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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是近代的一件大事，在建国以来厚今薄古的思想指导下，它得到了大陆学术界相当多的关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关注的目光显然过于聚焦于维新派的几个头面人物（再加上光绪）；在史料的运用上，又过于相信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了美化自己而加工的东西。而且，多数论著往往在维新与顽固两派的斗争的框架里翻筋斗，颇像民间戏剧中的忠奸斗争模式，只不过其善恶和好坏没有那么鲜明罢了。
当然，这十几年来人们的视野宽了许多，但实质性的改变却没有出现，戊戌研究领域还有不少有待研究的问题。这里就几个为人们不太注意或者没说清楚的问题，谈一点看法。
第一个是变法失败的制度因素。这个问题有人涉及过，但往往是强调封建制度的滞后和阻碍。其实，导致变法失败的最关键的问题，是晚清政治格局中的大太后和小皇帝的架构。现在已经不是人人都把西太后定性为顽固派首领了；显然，西太后对变法的勉强态度，与她面临的制度上的尴尬有关。本来，按清朝的祖制，是绝不允许太后临朝的，而有清一朝，又恰恰是个最讲祖制的朝代。利用一个特殊的机缘，西太后实现了对祖制的突破。但是，即使是精明强干的她，也不能不顾忌制度的约束。实际上，在她统治的几十年里，她必须拉住咸丰的两个亲兄弟恭王和醇王，或此或彼，与她“共天下”，以遮掩她的“突破”。当她第二个“儿子”光绪成人时，她不得不从形式上交出了权力。然而，紧接到来的甲午战争的失败，朝野的压力又逼她交出实际的权柄。三十年前就不相信倭仁“忠信仁义可以为干戈于橹”的她，自然不可能不知道中国必须变法的道理。但是碍于制度，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光绪站在前台。如果变法成功，肯定意味着她权力的彻底丧失。
当事人和后来人出于对光绪的同情，以及传统道德的积习（看不惯女主），已经把光绪过分美化了。其实，如果要给变法找一个统治者的靠山的话，无论经验、魄力，还是威望和权谋，西太后显然要比光绪更符合要求。但是，她却没有丝毫制度上的借口留在台上。当然，我们可以谴责她把个人权欲放在民族利益之上，但实际上又不得不承认她的尴尬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当时，并不是没有人想到过走太后路线（比如王照），但是，变法集团中却没有人真的如此操作。西太后所要的不过是一个制度上的借口，而维新派却没有在这方面动过心思，反而操之过急地想要把西太后尽早“晾”起来，最后甚至不惜想用军事冒险围捕她。结果是，西太后想要的借口由维新派的对立面给找出来了，这也是为什么戊戌以后，她不得不跟着顽固派向后走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西太后相关的话题，就是满人政治的特殊性。满人自所谓“同治中兴”以后势力日消，人才日乏。戊戌时，求新的满族士大夫相对少得多，而满人依旧保留其特殊的政治体系，这个日见落后的体系在戊戌起了不好的作用。
另一个是维新派自身的角色冲突问题。我们知道，对于致力于近代化的国家来说，既需要启蒙思想家，又需要近代政治的操作者，一般两者最好互不混淆，比如日本有福泽渝吉、吉田松荫，也有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作为启蒙思想家，言论尽可大胆甚至过分，但是作为政治操作者，就必须谨言慎行，以免吓跑了同盟者，引起政坛上不必要的麻烦，因为人们对二者的角色期待不同。然而，中国的变法却没那么幸运，康梁之辈，不得不一身二任，既是启蒙者又是操作者。尽管在他们之前中国就有过魏源、冯桂芬，可惜影响太小，人又早已作古。中国的广大士子是被甲午的一声闷炮震醒的，只好等“舆论界的骄子”梁启超的一支生花妙笔来沾濡一点欧风美雨。
按道理，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鼓吹一点民权民主，怎么讲也不过分，不讲理的反倒是要“打民权一万板”的御史们。其实康梁也没打算马上在中国实践民权主张，问题是，没有多少人会以为他们只是说说而已，因为他们也是变法的操作者，在许多人眼里，他们就是新近得势的亲贵。《时务报》上的民权之争，从表面看好像是张之洞与维新派争舆论阵地，骨子里其实与维新派的角色扞格有很大关系。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这种角色冲突也的确给他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和阻碍。
接下来的问题是洋务派在运动中的作用。传统的说法认为李鸿章与徐桐、刚毅差不多，将张之洞说成是比顽固派更阴险的两面派，显然都有失公允，让人想起当年王明他们说第三党和民主人士是比蒋介石更危险更阴毒的敌人。退一万步说，洋务派也算得上是变法的同路人，除了万木草堂的师生们，他们大概算是当时中国最希望变法的人了。在变法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操作上，维新派和张之洞并没有多少分歧；四小军机中，张的耳目杨锐和维新中坚谭嗣同也相处甚安。张之洞的《劝学篇》，研究者都说它是对抗变法理论，我仔细看了良久，觉得这篇东西尽管立意调和新旧，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其实骨子里还是有所偏袒的，其求新之情是掩也掩不住的。张之洞的确老谋深算，滑头得可以，但是他也的确不可能比顽固派更坏。
显然，维新派对待洋务派的策略也是有问题的。他们把主动上门来的李鸿章挡在门外，无非是由于李的名声不好，但是他们却忘了李在政坛的影响力和潜势力。对张之洞也是先恭后踞，说翻就翻，一点妥协利用的策略也不讲。当然，作为初涉政坛的新人，犯这种策略错误并不奇怪；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很少有人指出这一点。
近年来已有了一些讨论戊戌变法的社会基础的文字，但是，从社会史的视角来研究戊戌的论著还是非常罕见。对于这场“文气”十足的变法，老百姓自然不会有太多的感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反洋教浪潮与戊戌变法的关系。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吧，正好是在戊戌年，老百姓的打教闹教风潮达到了高峰（接下来就是义和团运动了），这股浪潮无论有多少“爱国主义”的情愫，但其排外的意向却是谁也无法掩盖的，与戊戌变法向西方学习的动向恰恰相反。这实际上为变法安排下了一个非常恶劣的社会环境；也就是说，老百姓实际上是站在顽固派一边的。当六君子被押上菜市口的时候，沿途的老百姓大概会是一片叫骂；当时，在老百姓眼里，康有为和李鸿章有差不多的名声，都是“卖国奸贼”。张荫桓被谴配新疆时，路过保定，街上的老百姓就是这么骂的。八国联军打进北京，老百姓还说是康有为领来的。双方的敌视，已经不能用一个隔膜来形容了。
当然，在政治变革中，老百姓的态度并不是很关键的，至少没有迫在眉睫的危害，士大夫的情势也许更要紧些。应该说，当时中国士大夫知道中国应该变，或者想要变的人相当多，其中包括给光绪出“奇门遁甲”主意的“汉水渔人”。那些花岗岩脑袋的顽固派，底气也严重不足，全然没了当年倭仁辈公开叫板的胆气。用严复的话来说就是：“薄海嗷嗷，扼腕叩胸，知与不知，莫不争言变法”。不过，知道该怎么变的人却少之又少，即使在这些人中间，心态也有点不正常。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讨论过戊戌期间的不缠足运动。这场由士大夫包办的社会运动充斥了男性话语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场戊戌期间声势最大，由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以及唐才常亲自挂帅的运动，居然洋溢着这样一种气氛，好像只要把女人的裹脚布放开，中国积弱积贫的大部分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找捷径，求速成，急功近利的情绪在此表露得淋漓尽致。
戊戌已经过去整整一百年了，它所留下的问题其实在今天也没有很好地解决。因此，戊戌就成了留在中国人心中的一个难解的结。讨论戊戌，远远不止是为了澄清学术问题，对现实和未来的中国的发展也许意义更大些。从前，关于戊戌研究的意识形态遮蔽太多，但愿今后能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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