品成为20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代表性作品。
此外，贵州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扎西梅朵》(赵启强)、《在烈火中》(姜安)、《敌工英雄》(张金栋)、《寒食蓓蕾》(潘晓笛)、《魔影》(张栋林)等14部长、中篇小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战斗的年代》第—部《黎明之前》(柯尤慕·图尔迪)、《理想之路》(贾合甫·米尔扎汗)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扎拉嘎胡中短篇小说选》等，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玛拉沁夫小说选》。
这些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出版对地域民族性的张扬，与民间文学、史诗和叙事诗的挖掘和出版共同形成了一种地域文化的影响力，它们都是对少数民族集体记忆的一种回溯性行为，成为新时期少数民族出版政策指导下的一次集结行动。
二、话语认同与走向中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真正进入了一个作家文学时期，文学的出版也完成了由民间文学向作家文学的转型，一大批优秀小说纷纷面世。为了进一步强化少数民族文学和作家的身份认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业不断以各种方式推动着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和新人的出现，少数民族文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进入了主流文学出版的视域。
少数民族文学通过主流出版社或有影响的丛书出版形式逐渐向文坛的中心聚拢，引起了批评界和读者的关注。1989年阿来、蔡测海、赵玫、吉米平阶等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入选了作家出版社策划的《文学新星丛书》。该丛书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作家出版社重点推出的文学丛书，目的在于发掘文学新人，丛书规模很大，先后出版了13辑64位作家的作品。
在文学界，文学作品被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等权威机构出版是重要的荣誉。许多作家在得知自己的作品被列入《文学新星丛书》时都表现出“格外感激”的心情。如张平就说：“关于我的集子，若能由您们出，自然是三生有幸，求之不得的事。”[3]阿来对自己作品的入选也表现出难以置信的意外之喜。[4]由此可见这套丛书或者说作家出版社在当时的重要影响。而这个将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列入其中的出版策划行为对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是一种强烈的推动。
20世纪90年代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跨世纪文丛》是可以与《布老虎丛书》并称的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学丛书品牌产品，这套丛书与《文学新星丛书》规模相当，先后在1992年、1993年、1994年、1997年以及2001年、2006年出版了六辑图书，影响力延续至今。该丛书收入了陈村的《屋顶上的脚步》(1992年)、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岁月》(1993年)、张承志的《黑骏马》(1993年)、赵玫的《紫丁香园》(1997年)、邓一光的《遍地菽麦》(1997年)、阿来的《月光下的银匠》(1999年)、张承志的《张承志作品精选》(2006年)等作品。《跨世纪文学丛书》推出的目的就是“要汇编80年代以来活跃在中国文坛上最引人注目、最具有活力的一批作家的代表作。这些作品既要立足当代，又要放眼未来；既要反映本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创作的最新成果，又要考虑它的跨世纪效应；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倡导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既看重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又看重其可读性”。[5]
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入选《文学新星丛书》或《跨世纪文学丛书》，无疑意味着中国文坛对它的肯定，这也表明少数民族作家开始成为主流文坛的一部分，这是9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重要标志。显然，新时期以来出版领域对少数民族作家的大力推举成为少数民族文化中心化的重要动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领域对少数民族文学新人如扎西达娃、色波、阿来、张承志、石舒清等进行了重要的推举。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在199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00年)，是其走向主流文坛的重要一步。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作家石舒清的成长也是一个典型。1994年石舒清的《苦土》入选首届《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该丛书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为发现、扶植文学新人而创办的一项具有跨世纪意义的文学工程，它以年卷的形式，志在为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青年作者出版第一本文学专集。[6]2001年石舒清的小说《开花的院子》入选时代文艺出版社的《中国小说50强丛书》，这是一套收入了汪曾祺、林斤澜、王蒙、张贤亮、张承志、王安忆等著名作家的小说丛书，其影响力可见一斑。正是借着文学出版的推动，石舒清一步步地走向了主流文坛的中心地界，并先后获得了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和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此外，1987年中国文联出版社推出了张承志、乌热尔图、艾克拜尔·米吉提、扎西达娃的《四人集》。2001年4月，以出版文艺图书而闻名的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经过一系列筹备、策划和选题等工作，出版了《西北三棵树》丛书，由张贤亮任主编并作序，推出了宁夏陈继明的《比飞翔更轻》、石舒清的《暗处的力量》和金瓯的《鸡蛋的眼泪》三本书。2001年漓江出版社的《广西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丛书》中的20名作家，包括了壮、瑶、侗、京、仫佬族等少数民族的作者……总之，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以及一些在文学出版界占据重要地位的地方性出版社对少数民族作家的集体式推举，进一步促进了少数民族作家向文坛中心和主流话语空间的位移。
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交相辉映，边缘文化与中心文化的融合贯通，民族之间的文化互动，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的文化征象。经过20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的自身建构，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叙事逐渐走向文坛的中心，改变了面对主流文学话语和理论话语的失语状态。
三、“经典”命名与国家行动
在走向中心化的同时，少数民族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也逐渐走向精品化。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与汉民族作家作品一起进入当代文学的经典之列。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经典性与代表性地位的取得，离不开新时期以来出版政策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支持。张承志的《金牧场》先后入选200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重温经典》丛书和200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丛书，其《金草地》和《饮虎池》入选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共和国作家文库》(2009年)等；1989年朱春雨的《血菩提：浪漫的满洲》、1990年孙建忠的《死街》、1993年扎西达娃的《骚动的香巴拉》等都入选了作家出版社的《当代小说文库》；阿来的《尘埃落定》入选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2000年)和《中国文库》(2005年)以及《共和国作家文库》(2009年)；扎西达娃的《骚动的香巴拉》也被收入时代文艺出版社的《中国小说50强丛书》；霍达的《补天裂》被列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的《中国当代作家丛书》(2008年)……同时，一些重要的少数民族作家陆续出版了个人文集。1999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霍达文集》；1999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张承志文集》；2002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郭雪波小说自选集》；2005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现代当代文学作品选》；2008年宁夏出版社出版了《石舒清小说自选集》等。
由此可见，20世纪9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文学以各种出版形式进入了文学精品化的行列，成为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精华，同时也成为整个主流文坛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学不再是抽象“中国文学”的次生单位或者低一个层次的东西，它取得了和主流/汉族文学同样的平等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李凖的《黄河东流去》、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阿来的《尘埃落定》三部小说获得茅盾文学奖；霍达的长篇小说《补天裂》在获得了第六届骏马奖之后，又被评为新中国成立50周年全国十部优秀长篇小说奖、第七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的优秀图书和优秀电视剧等，这本身就是主流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学进入精品化的一种确认，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成为当代文学的精品化存在。
1999年，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玛拉沁夫、吉狄马加主编的多卷本《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包括诗歌、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理论评论等，计8册，255万字，共选入341位作家的作品358篇。正如有研究者所说：“我们无法一一列出这些作品及其作者的名字，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在‘经典’二字泛滥的时候，这套书冠以‘经典’却无可厚非。它确实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作为人们研究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成就和贡献的权威性文本。”[7]只是由于出版条件的限制，这套文库没有选入戏剧、长诗和长篇小说等体裁的作品，不能不算是一种遗憾。
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中国作家协会编辑出版了《建国六十周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精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包括中篇小说卷、短篇小说卷、诗歌卷、散文卷、报告文学卷、理论评论卷共计6卷20本；此外，中国作家协会多次组织了针对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专题研讨，并编辑出版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50年精选》和《民族文学文库丛书》。
这些通过献礼性质的国家行为和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国家主流出版社对文学作品的固化，他们以一种国家主流话语的权威性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进行精品化的命名，同时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列入这一精品的行列，从而完成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精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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