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创新体系支撑延伸体系建设谈体育创新体系的研究和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系论文,体系建设论文,国家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04)02-0012-05
1 创新与国家创新体系
1.1 创新概念的提出和发展
“创新”(innovation)一词，首先是由经济学家熊彼特(J.A.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理论》(1912)中提出的，他认为：“一个经济，若没有创新，是一个静态的没有发展、增长的经济；经济之所以不断发展，是因为在经济体系中不断地引入创新[1]。”从20世纪六十年代起，管理学家开始将创新引入管理领域。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是较早进行创新研究的人员，他发展了创新理论，将创新定义为：“赋予资源以新的创造财富能力的行为；创新分为技术创新和社会创新。”此后，经济学家诺思提出了制度创新的概念，他认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不断相互促进的过程[2]。”由于社会各方面都面临着用新方法来提高效率的任务，因而，不同的研究者常从自己所强调的侧重点对创新赋予不同的涵义，则有了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市场创新、知识创新等不同的提法，但研究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人员普遍把创新界定在技术创新范围内，而将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看作是实现技术创新的重要保障。
1.2 国家创新体系概念的提出和发展
“国家创新体系”研究是对创新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研究的奠基人是德国学者李斯特，他率先提出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系统概念，分析了国家专有因素，如历史、文化及国家制度，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选择的巨大影响。在李斯特研究的启发下，英国著名学者C·Freeman（弗里曼）在1987年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的概念，他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技术领先从英国到德国、美国，再到日本，这种追赶、跨越，是一种国家创新体系演变的结果”，“调节国家创新体系的杠杆有：政策法律、资金、市场和社会杠杆[3]。”
九十年代以来，美国进入知识经济社会[4]，相对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成为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国家创新体系成为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研究的课题和制定政策的基础，OECD等国际组织用国家创新体系来分析一个国家知识经济的运转效率。1997年7月，欧盟委员会提出将“知识化放在优先地位”的《2000年议程》，同年底发表了《走向知识化欧洲》的报告，制定了欧盟迈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基本构想。而以技术立国的日本则因创新能力相对不足而付出代价，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日本政府1996年被迫调整国策，提出了“科技创新立国”的战略设想，以重新构建国家创新体系。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也都关注提升本国的创新能力。由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差异性形成了几种典型的国家创新体制，概括讲即美英非集中化、多样性的创新体制，以R&D为核心的瑞典、芬兰等小国开发性创新体制，注重模仿、适应和创造过程的日本式创新体制，以政府创新为龙头、将私营资本和企业有效结合的法国式创新体制[3]。
随着世界各国国家创新体系功能的发挥，世界的经济增长呈不断加速的态势。18世纪，全球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5%，19世纪为1.0%，20世纪前半叶为2.0%，1974～1985为3.0%，其中重要原因是知识与科技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据统计，本世界初，科技贡献率为5%～20%，七十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科技贡献率为50%，而今增加到70%～80%[5]。世界经济的发展充分表明，国家创新体系能使一国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获得较快的经济发展。《商业周刊》提出，这样一种由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模式（被称之为“21世纪新经济”），保证了美国在未来的岁月里GDP年均3%的持续增长。
研究国家创新体系的西方代表作有：由纳尔逊主编的比较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家创新系统》（1993年），由伦德瓦尔主编的《国家创新系统》（1992年），由Edquist主编的《创新系统》（1996年）。OECD（经合组织）也于1995年组织不同国家对创新系统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目前国际上比较通用的定义：“是指由一个国家的公共和私有部门组成的组织和制度网络，其活动是为了创造、扩散和使用新的知识和技术。”其中政府机构、企业、科研机构和大学是这一系统中最重要的要素（创新体系主体结构）。Henry Etzkowitz［美］(1997)提出，“大学、产业界和政府的三重螺旋关系”，“这一关系在20世纪末很可能成为各国创新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三重作用模式，强调大学教学、科研功能以外的，与社会直接联系的关系”[6]。而国家创新体系的本质是“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政府等参与创新的各种组织机构形成紧密联系、互相合作和协调的网络”[7]。
但是，不同研究者由于研究国家创新系统的目的不同，因此采取的方法也不相同。弗里曼、纳尔逊等人，强调了制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制度学派），伦德瓦尔和OECD等研究则强调了国家创新体系中互动的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制度是把一个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粘合剂”，“制度在推动创新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设计不当的制度将阻碍创新，有助于创新的制度将是推动创新的重要力量”，“人类的进步是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不断互相作用的结果”[7]。OECD认为，“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重点是在整个创新体系中交互作用的联系和网络，对这些体系的了解有利于政策制定者运用新方式来提高当今知识经济的创新绩效”，“创新体系的顺利运作有赖于知识流动度，这些流动发生在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之间”[7]。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是“知识的分配能力”[3]。
1.3 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与建议
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引入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开始对我国的国家创新体系进行研究。但较早用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分析中国现状，并引起较大影响的工作是1996年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与国家科委所共同进行的对中国十年科技改革所作的评价，在《十年改革：中国科技政策》报告中，国际专家组提出，“中国确定某种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并运用这种概念作为制定政策的基础目前看来是有用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96年8月，国家科委工业司酝酿资助《市场经济下国家创新系统建设》，并于1997年正式启动课题立项。1998年3月，课题组完成《中国国家创新系统的现状、问题与发展趋势》中期报告，1999年1月，中期成果以《国家创新系统：现状与未来》为名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1997年底，中国科学院在战略研究的基础上向中央提出“面向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1998年6月，国务院批准中科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冯之浚等专家受国家科技部委托组织有关专家就《完善和发展中国国家创新系统》进行研究，1999年以《国家创新系统的理论和政策》为名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我国将国家创新体系定义为：“是由政府和社会部门组成的、以推动技术创新为目的的机构和制度网络[8]。”
十多年来，我国先后实施了重大基础性研究项目计划（“攀登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知识创新工程等30多项计划，为建设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奠定了良好基础。近一两年来，我国开始加速完善和建立国家创新体系。1999年8月，中央召开“全国技术创新大会”，部署落实《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强调“进一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高我国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综合国力”。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朱镕基在政府工作报告时又强调“要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因此，建设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可以从根本上变革建国初期学习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我国科技体制的现行模式，克服现行体制模式独立于社会经济系统以外、脱离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弊端，使科技进步真正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1999年国家经贸委等10个产业管理部门所属的242个技术开发院所转制进入操作阶段，2001年公益类科研机构改革也拉开序幕，869个政府部门所属科研院所进入企业集团或转制为企业[9]，2003年大力发展社会化科技中介机构，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企业孵化器、科技咨询和评估机构、技术贸易机构、创业投资服务机构已达6万多家[10]，在实现科技与经济的有机结合、促进技术创新、完善国家创新体系上迈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关键一步，使科技体制改革上升到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层次，以推动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并且，研究表明：全世界2/3的《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论文、3/4的诺贝尔奖是大学发表、获得的，其中前100名的大学发表的《自然》和《科学》论文占大学论文总数的3/4左右，获得的诺贝尔奖占大学获奖总数的94%，体现了一流大学是知识创新的核心力量[11]。2001年以来，我国开始了以布局调整为主要内容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并取得突破进展，并在制度层面上开始调整我国科技体制与教育体制的关系。2002年科学技术部、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科技创新作用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在推进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中，明确了高等院校的重要地位，促使高等院校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主力军，以充分发挥高等院校在知识生产、知识创新和知识传播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而，我国开始从制度上调整政治、经济、科技和教育系统的设置，以建立新型安排和相互关系实现社会结构调整和转型。目前，一些研究者将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分为知识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知识传播系统和知识应用系统，其中知识创新系统是由知识的生产、扩散和转移相关的机构和组织构成的网络系统，核心部分是国立科研机构和教学科研机构；技术创新系统的核心部分是企业；知识传播系统主要指高等教育系统和职业培训系统，主要作用是培养具有较高技能、最新知识和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源；知识应用系统的主体是社会和企业，主要功能是知识和技术的实际应用；四个系统各有重点，相互交叉，是一个开放的有机整体[12]。
而且，我国已从1998年到2000年底的三年内投资50亿元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并计划在今后5年将投资100多亿元人民币，支持中国科学院等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试点工作，到2010年，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自身发展的新体系，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创新体制和创新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国家重点科研基地建设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重点领域的原始性创新能力实现大的飞跃；到2020年，建立比较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3%，国家科技竞争力进入世界前列[13]。
2 体育创新与体育创新体系
2.1 社会结构转型要求建立以体育创新体系为基本框架的公共管理体制
我国在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实行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即纵向由不同层级的政府组成（按地域划分行政区域），横向由不同分工的部门[14]，对社会实行分层次、分部门的管理，即“条块”式管理。因而，就决定了我国社会组织结构形态呈现两极化的特征：一级是掌握国家资源的行政管理组织，另一级是“单位”组织（国家通过“单位”调控成员个人行为、分配个人生活资源，满足个人经济、福利、保障和安全等方面的需求）[15]；决定了政府主要通过行政机制直接管理控制经济、科技、教育和文化等各部门。十四大明确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2001年我国加入了WTO，又在我国渐进改革中注入了外部推进力量，促使我国以“经济”为接口，进一步扩展“改革和开放”的范围和层次。
而且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两极”化组织模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一方面调整了我国独特而关键的单位组织制度形式（我国建国后形成的强有力的社会组织结构，迅速提高了社会组织化程度），不断完善了经济组织的结构和功能，使企业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调整了“单位办社会”的模式，将“单位”承担的社会福利和服务功能外移；另一方面调整了政府组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组织分化，以使政府组织与专业组织相分离，并将行业部门的管理职能转移给新型组织。而这些新型组织大多是以行业协会、研究会、学会等社会团体形式和咨询机构、事务所、基金会等多种形式出现的中介组织（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被冠为“自愿的”、“非政府的”或“非营利的”组织等不同定语）。新型的组织设置不仅能改变单位组织的隶属关系和所有制类型，而且能改变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改变以代议机构单线式反映民众意志和要求的途径，能更有效地维护、增进和分配公共利益。
社会结构转型带来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科技结构和教育结构的变迁，要求构建新型的体育结构与之相适应。因而，体育体制转型是体育改革的紧迫任务和目标。但从体育改革的实践进程看，由于理论和实践的准备不充分，体育体制改革不仅制度创新活力不足，而且由于缺乏明确的目标模式，造成改革方向的摇摆，这是体育改革理论和实践的最大困惑[16]。在新型的体育体制中，体育事业各组成主体之间的关系要发生实质性变化，政府的职能也随之调整。在我国这样一个地域庞大的国家，政府对体育事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举足轻重，但职能又不能是微观的具体领导。制度安排和政策推动是最为有效的策略，这是发达国家成功经验已证明的，关键是要找准推动的关键点、作用点，以此作为事业发展的动力点，并辅以制度安排。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力量”。知识经济时代的体育体制，应是以推动创新为目标的体制，通过推动体育科技进步，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进步。体育创新体系可以作为政府推动创新的制度支撑框架，通过创新的制度安排，建立体育事业各主体（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政府部门、中介机构等）的新型关系，并协调关系、促进互动；通过制定创新政策，营造创新环境，促进体育知识技术的创新和应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与经济的融合，必然使科学逐步走向产业化的道路。体育的水平和发展，越来越取决于体育知识技术的供给能力，而体育知识供给能力取决于制度供给能力。
21世纪的高等体育院校应是体育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重要组织。过去，高等体育院校封闭办学，与社会组织之间缺乏应有的联系，制度上限制了科研、教育和服务功能的全面发挥。体育科技、教育体制自身不能解决“面向体育运动技术实践”问题，而要使“体育事业发展依靠体育科技进步”，因此，就要突破现有体育科技、教育和运动训练体制，加速推进独立体育科研机构转轨、运动训练“举国体制”院校化和体育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功能扩展，以体育“科技、教育、技术训练”相结合的协调发展模式，合理配置体育智力资源、安排体育制度，以形成有利于体育知识技术创新、转化（传播和应用）的、有利于体育知识技术社会化、产业化的创新的体育体制，推动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进步。
而且，随着高等体育院校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中作用的进一步发挥，高等体育院校的组织结构、组织性质、组织职能也要进行调整，不仅要按照社会经济结构设置教育结构和学科专业，而且要按照社会发展培养全面素质人才；不仅要像中小学一样是继承传播科学技术知识体系的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组织，而且是科学技术知识的创造组织（以学科为知识增长点，构成我国知识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要进入公共领域，成为传播普及科学技术知识，进行社会服务的重要组织，在适应社会、满足社会需求、促进社会知识化中获得新的成长；以科技创新为源头，传播知识体系、提供知识服务、创造知识价值。
2.2 未来知识社会要求建立以体育创新体系为基本框架的知识服务体制
人类在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历史阶段后，正在进入一个由信息业推动，以生命科学、超级材料技术、航天技术等新知识和新技术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使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越来越依靠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德鲁克认为，“知识生产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17]。据统计，“高新技术产业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55%以上（建筑业14%、汽车业4%），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知识经济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18]。同时，高新技术迅猛发展也带来知识产业和与知识密切相关的产业蓬勃兴起，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引起产业结构的重大变构，重新排列各部门在产业结构中的地位；且传统产业得到改造，知识信息含量不断增加。
“三次产业分类法”是产业结构分类中影响最大、运用最广的一种，反映经济中各产业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但三次产业分类不是固定不变的，是一个随着社会发展进步而发展的概念。有的经济学家又在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基础上，将由高新技术的发展而形成的知识产业和相关产业部门称为第四产业（信息业）；将由人们收入提高、闲暇时间增多而形成的闲暇产业称为第五产业（包括旅游业、文化娱乐业、居民服务业、体育产业等）。闲暇（休闲）产业主要是为人们的精神享受提供服务，不同于其他产业部门提供的服务。闲暇产业的异军突起引起产业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18]。1998年美国体育产业总值达631亿美元、1993年达700亿美元，超过实力雄厚的石油工业、汽车制造业和航空业，成为最富发展前途的产业部门[19]。
尽管人们对第四、第五产业概念的确立未形成统一认识，但它的确预示了产业结构发展变化强劲的主流趋势。马克卢普在1962年出版《美国的知识和平与分配》书中提出了又一产业新理论—知识产业论，认为“知识产业主要是包括教育、R&D、传播业、信息设备和信息服务的产业”[20]。“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知识社会，是信息经济社会、服务经济社会的高级阶段；知识产业成为经济的主导产业，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主要依靠知识产业的成长和发展，其他产业纳入知识产业主导的经济体系中，并以其与知识产业的关联性和对知识产业发展的贡献为增长和发展的主要条件”[20]。
我国经济处于工业化低级阶段（人均GDP 730美元），1997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值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29%，49.18%,32.54%，产业之间的比例结构离产业结构高级化相差甚远，知识产业的比重小[20]。发达国家产业结构高级化必然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升级[18]，否则，发展中国家将成为发达国家传统产业的生产地。联合国认为，“改变世界面貌和人类生活的重大高科技产业化在2030年前后全面实现”[20]。中科院院长路甬祥提出，“中等发达国家将在2050年前后进入以知识经济为主的后工业化社会”[20]。我国的工业化还没有全面实现，而国际竞争的主战场已开始向知识经济转移，这样在现代化进程中，要同时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知识化）。在席卷而至的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我国如果不向知识社会迈进，发展自己的知识产业，就不得不依附发达国家或跨国公司发展经济，就会在激烈的世界经济、政治竞争中处于不利境地。依靠我国高新技术和科技进步，发展我国知识产业、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我国建设知识社会的必由之路。
由体育健身、娱乐、表演、旅游为目的形成的体育本体产业，是被世界各国所取得的经济实绩所证明了的、21世纪最富成长性的产业之一，典型属于知识产业或休闲产业范畴。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唱歌、跳舞、音乐、体育，在传统意义上是单纯的文化知识现象，但随着表演业的发展，随之出现的亿元歌星和球星，而由他们所代表的知识经济产业也将成为年创千亿美元的新兴产业”[21]。另外，体育科学体系中的生物学科知识，也将随着21世纪生命科学及其产业的强劲发展，成为富有生长性的产业。因此，不难看出，在我国未来知识社会中，体育产业及所代表的体育事业，在社会、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且，体育科学知识是现代科学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依靠体育科技进步创新体育知识技术，服务于提高大众健康水平和生命素质质量、服务于提高竞技体育水平和丰富社会文化是体育事业发展的客观、历史的要求。体育需求作为高品位的文化需求、知识需求，不同于有形的物质需求，其产生受知识供给的限制和影响，因此，要求创新知识、创造新需求，提供知识产品引导消费，从而推动知识产业的发展和壮大。体育知识正是在传播扩散、实现社会化的过程中，实现效益的扩增、完成产业化过程。依靠体育科技进步，推进我国知识产业的发展，促进我国知识社会的实现，是时代发展赋予体育事业的历史使命和重要责任。
2.3 中国体育创新体系的研究和建设
1992年Cooke提出“区域创新系统”的概念，认为“区域创新系统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子系统，体现国家创新体系的层次性特征”，“产业创新体系的集合构成国家创新体系，要将创新能力扩展到行业规模，并辅以制度安排”[22]。区域创新系统的框架，由企业、大学和研究所、政府作为创新系统的四个执行主体，四者之间有着双向联系，而知识库、创新政策等创新资源是外部环境。
2003年4月15日至16日，科技部在北京召开了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研究工作研讨会。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徐冠华同志作了“以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为中心，进一步加强地方科技工作”的重要讲话。作为国家创新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区域创新体系，体现国家创新体系的层次性特点，是国家创新体系在区域层次上的延伸，是区域创新能力提高的根本保证，是大幅度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根本途径，也是把国家目标与区域发展结合起来，提高国家整体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大力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23]。
体育创新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支撑和延伸体系，是一项以体育知识技术为基础的制度创新系统，是由体育科研单位、高等体院（系）、运动训练部门、体育政府部门连接组成的系统。而要建设体育创新体系，就需要数量较多（36所）、规模较小、学科单一、体制封闭、研究方向不明、成果贡献率低的独立体育科研机构转型，需要独立于体育科技和体育教学系统以外很难按照人才教育成长的规律培养运动人才的运动训练体制现实院校化，需要高等院校实现教育、科研和服务功能参与公共供给，需要体育政府部门改造、变革、转变职能。
而且，要成功举办奥运会涉及环保、交通、通讯、场馆、医疗、服务等多领域技术知识，又需要从事环境、建筑、生物、材料等多学科的专家参与研究，这会使从事奥林匹克问题研究的队伍人员结构、机构组织等发生变化，因此，由体育科研单位、高等体育院（系）、运动训练部门、体育政府部门连接组成的体育创新体系的组成和结构还要发生变化，将由国家创新体系支撑延伸体系提升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层次。
而体育科学体系是体育创新体系的知识库，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体育结合和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体育科学逐渐走向成熟的主要标志。运用分类学原理探讨体育科学结构（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利于解释各种体育现象，揭示体育科学发展规律。并通过对体育科学运行机制的认识研究，把握体育科学的发展方向，加速体育科学的发展进程。体育科学的发展运行机制遵循科学发展的运行机制。体育学科内部按照动力内激律、整体作用律、相关协同律发展运行；学科间按照群相效应律、交叉衍生律发展运行。举办2008年奥运会将使体育科学体系更加动态开放、优化协同，这不仅有利于体育个体学科建设的加强（新学科创生、老学科发展；理论、方法体系建设，后备人才培养），而且有利于学科群体交叉协同（相近学科融合、跨学科整合），并以此形成“人学”研究的独特的、可操作性的研究视角。
而且，体育新学科是体育知识创新的增长点。萨马兰奇指出：“文化和环境是国际奥委会迈向第三个千禧年时最关心的两件事。”国际奥委会已将体育、文化和环境作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三个支柱，要依托奥运会环保理念协调人与健康、人与环境的关系。成功举办奥运会涉及环保、交通、通讯、场馆、医疗、服务等多领域技术知识。这使门类繁多的各门学科日益相互渗透，以“奥运”为“接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形成更加统一、完整的科学体系。因此，应该有意识地认识到体育学科发展的在举办奥运这一新现实环境下，体育个体学科的突增发展和学科群落的拓展优化趋向，有目的、有计划地促进体育新学科的创生和发展，完善体育创新体系、优化体育科学结构，使之成为支撑体育事业进步和2008奥运会成功举办的知识基础。
体育实践是检验科学技术成果的标准之一。提高奥运会的竞技水平（科学训练、赛事的科技水平），不仅有利于我国体育科学研究的发展，而且有利于我国现代高新技术的发展和总体科技水平的提高。目前我国已采用多项成熟技术发展体育事业，如进行生物力学的研究来提高运动员的成绩，拥有世界一流的兴奋剂检测设备保障比赛顺利进行。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们将采用更先进的高技术手段，如宽带移动通讯技术、电子识别技术等，研究开发语音翻译系统，且在计时记分、成绩处理、注册、票务管理等各个方面开发应用最先进的高技术。总之，这些需求将促进我国相关技术的研究开发力度，大量科学研究成果将提前应用并要实现产业化[24]。
今后5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社会发展和科技发展的中长期计划将因奥运目标而变为近期计划，变为具体的、紧迫的目标；我国科技政策将因奥运目标要实现战略重点转移；我国国家创新体系也因奥运目标成为体育创新体系的重要延伸部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科技整体水平相对落后：工业构成基本上是传统工业，农业生产尚未根本改变自给和半自给状态，高科技产业刚刚起步，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机制尚未建立，消化吸收当代科技最新成果并进行综合创新的能力还不强[25]，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技术发展的社会动力不足。从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关系来看，任何真实的技术都是以社会需求为起点和动力的[26]。过去的一百年，体育科学技术的发展一直滞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相当体育科学技术学科是科学技术学科在体育领域的应用、渗透而形成的，构成体育科学技术体系的重要内容。21世纪现代奥林匹克的发展，需要高新技术的发展和渗透，奥林匹克运动会不仅将成为促进我国体育科学发展的动力，而且将成为促进我国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激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