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界小说的个体主义反思与“城市新民”书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民论文,商界论文,个体论文,主义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675(2013)05—220—05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建立在带来经济增长动力的同时，也为以逐利为本性的商业文化的推行提供了便捷条件，一个蓬勃旺盛的商业社会开始在中国兴起；与此同时，社会文化领域旧有的意识形态已难以有效地为整个社会树立意义坐标，与传统的整体主义文化观相抗衡的个体主义意识开始“闪亮登场”。面对这样的文化事实，文学不可避免地被打上深刻的时代烙印，作家们也不约而同地开始修正并改写文学与现代性的文化想象关系，商界小说作者更是以反思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文化为作品的核心内容，以欲望叙事为切入点积极观照社会生活，责无旁贷地开始履行它直击并描述商海沉浮中欲望“狂欢”的神圣职责。
一、个体主义的出场与欲望叙事的合法化
反思个体主义以及表达个体欲望，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商界小说的现代性表征。
个体主义是一种从个体自身出发，肯定个体的存在、尊重个体的地位、实现个体的需求、维护个体的利益的价值理念，其内核是本体的个人主义，它是现代价值论的核心，甚至是现代性的核心。个体主义坚持认为，“每个个体的存在都和他人的存在有同等意义，每个个体的欲望、要求都和他人的欲望、要求有同等的价值。所以，在不对他人造成损害的前提下，每个人的欲望、要求都应得到尊重，每个个体(个人)的权利都应得到认真看待。”①个体主义的根基是市场经济，这源于市场经济体制对市场主体的独立、自由与平等性的要求与规范，源于市场化能充分激发个体的潜能，发挥个人的才干，让人最大限度地实现投入和产出的平衡。
个体主义在中国的前市场经济社会是极度缺乏话语权力的。在几千年封建统治的作用下，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精神是“整体主义”的，这是一种不具有自我相关性的权力话语，即在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伦理文化中，只能一方拥有绝对话语权力而另一方没有。而没有的一方，“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②这种整体主义的社会观形成了个体必须服从整体利益的国家伦理，进而泛化为任何整体性的群体皆适用的集体主义伦理，并成为集封闭性、单一性和自足性于一体的中国传统小农社会的价值基础。由此一来，在个体欲望缺乏合法性基础的社会语境中，尽管作家们一直以或直露或隐晦的方式顽强地表达人类的本能欲望和个体超越的欲求，但欲望叙事从不能以合法身份进入文学的主流话语系统，它只能在逼仄的叙事空间里寻找容身之所。当中国社会告别古老的小农经济进入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轨道时，它依然过多地强调集体利益，忽视个体利益，轻视个人权利，使得集体至上的道德观、价值观不仅继续统摄社会的文化心理，同时进一步制约了个体欲望的表征空间。当其时，人作为生命个体的价值被消解，人的日常生活被高度政治化，个体欲望话语被完全搁置，欲望叙事则基本丧失了它在文学场域里的合法存在性。
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社会兴盛的市场经济，是悄然改变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股神奇力量。“市场化就是个体主义战胜整体主义的过程”③。在这一过程中，整体主义统摄下的政治本体化和伦理本体化意识逐渐动摇，个体主义以个人奋斗和个人疏离的方式开始顽强地表现自己，人的欲望被充分地调动起来，人们努力以个体的形式去争取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使用价值，又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交换价值。这样一来，个体的有效身份在商业社会得以奠基，个体欲望及其自由追逐日益成为人们精神图谱的中心景象，成为日常生活的关键词。简言之，当伴随市场经济呼啸而至的商业社会将个体的自主与自由奉为圭臬、作为常态，以自我相关为表征的个体主义便隆重登场，堂而皇之地与整体主义分庭抗礼了。与此同时，作为一种心理现实，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欲望导致了多样的社会联结，它以流浪者的方式打乱了所有的规则，破坏了规则所造成的僵化和强制，让实在重新流动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欲望生产就是社会生产。”④正是作为一种“社会生产”，欲望开始“涌入”文学场域，欲望叙事获得越来越多的表征空间，文坛日益充斥欲望的“身影”。故此，考察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作品不难发现，其叙事多与欲望相关，即使不是对个体欲望景观的直接呈现，也不外乎以欲望为动机阐释人的行为和社会现实。在一个欲望高度膨胀、甚至被视为社会发展推动力的时代，欲望叙事已日益合法化，而个体主义的张扬显然是其合法出场的重要前提。
表现欲望对文学创作来说是一个契机。评论家李洁非曾指出：“作为90年代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废都》不应该被人忘却，并且，不论我们对他的艺术缺陷有怎样尖锐的批评，至少在以下一点上它如实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一个主题，那就是‘人欲横流’”。⑤的确，个体人的欲望和价值追求，打破了社会整体主义的文化体系，而市场化肯定人性对欲望的追逐，无疑张扬了对传统的反思与反叛。立足这样的时代背景，解析“人欲”所构成的光怪陆离的诱惑，勾勒现代人在物欲世界和精神空间里的逡巡与逃避、失落和抗争，在复杂的转型时代有效发声，理所当然应成为文学的自觉追求。当然，此时期作家们抒写欲望的动机往往是复杂的：有的出于对以往文学严酷禁锢的反拨，有的则是为了张扬一种生命意识，还有一些作家出于对读者低级趣味的迎合、对金钱的追求，其写作支点会转向商业的功利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150年前对现代性的社会状态就有这样一番描述：在持续不断的生产革命、社会环境的变动中，一切牢固的传统关系都被瓦解了，所有新的形式还没有固定下来就过时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溶化在空气中，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这是很有预见性的描述。随着社会的逐步开放与现代性思潮的日渐兴盛，文学的欲望叙事得以更充分张扬并呈现“狂欢化”景象。“狂欢化”是巴赫金提出的术语，用来说明狂欢节对文学类型造成的影响。狂欢节的庆典活动是集体的，也是世俗的；等级制度被颠倒了过来，相反的对立的东西混淆在一起，一切权威的、不可改变的、严肃的东西都被颠覆了、打散了、嘲笑了。按照巴赫金的观点，这一具有解放力量的社会现象对于文学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由此推论，伴随市场经济如期而至的商业主义、消费文化，显然也能以其“狂欢节”式的行进节奏对当代文坛的欲望叙事产生“狂欢化”影响。“狂欢节语言的一切形式和象征都充溢着更替和更新的激情，充溢着对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权力的可笑相对性的一视。”⑥“狂欢化”的欲望叙事，其典型特征是作家笔下的人物洋溢着对整体主义文化的“更替”激情，弥漫着个体主义的“解放”欲求，充满了对物质欲望的无限崇拜和迷恋；对这些人物来说，生活是需要“享受物质和钱财，享受身体和性”的，在他们中间，消费主义成为流行的价值观念，审美则被日常化、庸俗化。这些人当然不只是生活在文学作品里，他们实际上早已在现实的商业社会里集体亮相。总而言之，个体主义文化以空前强势的力量瓦解着整体主义的层层壁垒，市场化、商业化的渗透与冲击使欲望表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地位和表征空间，“狂欢化”则使各色各样的欲望借助商业时代这一时空背景冲破旧的意识形态的关押，呼啸而出。
值得注意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文学“众声喧哗”的欲望叙事中，欲望本身拥有的社会、自然、精神等方面的多层构架性，使得欲望叙事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题材性特征，商界小说欲望书写的“浮出地表”则成为它的一个亮点。仔细考察不难发现，此时期的商界小说反思个体主义文化演进所蕴含的“解放”的意义，以商人这一在市场舞台上领先展示个体主义禀赋的群体为主要描写对象，以袒露直白的欲望书写热情勾勒商人群体参与社会的整体主义变革、重塑个体主义文化逻辑、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使用价值和实现交换价值的人生履历，讲述他们在市场经济“境遇”中释放个体欲望的生命感觉，展示了一种迥异于同时期欲望书写的叙事风格。与此同时，作者们以商人的商业出击和欲望追逐为写作基调，通过剖析商业经济活动中的种种欲求去触及商人的人性与人生，演绎人性欲望与商业伦理、经济理性、价值取向、文化传统等之间的重重纠葛，揭示商业社会里的商人们的生存困境与心灵裂变，不论在写作姿态、价值取向还是在作品的美学形态上，都表现出与整体主义文化传统“断裂”的痕迹，在成为商业时代文学欲望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有效参与了这个时代个体主义权力话语结构的构成。这其中，以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为时代背景而书写的商界欲望故事，较为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二、“城市新民”的商业出击
当年，商品经济大潮初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豪迈口号动员起成千上万的人们迅速投身到这场前所未有的变革中。当其时，一群敢于铤而走险的人们，一群无法争得国有经济“铁饭碗”或不满足于这“铁饭碗”的人们，下海经商，倒买倒卖，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这是一群冲破了计划经济的体制化心理束缚、走出了“单位人”圈子的“城市新民”，他们往往被冠以“个体户”的头衔，官方称呼为“城镇个体工商业者”。他们的出现，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因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曾把个体经济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看待，一再排挤、打击……从1949年到1956年，中国几乎彻底消灭了私有企业，只在穷乡僻壤还存在9万多个个体户。而1956年至1978年间，中国的个体经济几乎完全空白。”⑦这是计划经济的“杰作”，当然也是整体主义权力话语的“意愿”。消灭个体经济就遏制了自由市场，同时也遏制了市场化最大限度激发个体人潜能、发挥个人才干的功能，个体主义相应也失去了生长的根基；而公有商业一统天下，商人都变成了“单位人”，这个群体便只能消融在“两个阶级一个阶层”⑧的行列里，社会的商品经济自然缺乏了运行基础。改革开放就是要改变这一切，“城市新民”的勇敢先行也因此具有了导夫先路的意义。在一次又一次的商业出击中，这个群体不仅以自己的商业实践佐证了“先富起来”即物质欲望满足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同时也高擎起个体主义的旗帜，迈上了解构整体主义樊篱的艰难征程。
1990年代初中期的商界小说是认真地将这一现象植入了自己的话语场域的。这样的“城市新民”，出现在周励的笔下，比如《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中的主人公，靠自己打拼成为了商界新星；活跃在赵扬的作品里，像《金钱世界》中的丹阳——他身上显然折射了从“个体户”到第一代新生富豪的奋斗历程和特征；成为了陆棣的宠儿，如《与百万富翁同行》里的袁洪，在波诡云谲的商战中，居然从一个一文不名的小工打拼成踌躇满志的百万富翁；当然它也名列于俞天白的商战“画卷”中，如《大上海沉没》里的陆阿祥——这个经营规模日渐扩展的城镇个体老板，在商品经济大潮日益汹涌之时，逐渐生发并迅速膨胀了潜藏在灵魂深处的私有观念和占有欲望，他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去倾听“智囊团”的谈天说地，以获取生财诀窍；他积极而有选择地结交有用之人、灵敏快捷地适应消费行情的变化，以保持竞争优势；他大胆而心怀叵测地谋求并施行兼并国营厂家、国营商店的计划，梦想有朝一日成为中国服装行业的托拉斯老板。很显然，作者们是以反思个体主义为基调来热情勾勒这些“城市新民”的，它昭示，市场经济对于个体主义的张扬、它为社会带来物质财富时所引领的观念变革，不仅改变了人们在整体主义樊篱中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及其人生准则，同时更解放了人们在集权状态下抑制已久的人生欲望。正因为如此，工人陆武桥(《你以为你是谁》)为了挣脱生活的困境，停薪留职承包了居委会的餐馆；孤儿小丁(《化蛹为蝶》)抓住一个偶然的机遇，跻身商海；康伟业(《来来往往》)、王建国(《午夜起舞》)都是机关干部，为了改变自己的人生，也毅然决然下海经商——池莉笔下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就这样突破轻商贱商的传统文化观念的制约，大胆释放自身的欲望，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个体经商这一行当，当然也不约而同地在努力以个体的形式去争取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使用价值。对于个体工商业者，社会学学者孙立平曾经指出：“在80年代的时候……中国社会中最早的‘先富者’或当时的‘万元户’，往往是从这些群体中产生。但在那个时候，这些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却往往不能与他们拥有的财富成正比。社会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一方面嫉妒他们的收入，另一方面又用歧视的眼光看待他们。”⑨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商界小说将这群率先搅动市场经济春潮的人们纳入自己的话语场域，用坚定而执著的笔触勾勒这个群体的精神风貌，描绘其欲望景观，热情肯定“新民”们坚持张扬个体价值和物质欲求、坚持追求致富理想的信念与作为，既成功彰显了个体主义的文化色彩与价值追求，也起到了重塑社会商业价值观的作用。
就创作成效而言，“城市新民”的商业出击与物欲竞逐是多方位、多色彩的，张欣就书写了其中亮丽的一页。张欣生活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之地——广州，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凭借创作上的地域优势和敏锐的性别目光，她以“商业出击”与“爱情奔袭”为小说创作主调，形象生动地讲述人们在市场经济“境遇”中释放个体欲望的生命感觉，精心塑造了一批敢于搏击商海、敢于张扬个体意志与欲望、敢于追求自身价值有效实现的女性“城市新民”形象，在反思与反叛整体主义文化观的同时，热情肯定了“新民”们的个体主义禀赋及其价值追求。譬如，在《掘金时代》、《爱又如何》、《一意孤行》、《伴你到黎明》、《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你没有理由不疯》等作品里，她既用自己特有的细腻笔墨描绘沉浮于商海的女性们“先富起来”的物质欲求，也以文学创作者共有的悲悯情怀张扬了主人公对精神家园的不忍舍弃：《掘金时代》里的穗珠本在制药厂数药片，在商业大潮的推动下，她不甘平庸，承包了单位的销售科，干起了药品销售生意，她终于以自己的精明和才干取得了成功，成为人们敬佩的能为家庭撑起丰衣足食红伞的能人。然而，成功后的她时感失落，她想借助成功实现自己多年的文学梦，虽然这梦终因编辑的勒索而告失败，但穗珠是真的想在精神家园里找寻一份清纯和真实以证明自己的价值。莫爱宛(《爱又如何》)是一个精明、智慧而又强悍的女性，读书不多却敢于单枪匹马搏杀于商海，她从租赁一个商场的小柜台做起，直至成为商界女新星。但正是这个把一切都看得很现实的女强人，偏偏在内心深处给爱情留了块最柔软、最浪漫的空间，她因而毫不理智地将一个物质与品格都极度“贫穷”的“诗人”揽进自己编织的梦境，不顾一切地追逐那爱的欲望的满足，哪怕是以被骗的方式。《一意孤行》中的于冰家境不错，丈夫杨志西开着一个终日顾客盈门、财源滚滚的小饭馆，但夫妇之间缺乏爱情。为了追求自身价值的真正实现，于冰闯进商海，凭才干屡创佳绩，终于跻身白领阶层。但坎坷商路上，她依然充满情感的困惑与挣扎。再如，安妮要辞去发展银行的职务，受到家人极力反对，她宣称：“人有起码的自尊，如果感到屈辱，在白宫或在唐宁街十号办公又怎样?”尽管找工作事事艰难，最后做了一名索债人且自我感觉像“落草为寇”，但自尊自强的安妮没有回头(《伴你到黎明》)。商业出击中的女性虽然面临了种种孤独、困窘与失落，但她们个体的自我意识开始深刻苏醒，自主独立的人格也在残酷的现实煎熬中营建起来。这些女性几乎都在“离开”，或离开旱涝保守的“单位”，或离开温馨如梦的小家庭，甚或两者都失去了，但她们没有一个再回去。时代给予了她们新的机遇，她们要凭自己的智慧、能力和勇气去开创自己的事业!这样一来，张欣笔下的女主人公常常在两种不同的欲望诉求中徘徊，一种是物欲需求的满足，另一种则是精神纯净的执守。徘徊中，主人公们都期盼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进而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然而，时代不同了，人们心中的精神绿洲已不再神圣。正如《如戏》里蔡丰收对佳希所说：
你不能接受的是这种下海的方式和代价，而不是下海本身，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都有发财梦，你也不例外……如果我发了，你会很潇洒地享受金钱带来的美好，反之你就会慷慨陈词，金钱诚可贵，艺术价更高。
——张欣《如戏》
这里表露的完全是追逐物欲的“城市新民”的共同心理，金钱在一个充分世俗化的时代俨然已成为无处不在、无往不胜的尺度。张欣以自己贴近生命真实的情绪体验和心灵感知去审视个体主义在时代变革中的崭露头角，关注商海沉浮中人们的欲望诉求，借助人物在情爱物欲面前的取舍和表现，寻求个体生命与市场经济大潮相适应的方式。“在她几乎所有作品里都在重复一个信念：可以理直气壮地辞职，下海，赚钱!她鄙视那些在旧体制中苦苦守候的懦夫，而将赞美奉献给那些在商海中勇于闯荡的人”，⑩藉以表达她对商界和都市的生存法则、对个体主义的欲望与自由的认同。当然，商业化的进程牺牲了人类最美好的心灵净地，在城市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处处躲不开的是金钱和物欲的陷阱，处处弥漫的是使人性畸变的不健康气息。张欣对此并未视而不见，从穗珠的文学梦到爱宛潜意识里的诗情渴求，再到于冰的敢折腾和安妮的不妥协，她执著地写出了欲望的多重性以及“新民”们“求全”的尴尬，让人真实体验到个体人的价值追求与商业社会的时代境遇的一致性与对抗性，体验到商海中的人们人格被撕裂的惊悸。她在伤感而温情地呼唤着一种叫做“灵魂”的东西。但张欣的睿智不仅止于此。面对时代的重大变革，面对市场化所导引的个体主义的蹒跚起步，如果与此时期新闻传媒介绍颇多的商人故事作一番互为话语资源的互文性考察，人们从张欣的作品中也许还能体悟到：不能简单化地拒绝物质、情绪性地否定时代，在个体主义挣脱罗网与市场化同步并进的过程中，人们尤须思考，怎样才能破除与市场化相悖的整体主义观的束缚、化解滚滚商潮对自我的可能吞噬，怎样才能在物欲横流的商业世界里始终如一地追寻那一片纯净的精神绿洲!
改革开放之初，位于珠江口的深圳、珠海成为经济特区，成为开放的窗口；短短的十多年时间，深圳和珠海都由原来的小渔村、小县城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大都市。特区的建设速度和“闯特区”的人们由此成为了商界小说着力关注的对象，王海玲正是以其敏锐的艺术目光捕捉到这一鲜活的题材。她以1990年代初中期的特区建设为背景，把创作的触角伸向闯特区的女性——这是一个拥有“城市新民”的身份特征、但其“商业出击”颇具特区风采的群体。作者通过特区平凡而有特色的生活场景，勾勒了她们的生活经历、情感纠葛和文化心态。与张欣一样，王海玲笔下的人物也主要活动在商场和情场，且几乎无一例外地涉及爱欲、权欲、金钱欲的追逐，以及这种追逐的失落与困惑。中篇小说《在特区掘第一桶金》写的是白领丽人蓝黛在失恋的苦痛中，“拂袖将研究生毕业后分配给她的那只铁饭碗扔掉了，怀揣着五千元”闯特区的故事。蓝黛美丽、聪敏、肯干，但在特区，仅仅拥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金钱才是唯一的终极目标。为了“让一面面大镜子永远映出我的自信，我的光彩和我的优雅”，为了内心那一定要成功的焦渴欲望，蓝黛开始“商业出击”。她先是应聘到某贸易公司当总经理助理，并以自己的“初夜权”换取了公司老板给她的净水器代理销售权，以及价值六万元的一百套产品。凭借这掘到的“第一桶金”，凭借能力和才华，蓝黛一步步接近了自己追求的目标，成为特区商界的女强人、女老板。为了内心那成功的欲望，为了物质与金钱的满足，蓝黛可以不惜一切。当然，类似的人物形象、人物关系乃至相近的故事情节也出现在王海玲的其他作品中：在《伤心美容院之歌》里，因乐会朋愿意出50万元给思瑜开美容院，他们很快完成了金钱与肉体的交换；《热屋顶上的猫》的主人公丽莎心里本存在纯净的感情包括爱情的，当她带着爱情的创伤闯特区后，物欲的挤压让她失去定力，像蓝黛一样，她也不动声色地拿自己的“初夜”与大款潘起明作了交易，在特区滚烫的“热屋顶”上，她的爱情已被蒸发成水汽随风飘散。除此之外，《东扑西扑》、《亦真亦幻》等故事也通过各色各样人在“商场”与“情场”扑腾的故事告诉人们，“东扑西扑，扑再多钱”也没有用。小说读起来颇为热闹，仔细琢磨，那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的生活背后，的确隐藏着不容忽视的人生哲理。作为一位女作家，王海玲真诚地描述了特区女性对于生存方式与生存状态的焦虑，但这种焦虑不是来自传统的政治或男权社会的压迫，而是来自女性自身对金钱和财富的欲望；相应地，她们在考验面前所要做出的反应并不是如何反抗，而是如何自处。在汹涌商潮的裹挟下，女性的“商业出击”往往以自身作筹码去换取物化的成功，她们即将走向“堕落”的时候，虽然也都有过内心的挣扎与精神的失落，但强烈的物质占有欲毫不客气地挤走了她们的羞耻心——在一个实利主义的时代，金钱远比男人牢实、可靠，这就是她们共同的心声!应该说，这些“新民”们强烈地占有财富的背后隐含的是女性走向独立自强的自觉意志，是个体人努力实现自己最大使用价值的个性追求。但这种追求以牺牲个体的尊严和地位为代价，背离了“人是人”和“人是自己”的主体性原则，导致女性性别价值的消解、精神维度的淡化和人格尊严的丧失，她们在发现自己女性价值的同时，也撕破了这种价值，从而迷失在了物质主义的终极理想里。王海玲就这样在一个特殊而又具有时代特征的叙述背景上，借助富有艺术说服力的人物命运，触及到了时下社会的普遍心理和精神症结：欲望失控带来个体人精神的迷失与沉沦。当然，她从女性命运的视角，也揭示了一个严峻而紧迫的社会问题：个体的欲望一旦偏离理性，且始终不能从生理的、本能的层面提升到人性健全发展的高度，它带来的将不止是个人的精神迷失，而是社会道德的整体沉沦。为此，人，“还必须在他的生存愿望中，有些超越普通动物的打算，比饱食暖衣保全首领以终老更多一点的贪心或幻想，方能把生命引向一个崇高理想上去。”(11)
与西方传统思想将欲望定义为匮乏或缺失的观念相左，后现代唯物主义欲望观肯定欲望积极的、建设性的力量，肯定“欲望生产就是社会生产”，这是一个十分有益的启示。考察上述作品表象背后话语权力的意蕴，人们不难了解到，在市场经济大潮初涌之时，张欣、王海玲们把握时代的脉搏，自觉地反思个体人的权力与自由问题，将经由意识形态、市场和媒介等多种话语权力共同赋予而获得的个体主义权力话语渗入作品，把人的主体性装进了笔下那些“城市新民”的行为准则中，使其物欲的张扬既体现人的“神性本质”(12)，即在市场的砥砺中运用理性的思考，明白自己的力量和自己选择的重要性，从而让自身那种向上向前的力量躁动和复活；同时也显现“罪性本质”，即人为了物欲而背离人自身的主体性，追逐物化的外在的满足，把根本不是个体生命内在感觉的东西当作无可置疑的财富，使之停留在了生物的、本能的状态。作者试图告诉人们，正是物欲的张扬构成了变革现实的动力，换言之，当年，正是这些“城市新民”以世俗物质的现代性需求为动力，以个体发展为目标，挣脱“单位人”情结投身商海，搅动市场经济的春潮，从而使欲望成为了一种生产性力量。这正如法国女批评家露丝·依利格瑞在《性别差异》一文中所谈到的：“我们这个时代，常常被认为是敢于公开谈论欲望的时代；然而，欲望应当被看成一种能动的力量，其变迁只能在历史中以及偶尔在现实中才能寻到踪迹。但却决不可能预料。我们的时代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把欲望中潜在的动力变为现实。”(13)但是，人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倘若没有追问终极价值的期盼，没有精神家园的诉求，而只有彻底贯彻的利益原则和生物性的物欲满足，世俗性的物质需求就会被抽空一切内在意义，它让人付出的终归会是精神异化的沉重代价。应该说，在对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文化的质疑与反思中，上述这类关于“城市新民”的欲望书写，冲破以往商界小说用传统道德理性压抑欲望的话语模式，修正并改写自身与现代性的文化想象关系，彰显了一种绝不同于以往的重塑个体主义价值观的创作品格。
注释：
①强昌文：《个体主义伦理观与权利》，《安徽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8页。
③季国清：《文化嬗变的时代色彩》，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4页。
④崔增宝：《从欲望的压抑到欲望的表达》，《求是学刊》2009年第4期。
⑤李洁非：《躯体的欲望》，《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5期。
⑥[俄]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民间文化》，佟景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6页。
⑦李晓西：《中国经济改革·30年市场化进程卷》，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6页。
⑧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
⑨孙立平：《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的新特点》，见孙立平的社会学博客，2005年2月24日。
⑩张卫中：《90年代中国城市小说的现代性》，《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11)沈从文：《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115页。
(12)参见季国清：《文化嬗变的时代色彩》，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2页。
(13)转引自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