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与北宋士风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宋论文,范仲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20(2006)05-0150-07
唐末五代，士风败坏。世人寡廉鲜耻，唯利益之所趋，少道义之所存。欧阳修对此感慨良多，云：“五代之乱极矣，《传》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欤！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缙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谓自古忠臣义士多出于乱世，而怪当时可道者何少也？”（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十四）赵宋代周而起，除了统一南北、恢复国内经济、重建国家制度等要务之外，弘扬士德，改变士风，也是当务之急。宋代帝王“与士大夫治天下”[1]，士风的盛衰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所以，宋代从君王到士大夫都致力于士风的建设，最终形成了宋代知识分子新的精神风貌。北宋士风的转变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时间。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朝，新的士风皆在形成过程之中。至宋仁宗时期，这一转变过程才大致完成。范仲淹活跃于政坛，出将入相，逐渐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是这一转变过程完成的重要标志。《宋史·范仲淹传》言：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脱脱：《宋史·范仲淹传》）
一、宋代士风转变的背景
宋代士风的转变，与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和基本措施密切相关。宋代开国帝王深刻反思历史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唐朝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对宗室、后妃、外戚、宦官等四种政治势力采取极力抑制的方针策略。这种抑制的结果是士大夫势力的一枝独秀。换句话说，宋代统治者选择了“与士大夫治天下”，将士大夫群体作为唯一可信赖依托的对象。这种治国基本方针被固定为“祖宗家法”，为宋朝历代皇帝所遵循。如宋太宗对宰相李昉等说：“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当各竭公忠，以副任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宋徽宗诏曰：“人君所与共治者，惟辅弼大臣。”（徐松：《宋会要辑稿》）文彦博也曾对宋神宗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
宋代统治者选择“与士大夫治天下”，还基于对士大夫阶层本质的认识。这种认识使他们坚信士大夫阶层绝对可靠，这个政治群体只有依附皇室才能发挥其政治作用。皇帝信任这个阶层，因为权力可以收纵自如，无尾大不掉之虞。
宋代士大夫阶层的组成成分与前代相比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其主要组成成分来自科举考试。宋代科举彻底取消了门第限制，社会各阶层的优秀子弟都被允许应试入仕。同时，宋代废除了“公荐”制度，推行弥封、誉录之法以严格考试制度，最大限度地防止了考场内外的徇私舞弊行为，保证了科举考试中“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公平竞争原则的实施。通过科举取士，帝王也有意识地让下层知识分子进入仕途，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能够替中下层知识分子拓清仕进之路，帝王的作为甚至在不同程度上违背了“公平”原则。开宝元年（公元968年）三月，因翰林承旨陶榖之子陶邴试进士合格，名列第六，宋太祖“遽命中书复试”，并诏曰：“自今举人凡关食禄之家，委礼部具析以闻，当令复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宋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三月，“宰相李昉之子宗谔、参知政事吕蒙正之从弟蒙亨、盐铁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许仲宣之子待问，举进士试皆入等。上曰：‘此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为有私也！’皆罢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四月，宋真宗特别“召所谓势家子弟者，别坐就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八）。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的做法就是要为“孤寒”出仕拓清道路，同时抑制“势家”的形成。开宝八年（公元974年）二月，宋太祖在殿试时对举人们说：“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无谓也。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畴昔之弊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这将帝王的良苦用心表达得一清二楚。
进入仕途后，这些来自下层的知识分子成为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主体部分。如宋太宗时的宰相张齐贤“孤贫力学，有远志”，名臣王禹僻“世为农家，九岁能文”；宋真宗、宋仁宗时期的宰相王曾“少孤，鞠于仲父宗元，从学于里人张震，善为文辞”，名臣范仲淹“二岁而孤，母更适长山朱氏”，欧阳修“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诸人《宋史》本传）这些人都通过科举进入官场，位至显赫，成为宋室的心腹大臣。宋代统治者所信任和托付国事的就是这一阶层的文人士大夫。
特别关键的一点是，这些文人士大夫出身寒微，没有世家势力背景，故没有深厚的社会根基和实力，其荣辱盛衰皆掌握在帝王手中，即使位极人臣，也不会对赵宋王朝构成潜在的威胁。布衣卿相的仕宦经历决定了他们对赵宋王朝的忠心耿耿和对皇室极强的依附性。他们一旦被罢免，对朝政就不再有影响，如果不是由于皇帝对老臣的恩惠，他们甚至在朝廷中不会留下太多的政治根基。如宋英宗即位初，因病废事，国家大事皆取决于二府大臣，此时宰辅们的权力不可谓不大，然而当时的参知政事欧阳修对太后说：“臣等五六措大尔，举动若非仁宗遗意，天下谁肯听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九）元祐初年，司马光推荐文彦博重新出任宰相，有人认为文彦博有“震主之威”，司马光为其辩护说：“窃惟彦博，一书生耳。……非有兵权、死党可畏惧也。假使为相，陛下一旦欲罢之，止烦召一学士，授以词头，白麻既出，则一匹夫耳，何难制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八）
宋代士大夫的成分有了根本性的改变，皇帝又因此将他们作为唯一可以信赖的政治集团托以重任，他们的处境自然会有很大的改观，具体地落实为一系列重文轻武的措施。
第一，以文抑武。宋初，朝廷面临的第一大问题是武人为非作歹，不顾国家法纪，势力恶性膨胀。这些武人往往缺乏文化教养，为官素质极差，宋太祖曾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知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他认为，最次的文臣也要优于武臣，所以他一再强调“宰相须用读书人”。宋代开国帝王对武人深具警惕之心，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以文抑武”，充分信任文人士大夫，在各种岗位上委以重任，甚至军事首脑枢密院长官也由文人士大夫充任。
宋仁宗时，曾用武将王德用为知枢密院事，翰林学士苏仪甫密疏以为卫德用“宅枕乾冈，貌类艺祖”，舆论又认为他“得士心，不宜久典机密”，台谏议论纷纷。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五月，王德用终于因此被罢职。北宋另一位名将狄青的遭遇更能说明问题。狄青因战功赫赫，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六月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台谏即纷纷表示反对，言狄青“出兵伍为执政，本朝所无”，这样的任命“不守祖宗之成规，而自比五季丧乱之政”等，宋仁宗仍执意用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二）次年五月，狄青因平岭南之功，宋仁宗欲用其为枢密使，遭到了以宰相庞籍为首的大臣们更激烈的反对。宋仁宗的意志虽然得以贯彻，反对的意见却一直未断绝，以至谣言四起，说狄青“家数有光怪，且姓合谶书”（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七）；狄青“家犬生角”；狄青得京城百姓爱戴，“青每出，辄聚观之，至雍路不得行”；狄青避水相国寺，“行坐殿上，都下喧然”等等。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八月，狄青终于被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排挤出枢密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三）北宋蔡襄总结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文士也。”（蔡襄：《端明集》卷二十二）
第二，尊崇文人士大夫。宋代帝王倚重文臣，以文治国，便有一系列尊崇文人士大夫的措施出台。首先，宋代统治者改革科举制度，拓宽文人的发展道路。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大量增加，宋真宗时一次录取竟达1638人之多，宋仁宗时又规定一次录取以400人为限。而且增加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考中者均为“天子门生”，荣耀无比。进士及第，即释褐授官，升迁极快。其次，宋代统治者宽厚待士。宋太祖曾立下誓碑，不许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北宋没有诛杀大臣之事；南宋权力之争复杂化，出现权臣独断、宫廷政变等白刃化的权力争夺事件，然诛杀大臣之事极少发生。宋代还将有才华的文学之士选入馆阁，侍奉于皇帝左右，“高以备顾问，其次与议论，点校雠，得之为荣”（《职官志》，《宋史》卷一六二）。再次，宋代统治者所依赖的主要是位于权力核心的中枢大臣，因此，这些大臣的俸禄十分丰厚，为官收入名目繁多，有正俸（包括俸钱、衣赐、禄粟），加俸（包括职钱、傔人、衣粮、傔人餐钱、茶酒厨料、薪蒿炭盐、各种添支、爵勋供给），职田等，后人因此有“宋制禄之厚”、“恩逮于百官惟恐其不足”（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五）之说。
宋代帝王对文人士大夫寄予的重望，对读书的崇尚，以及对武人的防范，逐渐形成了“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演化为宋人“以文为贵”的思想意识，为宋代士大夫营造了新的生存环境，也改变了士大夫的内心世界与精神气质。宋代士风的转变，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文化大背景下实现的。
二、范仲淹“修身”的品德追求和实践
范仲淹是忠实的儒家信徒。儒家注重个人品德的自我修养和完善，《礼记·大学》要求人人“皆以修身为本”，《礼记·中庸》同样强调“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因此，范仲淹最重视个人品德修养。从道德自我完善的“修身”角度出发，范仲淹标举儒家圣贤为自己的行为典范。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因直谏被贬饶州，作《灵鸟赋》，表明“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无所畏惧态度，文中引为榜样的就是孔子和孟子，云：“君不见仲尼之云兮，‘予欲无言’。累累四方，曾不得而已鸣焉。又不见孟轲之志兮，养其浩然之气。”他在《蒙以养正赋》中则标举孟子和颜回，云：“至贤者孟子，在养素而弗违；亚圣者颜生，性如愚而有以。”这些儒家前贤有坚定的行为道德准则，且能付诸行动，在逆境中不改素志，范仲淹一生也都是照此去做的。
范仲淹在其诗文中反复强调士人的自我道德修养。《四民诗·士》是专门讨论士人品德的：
前王诏多士，咸以德为先。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全。美禄报尔功，好爵縻尔贤。黜陟金鉴下，昭昭媸与妍。此道日以疏，善恶何茫然。君子不斥怨，归诸命与天。术者乘其隙，异端千万惑。天道入指掌，神心出胸臆。听幽不听明，言命不言德。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天下无所劝，赏罚几乎息。阴阳有变化，其神固不测。祸福有倚伏，循环亦无极。前圣不敢言，小人尔能臆。裨灶方激扬，孔子甘寂默。六经无光辉，反如日月蚀。大道岂复兴，此弊何时抑？末路竞驰骋，浇风扬羽翼。昔多松柏心，今皆桃李色。愿言造物者，回此天地力。
士是古代的知识分子阶层，是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之一。但当时，士风败坏，“善恶”不辨，圣人之道“日以疏”，以至于“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范仲淹对此有深刻的认识、深层的忧虑和愤激的指斥。士风的败坏将导致“天下无所劝，赏罚几乎息”，黑白混淆，人们的行为失去准则。“六经无光辉，反如日月蚀。大道岂复兴，此弊何时抑？末路竞驰骋，浇风扬羽翼”，诸如此类的现象应该给人以充分的警示。世人将士风的堕落“归诸命与天”，以天意来推诿自身的责任，以至于“听幽不听明，言命不言德”，范仲淹显然不能赞同。范仲淹此诗意在警戒士人，要求他们“以德为先”，恢复“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全”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对现实的批判和对士人的要求，当然也是对自己的勉励。
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六月，范仲淹徙知苏州，回到故乡。苏州有范仲淹先人故居，范仲淹重为修缮，名其西斋为“岁寒堂”，名堂前两颗松树为“君子树”，名松旁小阁为“松风阁”，作《岁寒堂三题》诗。其二《君子树》云：
二松何年植？清风未尝息。夭矫向庭户，双龙思霹雳。岂无桃李姿？贱彼非正色。岂无兰菊芳？贵此有清德。万木怨摇落，独如春山碧。乃知天地威，亦向岁寒惜。有声若江河，有心若金璧。雅为君子材，对之每前席。或当应自然，化为补天石。
范仲淹托物寓意，以松树写自身的品格和志向。松树与“清风”为伴，身姿“夭矫”挺拔；松树不屑“桃李”妖冶的姿色，趋同“兰菊”清纯的品德；在万木摇落凋零的岁寒时节，松树青翠如故，独自面对“天地”的严威酷寒；松树声涛如江河，气势磅礴；松树内心如金璧，坚贞完美。通过这些勾勒，松树之清高脱俗、纯正浑厚、桀骜不驯、坚强刚武等品德跃然纸上，松树是当之无愧的“君子材”。松树的这一切吸引着范仲淹，使他“对之每前席”，时时欲亲近松树。在诗歌的小序中，范仲淹更说：“持松之清，远耻辱矣；执松之劲，无柔邪矣；禀松之色，义不变矣；扬松之声，名彰闻矣；有松之心，德可长矣。”“化为补天石”是松树的最终用途，更是范仲淹对自己的期望。所有的性格磨砺和道德完善，其终极目标是“补天”。
范仲淹出守睦州时作《严先生祠堂记》，极其推崇东汉严子陵，其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范仲淹执著于社会政治的现实追求，是坚定的入世者，终其一生，没有改变。所以，他在文章中不是歌颂严子陵的隐逸避世，而是歌颂其不追逐名利的清高品德。正如文中所言：严子陵的作为“使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于名教焉”。同时，范仲淹又有《钓台诗》云：“汉包六合罔英豪，一个冥鸿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云台争似钓台高。”严子陵被他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超过东汉开国的所有元勋。范仲淹认为，严子陵爱惜羽毛，品德高尚，不与世俗争夺名利，足为世人垂范。范仲淹从清廉高洁的角度推尊隐士，将他们树为自我品德完善的榜样，他早年与隐居西湖孤山的林逋来往，称颂林逋“风俗因君厚”（《寄赠林逋处士》），其出发点是相同的。
范仲淹从“修身”的立场出发，最终要求自己在现实中有所作为，利国利民。进士中第之前，他的个人愿望是“或为良相，或为良医”。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文正公愿为良医”条记载：
范文正公微时，尝诣灵祠求祷，曰：“他时得位相乎？”不许。复祷之曰：“不然，愿为良医。”亦不许。既而叹曰：“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他日，有人谓公曰：“大丈夫之志于相，理则当然。良医之技，君何愿焉？无乃失于卑耶？”公曰：“嗟乎，岂为是哉！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且大丈夫之于学也，固欲遇神圣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妇有不被其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民之厄，中以保身长年。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2]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27岁的范仲淹进士及第，直到64岁去世，范仲淹仕宦经历37年。其间，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外放任职，或者是西北守边，范仲淹始终耿介正直，敢说敢做，恪尽职守，积极有所作为，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成为北宋士大夫学习的榜样。范仲淹劝导帝王“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用天下心为心赋》），自己则“观民患，不忍自安”（《上吕相公并呈中丞咨目》），即使是在母丧大悲之际，也“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上执政书》）。
范仲淹在一生的仕宦经历中就是这么实践着的。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范仲淹调监泰州西溪镇盐仓，任职时建议修复地方海塘，且一度主持工程。堤成，百姓得以安居。时人称颂说：“我思范公，水远堤长！”（杨阜：《画像赞》）[3]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范仲淹任秘阁校理，上疏言宋仁宗不应当率百官为皇太后上寿，又请皇太后还政，贬官，出通判河中府。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范仲淹回京任右司谏，谏废皇后郭氏，贬官，出知睦州。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权知开封府，上《百官图》，指斥宰相吕夷简用人唯私，贬官饶州。面对这三次贬谪，范仲淹处之泰然，丝毫没有悔恨，“一入谏诤司，鸿毛忽其身。可负万乘主，甘为三黜人”（《酬叶道卿学士见寄》）。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范仲淹复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改陕西都转运使。这一年，范仲淹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共同负责西北军事防务。在西北边塞四年，边疆形势转危为安，当地百姓歌颂说：“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奉调回京，旋除参知政事，主持“庆历革新”，着手整顿吏治，改革朝政。变革未成，范仲淹历任地方长官职务，报国利民志向不变。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范仲淹已经58岁了，时知邓州，在此写成闻名遐迩的《岳阳楼记》，云：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先忧后乐”精神，是范仲淹自我品德完善的最高境界，是范仲淹报国利民追求的最完美表现，也是范仲淹一生言行最精炼的总结，更是北宋知识分子新的精神风貌最凝练的表达。
三、北宋士大夫精神风貌的演变
范仲淹将一生的实践和追求归纳为“先忧后乐”的原则，标志着宋代士大夫精神新貌的最终形成。
北宋初年，承五代旧习，士风衰敝，士大夫少有气节。宋太祖朝士大夫，在五代时大多随时更变主子。如宰相范质，五代时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入宋为相，宋太宗评说其“欠世宗一死”（《宋史》本传）。宋太祖朝名宦陶毂，历仕后晋、后汉、后周。“（宋）太祖将受禅，未有禅文，毂在旁，出诸怀中而进之曰：‘已成矣。’太祖甚薄之。”其为人“奔竞务进”、“多忌好名”（《宋史》本传）。甚至“更事四姓及契丹”的冯道在北宋初年去世时，“时人皆共称叹，以谓与孔子同寿”（《新五代史》本传）。时论颠倒如此，正是当时士风的真实体现。
北宋士大夫砥砺名节，风气渐变，至宋仁宗朝，新的士风已经形成。这时候的士大夫往往正直敢言，不苟同时俗，遇事争先，积极有为。他们的言行，明显受到范仲淹的影响。范仲淹之所以能在当时士大夫中成为典范性的人物，原因有三。第一，性格刚毅，坚定执著。范仲淹一生都有着自己明确的政治理想，早年表达为追求“良相”的愿望，晚年归纳为向“古仁人”看齐的人生境界。为了贯彻和实施自己的政治理想，范仲淹敢做敢当，不怕触怒权贵与帝王。刚毅坚定的个性表现为仕途上的特立独行，卓然于时俗之上，成为表率。第二，政绩显赫，功在当代。范仲淹一直身体力行，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准则落实到现实行为中。无论在什么职位上，他都对国家、社会、朝廷、民众有着突出的贡献。古代士大夫所追求的“出将入相”的人生最高理想，在范仲淹身上得到体现，士大夫群体因此以范仲淹为学习的榜样。第三，历任要职，出将入相。由于范仲淹个性独特与才干过人，也由于当时社会和政治环境相对清明，范仲淹得以脱颖而出，在地方或中央担任过一系列重要职位。甚至在他遭受贬谪的时候，朝廷对他的青睐也依然如故。范仲淹自言“薄责落善地”（《酬叶道卿学士见寄》）[4](P42)、“谪官却得神仙境”（《和葛闳寺丞接花歌》）[4](P45)，便是对朝廷这份善意的领会。到庆历年间，范仲淹已成为政治集团的核心人物，自然成为众人效仿的对象。
受范仲淹影响又能身体力行的士大夫，以欧阳修最为突出。欧阳修在仕途上与范仲淹共荣辱，是范仲淹的坚定同道。欧阳修曾多次上书朝廷，推荐范仲淹。欧阳修对范仲淹“进退皆忧”、“先忧后乐”的精神有深刻的领会和极高的推崇。范仲淹移知苏州，他写信称其“每顾事是非，不顾自身安危，则虽有东南之乐，岂能为有忧天下之心者乐哉”（《与范希文书》）[5](P983)。欧阳修自己也是“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井在前，触发之不顾”（《宋史》本传）。无论得志在朝还是贬官外邑，欧阳修都以朝廷、百姓忧乐为己之忧乐。又如富弼，年轻时即被范仲淹誉为“王佐才也”，政治上也是范仲淹的积极追随者。庆历时出使辽国，“以死拒之”，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后又与范仲淹共同主持“庆历新政”，其为人“好善嫉恶”（《宋史》本传），耿直刚强。
宋仁宗朝士风，可以范仲淹上《百官图》被贬时朝臣的表现为例。当时，权倾朝野的宰相吕夷简“诉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宋仁宗听信其言，“治朋党方急”。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却毫不畏惧，为范仲淹抗辩，说：“陛下自专政以来，三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也。请追改前命。”余靖因此被贬，监筠州酒税。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就此自求贬谪，说：“臣常以范仲淹直谅不回，义兼师友，自其被罪，朝中多云臣亦被荐论。仲淹既以朋党得罪，臣固当从坐。”又说：“况余靖素与仲淹分疏，犹以朋党得罪，臣不可幸于苟免。”于是，尹洙被贬为崇信军节度掌书记，监郢州酒税。当时，右司谏高若讷认为朝廷贬谪范仲淹的举措得当，镇南节度掌书记、馆阁校勘欧阳修为此事写信给高若讷，痛斥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耳”（《与高司谏书》）[5]。欧阳修于是贬官夷陵县令。“西京留守推官仙游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传于时。‘四贤’指仲淹、靖、洙、修，‘不肖’斥若讷也。泗州通判陈恢寻上章，乞根究作诗者罪。左司谏韩琦劾恢越职希恩，宜重行贬黜，庶绝奸谀，不报，而襄事亦寝。”而后，光禄寺主簿苏舜钦继续为此事上疏宋仁宗，说“臣睹丁亥诏书，戒越职言事，播告四方，无不惊惑，往往窃议”，要求宋仁宗“发德音，寝前诏，勤于采纳”。（《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十八）
从当时诸多朝廷官员的表现来看，不畏权势、正直磊落已经成为士大夫的一种群体行为，宋仁宗也在某种程度上对此予以默认。所以，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才没有受到进一步的追究。庆历年间，范仲淹等大臣敢为天下先，再度推动朝政革新，一时间朝廷面貌焕然一新。太子中允、国子监直讲石介作《庆历圣德》诗歌颂之，诗歌传颂全国。苏轼于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四月作《范文正公文集叙》，回忆说：
庆历三年，轼始总角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窃观，则能诵习其词，问先生以所颂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轼曰：“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先生奇轼言，尽以告之，且曰：“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时虽未尽了，则已私识之矣。嘉祐二年，始举进士至京师，则范公殁。既葬，而墓碑出，读之至流涕，曰：“吾得其为人。”盖十有五年而不一见其面，岂非命也欤。[6]
宋仁宗朝以范仲淹为代表的群臣言行，对时人产生了深广的影响，苏轼的记载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风貌。后代士大夫更是对范仲淹拳拳服膺。南宋名臣王十朋说：“先忧后乐不为身，上与夔离相等伦。”（《范文正公祠堂诗》，《梅溪后集》卷四）[7]又说：“理郡端如理乱丝，范公往矣欲谁师？”（《追和范文正公鄱阳诗郡斋即事》，《梅溪后集》卷八）[7]明代名臣高启站在后人的角度评价且推崇说：“有宋名臣谁第一？公为国家真辅翼。丰功茂烈何煌煌？信与日月争辉赫。”（《范魏公手书〈伯夷颂〉为其裔孙天章题》）[8]
综上所述，范仲淹等士大夫的大声呼吁和亲身践履，影响深远，改变了宋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好友韩琦评价范仲淹说：“竭忠尽瘁，知无不为。……天下正人之路，始公辟之。”（《文正范公奏议集序》）[9]南宋陈傅良说：“范子始与其徒抗之以名节，天下靡然从之，人人耻无以自见也。”（《温州淹补学田记》）[10]宋代士大夫对国计民生关切的热情，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苏轼入仕之初，向宋仁宗上《进策》25篇，提出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方案。苏辙应制策之试，极言直谏。这种对现实政治的热情，正是王安石积极从事变法革新的社会思想基础。王安石是这样理解儒家精神的：“所谓儒者，用于君则忧君之忧，食于民则患民之患。”（《子贡》）[11]这一切，完全是对范仲淹“先忧后乐”精神的继承，范仲淹也因此成为古代士大夫的楷模。
［收稿日期］2006-0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