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用价值论伪实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论论文,效用论文,伪实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效用价值论作为一种和劳动价值论直接对立的价值理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瓦解后出现的绝大多数西方经济学流派，包括当前西方主流学派的理论基础。因此，可以这样说，自十九世纪上半叶起，迄今为止的经济学中一切争论、混战、演变都和效用价值论的证实和证伪有关。我国九二年开始的，至今仍在进行的价值论争论，仍是效用价值论伪实之争的继续。因为，不论是悍卫劳动价值论的一方，还是否定劳动价值论的一方，都是以效用价值论的伪或实作为立论的重要依据的。至于主张折衷融合的一方，又都以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都有各自的悖论为前提的。因此，辨明效用价值论的伪实，就成了深化当前价值论争论的必需，也是我国经济学创新的必然。
一
经济学发展史上，自始就存在效用决定观。不过，把效用决定观发展为一种价值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系统的经济理论体系的，一是十九世纪初的法国人让·巴·萨伊；二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在经过所谓的“边际革命”而形成的奥地利学派基础上产生的所谓新古典学派。
众所周知，经济学是在奴隶制的希腊和罗马萌发产生的。当时的一些思想家虽然认识到离开人的活动，各行各业都不可能存在。离开人的劳动，就不能从土地中取得金、银、铜、铁，即无法得到财富。但是，作为奴隶主的思想代表，他们却避开劳动，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通过管理使奴隶主的财富得到增加上。因为，在他们看来，奴隶本身就是奴隶主的财富组成部分，奴隶劳动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顺着劳动创造财富的思路去研究，势必会动摇奴隶制得以存在的基础。正是出于对本阶级利益的考量，古代的思想家，即使是其中的杰出人物，如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虽然提出了财富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组成的，它有两种用途，一是供人使用，二是用来交换，而在交换中，两种有不同效用的商品之间必定存在使它们产生等同关系的东西等闪烁着天才火花的思想。但是，他们不可能，也不愿去证明这种使商品产生均等关系的东西是需要支出人的筋肉力量和脑力的劳动，而错误地认为是货币。而他们所认识的货币，也不是凝结有掘金人抽象劳动的，历史地稳固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而只为便利交换而产生的，使商品得以相互衡量比较的工具。因此，在有意无意之中，他们实际上就把两种商品交换时的均等关系归结为由货币的效用引起的。到了欧洲的中世纪，封建经院思想家，包括被奉为“神学泰斗”的托·阿奎那，虽然在继承亚里士多德的两种商品相交换，其中必有使两者产生均等关系的东西这一思想时，正确地认识到使商品产生均等关系的东西是生产商品时耗费的劳动。但是，他们从维护僧侣和封建地主世俗利益出发，又转而认为，在实际交换活动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交易参与人在社会中的等级地位。神决定了人们的不同地位。因而，地位高的地主应有较好的生活条件，故有权把商品卖得贵一些。由此，他们又把奴隶主思想家的货币效用决定观演变为由神的意志安排的封建等级决定观，封建等级在封建社会中起着基础性作用，所以也是一种效用决定观。
如果说古代思想家实际上不存在价值的概念，他们的效用决定观只是对交换价值而言的，那么，从萨伊开始，西方经济学则接过古人的效用决定观，并将它发展成价值论，以此来对抗由古典政治经济学确立的，经马克思批判、提炼而成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为夺取政权后急于把矛头指向工人运动的资产阶级服务。
萨伊的效用价值论把商品的使用价值作为价值实体。不过，在萨伊那里，商品的使用价值（即效用）还是独立于人的感觉之外客观存在的，因而是一种客观效用价值论。它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和资产阶级利益发生冲突后，尤其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劳动价值论为武器与资产阶级展开斗争的情况下产生的，其目的，用萨伊自己的话来说，是要十分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价值由效用决定，而生产有效用的商品，除了需要劳动外，还需要资本和自然。因此，提供劳动的工人和提供资本的资产阶级以及提供土地的大土地所有者，都为价值生产作了贡献。这样一来，就能使政治经济学证明富人和穷人的利益，不是对立的。就能防止人民挺而走险。
“边际革命”后的西方经济学把商品价值决定建立在人对商品效用的心理评价上。所以，他们的效用价值率，即所谓的边际效用论，是主观效用决定论。它产生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的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垄断作为大资本对整个社会经济的统治关系，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独占性，已不能满足把资本与劳动和自然并列，共同作为创造价值的因素，萨伊的客观效用价值论显然已不能满足大资本的需求。而从十九世纪末开始，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得到广泛的传播，各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更使大资产阶级急需一种和劳动完全脱钩的价值论来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于是，各种把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流派纷纷登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边际效用学派。这个学派把人对商品效用的评价作为商品的价值实体，而人的主观评价是由人的趋利避害的心理决定的，所以，价值是由人的心理规律决定的。这样一来，价值就和劳动彻底脱钩，就不再会留下任何口实，说社会财富都是做工的人创造的；资产者得到的部分是对工人的掠夺和欺诈。主观效用价值论被西方经济学家奉为经济学全部理论的基础而沿用至今的原因正在于此。
二
经济学是一门具有强烈社会性、道德规范性的学科。因此，在经济学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每一种学说和理论的提出，无不烙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该时代的统治者的要求。效用价值论作为一种资产阶级的价值理论，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的功利目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是符合社会实际，具有公理性质的“实”。当然，效用价值以效用取代劳动，是闭目而不视连古人都承认的最明显不过的事实，是必须抛弃的“伪”。但是，效用价值论者，不论是客观效用价值论者，还是主观效用价值论者，却认为这正是使经济学成为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理论科学的必然。这就使效用价值论必须以所谓超阶级、超历史的理论来达到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目的。这样做显然比奴隶主、封建主思想家高出一筹。但是，也正因为要以伪来证实，就使效用价值论的整个推理论证过程充满矛盾和混乱，到处面临不能自拔的困境。
作为一种价值理论，其所阐述的价值概念必须同时具备社会性、历史性、客观性、可计量性及变动的规律性。而五性同存又首当其冲地表现在其所阐发的价值实体上。效用价值论把效用作为价值实体。而作为价值实体的效用，如果是客观效用价值论所指的物品的有用性，那么，作为由物的物理、化学、几何等性质产生的效用是客观存在，但却是自然界的物。劳动产品和商品都有的，因而抹杀了作为商品的物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同时，不同物的效用是各不相同，既无法相加，又无法相减，因此是无法有同一而稳定的质的。因为是不同质的，根据为数学常识，也是无法计量的。因为无法计量，从而也就不存在变动规律性。作为价值实体的效用，如果如主观效用价值论所说，是人对物品的效用的主观评价，是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因为人是社会的人，历史的人，其对物品的评价自然不是恒定不变的。但是，既然这种评价是因人、因时而变动不居的，是依人的主观感觉而转移的，因而也就不具客观性，和可计量性，因而也就不具有同质实体的同一无差别性。
效用价值论者从一开始就发觉了他们在价值实体上面临的困境，因而就在推理中采用循环论证，混淆概念，臆造条件等方法，以求自圆其说。
客观效用价值论的推理进程是这样的：价值就是物品的效用，而效用的创造不仅需要劳动，还需要资本和土地。使用劳动要支付工资，使用资本要支付利息，动用土地则需支付地租。因此，工资、利息、地租就是生产效用，即生产价值的费用。价值就由这些费用来决定。
客观效用价值论的上述推理是典型的循环考证，根本无法走出其所面临价值实体上的困境的。因为既然商品的价值由工资、利息、地租来决定，那么，这三者的价值又是由什么决定呢？根据效用决定价值的理论，显然只能说由劳动、资本、土地的效用决定，而要得到这些效用，必需要有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而要得到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又需要劳动，资本和土地，要得到劳动就要支付工资，动用资本和土地则需支付利息和地租。于是，作为价值尺度的工资、利息、地租又由工资、利息、地租来决定。客观效用价值论想以生产费用论走出价值实体的非同质性和不可计量的困境，却因为循环论证而只能在原地踏步。
主观效用价值论的推理进程则是：财货的价值是由其能使人得喜悦和愉快，免除痛苦的效用决定。而人对由财货带来的喜悦感的大小强弱，则是财货的稀少性决定的。因此，价值是由财货的边际效用决定的，即一种财货能给人带来喜悦、免除痛苦的总效用减n－1个总数用，也就是最后使用的财货单位的效用。为了给人以直观的感觉，边际效用论的开山鼻祖戈森，奥地利心理学派的主要代表门格尔、庞巴维克等人还以依次递减的数列来表示用每个单位消费品所带来的效用或享受的感受。以为这样就可以走出主观效用价值论所规定的价值实体不是客观存在从而无法计量的困境。其实不然。因为财货的有用性和稀少性本身正是人们花费劳动去生产这些财货的原因。而主观效用价值论的要害正在于要使价值和劳动彻底脱钩，因而不管主观效用价值论怎样努力，也无法用财货的有用性和稀少性来证明人对物的效用的主观感觉和评价就是价值的实体。因为首先，按他们的解释，有用性和稀少性决定物的边际效用，而边际效用就是价值实体，那么，当人们问到那些对人有用而大自然可以无限供给的物品的价值决定，就无言以对了。其次，主观效用价值论所说的财货，指的只是生活消费品，当人们问起生产资料的价值时，他们的回答是由生产这些生产资料时所耗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而这些生活资料又是动用生产资料才生产出来的。由此，主观效用价值也陷入了无限循环推理的泥坑。
为了摆脱上述困境，客观效用价值论和主观效用价值都求援于供求论。客观效用价值论认为，市场上供求双方的竞争会使价格最终和生产商品效用的费用相一致，所以供求平衡时的价格就指出商品的价值量。主观效用价值论则认为市场上供求双方的竞争会使财货的价值以市场价格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在市场上，每个交换参与者都想从交易中获得好处，所以，他们只会在交换会给他带来利益时才会发生交易，他们在同样有利可图时，总是和能给他带来较大利益的一方进行交换，而不和只给他带来较小利益的一方进行交换。正是人们的这种趋利避害心理使买方相互展开竞争，从而使出价攀升，一部分对交易的物品评价低于上升的出价的买者将退出竞争，从而使供求达到平衡。这时，卖方和买方对该交易物品的主观评价是趋于一致的，从而使物品有了认同一致的市场价格。这个价格就是财货的价值量。主观效用价值论以供求说明价值，到了新古典学派那里则由边际效用递减律规定的需求曲线和边际收益递减律（即边际成本递增律）决定的供给曲线的交点决定。即由马歇尔的所谓均衡价格决定。
效用价值论以为用供求论可以最终走出无循环推理的困境，从而价值实体和价值得到明确无误的说明。其实不然。因为，其一，他们只是把价值、价格、交换价值混为一谈。作为价值，早在商品进入交换前就已存在，而不可能在市场上的竞争中形成。而交换价值则是不同商品内在价值的比例关系，价格则是这种比例关系的货币表现。因此，以供求论来说明价值，实际上是以价格来代替价值。这一点在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中最为突出。因为客观效用价值论和早期的主观效用价值论通过供求论用价格来说明价值，其意图还是要说明决定价格的基础是价值，而不是以价格来决定价值。而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实际上就是以价格等同为价值，使效用价值论最终成为价值取消论。其二，供求关系根本不能说明价值和价值量，因为供求变化只能说明价格背离价值的程度，而根本不说明价值本身，而供求平衡，供求双方都对价格失去影响力，更不能说明价值本身了。所以应该反过来说，是商品价值的变化，引起价格变化，进而引起供求关系的变化。其三，用供求关系来说明价值实际就是价值的流通决定论。离开生产领域而讲价值由流通领域的竞争和供求变动决定，一方面说明效用价值论为掩盖生产领域中资本对劳动的榨取而故意把用一般的买卖关系来解释价值。另一方面说明效用价值论的矛盾和混乱使效用价值论者不惜到早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封建社会晚期的重商主义学说中去寻找出路。
总之，效用价值论一会儿把价值归结为物品的使用价值，一会儿又把价值归结为人对效用的主观评价，一会儿认为价值是由生产效用的费用决定，一会儿又认为是由市场上的竞争和供求关系决定。把许多相互有联系但却是本质不同的概念、范畴混淆在一起。其结果，价值成了一个什么也不是的幻影。西方经济学在今天之所以面临无法摆脱的危机，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价值论的虚设应该是其中重要性的、基础性的原因。
三
效用价值论从奥地利学派的分支——数理经济学派开始大量运用高等数学来表达其价值理论，发展到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数学方法则被广泛地用来说明经济理论。当前的西方经济学更以运用二战后发展起来的各种精细的数学推理为特色，使崇拜西方经济学的人赞叹不已，甚至因此而主张以西方经济学来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毫无疑问，数学作为一门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科学，当用于经济研究时，会因其逻辑严密、推理简明和有计算公式、结果等特点，会使经济理论的语言文字推理过程变得简明扼要，并借助计算公式和符号使抽象的经济理论变成可直观感受的数学形式。
但是，从数理经济学派开始，借助于数学方式对价值的考察，并没有使效用价值论向前进一步，而仍然停留在效用的决定、供求变动的影响等现象表面兜圈子，所不同的只是把先前用文字表述的假设，用数学符号和公式表达出来而已，其目的仍是在于宣扬价值不依赖于劳动，宣扬市场均衡能使交换者得到最大的效用，从而把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矛盾，用数学的形式深深地掩盖和掩藏起来。同时，在他们的数学方式的论证中，无论是哲逢斯瓦尔拉斯的“最后效用”，还是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都是以他们的市场均衡理论为基础，而他们的市场均衡理论，不论是个别均衡，一般均衡，还是局部均衡，都是建立在一厢情愿、甚至是臆造的前提之上的。如假定参与市场交易的人唯有趋利避害，追求最大利益的心理，而不存在作为一个社会的可能有的其它心理；假定用来交换的财货都是适销对路的而不存在各种原因引起的滞销现象；假定市场存在任何竞争的障碍等等。而上述这些假设却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生活中不可能存在，或者至少是不会同时存在。因此用数学方式说明效用价值论中的价值也就成实际并不存在的主观臆造的东西。
由上可以看出经济研究中的数学方法有着两大局限性。其一，数学方法要求有一定的假设条件，而这些条件会因求证人的情感、价值取向、甚至是某种偏见而受到影响，从而使数学推理得出错误的结论。其二，数学方法无法用符号把影响人的经济行为的因素毫无遗漏地作为变量进入计算公式。因为经济活动极其复杂多变，影响经济活动的因素，有可控的，也有不可控的，有相对恒定的，也有突发性的，有来自经济活动本身，也有来自自然的，有物质的，也有来自人的心理活动。因而，经济研究的数学方式得出的结论，从这一意义上讲，只能是对用文字推理的结论的一种可直观的形式而已。关于经济研究中数学方法的上述局限，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早有认识，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86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就曾一针见血地批评风行于西方的对经济活动采用的数学推导方法。他说，如果数学方法能真的解决经济问题，那我们有诺贝尔数学奖获得者，又有尖端的大型计算机，一切经济问题都将被精确地解决，世界将变得十分安定，可惜世界的现实经济问题却是大堆存在。所以，布坎南主张，经济研究还是要靠观察、积累和语言文字的论证。布坎南的话对于如何看待西方经济学中的数学方法，是极富启迪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