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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原因，过去史学界多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破坏、国民党右派的叛变、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以及苏联和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政策上的失误等方面进行分析，本文拟从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局限性这个角度来分析。
一、联合苏俄与反对苏化
孙中山联合苏俄的思想产生于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不久。当时，经过了多次失败和挫折的打击，正在民主革命征途上徘徊和迷茫的孙中山，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光芒中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曙光，开始关注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寻求苏俄的援助。1920年秋，经陈独秀介绍，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共产国际来华使者魏金斯基，提出与苏俄建立电台联系的要求。1921年8月，孙中山在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说：“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底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底组织。我希望知道您和其他友人在这些事情方面、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所能告诉我的一切。”[1]同年12月，他在桂林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接受了马林关于改组国民党和创办军官学校的建议。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反革命叛变，使孙中山遭到极为惨痛的失败。此时，苏俄向他伸出援助之手，这令他十分感激。他确信，“苏俄甚至在危难之中也是我唯一的朋友”[2]，并认为，“与苏俄建立一个更紧密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3]。1923年1月17日，苏俄政府特使越飞到达上海，并与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会谈。1月26日，双方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这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最终确立。同年8月，孙中山派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党务和军事。10月，孙中山聘用苏联代表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帮助国民党改组。后来孙中山又多次强调“中俄互助”、“中俄亲善”、“中俄一家”、“以俄为师”等思想，并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联俄政策。
然而，孙中山的联俄政策并不彻底。他之所以联俄，在很大程度上是将苏俄看作一根救命的“稻草”，利用苏俄的援助推翻北洋军阀，统一全国。1923年3月，他在与美国的布罗克曼谈话中，就明确指出：“对于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或者其它强国的援助，我们已经绝望了。……以某些迹象表示了帮助我们南方政府的唯一的国家，就是俄国的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是什么，我并不介意，只要他们能够帮助我反对北京，也就行了。”[4]这显然是一种实用主义态度，它预示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不稳定性，事实上正是这样。孙中山在联合苏俄的同时，又反对苏化。《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强调：“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5]1924年11月，他在与日本长崎新闻记者的谈话中又指出：“至于说到国家制度，中国有中国的制度，俄国有俄国的制度；因为中国同俄国的国情彼此向来不相同，所以制度也不能相同。……中国将来是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制度。”[6]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不仅反对苏化，而且在联合苏俄的同时，并未彻底抛弃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1923年4月，孙中山的广东政府发表的《未来外交政策的声明》，就曾欢迎英、美等西方国家提供援助。[7]1924年11月，孙中山又曾致电日本的泽村幸夫，强调指出，当时中国的问题，“如不与日本提携合作，则决不可能解决。……中日两国国民必须在真正了解之下救中国，确立东亚之和平，同时巩固黄色人种之团结，藉以对抗列强不法之压迫。余尚未考虑要求‘二十一条’条约之废除与旅顺、大连之收回”[8]。总之，当时孙中山“无意让他同莫斯科的协议妨碍他向其他列强寻求援助的努力”[9]，他的联俄政策是带有矛盾性和局限性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为后来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亲帝反苏政策的确定，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理论根据。
二、联合中共与容共防共
孙中山联合中共的思想产生于陈炯明叛变革命之后。当时他已与苏俄和共产国际代表有过联系，为争取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援助，就需要接受苏俄的建议，与中共合作，共同革命；同时，中共领导人李大钊等也多次拜访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孙中山深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新生的革命力量，而“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10]从1922年9月起，孙中山开始着手改组国民党，共产党人参与有关工作。不久，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共产党领导人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3年11月，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最终形成。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是在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旗帜下进行的，但合作一开始就存在不稳定因素。1923年11月，邓泽如、冯自由、刘成禹、胡毅生等人为反对改组国民党，联袂往谒孙中山，要求取消改组提议。当时，孙中山气愤地说：“你们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呀！你们若不赞成，我将来可以解散国民党，我自己一个人去加入共产党。”[11]1924年2月，他又对冯自由声言：“反对中国共产党即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即是反对本党民主主义，便即是破坏纪律，照党章应当革除党籍及枪毙。”[12]但孙中山又不愿共产党和国民党平起平坐，平等合作。他不仅认为国民党是中华民国“唯一之政党”，共产党只是其中的一派，而且称赞反对国共合作的冯自由是“热诚勇敢之人物”、国民党中的“德望家”和“器局雄伟之政治家”[13]，这显然是不利于国共合作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孙中山的言论和著述中，从来没有提过“联合”中共的字眼，倒是曾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颁发过“容纳”中共的训令。而“联合”与“容纳”的含义是不同的，“联合”的双方地位平等，“容纳”则是一方包容另一方，以大包小。孙中山主张的国共合作的前提条件，是要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并服从三民主义。1924年7月公布的《中国国民党关于党务宣言》就声明：“本党既负有中国革命之使命，即有集中全国革命分子之必要。故对于规范党员，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一依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如有违背者，本党必予以严重之制裁，以整肃纪律”[14]。总之，孙中山不允许共产党“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15]。“若共产党而有纷乱我党之阴谋，则只有断然绝其提携，而一扫之于民国以外而已。”[16]“陈（独秀）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17]甚至国民党还要干涉共产党的内政。《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发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就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活动，其有关于国民革命者，本党实有周知之必要；否则对于国民革命，无从齐其趋向与步骤。中国共产党对于其党员之加入本党者，施以指导，俾知对于本党应如何尽力，尤于本党之党务进行、党员纪律，有直接间接之关系，本党更不能不过问。”[18]以上孙中山对共产党的这种不信任和防范心理，后来被蒋介石利用并付诸实施。1926年，蒋介石发动了“中山舰事件”，抛出了“整理党务案”，并为最终清党分共作了准备。对于国共合作中的这种不和谐节奏，当时担任国民党政治顾问的鲍罗庭看得一清二楚。他说：“在国民党的内部，在对共产党人的态度方面来说，在右派和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左派之间，有某种程度的联合。他们中除极少数的例外，全部是要与共产党作斗争的，如果不是担心国民党完全孤立的话，右派和左派都反对共产党，只不过是程度有所不同罢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左派才推迟了右派向共产党人的决定性的手段。”[19]到了1927年，当国共两党的共同敌人北洋军阀即将被消灭之际，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了清党分共的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
三、扶助农工与阶级调和
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是在苏俄和中共的帮助下，在当时国内工农运动的推动下制定的。早在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桂林会见孙中山时，就向他建议，改组国民党为紧密联系工农群众的政党。孙中山接受了这个建议。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出现了第一次工运高潮，全国各地有30多万工人进行了100多次罢工。与此同时，中共领导下的农民运动也有较大发展。孙中山从当时的工农运动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启发，逐渐看到了民众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伟大力量，开始认识到：“革命行动欠缺人民心力，无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20]他明确提出今后的革命“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21]。到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在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孙中山最终确定了扶助农工政策。随后，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国民党制定了一系列扶助农工的具体措施。
然而，孙中山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认识和分析是不够正确的，他的扶助农工政策也不够彻底。他认为，当时，“中国人大家都是贫，并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只有一般普通的贫。中国人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之中，分出大贫与小贫。”“中国到今日，虽然没有大地主，还有小地主。在这种小地主时代，大多数地方还是相安无事，没有人和地主为难。”[22]从这一认识出发，孙中山晚年主张的“耕者有其田”，在实行方法上并不同意用急进手段进行土地革命。他认为：“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就仿效俄国的急进办法，把所有的田地，马上拿来充公，分给农民，那些小地主一定是起来反抗的。就是我们革命一时成功，将来那些小地主还（免）不了再来革命。”[23]因此，他主张采取“农民可以得利，地主不受损失”的“和平解决”办法，而“要能够这样和平解决，根本上还是要全体的农民来同政府合作”[24]。至于怎样“合作”，孙中山又回到他过去多次强调的“地价税法”上了，即地主自定地价、地主照价纳税、政府照价收买、土地涨价归公等一套办法。他认为：“如果地价税完全实行，土地问题可以解决，一般贫民便没有这种痛苦。”[25]以上孙中山对中国农村阶级状况的分析，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当时的中国，“拥有土地五百亩至四、五万亩的，各省都有，若以拥有土地五百亩的为大地主，则大地主约占农民的千分之一”[26]，而决不是孙中山所说的“中国人大家都是贫”，“没有大地主”。孙中山对中国农村阶级状况的这种错误认识，必然影响他对地主阶级本性的深刻揭露，致使他未能把封建地主阶级作为民主革命的主要对象之一，未能把反封建斗争提到应有的高度，从而最终影响到他对农民问题的彻底解决。至于他主张的用“和平解决”的办法来解除农民的痛苦，解决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进而实现“耕者有其田”，这对于唯利是图、依靠榨取农民血汗生活的地主阶级来说，无异于与虎谋皮，只能是无法实现的空想。谈到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时，孙中山认为：“中国工人现在还不受本国资本家的害，本国还没有大资本家来压迫工人。自从发生了工团风潮以后，那些小实业反要受工人的害，被工人来压迫。……中国工人是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27]。在他看来，“中国工人所处的地位，是驾乎本国资本家之上”[28]。对于工人为提高自身政治、经济地位而要求增加工资、进行罢工等斗争，孙中山是反对的。他说：“本党民生主义，非着各工团以罢工为要挟能事，系欲劳资互助，农工合作，从事于谋联络一致。……至于实业未能发展之际，纷纷要求加工（资），实为自杀之道。”[29]他要求工人们“服从我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奉行我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上占最高的地位”[30]。以上孙中山对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认识，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实情。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经济压迫之下，处处不能与帝国主义竞争，更不能不加紧地剥削工人阶级，以达到他们‘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目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工作时间特别长，而且“所得工资也是世界上最低的”；“他们不但受着资本家直接的剥削和压榨，而且还要直接受着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各种野蛮残酷的压迫屠杀，一切政治自由甚至连组织工会的自由也被剥夺净尽。”总之，“中国无产阶级的劳动条件生活状况实在是万分低下黑暗的”[31]。而孙中山所主张的阶级调和、“劳资互助”思想，归根结底是由其“博爱”、“互助”的资产阶级伦理道德观和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决定的，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派所常有的超阶级的主观幻想，即希望社会各阶级利益调和与彼此互助，从而促使社会进化。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本质上也是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是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服务的。毛泽东曾指出：“孙中山主张‘唤起民众’或‘扶助农工’。谁去‘唤起’和‘扶助’呢？孙中山的意思是说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32]孙中山的这种扶助农工政策，与中国共产党发动工农，依靠工农，为了工农的解放而斗争的政策是有区别的。前者主要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后者则代表了广大工农的根本利益。在大革命后期，国共两党在对待农工问题的政策上分歧越来越大，斗争越来越尖锐，最终分道扬镳。
四、结论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是新三民主义，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不仅是实行新三民主义的革命方法，更是新三民主义的灵魂和生命。孙中山晚年正是本着联合苏俄、联合中共和扶助农工的精神，将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的。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性，他将中国革命推向了前进。但由于三大政策的制定是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目的是为了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所以又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孙中山主张联合苏俄，“以俄为师”，效仿苏俄革命方法，但又反对苏化，拒绝实行苏俄社会制度；他主张联合中共，以共产党人作为新鲜血液去复活国民党，但联共的本意是“容共”，要中共服从国民党和三民主义，而不是要改变国民党的性质和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同时对中共又抱有防范心理；他主张扶助农工，“唤起民众”参加革命，但又主张阶级调和，“和平解决”阶级矛盾，并要求工农必须服从国民党，服从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为国民党的目标奋斗。以上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局限性，必然造成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即新三民主义的不稳定性，它使国共合作潜伏着破裂的危险，加上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利用并夸大了孙中山三大政策中的消极因素，背叛和篡改了其中的积极因素，最终导致国共合作破裂。今天，我们研究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局限性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关系，认真地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无疑会为国共实现第三次合作提供一定的借鉴。
注释：
[1]《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93页。
[2][3][4][11][12][14][18][29]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274页、278页、289页、294页、309—310页、521页、876页、115页。
[5][21]《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1—52页、2页。
[6][8]《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5页、310页。
[7]张北根：《试论孙中山联俄后的联英活动》，《史学月刊》1996年第6期。
[9]陈福霖：《国共合作以外：孙中山与香港》，《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5辑。
[10]宋庆龄：《为新中国而奋斗》，第87页。
[13][16][22][25]《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36页、536页、381页、390页。
[15][17]《孙中山全集》第八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58页、459页。
[19][日]波多野善大著：《国共合作》，广东档案史料丛刊（增刊），1982年12月出版，第66页。
[20]《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第2版，第540页。
[23][24][27][28][30]《孙中山全集》第十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6—557页、558页、145页、149页、150页。
[26]魏宏运：《孙中山晚年的农民运动观》，《光明日报》1986年11月19日。
[31]华岗：《中国大革命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5月第1版，第43—45页。
[3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