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跨国知识转移效能的因素研究：以在华进行跨国创业企业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在华论文,效能论文,因素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95(2007)06-011-0001
1 导言
虽然知识转移在组织中越来越重要，但知识转移过程却是一个需要耗费大量成本、非常复杂和困难的过程，尤其是对跨国创业企业而言，由于知识要跨越地域边界和文化差异来进行转移，因此这个时候的知识转移将更加难以进行。虽然有不少研究都认为影响知识转移有效性的因素有很多[1-6]，然而这些研究一般都从关注影响知识转移有效性的某一个方面因素来进行深入分析，缺乏一个相对全面把握影响知识转移有效性的模型。本文这里将从一个元构思角度出发，构建一个多层次影响跨国知识有效转移的因素模型，并通过对167家选择在中国进行跨国创业企业的数据调查来检验我们的构思模型。
2 理论背景
对跨国创业企业而言，有效的知识转移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影响知识有效转移的因素有很多，从被转移知识来看，被转移知识的本身特点(复杂性、专有性和内隐性)影响知识转移有效性；从知识转移的接受方来看，接受方组织自身特征，如参与知识转移的时间长短、组织结构和组织文化以及组织战略等都是影响知识转移效果的重要因素；从参与知识转移的组织双方关系来看，知识转移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是影响知识有效转移的重要因素。而对跨国创业企业内部所进行的跨国知识转移而言，还存在着一种重要的由于跨文化导致的影响知识转移有效性的因素，比如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和东道国的制度环境等。为了清晰地进行分析影响跨国创业过程中的知识转移有效性的问题，我们勾画出如图1的一个多层次因素分析模型。
图1影响跨国知识转移效能的因素研究
Figure 1 Factors affecting Effectiveness of Knowledge transfer across-border
2.1知识转移有效性评价
目前关于知识转移有效性的评价没有统一标准[5]，但我们认为关于知识有效性的评价，比较适合基于一个全面评价体系上来进行，同时兼顾知识转移的短期效应(比如技术的获得)和长期效应(比如知识的再次转移能力等)，并认为可以通过一个包括知识转移的技术绩效和能力绩效的多纬度知识转移效能概念来评价知识转移效果。知识转移效果的最直接反映就是转移过来的知识多少，我们称之知识转移的技术绩效。知识转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且有时甚至是一个成本巨大的过程，而即便如此知识转移仍然受到许多人的青睐，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知识接受方通过知识转移，一方面可以直接获得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知识接受方所拥有的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改善。因此我们认为知识接受方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获得以及改善可以直接反映出知识转移的短期效果(即知识转移的技术绩效)。
同时，对跨国创业企业而言，不断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以获得竞争优势和寻求可持续发展，这是跨国创业企业的根本目的之所在。根据Nahapiet和Ghoshal(1998)，跨国企业作为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一个网络结构，因此任何一个国际创业企业都具备多种战略功能和角色[7]。同时根据跨国企业的知识理论，跨国企业作为“知识创造的全球社区”而存在，因此在知识的获得、运用和创造上同时具有多重功能。跨国创业企业会对接受到的知识进行创新和整合，并将这些整理后的知识(技术和管理经验)逆向转移给母公司(Reverse Knowledge Transfer)；也有可能是将这些知识转移到其他战略伙伴那里，也就是所谓的二次知识转移(Secondary Knowledge Transfer)。
我们将跨国创业企业的这种逆向知识转移和二次知识转移能力统称为知识再次转移能力(Knowledge Retransferring Competence)，这主要是相对于传统意义上我们所说的知识转移。逆向知识转移是指知识从跨国创业企业转移到其母国的母公司的过程；而二次知识转移则是指跨国创业企业将所获得的知识再次转移到其他相关的组织里去的过程。也就是说，跨国创业企业知识再次转移能力是衡量跨国创业企业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我们这里也将以跨国创业企业的知识再次转移能力作为衡量知识首次转移效果的一个重要纬度，并称之为知识转移的能力绩效，因为知识再次转移能力代表了跨国创业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对知识进行整合和进一步全球拓展业务[8]。
本文正是基于上述的分析，将构建一个评价跨国知识转移效果的多纬度评价体系，分别从知识转移的技术绩效和能力绩效两个方面来进行。
2.2知识层面：知识粘滞性
被转移的知识本身特征是影响知识转移有效性的重要的一个因素。根据Reed和DeFillippi(1990)关于组织资源特征的认识，从三个纬度，即内隐性、专属性以及复杂性等来考虑组织知识资源的特征对跨国知识转移有效性的影响[6]。因此我们认为，对跨国创业企业而言，转移知识的粘滞性程度影响知识转移的有效性，即粘滞性程度越高，则知识转移效能就越难以实现。
具体说，转移知识的专属性程度越高，则知识转移效能(技术绩效和能力绩效)就越难以实现(H1a，H1b)①；转移知识的内隐性程度越高，则知识转移效能(技术绩效和能力绩效)就越难以实现(H2a，H2b)；转移知识的复杂性程度越高，则知识转移效能(技术绩效和能力绩效)就越难以实现(H3a，H3b)。
2.3组织层面：知识战略和信任关系
组织层面上影响知识转移有效性的因素有很多，我们这里重点关注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来自知识接受方内部的因素，即知识战略；另外一个是来自知识转移方与接受方组织间的因素，即信任关系，虽然也有不少研究发现知识转移方的转移意愿和转移能力也是重要的影响知识转移有效性的因素。
2.3.1知识战略
之所以说知识战略影响知识转移有效性，是因为组织知识战略直接影响和反映了组织内部的资源配置和目标、过程以及激励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建立[9]。比如创新者知识战略一方面非常强调从组织外部获得知识资源，以满足跨国创业企业所需要的宝贵资源；另外一方面也特别强调组织内部学习和创造，而这些反映知识战略的特征都将会在组织日常的考核和激励制度上表现出来，同时也在组织内部营造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学习文化。组织内部的学习文化和相应的公司管理制度都将有助于知识转移效果改善和提高。而且创新者知识战略强调从组织外部广泛获得知识资源，因此说创新者知识战略有助于改善知识转移的效果。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创新者导向的知识战略有助于跨国创业企业知识转移效能(技术绩效和能力绩效)的改善和提高(H4a，H4b)。
2.3.2组织间信任
知识转移有效性的改善和提高除了知识接受方要具有创新者的知识战略安排之外，同时也需要依赖知识转移双方之间合作关系质量改善。而其中信任则是衡量双方信关系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不少相关的研究都发现知识转移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有助于提高知识转移的数量，有助于降低知识转移的成本，有助于促进知识转移双方之间的合作等[10]。而且如果接受方信任知识转移方的话，则知识转移过程中知识接受方不会对转移过来的知识产生怀疑，因此会更加愿意主动去接受转移过来的知识。
因此我们认为，对跨国创业过程中的知识转移而言，知识转移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有助于知识转移效能(技术绩效和能力绩效)的实现(H5a，H5b)。
2.4国家层面：文化差异与制度环境
知识跨国转移之所以很难进行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文化差异和制度差异所导致，尤其当这种知识转移是通过人员外派的方式来转移有关管理方面的经验和技术的时候。我们这里主要分析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和东道国国内的制度环境等两个方面的国家层面因素对跨国创业过程中的知识转移影响。
2.4.1文化差异
跨文化知识转移过程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对知识的识别和解释问题。人们都倾向于根据自己所在文化背景中的东西来评判或解释一个行为或事情，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很多时候人们不能在国际背景下来解释一个行为或事情，因此这就将导致问题的出现。文化差异的影响，在Inkpen和Dinur(1998)看来涉及到技术共享、组织间的互动和交流、人员转移以及战略整合等各个方面[11]。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在知识获得的方式、对知识内容的理解以及对有关知识的提问等都有可能不同，而且对知识的看法也不一致。每个国家的文化和制度的不同会让本国的企业具有该国文化的烙印，因此对跨国创业企业而言，如果母国与其东道国之间的文化差异过大而不能克服的时候，则这种文化差异将阻止知识的跨国转移。
因此我们认为，对跨国创业过程中的企业而言，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差异(或距离)将阻碍知识转移效能(技术绩效和能力绩效)的实现(H6a，H6b)。
2.4.2东道国制度
制度理论认为组织实践所包含的意义和价值要远远超过实践本身的技术内容，这是因为每个特定的实践都能反映出特定的制度环境氛围。因此跨国知识转移的效果要想改善和提高，知识接受方所在国(即东道国国)必须要有支持这些知识发挥空间的制度环境。虽然监管、认知和规范反映了一个国家制度环境的三个不同方面，但是它们都能在知识转移过程发挥显著作用[4]。东道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对知识转移双方有时都会带来压力，一方面东道国的法律法规可能在引进外资的时候就明文规定外资必须带入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这一点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法律法规中尤为突出[12]；另一方面，东道国也可能会相应出台一些有关法律法规来为知识接受方学习新知识提供政策优惠[8]。另外，不论知识转移如何进行，最后必须要由组织中的个人来进行学习、消化和吸收，实际上制度理论也认为，制度对组织行为的影响是通过组织中的个体起作用的[13]。因此，知识转移过程中员工的认知和信念将影响他们的有关看法与判断，并进而影响其态度和行为。同时，特定国家内部的现有社会风气、规范和价值观念也将强化或削弱员工的某种态度和行为。具体到跨国知识转移而言，因此我们认为，对跨国创业企业而言，东道国关于知识转移方面的制度环境有助于知识转移效果的实现。
具体说，东道国的监管制度有助于知识转移效能(技术绩效和能力绩效)实现(H7a，H7b)；东道国的认知氛围有助于知识转移效能(技术绩效和能力绩效)(H8a，H8b)；东道国的规范氛围有助于知识转移效能(技术绩效和能力绩效)实现(H9a，H9b)。
3 研究方法
3.1样本背景与调研过程介绍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成为吸引跨国创业的一方热土，而且近年来以外商独资形式在中国进行跨国创业的FDI越来越多[14]。这些外资所选择进入的行业主要有以制造业和服务行业为主，分别达到在中国进行跨国创业外资总量的73.48％和24.57％，而且，这些外资呈现聚集态势，以东南沿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和京津唐等环渤海经济带为主，这三个经济带吸引在华进行跨国创业的外资占总量的62.64％以上。
因此我们选择在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京、津、唐环渤海经济带进行调研，并重点关注投资于制造行业里的以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我们整个问卷的开发过程是严格按照国际上通用惯例程序来进行。问卷中所有项目都是根据现有已经公开发表的文献中进行选取的，并根据中国背景下的特殊情况和本研究的调查目的适当进行调整。由于我们调研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外籍经理人员参与我们的调研，因此我们这里对中文版本的问卷进行背对背翻译(Translation-back-Translation Procedure)为英文版本(我们假设来外派到中国的外籍经理人具备良好的英文或中文语言能力)。由于在中国进行企业现场调查获得一手数据的困难性诸多，我们很难进行标准的随机抽样来进行调查。为了尽可能地提供我们调查的针对性和回收数据的有效性，我们重点选择了深圳、上海及周边的苏州和昆山和北京几个地区进行便利抽样。我们一共印发了1000份问卷(中文800份和英文200份)，问卷回收总量167份，其中英文问卷2份，中文为165份，有效回收率为15.47&。问卷正式调查中的信息提供者是保持信息尽量可靠的关键，因此我们这里严格限制在选择在中国进行跨国创业企业中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来提供信息，因为他们一般可以掌握和提供相对比较可靠的有关信息[15-16]。而根据Hambrick等(1993)，通过问卷来对高管人员的调查的回收率一般在10-12％左右[17]，因此我们这个回收率还基本上适合。而在这些回收问卷中，有65％以上的为外资企业副总裁、人事经理、营销经理、技术研发部经理和产品开发经理等，另有21％的填写者为外资企业的主管和项目负责人，其余14％为外资企业的资深工程师(平均在该外资企业服务时间超过3年)。其中50家外资企业属于传统制造行业(如机械和纺织)，而31家为金融和房地产开发等行业，其余86家为高科技制造行业企业(包括电子信息技术产品开发与设计以及生物制药行业)。这些来华创业企业的平均成长时间为9.4年。
根据Podsakoff和Organ(1986)的建议程序[18]，我们对问卷回收的数据进行了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利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方法对数据分析后发现一共产生9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而且这9个因子对总方差解释量71.413％(其中最大的一个因子的解释程度为27.166％)，因此我们认为这些数据并没有受到共同方法偏差问题的困扰。
3.2关键构思测量
知识转移效能：根据Wong，Shaw和Sher(1998)[19]，我们利用5点量表通过公司近三年中“获得期望的技术”、“公司技术能力提升”、“获得期望的管理经验”以及“公司管理能力得到提升”等四个方面来评估知识转移的技术绩效(α=0.929)。根据Tsang(2002)[20]和Petersen，Petersen和Sharma(2003)[21]通过跨国创业企业近3年来在5个方面的表现来评估知识再次转移能力，诸如“积累了在外资公司建立管理系统的能力和经验”、“积累了与中国政府部门打交道的技巧、能力和经验”等(α=0.908)。
知识层面：知识粘滞性的测量。根据Zander和Kogut(1995)[22]以及Simonin(1999)[9]，通过“为更好使用这些技术和经验，我们必须专门在有关设备和设施方面进行大量投资”等两个方面来测量转移过来的知识的专属性(α=0.819)；通过“这些技术和经验容易以书面文字材料形式存在和表达”等两个题目来测量知识的内隐性程度(α=0.728)；通过“这些技术和经验通常由几个相互依存的部分构成”等三个问题来测量知识的复杂性(α=0.731)。
组织层面：创业企业知识战略以及知识转移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测量。关于跨国创业企业的创新者知识战略的测量是在Bierly和Chakrabarti(1996)[23]以及Laursen和Mahnke(2001)[24]的基础上，从诸如“我们用于研发方面的费用与当年的销售总额的比例在同行中一般比较高”等5个方面来进行测量(α=0.860)。关于知识转移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的测量是根据Kostova和Roth(2002)[4]关于知识转移过程中转移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测量量表，从接受方对知识转移方的感觉来进行测量(α=0.931)。
国家层面：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文化距离以及东道国制度环境测量。根据Kogut和Singh(1988)[25]对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文化距离进行计算。而关于东道国有助于知识转移的制度环境的测量，我们则根据Kostova和Roth(2002)[4]关于国家制度环境的测量，并根据中国国家制度的实际情况对测量问卷进行适当修订后，也从三个方面，即监管方面(α=0.689)、认知方面的内容(α=0.681)以及社会规范(α=0.696)等。
同时，为了使我们的研究分析更加具体和详细，这里重点对跨国创业公司的创业模式、规模、公司创业经验以及所在的行业等四个变量进行控制。其中关于创业经验，一般来说，成立时间越久的企业，其自主能力就越强，知识和技术方面的获得更多地可以依赖自身来获得，而比较少地参与到接受来自母公司或其他公司的知识转移活动中。像许多有关研究一样(如文献[26])，这里通过外资企业在中国成立的时间长短来进行计算。关于规模，公司规模越大，则组织自身内部各个部门就相对比较齐全，因此参与知识转移的机会也就比较少，所以组织的知识整合能力就比较差。但由于各个职能部门非常全面和分工专业化，一旦参与了某项知识和技术的转移活动的话，对外界转移过来的知识和技术的消化吸收效果就比较好，也就是说可以实现满意的知识转移效果。与文献[26]一样，我们通过对跨国创业企业的现有全职人员数量取自然对数后的结果来表示公司规模。关于行业特征，跨国创业企业所在的行业特征可能影响跨国创业绩效[27]。因此本研究对样本所处的行业进行控制，如果是制造行业里的，则令为1；如果是来自服务行业里，则令为0。关于跨国创业模式，不同国际创业模式在对跨国创业过程中的控制力、资源分配、风险以及潜在的收益大小等方面有显著差异[14]，因此我们这里将跨国创业企业的这个特征变量也进行控制。由于我们调研时候重点考察独资企业和合资以及合作企业，因此我们将跨国创业模式作为一个类别变量来处理，如果是设立独资企业的方式开始的创业，令为1；而如果是以合资或合作方式进行创业的，则令为0。
4 实证结果
我们利用SPSS12.0和AMOS5.0来对数据进行处理。表1是所有一阶变量进行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为了比较清晰地展现我们研究中的几个多纬度构思的测量信息，这里还特意通过A-MOS5.0软件对我们的构思进行测量。
表2是我们对本研究主要构思的结构测量信息汇总。从表2中我们除了可以发现每个构思都具备比较好的拟合指标之外，通过观察4χ[2](△df)，我们还可以发现我们关于知识转移特性、制度环境以及知识转移有效性的多纬度构思是可取的(与单纬度构思模型相比)。
在对主要研究构思进行详细的测量后，我们下一步进行回归分析以验证我们的假设就有了依据，而且构思变量测量提供的可靠测量信息，也让我们的回归分析有保障。在进行垂直回归分析之前，我们也对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行了检验(Multicollinearity Test)，结果并没有发现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因为所有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4.0[28]。
表3是我们分别以知识转移的技术绩效和知识转移的能力绩效为因变量的垂直回归分析结果。整个垂直回归分析过程都是分四个步骤来进行的：第一步，将控制变量(包括创业经验、组织规模、创业模式和行业等)进入回归分析过程；第二步，将与转移的知识的粘滞性相关的三个变量(知识的专属性、内隐性和复杂性)进入回归分析过程；第三步，将组织层面上的两个变量(即知识接受方的创新知识战略和知识转移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进入回归分析过程；第四步，也是最后一步是将国家层面上相关的两个变量，即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文化距离以及东道国的制度环境，进入回归分析过程。也就是说，有两组(a，b)分别以知识转移效果的两个方面(技术绩效和能力绩效)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而每一组中又都有4个具体的回归模型(模型1、2、3和4)，有关模型的具体信息请见表3。
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对知识转移的技术绩效而言，包括控制变量在内的影响知识转移有效的多层次模型得到总的解释程度为43.9％(R[2]=0.439，P＜0.001)。而分别从模型1a-4a来看，来自每个层次上的变量对知识转移的技术绩效的解释程度是不一致的，从模型1a可以看出，这四个控制变量的总体解释程度仅为0.023(R[2]=0.023，不显著)；从模型2a可以看出，加入知识层面上的三个变量进入后，方程总体得到的解释程度也仅为8.6％(R[2]=0.086，不显著)；从模型3a可以看出，在考虑组织层面因素的时候，方程总体得到的解释程度显著提高34.5％(△R[2]=0.345，P＜0.001)，而且方程总体得到的解释程度达到43.2％(R[2]=0.432，P＜0.001)。
从模型4a可以看出，在加入国家层面上的两个变量(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文化距离以及东道国制度环境)后，方程总体得到解释程度为48.9％(R[2]=0.489，P＜0.001)，方程得到的解释程度增加5.7％。并且从模型4a中我们可以看出，正如我们的原始假设那样，知识的专属性越强，则将越阻碍知识转移的效果实现(β=-0.221，P＜0.001)，因此假设H1a得到显著支持。而且，也正如我们预想的那样，来自组织层面的两个因素，即接受方的知识战略(β=0.408，P＜0.001)和知识转移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β=0.369，P＜0.001)都显著地对知识转移效果进行了解释，因此假设H4a和H5a得到显著支持。同时，从模型4a还可以看出，东道国制度环境影响知识转移效果。具体来说，正如我们的假设一样，东道国关于知识转移的规范方面的氛围显著有助于知识转移效果的实现(β=0.219，P＜0.001)，因此我们的假设H9a得到显著支持。而同时我们发现，与原假设H7a相反，东道国的监管制度(β=-0.220，P＜0.001)却显著阻碍知识转移效果的实现。
同样地，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对知识转移的能力绩效而言，包括控制变量在内的影响知识转移有效的多层次模型得到总的解释程度为28.3％(R[2]=0.283，P＜0.001)。而分别从模型1b-4b来看，来自每个层次上的变量对知识转移的技术绩效的解释程度也是不一致的，从模型1b可以看出，这四个控制变量的总体解释程度仅为1.4％(R[2]=0.014，不显著)；从模型2b可以看出，加入知识层面上的三个变量进入后，方程总体得到的解释程度也仅为7.8％(R[2]=0.078，不显著)，但知识层面三个变量对方程的总体递增贡献程度却是显著的(△R[2]=0.064，P＜0.05)；从模型3b可以看出，在考虑组织层面因素的时候，方程总体得到的解释程度显著提高17.8％(△R[2]=0.178，P＜0.001)，而且方程总体得到的解释程度达到25.5％(R[2]=0.255，P＜0.001)。
从模型4b可以看出，在加入国家层面上的两个变量(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文化距离以及东道国制度环境)后，虽然方程总体得到解释程度为28.3％(R[2]=0.283，P＜0.001)，但方程得到的解释程度仅增加2.7％(不显著)。并且从模型4b中我们可以看出，只有来自组织层面的两个因素，即接受方的知识战略(β=0.327，P＜0.001)和知识转移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β=0.168，P＜0.1)都显著地对知识转移效果进行了解释，因此假设H4b和H5b得到显著支持。
5 结论和讨论
影响跨国知识转移效果的因素有很多，本文运用多层次构思思路，从一个相对全面和系统的角度上来审视这样一个问题。研究发现，来自不同层面上变量对知识转移效果的影响是不同的。不论从知识转移的技术绩效还是从知识转移的能力绩效方面来讲，组织层面上的影响因素最为重要。与文献[2，10，29]研究一致，即知识转移双方的信任关系有助于知识转移有效进行。同时还发现，对跨国创业企业而言，知识战略有助于知识转移效果实现，这一发现也有力地支持了组织知识战略对组织发展的贡献性。
另外，正如研究发现的那样，虽然知识的粘滞性阻碍知识转移效果的实现，但并是一致性地得到证实。研究发现其中知识的专属性严重影响着知识转移的技术绩效，这一点与以前的相关研究(如文献[1，3])比较一致。然而并没有发现知识的专属性对组织的知识再次转移能力产生显著的影响，这可能是经过首次的知识转移过程以及对接受过来的知识的消化和吸收，跨国创业企业通过学习已经掌握了这类专属性较高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且具备了再次转移时的一些经验，知道如何尽量让那些专属性较强的地方在知识转移的时候如何更有效地来安排和处理，也就是说学习效应促使跨国创业企业对首次转移过来的知识再次转移时候少了许多障碍。而反映转移过来知识粘滞性的另外两个变量，即知识的内隐性和复杂性并没有像我们的假设那样显著影响知识转移效果的实现，猜测可能的原因是知识接受方比较注重知识转移过程中的有效互动和整合，从而提高了自身的知识整合能力，因而面对内隐性知识和复杂性知识的时候受到的负面效果比较轻，比如Simonin(1999)发现，如果注重与知识源之间的沟通与互动，则知识的模型性(内隐性和复杂性)对知识转移效果的影响就会降低[3]。
从国家层面上来看，虽然许多研究都发现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文化差异(距离)将有碍于知识转移、组织学习和组织绩效的实现，但基于中国背景下的实证研究并没有为此提供强有力的证据。可能的原因是，随着我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以及融入世界经济舞台的步伐加快，国内的企业比较尊重和接受异域文化的多样性，因此由于文化冲突导致的负面影响可能比较低；而且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我们所选取的167家企业都基本上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属于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前沿地带，因此这个地方的开放程度可能会更高一些，所以由于文化冲突导致的负面效果可能就更加不明显。而另外有一个方面的原因可能是，选择到中国来的企业首先有一点就是他们选择创业国别和创业模式时候，国家文化因素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考虑，因此一定程度上让这些选择到中国创业的企业已经从某种程度上认可和接受了中国文化，甚至可能被中国文化同化，因此他们的本地化策略就比较容易推进。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来自国家与国家层面上的文化差异对跨国创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对知识转移效果的影响，甚至包括其他方面的影响都有可能将越来越弱。实际上，Tihanyi，Griffith和Russell(2005)[30]通过对国家文化距离与进入模式和跨国绩效之间关系的元分析也没有发现国家文化距离对绩效的显著直接影响。而关于东道国(中国)在知识转移方面的相关制度环境与知识转移效果的影响方面，我们却发现制度环境对知识转移的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解释作用。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关于知识转移方面的规范和舆论对跨国知识转移的效果具有显著的贡献性(β=0.219，P＜0.05)，而与原假设相反的是，我们发现中国关于知识转移的监管制度却显著地阻碍知识跨国创业知识转移。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管理实践意义和理论研究意义。从管理实践意义上讲，首先，包含着知识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跨国转移一方面可以使企业获得宝贵的战略性知识资源，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体现在这种知识上的竞争优势更好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转移。其次，对东道国的国家政府以及有关部门而言，本文的研究结果也提供了一定的指导意义。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吸引外资的同时我们一直渴望能够学习到更多的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研究发现，营造良好的社会规范性氛围则有助于更好地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从理论研究意义上讲，首先，本研究关注关于跨国创业过程中的知识跨国转移研究问题，并为此提供了一个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证据，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相关领域的研究。其次，本研究还提供了一个全面、系统地分析影响跨国知识转移效果的多层次理论框架，分别兼顾转移知识的自身特征、参与知识转移的组织特征以及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国家层面上的特征来进行研究，对影响知识转移有效性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拓展。再次，本研究还特别提供了一个兼顾短期和长期的多纬度评价跨国知识转移效能的模型，并为此检验了这个多纬度知识转移有效性的构思效度，丰富了关于知识转移有效性的研究问题。当然本研究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和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比如，虽然我们构造了一个多层次的构思模型来相对全面和系统来审视影响跨国知识转移的有效性问题，但我们的三组实证研究结果却显示，我们构造的变量对知识转移有效性的总体解释程度都没有超过50％，这个结果也就表明我们关于影响跨国知识转移有效性的研究中还有一些更重要的变量并没有去考虑，比如知识接受方组织内部的相关人事管理制度等都有可能是影响知识转移效果的重要因素[31]。也正是基于上述这些问题，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不少机会和建议。首先，可以重点关注某一层面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挖掘，为探讨影响跨国知识转移效能的研究提供一个更加细致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基础，比如关注跨国创业企业(知识接受方)内部的相关人事管理实践对知识转移效果的影响机制等。其次，有必要分区域选择在中国不同地区进行跨国创业企业来进行研究，以更好地解析地区制度和文化差异对知识转移效果的影响机制。第三，未来的研究中，尽量可以选取更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并同时从多渠道来获得有关的企业信息为研究结论的代表性提供有力的保障。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进程不断推进，尤其是东北三省开发的全面升温，选择到中国这些地区进行跨国创业的外国企业将越来越多，选择在这些地区进行跨国创业的企业与在东南沿海地区跨国创业的企业遇到的跨国知识转移问题可能是不一样的，因此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将显得更加迫切。
注释：
①H1a和H1b分别表示以“技术绩效(a)”和“能力绩效(b)”为因变量(预测变量)的假设，相应地规则也适用于本研究的后面几个假设。
标签：组织绩效论文; 绩效目标论文; 能力模型论文; 创业能力论文; 组织环境论文; 创业论文; 过程能力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