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欲望与革命文学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欲望论文,关系论文,女性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变革始终与女性解放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中女性诱惑不仅对于文学艺术和大众娱乐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直接渗透到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变革之中。
从本质上说，大众文化是一种以大众为主体和本位的、来自大众又服务于大众的文化，其中“流行”和“大众”也是与当下社会文化状态密不可分的关键词，代表了其最显著的特点，而“流行”主要表现在娱乐消闲文化方面，“大众”则主要体现在政治和公共事务方面。而女性诱惑与此两者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在两者之间起到一种微妙的沟通作用。可惜，很少有人认真研究过女性诱惑在20世纪政治生活中微妙的历史作用和文化功能，这是如今政治学、社会学中的一大缺陷。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从文化史、艺术史和意识形态角度来研究女性主义或流行文化的论著，但是鲜见直接涉及到政治领域的论述。
一、自由女神：关于大众与革命结缘的象征
其实，就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来说，历来就有另一种称谓“大众文化”(masses culture)，甚至有人认为后者是更为确切的称呼，因为大众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在于能够直接供大众消费，为大众所喜闻乐见。显然，任何革命的最终价值取向都是人民的幸福，而这也正是革命文学与20世纪大众流行文化发生密切关系的关键所在。只要我们认真追溯一下西方自由思想的历史脉络，不拘一格地追根寻底，就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文化联系。应该说，争取文化权利是革命的重要动因之一，而人民大众往往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获得参与政治、分享社会文化资源的基本人权，使大众有了自由进行文化创造、选择文化产品、享受文化成果的合法性，并可以向所有自己不欣赏、不喜欢的文学艺术说“不”。
而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的参与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例如，法国著名画家欧仁·德拉克洛瓦(1798-1863)的名画《1830年7月28日》，就塑造了一个带领人们为自由而战的女神形象。这是画家目睹了法国七月革命中最惊心动魄的时刻后创作的。次年，也就是1831年5月1日，这幅画以《自由引导着人民》的主题在巴黎展出，立即引起社会的热烈反响。德国大诗人海涅还专门为此画写了赞美诗。在画中，一个象征自由的女性形象是全画的主人公，她头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红色弗里吉亚帽，左手握枪，右手高擎三色旗，正转身号召民众向君主专制王朝冲去。她位于全画的中心，是关注的焦点，也是整幅画构图的制高点。而其余，位于女神的左侧，一个少年挥动双枪急奔而来；右侧那个身穿黑上衣戴高筒帽的，显然是绅士或者大学生，他紧握步枪，眼中闪烁着对自由的渴望；簇拥在女神身后的则是高举战刀愤怒的人群，这一切以及远处处在晨雾中的巴黎圣母院，都构成了对于这位自由女神从古到今气势磅礴的衬托。
不能不说，正是在这场大革命中，妇女显示了自己无与伦比的历史力量。如果说，法国大革命根源于卢梭的自由理念；那么，女性在这场大革命中所吐露和表达的言行，则是这场大革命光彩夺目的一部分，它们不仅开了现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河，而且为整个人类的文明进程增添了新的变数。据法国19世纪著名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JulesMichelet，1798-1874)在《法国革命史》中所示，在法国大革命中，妇女始终是积极的参与者，第一位向专制制度发出挑战、在解放巴士底狱过程中建功者就是鲁库勒夫人——一位为营救一名政治犯而奔走的普通妇女。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至今在他的墓碑上还有一个女性的浮雕，寄寓着他对于自由的无限向往。
后来，作为法国人民送给美国人民的礼物，如今屹立在纽约港口的自由女神雕像，成了现代人摆脱枷锁，争取自由、独立、人权的一种象征。这也表明，在欧洲大陆风起云涌的革命时代，女性开始从被禁锢的状态中冲脱而出，成为社会革命的重要资源与力量。所以，没有妇女，便没有大众革命运动；没有广大女性的参与，男性进行社会革命的行动就失去了动力；没有女性的解放，就没有男性的真正快乐，更没有全社会的和谐与幸福。
更为让人惊奇的是法国女性在大革命中的英勇表现，不论是在探望和营救政治犯的行列中，还是在向凡尔赛的进军中；不论是在攻打巴迪斯监狱的战斗中，还是激烈的巷战中，都可以看到法国妇女的身影。至于她们在人类妇女解放运动中的英勇表现和伟大贡献，更是开启了人类新的纪元，早已经载入了史册。
1789年8月26日，法国正式通过了《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提出了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中心的新的文明理念。
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应该说，《人权宣言》的本质是肯定了大众的人权，特别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底层人民的人权，所以它的基础必然是人民大众的支持和参与。但是，这又是一个并不完善的、在极端条件下产生的宣言，还没有意识到女性在人类文明史上的真正作用，并给予其完整的尊重和肯定。换句话说，在法国大革命中，女性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历史并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在现实的意识形态与话语权层面上接纳女性，赋予她们参与公共事务的合法性。
这使得女性的心灵再次受到了伤害。于是，不久之后，即1791年，一位屠夫的女儿德·古杰斯(Olympe de Gouges，1745-1793)发表了《女性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and Citizen)，在历史上第一次公开陈述了女性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应有的各种权利，其中包括选举权、参政权、受教育权，等等，指出男性应该充分尊重女性，并允许女性分享所有的公共资源、公众平台和社会权利，第一次向传统的男权社会机制与文化提出了挑战。在这著名的《女性人权宣言》中，最突出的就是女性地位和权利的公众性、公共性和大众性，它指出了男性的偏狭和弱点，强调了女性与生俱来的天赋的优点和能力，显示了女性进入历史、参与公共事务的非凡的勇气。
至于美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之后，自由女神成为很多新的州政府徽章中的重要象征。我们在纽约州的旗帜上、维几尼亚州和新泽西州的大印上都能看到它们。此外，自由女神在绘画、雕塑、邮票方面出现的频率也很高，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站立在首都华盛顿国会大厦顶上的自由女神铜像，它自从1863年以来一直是美国政治的象征。她右手握着剑柄，左手则拿着桂冠，头盔边沿环绕着星星，上面鹰头的装饰，体现了美国原住民的传统。
不仅如此，自由女神还通过钱币走向了社会，走到了每一个人的手中，把一种政治理念与大众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自1837年起，自由女神开始出现在美国硬币上，其一般都保持着神话传说中的形态，而且带着传统的盔甲和象征着自由的尖角帽。这与古罗马时的钱币有所相似，但是主体的意义变了——前者象征着女神赋予皇帝的统治权杖，后者则是奴隶和大众解放的象征。自由女神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性的诱惑，更是一种自由与解放的诱惑，其不仅是大众流行文化时代兴起的征兆，也是革命文学的发生与女性诱惑形影相随的暗示。
二、性资源：女性诱惑的革命意义
由此，尽管此后女性的解放之路崎岖艰难，但是女性革命者依然是社会革命力量有效的象征。值得一提的是，甚至新的法国共和国也以一个女性的名字作为自己个性的象征——这就是玛瑞安娜(Marianne)。玛瑞安娜曾是1789年间的一个很有力量的女性，在革命大潮中成为了一种标志和象征，暗示着女性具有和男性一样的潜力，能够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承担重任，做出重要贡献。
就世界范围内来说，近代革命就是大众的革命。没有大众的革命意识的自觉，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所以革命本身就与大众流行文化有着亲缘关系。就此来说，革命要把自己的主张和意志，传达给大众；而大众则需要属于自己的话语权和文化形态。因此，人民革命是大众流行文化的摇篮；而女性诱惑则成为其中最敏感的因素。这个看法包含着以下的含义：1.女性诱惑本身构成了革命的人性资源，蕴含着巨大的革命能量，它的解放和释放是导致革命发生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2.女性诱惑的存在是人类性状态的标尺之一，不仅显示着社会普遍的性权利、性平等、性和谐的状态，而且是人类身心的压力表，压抑越突出，革命的潜在能量就越大；3.在以男性参与为主的社会革命中，即便女性依然是男性渴望获取的性资源（而不是真正的革命伙伴），依然会产生巨大的激励作用，女性诱惑依然是男性投入革命的动因之一；4.就两性的共同愿望而言，革命永远是为了解放身体，所以我们习惯地把革命和新社会的建立叫做“翻身得解放”，人类社会所有的变革和革新都首先是为了“翻身”，把身体从压迫和束缚中解放出来；5.所谓大众流行文化，不可能没有女性的参与，否则就“大众”不起来。
以上几点都可以在法国大革命中看到端倪。女性在这次大革命中不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使这场革命充满着激情，而且始终鼓舞着吸引着社会的目光，鼓舞着参与者的斗志。
很难用政治概念和术语来估量这种诱惑的力量和作用，只要我们想象一下女歌星到前线演唱的情景就能够体会其所能产生的效应了。这不仅仅能够激发战斗者的荷尔蒙分泌，而且能够给予在场的每一个人一种幻象，激起他们的内在欲望，使他们获得一种与“梦中情人”会面的亢奋感。
至于女性革命者的爱情传奇，更是在革命中发挥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吸引着无数热血青年投身革命。
几乎以往所有的文化研究都忽视了这种巨大的潜在力量的驱动，而热衷于在经典著作的字里行间寻找文化变迁的痕迹，企图用所谓经典话语来构造文化史和革命史。如笔者最近读到的英国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就是明证，全书多是所谓著名学者的摘录，唯独不见潜藏在这些文本背后的社会真实生活与人性资源，尤其是女性身影和意志的存在，实在是一种很大的遗憾。[1]其实，这决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反映了这个文化研究界普遍的缺失，尤其在对于大众流行文化的观照中，依然拘泥于传统的学院化的方法和思路，仅仅注重表面的资料，而忽略了潜在的、“无言”的资源。
其实，从佛罗伊德开始，性就逐渐成为文化，这首先成了文学研究关注的一个焦点，但是这种关注往往仅是局限于艺术、特别是艺术心理学方面，难以进入更广阔和深层的境地。应该说，自从人类社会一诞生，性就有了其多种多样的社会性、文化性。性就不仅仅是性，而是文化的载体，人性的焦点，文明的尺度，幻想的根据地，也是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镜像。特别是女性诱惑，尽管一直被排除在所谓正统的文化范畴之外，被压在社会文化的底层，但是其潜在的历史功能和作用从来没有消失过。就拿最敏感的政治来说，女性诱惑也从来没有寂寞过。
比如，在西方希腊神话中就有为争夺美色而进行的特洛伊战争，而在中国古代早就有“秦晋之好”政治策略，至于后来的“和亲”的方略，性更成了政治行为与文化行为很好的结合体。因此，在人类文明史上，性也一直扮演着敏感的角色，每一次社会变动和文化变革，都会牵涉到它，使性成了社会历史生活发生重要变化的风向标。在古希腊神话中，我们就能感觉到性具有的特殊文化价值。
可见，性，首先是女性，作为一种革命资源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古往今来的一切战争无非就是为了争夺土地、财富和性资源；这就是政治和战争的起源。因此，在人类社会中，女性诱惑绝对不是纯粹动物性的，自然的资源，而是一种上面附加着土地、财富和权力的文化载体和象征，其属性的变化也以各种方式激励和促进着人类的文明和进步。
但是，在以往的文化和文学研究中，由于时代的禁忌，性一直作为一种隐蔽和隐讳的因素存在，并不能真正登上人类文化研究之大堂；它一直发挥着它的作用，却没有得到过真正的认同，得到历史学家、哲学家认真、专门的解析。例如，以往的一些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总是把人类原始社会描述为一种“无阶级”、“无政治”、“无等级”的生活状态，就明显忽视了其性状态的特点。因为就性状态来说，连猿猴群落都是有等级的，争夺性权利是其重要的“政治”事件，所以，原始部落的性状态不可能平等，首领自然在性方面拥有更多权力。有了更多权力，自然有了更多后代；有了更多后代，自然有了更大的力量；于是也就有了维持首领地位的人力（暴力）基础。嫡系后代也就成了法定的首领，再也不用通过动物性的拼杀赢得首领地位了。
所不同是，近代社会革命把女性诱惑推到了文化的表层，使其历史功能和作用从潜在状态上升到了自觉状态。而法国妇女在大革命中的英勇表现，无疑显示了这种历史的自觉。由于生产和生存状态的恶化，近代女性不但不再能够享受过去受家庭和男子庇护（当然是以受到相应的限制和压迫为代价的）的传统境遇，而且不能不和男人一起承受更大的社会和心理压力，成为压在社会最底层的社会成员，不能不是最具反抗性的革命资源。曾经有一份资料描述过19世纪法国妇女的精神状态：“革命的火山在每一位属于我们这个组织的妇女身上喷发着”[2]——我以为以此来描述法国大革命中的妇女俱乐部的成员同样合适。
三、革命原本就包含着诱惑，没有诱惑就没有革命
其实，革命原本就包含着一种诱惑；没有诱惑就没有革命——由此人们才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获得这种欲望的满足。尤其对于大众来说，致命的诱惑并不是革命概念和口号，而是与自己生命状态密切相关的社会条件和环境；说白了，莫过就是食与色——这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所有人民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
鲁迅在《阿Q正传》中，念念不忘的就是写阿Q的“革命”过程。即便是一个毫无自我意识的低贱的农民，阿Q在被押赴刑场的路上，见到了人群中自己梦想过的性对象吴妈（他试图求她跟自己“困觉”未果，反遭到一顿打），也顿时添了精神，发出了几声英雄的叫喊，作品中如此写道：
他省悟了，这是绕到法场去的路，这一定是“嚓”去杀头。他惘惘的向左右看，全跟着蚂蚁似的人，而在无意中，却在路旁的人丛中发见了一个吴妈，很久违。伊原来在城里做工了，阿Q忽然很羞愧自己没志气，竟没有唱几句戏。他的思想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小孤孀上坟》欠堂皇，《龙虎斗》里的“悔不该”也太乏。还是“手执钢鞭将你打”罢，他同时想将手一扬，才记得这两手原来都捆着，于是“手执钢鞭”也不唱了，
“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阿Q在百忙中，“无师自通”的说出半句从来不说的话。
“好！！！”从人丛里，便发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声音来。
“革命”之所以对于阿Q构成了一种致命诱惑，在于“革命”在他的意念中能够改变他的命运，不仅使他有钱，还能够让他随便挑女人跟自己睡觉。在这里，我们看到，前者——即对于“食”或者物质条件的诱惑固然重要，但是唯独后者——即“色”的诱惑，才具有一种精神价值，它在最后的时刻还激发了阿Q的情愫，使这个低贱的人物在临终之际当了一次“英雄”，博得了众人的喝彩。
可见，阿Q之生存状态与“革命”要求，不仅体现了当时中国极不平等的经济状态，也反映了极其恶劣压抑的“性”状态，当时受到压抑的绝不仅仅是女性，还包括无数像阿Q那样的男性。但是，鲁迅显然并不欣赏阿Q的这种“革命”，或者说，鲁迅心目中的“革命”绝对不是这副德行。或许这正是鲁迅当时无法真正溶入和理解大众及其文化的原因所在，而真正从事群众运动的革命者却不会这样看：在后者看来，像阿Q这样的人依然是革命的基本力量，他们的行动“好得很”。所以，鲁迅尽管在这里写的是大众，而且试图写给大众看，但是中间却横卧着巨大的文化鸿沟——他只能给予阿Q足够的同情，却不能接受这种阿Q式的“革命”。
但这并不能将女性诱惑完全排除在鲁迅所期望的“革命”之外。在这里，所不同的是，阿Q在革命中所期待的对于性的要求是赤裸裸的，缺乏文人所期望的那种浪漫或理想彩色——尽管它是如此实在和真实，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它成为阿Q“革命”的动因；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即便从本能的意义上说，鲁迅所期待的性爱与阿Q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但是它已经超越了本能的层次，进入了精神文化的境界，加载了新的理想的附加值。没有人怀疑某种理想性爱的诱惑在鲁迅生涯中的巨大作用，这一点我们从他与朱安、许广平两位女性之间的关系中就能看出，鲁迅绝望的反抗及其力量的来源始终离不开对于理想性爱的渴望和追求。
我们无法想象在法国大革命中去探监的女性的真实心理，她们也许并不想成为那个时代的英雄，但是她们的行动在社会中引起的反响，特别是对于革命者的鼓励，却是异乎寻常的巨大。
所以，在社会变革中，女性诱惑具有一种别样的政治意义，不仅直指人类的内在感受，而且是社会革命的感应器。比如，在昆德拉的作品中，女性诱惑就具有了政治意味，表现了专制政治及其话语如何渗透到了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如何影响到了人的最本能的意识。人们即使在做爱，也不能忘记一切，仍然不能摆脱心理上的恐惧感。人们期望遗忘，无非是为了片刻的快乐。为此，要跑到遥远的地方去，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
在极端压抑的社会环境中，性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可以忘却，可以暂时摆脱压抑，摆脱追问，承受任何生命之轻——这也是我们所有卑微的人之所以还能活着、并时而快乐着的原因。
这一切不仅显示了本能的不可征服、不可取代和不可磨灭，本能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后的根据地，有它，就有感觉，有感情，有日子可过；同时也显示了它与革命之间的密切关系：如果社会机制和文化的“绳”、“法”、“规矩”过度严酷，伤害到了人本能，或者以牺牲人的身体为代价去成全所谓的“理想”和“文化”，那么，人们的“身体”就会自动做出反叛的举动，并策动人们的精神意识也进行反叛，最后爆发革命。
比如鲁迅的小说《祝福》就透露出了这种信息。这时候，人的“身体”就会发出声音，首先通过感觉、感情，继而通过各种各样的精神方式向既定的文化发出挑战，提出要求，并通过新的文化创造赢得自己的伸展空间；而新的文化、有生命力的文化，也正是因为呼应了身体的新的要求，从而赢得了身体的响应和归顺，创造了新的天地。所以，没有人的可以有人，没有军队的可以有军队，新思想新文化可以全体调动起来，集合起来，形成变革社会的巨大力量。
最坏的政治与社会，那就是连这一点都不留给人们，把人的本能需求压缩到最低点，把性爱打入冷宫。由此，我们不能低估革命中的女性之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她们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本身在革命中的实际作用，更在于她们所体现的、所能激发出的大众的革命热情。
实际上，没有女性的参与，就不可能有持久的、成功的革命，这在俄罗斯和中国革命中，都已经得到了证明。而遗憾的是，在以往正统的革命史或文化史上，一向是由男性意识形态控制着叙述的主动权，他们是统帅，是价值判断者，甚至是解放者，而女性则是一种参照物，是被解放者，无法自由自在地呈现自己；而只有在大众流行文化中，女性才得以获得了一种自我呈现的机会，特别是在性爱方面，女性开始获得了一个独立的空间，展示出自己投入社会的本能和欲望的力量。
这种诱惑也是促使很多男性走向革命的直接动力，所以革命、尤其是革命的发生，不能不带上一种强烈的浪漫主义的色彩。就拿中国革命的发生来说，就始终与女性解放的话题形影相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争取“婚姻自由”的口号，很多人最早走上革命之路，都是从摆脱旧家庭的束缚、追求自由爱情开始的。在这个过程中，革命不仅是他们的唯一希望，也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选择。这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抒情思想潮流，激发了人们普遍的变革社会的热情，动摇了传统社会机制的文化规则和思想基础，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合情合理合法的人文思想氛围。
当然，革命的女性诱惑不同于阿Q的性幻觉，而是体现了一种升华了的、具有理想色彩的人生价值观。这不仅把个人的情爱关系推到了社会理想的层面，具有了社会化的革命意义和效应，而且为大众流行提供了新的资源和能量。于是，作为一种最接近大众心理欲求的话题，女性诱惑经过新文化的提升和包装，成为了最富有革命性的资源和作品，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感召力和感染力，使革命和性爱相得益彰，互相映照，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和神经。无疑，在革命年代，唯独只有革命的爱情是高尚和幸福的，而获得这种高尚和幸福爱情的唯一方式，就是参加和投入革命。
其实，大多数青年走向革命的第一步就是追求自由爱情和婚姻自主，他们往往在家庭的压迫下感到了绝望，最后义无反顾地投入了革命。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数“革命加恋爱”题材的作品，就是如此产生的；而与此相伴随的，则是无数青年抛弃旧家庭，奔向革命。实际上，在革命过程中，几乎没有比获得女性的同情和支持更具有浪漫色彩了，革命者由此获得的精神力量是无与伦比的，而大众流行文化则为它们提供了充满激情、浪漫和理想色彩的氛围。
尤其在依然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革命中，女性，当然作为理想的性爱对象，成为革命中的诱惑，亦成了大众流行文化中的一个焦点。这不仅集中反映了社会人心的变迁，而且对于人们的生命起到一种激发作用，把人们本能的渴望转变和升华为一种理想的远景，鼓舞着人们为之奋斗。所以，我们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革命者形象：他们过着艰难的生活，经常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在流放和流亡中苦苦挣扎；所幸的是，他们并不孤独，不仅都有爱情的寄托，而且有红颜知己心甘情愿为他们献身，不畏艰险地陪伴在他们身边。于是，革命虽然是一种冒险和危难，却具有了一种别样的生命光辉和永恒的精神价值，感召着无数在生活中感到困惑、彷徨和无望的知识青年。
四、“革命文学”中女性诱惑
从某种程度来说，革命首先是一种精神现象，刚开始只是少数人的梦幻。只有获得了大众的响应和支持之后，才有可能转变成为变革社会的真实力量，而这必须得到一种大众流行文化的支撑和推广，把潜在的大众革命欲求变成一种自觉的社会公众理性。实际上，最早发起革命的人，并非是“阿Q”之类的连温饱都不能实现的贫民，而是相对没有衣食之忧的、具有相当文化层次的知识者，换句话说，这些人对于生活的追求已经不再局限在“衣食”方面，而是进入了新的精神层次。就此来说，性爱的苦恼无疑是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其在新思想的导引下，最容易形成挑战社会制度、冲破传统、追求革命的心理动因。在这个过程中，青年永远是革命最重要的力量，因为他们的心灵最敏感，性爱的欲望最强烈，最没有心理负担，最富有革命热情和创造性，最容易形成理想的幻象，最有勇气承担风险，也最能够最积极地投入为理想而献身的斗争中去——这一主题在杨沫的《青春之歌》中得到了生动的演绎。
由此可以说，没有女性便没有革命。对此还是王蒙的表述最为精彩：“我相信没有青年的积极参预就没有革命，没有女青年的参预，就更没有革命。当你想到苏联的革命者的时候，你难道能够不想到永远的苏菲娅吗？”
而革命也从来没有忽视和放弃过女性资源，正如没有忽视和放弃大众流行文化一样。在中国，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了。剧中情节很简单：九一八事变后，一对父女从东北流亡到关内卖艺为生，但是由于扮演“香姐”的女儿又累又饿，常常演不好，于是生气的父亲就用鞭子抽打她，引起观众的同情乃至愤怒（他们以为“香姐”是老头买来卖艺的）；这时，隐藏在观众中的一位演员会挺身而出，向正举起鞭子的父亲大声怒吼：“放下你的鞭子！”——一下子激起了在场的所有人的情绪。由于这部街头剧真实感人，被迅速推向全国，成为各个剧团的流行剧目。据说很多著名的戏剧家、电影艺术家，如陈波儿、崔嵬、张瑞芳等都参与演出过《放下你的鞭子》，而且场场群情激愤，极大调动了人们的抗日热情，吸引了千万年轻人走上了革命道路。
但是，至少至今研究者还没有认真关注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鞭打的是一个女性？为什么鞭打一个女性会激起人们如此的情感亢奋？
如果你读过王蒙的自传，可能会有所触动。王蒙曾在《自传》中回顾了自己走向革命的历程，其中提到当时大众通俗文学对于自己的影响：“我看过张恨水原著改编的《金粉世家》，我的一个印象是一男一女亲吻，后来女子就怀了孕。我不理解为什么一拥抱就会怀孕。但是我很明白，电影里的故事多是女性倒霉。我从电影中特别感受到女性的美丽，尤其是周曼华的《不求人》，她演的那些家务劳动，蒸饭炒菜，哭哭笑笑，都那么甜甘，那么平顺，那么实在，让人看着踏实，喜悦，爽利而又舒服。我甚至想到，我长大了有一个周曼华式的媳妇该有多好！”于是，他记下了如此的感慨：
女性美丽，女性倒霉，女性容易受男人的伤害。这就是我从小小年纪看电影中得到的结论。我长大了绝对要对得起女性，绝对不做对不起女人的事。
在这个过程中，革命中的诱惑往往是通过女性的激情奉献表现出来的，而后者不仅寄寓着男性在新的时代语境中的历史欲求和幻象，而且凸现了女性新的精神面貌，显得更加光彩照人。
无疑，长期被压在社会底层的女性，一旦自我意识觉醒，获得了自我肯定的精神力量，往往表现得比男性更加决绝和义无反顾。于是，女性诱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演变成了一种新的革命因素，激励着人们为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而斗争，在平等、自由和博爱的新语境中扮演一种社会化的尺度。在这个过程中，女性在革命中的激情奉献，不仅一直吸引着大众的眼球，亦成为大众革命运动中最精彩的篇章。
无法用成败来评价女性在革命中的激情奉献。实际上，只要我们关注一下革命史就会发现，女性在革命中的激情奉献，几乎从来没有得到过应有的回报，不论是革命成功与否，女性不仅一次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一再被“利用”和“出卖”，成为文化变迁的“牺牲品”。
就在1793年12月，也就是法国大革命推翻了专制政府不久，掌权的革命委员会就开始了新的恐怖统治，不仅大肆屠杀不同政见者，而且对于积极参与法国大革命的妇女组织进行了取缔，关闭了主张妇女解放的女性俱乐部，并把发表了《女性人权宣言》的德·果吉斯夫人推上了断头台。
在这场大革命中，女性的激情奉献留下了华彩的历史篇章，发出了女性最优秀的勇气、力量和品质，但是最终所换来的是男性的无情压抑。据说，德·果吉斯夫人之所以被绞杀，是因为她要求得太多了，超过了当时大多数革命党领导人可以接受的界限，其中不仅包括自由言说、和男人拥有同样的参政权、还包括女性有拥有合法的后裔身份认同权以及婚外情和非婚子女的合法权利——这一向都是男性的专属权力。由此，当时曾以以下罪名把她推上了绞刑架：“德·果吉斯生来就有非凡的想象力，但是她肆意误用了自己这份天赋的灵气；她妄想成为掌权的男人；她误导了那些背信弃义的人企图分裂法国；于是，法律不能不处罚这位忘记了自己女性身份和应有品行的女人。”
无疑，革命利用了女性。于是，尽管有无数妇女为法国大革命倾情奉献，尽管1789年就有了《人权宣言》出台，但是，真正的女性解放只是昙花一现，而著名的《女性人权宣言》也只能是一曲用生命谱写的幻想曲。
但是，没有人怀疑女性诱惑在这场革命中的先锋作用，特别是身体欲望大胆地公开化，不仅意味着女性诱惑早已经突破和摆脱了以往意识形态强加于它的罪孽感，而且大大解除了男性所承担的文化重负，为找回真正的自我创造了历史纬度。在这个过程中，不仅男性继续被女性诱惑所吸引、所驱动，使他们一往无前地投身于思想变革和创新大潮之中，在战场上、职场上、商场上、情场上全力以赴，奋力拼搏，而且女性的激情奉献继续谱写着新的历史篇章，扮演着重要的文化角色。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潜意识领域的革命，比任何社会革命运动都更加深刻和精彩。如果说，以往的社会革命所改变的只是国家体制和政治制度，那么，这场以大众流行文化为主战场、以女性诱惑为尖兵的“革命”改变的则是人类社会的深层的文化结构以及两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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