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基督徒苏俄想象中的宗教图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俄论文,图景论文,基督徒论文,民国论文,宗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4)02-0092-10 十月革命后，苏俄的反宗教运动一直是影响其国际形象的关键议题，尤其在基督教世界引起巨大的冲击与回响，成为制约和影响后者苏俄观及对共产主义态度的核心要素。据此引发天主教世界与苏俄的对立，但对各国基督新教而言，反应趋于多元化。本文即以中国为个案，以在华新教传教士和中国信徒为中心，探讨他们苏俄想象中的宗教话语。但是厘清他们对苏俄宗教命运的描画只是本文的第一个层次，本文的真正用意在探讨这种话语背后隐藏的目的，因为在华中外信徒苏俄宗教关怀的落脚点在中国基督教自身的命运及如何回应苏联共产主义。苏俄宗教之所以成为频繁性的言说对象，同道之谊的同情只是其中一个微弱的因素，更重要的是苏俄宗教的悲运成为了中国基督教的一个“反面教材”，更多是将之作为一个改造或重塑中国基督教形象的外在资源。与其说是在言说苏俄宗教，不如说是在表达自我，其中他们的政治认同也在参与表述，或者反过来成为制约其政治取向的一个特殊变量。正是在苏俄宗教尤其是东正教的参照下，在华中外基督徒才开始思考中国基督教应该如何自处?中国应该向何处去(能不能走苏联道路)才能避免苏俄宗教的悲剧?东正教命运及苏俄的宗教政策成为了中国基督教反思自我的一个外来他者，成为基督徒重构基督教自我形象及政治认同的一种参考。 在事实与想象之间：苏俄反教运动的中国观察 宗教在苏俄的命运一直是中外信徒关注的中心，其治下的宗教成为许多著述的关键词。正如苏俄本身的复杂一样，基督徒关于宗教在俄命运的记录也充满歧义，这一定程度与信息获取的难度有关，而接触的有限信息也多为矛盾的集合，这导致他们描绘的苏俄宗教图景也有诸多主观再造的想象成分。在华中外基督徒开始较多关注苏俄反教是因国内非基督教运动的刺激，他们普遍感到后者与苏俄反教的关联，这促使他们去探寻非基的源头。基督徒较早从非基运动中发现苏俄印记，1925年广州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李应林就指出：“共产党的反对宗教，苏俄可为先例。他们的宣传，对非基运动影响甚大”，“苏俄共产党的排教手段，最为凶暴”。同月他在广东传教士大会上的演讲重复了上述观点①。同年沈体兰也认为遵循苏联路线的共产党在促进着非基运动②。署名WC的作者也指控中共反教是受苏俄指使：“共产派的攻击基督教是受了他们上级统辖机关——苏俄——的命令，而依着他们的计划而执行的”③。看到非基与俄国反教的牵扯是基督徒的普遍共识，而这一点是促使他们去关注苏俄宗教命运的动因。 基督徒看到中共的非基更多是俄国反教的延伸，不乏信徒指控其为苏共的指令。因此，许多人借中俄宗教生态的差异疏解来自共产主义的攻击。1925年李国材声称我不知道共党反教是否出于苏俄命令，“但你们反对基督教的暴动手段，必祖苏俄的故智”，只不过苏俄的反教是因东正教的腐败反动。但中国基督教不像俄那样腐败、反革命，反而是革命的，天天国民革命，反而与革命的好友基督教为敌，岂非背道而驰。他进而认为共产党和基督教都是为不满社会现状起而革命、谋求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正宜携手促成国民大团结，共趋于革命的途径，增加国民革命的力量，使共同的目的早日达到④。强调中俄宗教并不一样，不能盲目跟从苏俄反教。圣公会的魏希本也指出，俄是共产主义的试验场，在未革命前把教会做国教，劳农阶级专政，连带掀起反教运动，但现在教会已恢复活动。他以苏俄宗教命运的转变来非难中国的排教，他追问现在国内反教最剧烈的是共产党，苏俄因实行共产，教会反而活络起来，教会在苏俄不会寿终正寝，在中国也会万寿无疆。你们模仿苏俄，苏俄现在不反对，你们为什么反对呢⑤。试图向非基的国人解释苏俄反教事出有因，在短暂性反教后已趋于停止，国人也应相应地停歇。 因此在非基(还有联俄)背景下，基督徒对于苏俄宗教现状的描绘与诠释多有应对国内非基的目的，并未过多去渲染苏俄反教的恐怖，反而强调其事出有因，并且力图将苏俄对宗教政策缓和的一面呈现出来。例如1923年《兴华报》主笔罗运炎就强调苏俄反对的是旧宗教而非一切宗教，它现正企图改造旧有的东正教代以合宜的教会，并邀请美国新教美以美会代表参加其全国大会以便咨询。苏俄宪法也无明文规定反教，且主张宗教自由，信仰反对均自由。它既是如饥似渴的追求真理，如虎似狼的对待盲目的信仰，岂非基督教宣传的大好机会⑥。在把反教归结为东正教的同时乐观地看待基督教在苏俄的前景，强调苏俄奉行宗教自由。1925年美国教会领袖华德(Harry F.Ward)在华演讲中也指出，俄宪法明文规定宗教自由，任何宗教团体能自由举行，但禁止有组织的宗教教育。它另有一反宗教运动，原因在东正教的腐败及宗教和科学的冲突⑦。总之，信教与反教的自由并存。他们所描画出的苏联宗教图景似非漆黑一片，借此将追随苏俄反教的国人从非基的声浪中释放出来。 1927年前基督徒对苏俄宗教命运及宗教政策的言说多少受到国共合作及联俄的影响，在国民党清共并与苏联断交后，自由派基督徒报刊却对苏俄宪法中的宗教自由给出了不同的答案。1930年美国传教士胡金声(Paul Hutchinson)在访俄后强调“共产党是自始即反对宗教的。不过其后苏俄宪法中曾规定宗教自由一则。后来虽经修正，但似并没有扑灭或反对的意思，可是苏俄政府却实施压迫的手段，他们始终要实现他们打破一切宗教的目的。因此，反对宗教的计划，就按步实施，其进行的步骤，亦日形其严重”⑧。趋于认为苏俄宪法中的宗教自由只是摆设，实践中的反教并未停歇。《青年进步》译文也看到这种两面性，信仰自由进入法律，但实际的反教活动使其消散无余。作者耶鲁大学教务长傅宁思(E.S.Furniss)观察到：“我们大约可以说这句话：在俄国没有人是为了宗教信仰而受迫害。其实俄国本来就没有否认信教自由的法律。但是在另一方面，俄国的一贯的政策，实使俄国的教会无活动之余地。教会非犯法不足以供给人民的需要。这个形势之因政府采行五年计划而更行险恶，也是当然的事。因为政府欲实行那个计划，逼得不采用严厉的手段。在过去一月中，当全世界的怒潮达于最高点时，有许多祭司曾以反对五年计划而被捕，有许多教会曾以反对五年计划而被封闭。”⑨在他们看来，政策的松动或信教自由的规定，都不足以改变宗教的命运，俄对宗教是根本敌视的。 国民党反苏反共也许是自由派报刊上对苏宗教命运及宗教政策描述负面化的一个原因，但也不能忽略苏联国内自身的政策动向与宗教处境。现有的研究表明，1930年前后斯大林的宗教政策趋于严厉，苏联宗教确实遭遇到一种水与火的试炼⑩。自由派报刊上堆积的信息可作为其中的一个注脚。1928年《青年进步》译文强调苏俄反宗教无所不用其极(11)。纳伯也在1930年提醒道：苏联对宗教的态度趋于松动，但并未改变对宗教的敌视。新俄是壮勇和有活力的，但他的活力给残忍的无人道摧残了。它向旧社会的报仇举动，使要赞叹它功业的人寒心(12)。宗教作为旧秩序的一部分遭遇到清算的命运。1930年哈尔滨牧师马丁在访苏后为苏俄的宗教迫害、杀人如麻所震惊，他声称苏俄充斥着无神的空气：“一个人到了苏俄，便即刻陷入困难之境；那种不信仰宗教，反对上帝的寒冷空气，在苏俄一般人民的心灵中，可说是已经到了结冰点”(13)。特别是1933年传来了苏俄反教五年计划的消息，施煜方牧师和信义会传教士高果能(Kalle Korhonen)都发文介绍，俄国宣布1933～1937年进行五年反教运动，计划在五年内消灭宗教，两人都强调这不可能，这种企图不会成功(14)。 这种宏观的裁断和描画随后为一系列细节所充实，《兴华报》译文喻之为苏俄基督徒的暗无天日，文章强调苏联对宗教的态度昭示着其铲除宗教的决心，好为共产主义的实行铺路。主要有禁止教会报刊；禁止宗教集会；基督徒选举权被剥夺；摧残基督徒的家庭生活；强占教会产业；18岁以下不允许参与宗教活动。作者认为“苏俄压迫宗教之毒辣政策，必能引起有宗教情感的人类之热烈同情“，他呼吁为俄教会代祷，但不赞成英美对俄采取军事行动。并乐观地宣称其阴谋不会得逞，“基督教是不会被消灭的!他是会超过马克思，列宁等而独存!”(15)各种迫害教会的信息纷至沓来，世界浸信联合会会长麦约翰宣告俄浸联会解散，神学院关闭，受共产党迫害严重。《圣公会报》也刊布各地教会遭遇迫害的消息。其他报刊也观察到，俄教堂多被关闭或换作他用，只有少量仍开着，青年的共产主义教育视宗教为异端。但都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宗教完了，革命不可能取代宗教(16)。 1933年美传教士、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鲍乃德(E.E.Barnett)也观察到：苏俄在一个名为“战斗的无神论同盟”的中心组织下攻击宗教。这组织是官方至少是半官方的，由工人义务掌管，目的在根绝宗教。他们出版杂志、粘贴海报、创作电影和书籍。在13个城市的大学提供训练课程并为不能上大学的工人提供短期培训，他们制作的反宗教指南被广泛使用。信徒们遭遇到灾难性障碍，他们在宗教、教育、公民和经济地位上的权利和自由遭到削弱。集会仅被允许举行礼拜，严格禁止办校、出版报纸和从事其他任何的社会活动。教会或父母把宗教强加给18岁以下儿童是非法的(17)。教会在俄遭遇新的试炼，在华传教士机关刊物《教务杂志》报道也发现在1934年60％的教会被关闭，许多向年轻人给予宗教指导的牧师被捕，作者认为“俄国教会降为地下活动仅是时间问题”(18)。总之，俄国宗教在1930年初的处境更为恶化，但他们并不悲观，苏俄泯灭宗教的企图不会成真。 苏联宗教处境在1930年代初引起中外基督徒的广泛关注，1930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鉴于事态的严重，欧洲基督教国际友协致函中华基督教协进会要求中国教会为苏联受迫害的基督徒祷告，《兴华报》社论据此指出苏联铲教早已为国际舆论所不容，举行公祷是一种间接抗议的方式。社论也不同意某些国家教会要求政府干涉的行为，这有干涉内政的嫌疑(19)。尽管基督徒对苏联的反教行为不满，但均不主张因此引发国际军事冲突。对此协进会也作出积极回应，发布公告要求全国教会为俄同道祷告，公告称：“苏俄政府自近年以来，对于其人民之信仰自由，屡加侵害，以致凡在该国各地方之基督信徒，莫不时遭逼迫，而教会与礼拜堂更常被摧毁。最近该国政府亦复变本加厉，传闻忠实之基督信徒，被拘及被害者颇不乏人”，故呼吁全国教会代祷(20)。俄反教是一个国际话题，迫害宗教是其国际形象，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基督徒对苏俄的毁誉。 但到1930年代下半期，基督徒发现宗教在俄的命运开始好转。岭南大学前校长钟荣光在1935年欣喜地看到，宗教自由，政府在所不禁，民国17、18年共产党秉政时，曾一度反对宗教，如苏俄之例，今苏俄已再开放，去年圣诞，俄京之热烈为革命来所未见，新国庆固应如是也(21)。到1937年苏俄反教趋于停顿，《兴华报》社论欢呼苏俄的反教措施有停止之势，宗教复兴有望(22)。真光杂志也很快捕捉到这一讯息，报告苏联停办反教机构等事项，宣称这意味着反教的终止(23)。苏俄反教热情的熄灭对其形象的好转有促进意义。 随着二战到来，政教双方的态度转变，关系趋于亲密。美教会人士辛都斯(M.G.Hindus)观察到：战争时期苏政府改变了对教会的政策与态度，牧师的意识也改变了，他们在福音中会讲一些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教会获得新活力，苏维埃和教会的政治关系日趋亲密。但他强调这并不是说宗教在俄复活了，或宗教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冲突结束了。国家和教会是一回事，宗教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另一回事。不论政府对教会如何亲密，教会无论属于哪一宗派都不可能有机会影响青年，苏维埃也不允许外国传教士到苏。他也提到东正教会对苏维埃没有危险了，教会没有财产和力量。在经济的宣教上，已布尔什维克化，宣扬剥削的罪恶，积蓄财富的狠毒。(24)在战争威胁下，教会和政府和解，但政府对宗教的态度并没有根本改变，教会命运的有限度改变也付出相应的代价。战后，基督徒也发现政府在维护信教反教自由的同时也在消减宗教的影响：“苏联是维护个人信仰宗教或非宗教的自由权的。同时，共产党不断地利用教育方法和政府、教会与学校、教会的分立，以对抗宗教的传布”(25)。总体上而言，在193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宗教政策和缓后宗教命运有所改善，在华基督徒对其关注不像1930年代初那么多。 苏俄反教的单一化解释：东正教的罪恶 俄国反教是一个事实，事实重要，而对反教的诠释更重要，这影响到在华基督徒对共产主义的态度，而反过来基督徒的政治取向也会影响他们的话语诠释。在中外信徒中流传着一种普遍的观点：苏俄反教是因东正教过去的谬误，后者才是它主要的敌人。前面已提到罗运炎在1923年就强调苏俄并非反对一切宗教，反对的是东正教。1925年《教务杂志》书评说得更为透彻：“几个世纪以来，俄国教会不忠于耶稣而忠于沙皇。它已满足于统治集团越来越富，而被压迫者却变得越穷。它已进为偏执和迷信”，而当十月革命爆发，共产党发现强大的教会乃沙皇体制的残余物，有理由相信强大教会的继续意味着一种对国家有害和危险的敌对存在。而同时看到某些教会人士企图推翻苏维埃统治。据此，共产党开始摧毁教会(26)。同样将苏俄的排教视为东正教信仰的恶化及其与政治经济的牵绊。监理会牧师毛吟槎也在1927年为苏俄的反教辩护：苏联不赞成他们的宗教未必是他们的过错，主要原因是俄国旧教的不良，空存仪式，不问信徒需要和宗教家应有的贡献，并且其保障不在信仰而在依靠皇家，它不是民众而是皇家的，是阻碍俄国革命的保皇党(27)。在1920年代非基背景下，这种单一化的诠释更多是为了疏解国人的反教热情，以中俄差异来缓解国人跟从苏俄反教。 1929年后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苏俄因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声名鹊起，而西方资本主义的声誉却进一步跌落，基督教开始反思自身和现实制度关系时，这种论调更趋于普遍化，没有了非基的压力，基督徒诠释的目的与视角也发生了改变。陆起在1931年表示，尽管对苏俄反对东正教的残忍步骤不赞成，但其原因主要是东正教昔日与沙皇政制的密切缠绕，而今日复辟的人又将沙皇理想和东正教理想联在一起。“苏俄政府摧残俄国正信教会，只把它当昔日政府工具一部分加以摧残，不是把它当耶稣基督的教会——一种宗教，加以摧残”(28)。强调苏俄反对的是作为专制帮凶的教会组织而不是宗教本身。他的观点为另一信徒所分享，后者在翻译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永田广志《苏联的宗教问题》后写道：“宗教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勾结，不惟失其本真，且为害于人群社会，其祸不可胜言。苏联革命以来，反对宗教甚烈，其故即由于此。世人不察，耳食苏联政策，以为凡属宗教，均在反对之列，是诚因噎废食，差以毫厘，谬以千里。本篇历述苏联宗教状况，阅者悉心探究，可以知其致反对之由，并非在宗教本身也”(29)。同样肯定俄国反教不是反对宗教本身而是反对其与恶势力的勾结。 岭南大学副校长李应林在游俄后也认为苏俄反教，原因首先在宗教领袖的官僚化，助沙皇为虐，反对革命，所以宗教本身的腐败、宗教领袖的道德懈怠和迷信等，是其反教的主要原因(30)。传教士罗兰德(Rowland Cross)在1932年访俄后也强调1917年革命给教会沉重的打击不足为奇，教会正与沙皇的专制独裁者紧密地连在一起，正教缺乏社会使命，没有教育、农村改良、改善劳动环境的计划，自然免不了被推倒的命运(31)。两人都以在苏实践考察作为裁判东正教罪有应得的证据，背后隐藏的目的则更多是在告诫中国教会不要走东正教老路。鲍乃德也在1933年观察到：“东正教自身，因为它在革命前的俄国广泛存在，应为共产党的这种反宗教负责——这种诉求频繁呈现。宗教氛围和福音的彼世性，与沙皇的腐败和专制有亲密的一致性，对社会和政治的不公没有同情心，教会完全配得上那句著名的名言——这在共产主义者看来是毫无疑问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32)。话语的中心还是希望中国教会积极参与社会变革，勿要与旧制度合流，承担起为公众谋福利的责任。美传教士龚斯德(E.S.Jones)在1932年对华演讲中尽管不同意指斥整个宗教是鸦片，但也赞同斥责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在俄国有相当理由，俄宗教确含有麻醉性，希腊旧教与日常生活隔阂，保守旧势力，满足于过去不问将来，只讲服从不问理智(33)。1930年代，资本主义的危机的确引起了基督徒广泛的思考，基督教有与资本主义合流的嫌疑，它也不能推卸与社会问题恶化的干系，他们似乎从俄国东正教的命运中找到了借鉴的镜子。 基督徒对俄国反教原因的讨论——将矛头指向东正教——有不同的考虑，思考的核心在反思基督教与旧制度的亲密及对现实的冷漠，而俄东正教的命运恰恰是一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正如美传教士遥克(J.B.Yaukey)所言“共产主义的兴起是对俄国教会一个最确定的谴责”(34)。但拿东正教说事，关怀却在中国基督教。1930年许光迪即以俄东正教的命运来告诫中国基督教不可做旧制度的拥护者，而成为新变革的绊脚石，否则会像俄教会一样成为沙皇的殉葬品。他认为基督徒的失败之一是在漫长的历史中，染上了世俗的习尚，依仗权贵，拥护资产阶级。因为“教会的宪章，是以秩序、尊严、和平、安静为根据，而且是代表原始的信仰，已成的惯例。那末，教会最怕的是纷扰，是社会的顿形改革。教会不怕有造成改革的误谬，却怕有扰搅教会秩序的革新运动，更怕那提倡改革的激烈分子。因此，基要派的教会，也不愿栽培开明的人才，不亲近智识阶级，不欢迎少年英俊，怕是产生纷扰，失掉了教会的现状平衡。须知现在最受逼迫的教会，不是俄国的教会么?那也是有此报应，原先俄国的正教会，是依附于沙皇羽翼下，剥削民财，欺压弱小，拥护专制，滋育反动。所以红党执政以来，受不尽荼毒之苦”(35)。以东正教的命运为参照来反衬中国基督教要积极改革，接纳新思想，成为社会变革的一分子。 到1940年，正呼吁基督徒加入民主运动的白石则强调俄教会的悲剧在反民主，他指出苏联反教运动之所以如此顺当，只要看看帝俄时代教会反民主的立场和勾当，教会不但不像耶稣一样拥护人民利益，反而甘心给反大众的当权者所利用而鱼肉人民，阻止民主力量的发展，在民主胜利时，不免要像一切反动的势力一起被一扫而空了(36)。言下之意是基督教应在宪政运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不能做民主的障碍，否则会遭遇历史的淘汰。随着苏联进入反法西斯联盟，到1943年协进会甚至以此为苏反教开脱。强调苏联革命初期的反宗教并不在教义问题，而是当时教会领袖成为反革命力量的一分子，教会和特殊阶级打成一片，当后者被打倒时教会跟着遭殃。协进会还提醒基督教要警惕德国的宣传，拿苏联反教及对资本主义的威胁做文章，离间欧美和苏联(37)。可见在不同时期，基督徒在言说东正教命运时都有不同的目的，在苏联与中国站在同一战线反抗法西斯的国际背景下，协进会意在以此疏解信徒对苏联的可能疑虑，以维护反法西斯同盟的团结。基督徒把东正教会与沙皇体制的关联作为其遭遇迫害的重点，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它是一把理解东正教在俄国命运的方便钥匙，只不过对这把钥匙的使用有不同的取向，当然其中也有宗派的偏见，基督教和东正教尽管信仰同一个上帝，但属于不同的宗教系统。 正是对这种将俄国反教归结为东正教堕落的强调，使不少信徒对苏俄非教表示理解，并将之视为俄国宗教脱胎换骨的反向福音。1926年《文社月刊》译文就呼吁不能盲目地反对俄国对宗教的态度，他们的反教行为可由历史来解释。从前的政教混合、教会对经济组织和政府的罪恶视而不见、教会钳制人们的生活、缺乏民主精神、教士的无知及愚蠢等，看不出其保留的巨大价值，反而有许多罪恶应铲除。他们依赖的不是灵光的福音和基督的善，而是权力。因此作者将俄反教视为去旧布新之举：“我相信将来的历史家不但宣扬这次革命是幸福所化装的，而且就是所谓无神主义，也是幸福所打扮的。因为只有这种猛烈的破坏，才能打倒过去教会的遗传与风习，照着心灵所需求的去改造一个新教会”(38)。把苏联反教视为教会走向进步的一种外在推动力，是变革的必要举措。著名教会报人沈嗣庄也在1927年认为苏宗教禁令“虽有反对宗教的样儿；可不是盲目的反对。乃是根据宗教独立，政治独立，教育独立诸原则而成的。我们该予以相当之谅解才好”。他还声称苏联反教福大于祸，“苏俄政府给教会的刺激，和奋兴，比较破坏还大”。俄旧教会虽受打击，但却因此产生了基督教的真精神。所以俄教会对于革命是损失少而获利多。仪式和僵化的基督教丢了，却获得了基督教的真精神，教会有了新的希望(39)。强调反教将导致旧精神的覆灭，真精神的新生，是俄教会完成落后向重生突破的路径。 沈嗣庄的观点并不孤单，《兴华报》1930年的社论同样强调东正教的遭遇是罪有应得，除了苏联的物质机械的无神主义外，更多是因其有招来外辱的弱点。“俄国的宗教，确有玷污宗教使命的历史，虽经千余年的传布，而效果实等于零，况政教不分，宗教适成皇家工具，助纣为虐，实行其愚民政策。无怪革命成功以后，民众咸走极端以图报复，并喊口号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毒剂’。这种口号，泛指世界的基督教，诚未免过于污蔑，但以加之以俄国基督教，实属的确。所以俄国教，有今日之结果，乃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咎由自取”。所以作者认为俄国宗教在苏联遭遇的打击，为其走向新生提供了一种可能，俄国宗教不死，而发展出一种新的宗教运动。我们要代祷的是这种新宗教运动，而不是使旧宗教死灰复燃(40)。同年厦门的张圣才也视东正教的悲运为势所必然，他认为“说非基运动由于共产党在俄国片面的成功而剧烈化了，与为共产党所专政的俄国是非基的大本营，是不会过分的。那么我们来看看在共产党铁蹄下十个整年的苏俄基督徒”，旧教在红军的旗帜下塌台了，但是想要拆俄国旧教台的并不只是红军，凡是真的基督徒都有这样的责任，因为他们在俄国，只是贵族的聚敛机关，是政府刽子手，没有一件的工作是基督的。这种辱没真理，冒牌的基督徒早一日消灭早一天好。基督教不会因为旧教在俄国的消灭而失败，反而开出了一条新路(41)。过去的东正教有不得不去除的谬误，借反教为其开刀是它新生的开始，旧的不死，新的难生。在193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声誉跃升和中国基督教急需变革的背景下，一些自由派基督徒频繁地将东正教的堕落视为苏俄反教的原因，一方面是为改变中国教会对苏敌视态度，适当认可苏俄共产主义实验的价值，同时也是想借此提醒中国教会以东正教为戒，重构基督教的合理形象。 走向多元化：苏联反教运动再诠释 许多基督徒并不同意对苏俄反教的单向度解释，尤其是传教士及从西方教会传递过来的诠释，东正教的腐败及与旧制度的牵扯是一个原因，但非唯一原因。他们辩称苏俄并非只反对东正教，而是反对一切宗教。不仅反对恶化的宗教组织，且反对宗教本身，这种诠释取向除受苏联本身的现实影响外，也多少受到反共偏见的制约。《微音季刊》刊布的《布尔什维统治下的苏俄宗教》在以较长篇幅讨论了俄反宗教政策与行动后，强调东正教处于反革命的地位是原因，但反教并非仅针对东正教而是所有宗教。他们要求民众无条件接受马克思唯物主义，害怕宗教对人生和自然超凡和理想的解释会动摇其阶级斗争的观念。“无神论近在俄国风靡一时，差不多已成为举国一致的信仰。苏联政府在宪法中规定两大原则：信教自由，以及教会和政府完全分离。但这不过是门面话，如欲加入共产党和共产青年团，就要以无宗教信仰为先决条件呢；他们又千方百计，要使全国人民根本否认宗教。共产主义与宗教已成不两立之势”。他进而看到“国家、学校和社会的势力在别国大概是倾向于宗教的，至少也是抱中立态度的，但在俄国，这些势力是与宗教处于反对的地位”(42)。文章力图使世人相信苏反对所有的宗教，这种反对源于它的哲学，共产主义与宗教根本对立。曾到俄考察的纽约基督教联合会干事毕来思(O.J.Price)尽管承认东正教堕落与反教的连接，但更强调苏俄反教有更深的原因。他指出，在专制时代俄教会与沙皇互相勾结，不是站在人民而是站在官僚和暴君方面，为朝廷所利用，在服务、社会和教育方面毫无成绩，给予人民的只是迷信魔术仪式而已，以致把专制皇帝的罪恶作为教会的罪恶了。结果激烈的改造派共产党起来自然要竭尽全力反对宗教了。这是基督教在历史上一个绝大的教训。但他提请注意，苏反教是全面的，首先是没收教会财产，教会机构被充公为学校或俱乐部，许多教会领袖被逮捕。政府正在用一种冷静而周密的计划扑灭各宗教，宗教的宣传、会议等全部禁止。宗教不再有组织的活动，完全只限于个人信仰，信仰自由实际成为一种空话。运用教育等手段打击宗教，将宗教塑造成仇敌、鸦片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在理论上将共产主义和基督教对立，二者根本相反势不两立。一种是要求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个人的发展而达于精神的世界，一种是要求在一个根据于纯机械纯物质的社会里，集合的人群完全受社会的支配，没有感情没有理想主义，把经济组织改造使每个人都有同等机会，同等的文化(43)。在他看来，苏反教不仅有它扑灭宗教的全面计划，而且有它的主义，除了东正教的罪恶，苏俄反教有更深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理由。 而辛都斯则从苏俄的反教中同样看到：“历史上任何宗教徒未受掊击若共产党之决心、之智力、之有组织。共产党之反抗宗教未有抄袭旧有之反抗者之方法。暴动烧杀非他们的工具，他们原知道以暴易暴不可达目的的”。他们反对东正教是明显的，因为东正教顺服沙皇政治，仇视社会运动，逼迫革命党员。但他们为什么反对一切宗教呢?因为革命党人是没有宗教信仰的，革命并非为基督教所启发，他们精神的先驱是法国革命和德国的物质主义，两者都是反对宗教的。他们的祖先是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麻醉物。他们反宗教依据的是一种理论，所用的武器是科学。宗教史上没有如此透彻的反抗运动，“宗教的功用、神秘、社交、艺术，皆为反抗者剥夺。他们的工具是科学，是伦理，是美术，是社会服务”。东正教难以应付，更正教也感忧虑。(44)超越单一化解释的简单化，试图更全面地把握苏联反教的真实。在中国影响很大的旅美俄国学者赫克(J.F.Hecker)也指出许多人并未明了俄反教的真正意义和原因，他辩称“对于现在的经济制度和宗教的反抗，最明确地表现于全世界——尤其是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俄国的教会势力已被苏联的共产主义攻击得粉碎了。在今日，共产主义的反教运动已为一般人所知，但明白的人还不多。有些人以为共产主义的攻击只是针对着宗教的流弊，教士制度，教会的形式主义和出世精神而发的。其实呢，苏联的共产主义在对有组织的宗教的进攻时，对于各种现代化的，改良的，进步的宗教方式是反对的更其厉害。这种反对乃是教会跟革命相冲突的结果——这种冲突不仅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且大部分是由于社会上和哲学上的歧异。这是两种文化的冲突，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生哲学的冲突”(45)。赫克的裁判似乎是对上述许多基督徒论断的完整否定，苏联的反教是根本和全面的，它是一切宗教的敌人。这些文字多出自外来资源，其中可能充斥着西方偏见，但也不得不承认捕捉到部分的真实。 在华传教士也从苏共的宗教言论和反教行为中窥探他们非教的原因。1933年《教务杂志》上《共产党宗教观》长文，甚为详细描绘了苏反教言论与实践。文章谈到“列宁说宗教是蒙蔽人们思想的劣质酒，它阻碍人们看见真实的世界”。因而“剔除这种蒙蔽且教导工农大众正确的认识事物，理解什么存在什么不存在，是我们的任务，以便能重建这个世界以满足工农的需要。因此，我们必须让大众确信：共产主义和宗教不可能共存，一个人不可能既是共产党又同时相信神或上帝”。共产党确信他们是在反对“无知、迷信、不公正以及对大众的剥削”。作者进而看到苏“共产主义的无神论和反宗教运动没有激起思想上或哲学上反对信仰上帝。它们是反对资本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反对宗教是因为它确信宗教主要是一种致力于保持现状的社会力量……它关心的是宗教作为一种具体的事实和势力——教会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教士是统治阶级的成员及资产阶级秩序的积极的政治代表；教会也是反革命宣传的中心；教堂会众是scab-herbing和反动派的潜在的组织核心”(46)。传教士对苏反教的认识确实是很到位的，作为一个掌握政权的共产主义国家，对宗教的态度必定基于政治实用主义的考虑。傅宁思也提到杜威对冲突的一个解释：俄东正教过去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是了解布尔什维克对宗教态度的关键，鉴于教会与过去政治和经济势力的关系过深，共产党忧虑其会成为其制度的威胁(47)。政治经济的现实主义似乎多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而高果能则慎重指出苏反教中的犹太因素，他认为“苏俄政府对于基督徒的压迫，是出于犹太人的主使。犹太自起初即是反对基督徒的”，现今苏政府中犹太人居多数，在领袖层中，犹太人占多数，如果犹太人达到他们世界革命的目的，基督教将遭遇更大的迫害(48)。这种解释有一定的创造性，但很少见，可备一说。 实际上，除东正教的罪恶外，中国基督徒并非不明了或漠视苏俄反教的其它原因，当然他们的解释可能受西方资源的影响，但并无西方那么严厉。1927年沈嗣庄就指出，苏反教是事实，其反宗教的理由包括宗教是有神的、宗教是反科学的、宗教是资产阶级的工具、是反革命、宗教遗传为青年所不容、在学校里教授宗教不合教育原理、俄教会的腐败(替俄皇说话而非替上帝说话，充满悖谬的迷信，这种腐败的教会是任何人都要反对的)等(49)。比较全面地梳理了其反教的理由。1930年马鸿纲也谈到苏俄反教有政府和教会两方面原因，政府方面，共产党信仰与耶教信仰上的冲突及苏俄法律的伸缩性为反教留下口实(信教和反教自由)。而教会本身的原因更多：1.教会本身知识思想守旧，不但与共产主义相抵触，也不为英美文明所接受，遭遇共产革命，自然逃不脱排斥的命运；2.教会的资本主义思想未能铲除，教会财力雄厚、资本主义思想浓厚，共产革命告成，没收教会财产，教会不免陷入反动之趋势，而成为打击的对象；3.贵族皇室之思想未能尽去。(50)对苏俄非教原因的定位走向全面，但似乎强调教会的罪有应得，它的反动决定了它的命运。总之基督徒并非对其他反教原因视而不见，对苏俄反教的不同解释路径的介入，使诠释趋于完整化。苏俄反教的事实是基督徒厌恶苏俄的原因，但对反教的不同解释可以缓解或加重这种厌恶，而这却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在华中外基督徒对共产主义的迎拒，成为他们重建政治认同的参照。 注释： ①Y.L.Lee,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in Canton,The Chinese Recorder(Apr.1925),p.221；李应林：《广州市非基督教运动底研究与批评》，《尽言周刊》1卷44期，1925年1月24日，第3页。 ②T.L.Shen,A Study of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The Chinese Recorder(Apr.1925),p.229. ③WC：《读了汪君的论帝国主义与基督教以后》，《兴华报》24卷25期，1927年7月6日，第9页。 ④李国材：《读余家菊君“共产党与基督教”和心君“醒狮派与基督教”以后》，《尽言周刊》2卷13期，1925年6月6日，第3～4页。 ⑤魏希本：《我所不解于非教运动者》，《圣公会报》19卷12期，1926年6月，第2页。 ⑥炎：《苏维埃政府与美以美会》，《兴华报》第20卷第21期，1923年6月6日，第3页。 ⑦华尔德：《俄罗斯之大试验》，胡约翰记，《信义神学季刊》创刊号，1925年10月，第48～49页。 ⑧胡金声：《苏俄治下的宗教的危机》，文水译，《真光杂志》第29卷第2号，1930年2月，第21页。 ⑨E.S.Furniss：《宗教在苏联的情形》，徐询刍译，《青年进步》第137期，1930年11月，第97～98页。 ⑩雷丽平：《斯大林与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宗教政策与政教关系》，吉林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第38～44页。 (11)秋宾译：《自西录》，《青年进步》第116期，1928年10月，第71页。 (12)纳伯：《苏俄的教会》，《兴华报》第27卷第43册，1930年11月13日，第7页。 (13)马丁：《苏俄治下宗教的现状》，知命子译，《真光杂志》第29卷第6号，1930年6月，第80～83页。 (14)施煜方：《苏联的五年非神计划》，《金陵神学志》第15卷第2期，1933年2月，第3～4页；高果能：《俄国反教五年运动》，《信义报》第21卷第7～8期，1933年2月22日，第22～36页。 (15)俞任声译：《苏俄基督徒之暗无天日》，《兴华报》第27卷第15册，1930年4月30日，第5～6页。译自美以美会机关报The Christian Advocate。 (16)麦约翰：《基督教世界浸联会》，《真光杂志》第31卷第1号，1932年1月，第5页；《俄国的各地》，《圣公会报》第28卷第9期，1935年5月；《俄国的宗教》，《华北公理会月刊》第6卷第2期，1932年2月，第19～20页；Rowland Cross,Religion in Russia,Truth and Life,No.6,Vol.VI,April 6,1932,p.1. (17)Eugene.E.Barnett,The Religion of Communism,The Chinese Recorder(Jun.1933),p.342. (18)Work and Workers,New Trials for the Church in Soviet Russia,The Chinese Recorder(Oct.1934),pp.665～666. (19)社言：《为苏俄信徒代祷的旨趣》，《兴华报》第27卷第15册，1930年4月30日，第1页。 (20)《请全国教会一致为苏俄政府治下信仰自由被压迫之同道祈祷》，《中华归主》第107期，1930年5月，第9页。 (21)钟荣光：《中华民国之基督生日》，《基督号》复兴后第1号，1935年12月，第1页。 (22)社论：《苏俄宗教可望复兴》，《兴华报》第34卷第10册，1937年3月24日，第1页。 (23)《苏联反教运动即将终止》，《真光杂志》第36卷第8号，1937年8月，第7页。 (24)辛都斯：《苏联宗教新生的力量(续)》，《协进》第4卷第7～9期，1945年11月16日，第22～24页。 (25)R.A.Davies：《宗教在苏联自由吗?》，邱陵译，《天风》第60期，1947年2月22日，第7页。 (26)Our book table,The Chinese Recorder(Feb.1925),p.118. (27)毛吟槎：《政变与宗教》，《兴华报》第24卷第15期，1927年4月27日，第9～10页。 (28)陆起：《苏俄政府的反教政策》，《兴华报》第28卷第8册，1931年3月11日，第7～8页。 (29)永田广志：《苏联的宗教问题》，《兴华报》第31卷第47册，1934年12月5日，第4页。 (30)李应林：《苏俄宗教近况》，李贞明笔记，《广州青年》第19卷第33号，1932年8月29日，第158页。 (31)Rowland Cross,Religion in Russia,Truth and Life,No.6,Vol.Vi,April 6,1932,p.1. (32)Eugene.E.Barnett,The Religion of Communism,The Chinese Recorder(Jun.1933),pp.342～343. (33)《龚斯德博士对鼓浪屿学生讲词》，醒我述，《道南》第6卷第19、20期，1932年12月15日，第6页。 (34)Jesse B.Yaukey,Religious Education and Communism,The Chinese Recorder(Jun.1934),p.349. (35)许光迪：《我对于基督教的观察》，《华北公理会月刊》第4卷第5期，1930年6月，第9页。 (36)白石：《为什么基督徒也要求民主》，《同工》第189期，1940年4月，第31页。 (37)《世界基督教思潮的动向》，章申译，《基督教丛刊》第3期，1943年8月1日，第59～62页。 (38)J.R.Voris：《苏俄成功了么》，陈动译，《文社月刊》第1卷第9、10期，1926年9月，第115～116页。 (39)嗣庄：《苏俄底下的宗教》，《文社月刊》第2卷第4期，1927年2月，第8～11页。 (40)社言：《为苏俄信徒代祷的旨趣》，《兴华报》第27卷第15册，1930年4月30日，第1～2页。 (41)圣才：《在世界上你们有苦难》，《石生杂志》第1卷第8～9期合刊，1930年8月，第4期。 (42)W.H.Chamberlin：《布尔什维统治下的苏俄宗教》，沈自疆译，《微音季刊》第2卷第1号，1930年1月，第99～118页。译自1929年9月《大西洋月刊》。 (43)毕来思：《苏俄之宗教压迫》，《兴华报》第27卷第9册，1930年3月19日，第9～12页。 (44)馨德斯：《斩根的人类》，沈子高译，《圣公会报》第25卷第9～10期，1932年5月，第1～4页。 (45)赫克：《现代宗教论》，王一鸣译，青年协会书局1938年版，第71～72页。 (46)Our book table,What Communists Think of Religion,The Chinese Recorder(Nov.1933),pp.738～742. (47)E.S.Furniss：《宗教在苏联的情形》，徐询刍译，《青年进步》第137期，1930年11月，第98页。 (48)高果能：《犹太人在现今苏俄政府中的势力》，《信义报》第19卷第50期，1931年12月，第935页。 (49)嗣庄：《苏俄底下的宗教》，《文社月刊》第2卷第4期，1927年2月，第6页。 (50)马鸿纲：《苏联的排教》，《旦社》第5期，1930年3月15日，第30～32页。标签：东正教论文; 基督教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宗教论文; 基督教共产主义论文; 1930年论文; 俄国沙皇论文; 传教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