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浪潮论文,理论论文,亨廷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1年，一向站在政治发展理论前沿的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发表了《第三次浪潮：20世纪晚期的民主化》一书，对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提出了新颖独到的描述和分析框架。他的理论在西方产生了广泛影响，对于我们认识民主化问题也有一定的启发性。
亨廷顿在该书中关心的是20世纪晚期（1974—1990）全球政治重要的，或许是最重要的发展，即大约30个国家由非民主制度向民主制度的转变，另外至少有20个国家实行“减压”、“开放”和“公开化”政策，松动了权威主义的统治，启动了民主化的改革。由此形成了一次“民主化浪潮”。他认为，这次民主化浪潮出人意料地开始于1974年，葡萄牙、西班牙、希腊这三个南欧国家相继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揭开了此次民主化浪潮的序幕。在此后的15年中，民主化浪潮波及全球。（注：Samule P.Huntington,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Universitry of Oklahoma Press,Norman and London,1991.P.3—5.）
“三次浪潮”模式
对于“民主化浪潮”概念，亨廷顿解释说：“一次民主化浪潮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发生的由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的成批的转变。”除了完成这种转变的国家外，“它还包括政治体系的自由化或部分民主化，尽管这个进程没有实现充分的民主。”（注：Samule P.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Universitry of Oklahoma Press,Norman and London,1991.P.3—5.）按他的说法，现代世界经过了三次民主化浪潮。每一次浪潮都有一些国家实现了民主化，而在民主化浪潮临近终点时，就出现反民主的回潮，一些实行了民主制度的国家又回到非民主的道路上。继之又是新一波的民主化浪潮。
亨廷顿总结的三次民主化浪潮模式是：
第一次长期的民主化浪潮，1828—1926年，约33个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
第一回潮，1922—1942年，约22个国家的民主制度被颠覆。
第二次短促的民主化浪潮，1943—1962年，约40个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
第二次回潮，1958—1975年，约22个国家的民主制度被颠覆。
第三次民主化浪潮，1974—？，这次浪潮发展到1990年，有33个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其中有3个已经恢复了过去的制度。（注：SamuleP.Huntington,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Twentieth Century,Universitry of Oklahoma Press,Norman andLondon,1991.P.3—5.）
三次浪潮仿佛是进一步退两步的模式。从亨廷顿的著作发表后这几年的发展情况看，第三次浪潮仍在持续扩张，又有数以十计的国家由权威主义政体过渡到民主政体，或开始了民主化的改革，也有个别国家的民主政体被颠覆，但从总体上看，还没有第三次回潮到来的迹象。
第三次民主化浪潮
如前所述，这次浪潮发源于南欧。到70年代末，民主之潮涌入拉丁美洲。1977年，厄瓜多尔军事领导人宣布撤出政治的意愿，新宪法于次年草拟，1979年的选举产生了一个文官政府。军队退出政治的过程同样发生在秘鲁，导致1978年立宪会议的选举，1979年制定了新宪法，1980年选举了文职总统。在玻利维亚，军队的退出带来从1978年起4 年的政变与流产选举交错的混乱时期，但在1982年毕竟选举产生了一位文职总统。同年与英国战争的失败使阿根廷军政府垮台，1983年选举产生了文职总统和政府。在乌拉圭，军队和政界领袖间的谈判导致1984年11月文职总统的选举。两个月后，巴西长期的“公开化”过程（1974年起）达到决定性的关头，选举产生了该国1964年来第一位文职总统。同时，在中美洲，军人也开始从政界退出。洪都拉斯在1982年初出现文职总统。1984年5月，萨尔瓦多在激烈的竞选中产生总统。危地马拉在1984 年选举了制宪会议，1985年选举了文职总统。
民主潮流也在亚洲激荡奔涌。1977年初，“第三世界民主的先行者”印度在一年半紧急状态后回到民主的轨道。1980年，作为对暴力和恐怖主义的反应，土耳其军队第三次接管政权。可在1983年，他们交出政权，选举产生了文职政府。同年，在菲律宾，对B ·阿基诺的谋杀带来一系列的骚动事件，导致1986年2 月马克斯专制统治的垮台和菲律宾民主的恢复。1987年，韩国执政党发表“6.29”宣言，接受了反对党的所有要求，继而实行了自由公平的总统竞选。次年，反对党在议会中获得多数。1988年，巴基斯坦军人统治结束，由一位妇女领导的反对派赢得了选举，控制了政府。
回到西半球，与此同时，墨西哥执政党1988年第一次仅以微弱多数赢得了总统选举。次年，第一次失去了一个省长职位。1988年，智利通过全民投票结束了权威主义政治，次年选举产生了文职总统。1983年，美国的军事干预结束了格林纳达专制政体和巴拿马的诺列加军人独裁。1990年2月，尼加拉瓜的专制政权由于选举失败而垮台。1990年12 月，海地选举了民主政府。至此，这片大陆已基本实现了民主化。
70年代和80年代初，是欧洲非殖民化最后阶段。葡萄牙帝国的灭亡产生5个非民主政府。1975年，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 建立了民主政治制度。大英帝国的残余多为岛屿，它们产生了12个新国家，几乎都建立了民主政体。尽管在格林纳达，这种政体是由外来军事干预恢复的。1990年，纳米比亚独立，由国际监督的选举中建立了政府。
在非洲和中东，80年代的民主运动是有限的。1979年，尼日利亚从军人统治回到民选政府，但在1984年又被军事政变所推翻。1990年，某种自由化发生在塞内加尔、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埃及和约旦。1987年，南非政府开始了消除种族隔离的缓慢过程，扩大非白人种族的少数民族的政治参与，但仍把占这个国家绝大多数的黑人排除在外。从1990 年F.W.德克勒克当选为总统起，民主化进程重又启动。
总之，民主运动成为全球性的。通过这次民主化浪潮的扫荡，世界政治版图已大大改观。
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特点
亨廷顿虽然描述了三次民主化浪潮，但三次浪潮并不是简单的重复。他指出，他的“一个主要观点是第三次浪潮的民主化与前两次不同。”（注：Samule P.Huntington,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Universitry of Oklahoma Press,Norman and London,1991.P.3—5.）其主要特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从民主化开始的政治背景来说， 第一次浪潮民主化所取代的政体一般是绝对君主制、残存的贵族政体和大陆帝国的后继国；第二次浪潮民主化发生在法西斯国家、殖民地、个人军事专制的国家，其中某些国家有过民主经历；第三次浪潮中转向民主的权威政体分三类：一党制、军人政体和个人专制。其中许多国家有过民主的经历。
（2）从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关系上看， 第二次浪潮民主化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外部压力和非殖民化实现的，而第三次浪潮除格林纳达、巴拿马和在加勒比海的几个英国小殖民地外，民主化的主要原因来自其内部。
（3）从实现过渡的方式上看，前两次浪潮都以暴力为杠杆。 第三次民主浪潮是在和平的条件下发生的，以“妥协、选举和非暴力”为特征。（注： Samule P.Huntington,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Universitry of Oklahoma Press,Norman and London,1991.P.3—5.）为了印证这一点，亨廷顿收集了大量的材料证实，“在绝大多数第三次浪潮国家，暴力的总体水平是相当的低。”（注：Samule
P. Huntington,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Universitry ofOklahoma Press,Norman and London,1991.P.3—5.）第三次浪潮有明显的暴力发生，但总的说非常有限。“从1974年到1990年30多个实行民主化的国家中，除尼加拉瓜外，政治死亡的总数可能约20,000人，特别集中于南美和亚洲大陆。”亨廷顿认为，“第三次浪潮付出的生命代价是相当低的。”“第三次浪潮完全是一次和平的浪潮。”（注：SamuleP.Huntington,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Twentieth Century,Universitry of Oklahoma Press, Norman andLondon,1991.P.3—5.）
（4）第三次浪潮另一个突出特点是， 一旦这些国家走上民主化道路，就很少出现强劲的反民主抵抗运动，民意表现出对民主政体一边倒的支持。亨廷顿说：“第三次浪潮前15年的突出特征是，在新生的民主国家，很少出现像样的反民主运动。”“在第三次浪潮的前15年，没有一个国家出现过大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向新生的民主政体的合法性提出挑战，要求以公开的权威政体取代它。”（注： Samule P.Huntington,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in the LateTwentieth Century,Universitry of Oklahoma Press,Norman
andLondon,1991.P.3—5.）在西班牙，1977年至1983年的5次民意测验中，绝大多数同意民主政体是最好政体。在秘鲁，1982—1988年的4 次民意测验表明，利马公民对民主的支持率在66—88%。1988年的全国抽样调查结果证实，75%的人选择民主政体为他们国家最好的政治制度。（注： Samule P.Huntington,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Universitry of Oklahoma Press,Norman and London,1991.P.3—5.）第三次浪潮国家在向民主转变之初就赢得如此广泛的支持，与日本和德国战后对民主和民主价值的支持态度的缓慢发展形成鲜明对比。（注：Samule P.Huntington,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Universitry of Oklahoma Press,Norman and London,1991.P.3—5.）
总的说，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起点更高，民主化的条件更成熟。政体过渡较顺利，较少暴力，较少反复。如此众多的非西方国家能够和平顺利地实现向民主的过渡，说明民主价值的普遍适用性，说明民主在当代确实形成了历史潮流。一个民主的世纪正在到来。
民主化的前提
亨廷顿总结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经验，对发展中国家非民主化的前提作出了一些新的解释。
亨廷顿力图确定经济变量在民主化进程中的关键作用。他认为，经济因素虽不是绝对的，但却能够解释多数国家的情况。他引用数据证明，向民主的转变应主要发生在中等或中上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在穷国，民主化不可能，而在富国，民主化已经完成。两者间有一个政治“转变带”，在这个特殊发展水平上的国家最容易转向民主。多数转向民主的国家都应在这个经济水平上。根据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经验，人们可以大体上确定“转变带”的GNP水平， 从而在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之间建立起定量的联系。根据亨廷顿的说法，在70年代，转变带的GNP 阀值是500—1000美元。进入80年代又有所提高。
对于政治文化因素，亨廷顿指出，第三次民主浪潮在各种文化区域都有表现，它表明，没有一种文化是建立民主的绝对障碍。但是，不同文化与民主的关系又有差别。亨廷顿根据与民主的积极关系，给各种文化排出一个序列。它们依次是：新教、天主教、东正教、孔教、伊斯兰教和黑非洲文化。
关于民主化的外部因素，亨廷顿强调世界上有几个主要的权力中心对第三次民主浪潮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即梵蒂冈、欧共体、美国和苏联。它们的影响都是世界性的，但又各有侧重。天主教会的影响主要是实行权威政体的天主教国家；欧共体的影响集中在南欧和东欧；美国的影响面要大些，但其影响较大的是拉美和部分亚洲国家；前苏联的变革清除了东欧民主化的主要障碍。这几个权力中心都有过政策上的转变，如美国70年代中期开始的人权外交，天主教60年代的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改革等，若没有这些变化，第三次浪潮的情形会大不相同。
发展中国家自身也相互影响。在世界日益一体化，各国联系日益紧密的条件下，率先民主化的国家会起到一种示范作用，引起其他国家，尤其是地理上相近和文化上相似的国家的效仿，从而产生一种“滚雪球”的效应。这会使后民主化的国家减少阻力，加速其民主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