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问题与中国改革大局——亚洲问题专家江濡山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就业问题论文,亚洲论文,大局论文,中国论文,访谈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解决就业问题要解决根子上的问题， 而不是表面问题。
纪：您认为如何从根本上认识和解决就业问题？
江：这个问题太大了，三言两语谈不清。就我个人而言，有这样几点粗浅的认识：
第一，中国目前的就业问题，是经济、社会领域各种矛盾的集中表现，或者说是各种病因导致的一种“综合症”，靠单一的处方治不了病，必须集各科的名医师于一体，进行综合会诊、综合治疗。
第二，就业矛盾日趋尖锐，一个重要因素是长期以来就业问题的不断积累所致。中国改革前期的十多年间，政府没有十分重视就业问题，或者说没有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重视就业问题，一直把就业矛盾一棒一棒传下来。这个“棒”越传越沉重。
第三，尽管随着中国经济改革触及实质性问题的开始，失业高潮随之而来，但失业矛盾是“渐进”形成的，不会突然引发社会危机。因此，不要心慌手乱，而要沉着冷静，从各地实际出发，出台有针对性的因应策略。
第四，各地应当科学地研究和把握本地的动态就业能力和最大失业承受能力，并采取有效的措施提高这两方面的能力。比如说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动态就业能力较强，而失业承受能力较弱；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动态就业能力差，而失业承受能力较强。对地方官员来说，应当结合省情、地情扬长避短。
二、 缓冲就业危机的首要办法应当是全国范围内的增强“动态就业能力”和“失业承受能力”，其次才是有计划、有策略性地加大基础投入。
纪：江先生，这次拜访您之前，我专门拜读了您的一些文章，其中也提到“动态就业能力”和“失业承受能力”这两个名词，但在其它文章和经济辞典中并没看见过这两个“名词”，对此该如何理解呢？
江：“动态就业能力”和“失业承受能力”不是经济学名词，至少现在不是，这只是对经济社会现象总结后的两种提法。
所谓动态就业能力实际上反映的是某个地区或城市短期的、或者不固定性就业岗位容纳劳动力的能力。比如说，城市个体摊位经营者、餐饮娱乐行业的经营者等等，提供的大都是动态就业岗位。一般来说，越是繁荣发达、规模较大的城市，动态就业能力越强，可开拓的余地也较大。如果提高了一个城市的动态就业能力，对政府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提高了对付失业问题的缓冲能力。而提高动态就业能力的办法就是加大第三产业发展力度，其中一个较快、较有效的办法是：对城市进行“美化包装”，使流动消费人口增加，使较富裕阶层的人的消费能力提高。
所谓“失业承受能力”实际上反映的是某个地区或城市对失业人口总量的最大承受能力。失业承受能力既是对一个地方或城市的经济、社会环境基本要素及公民素质的综合反映，也是对地方政府管理城市能力的综合体现。失业承受能力有一定的伸缩性，提高一个城市失业承受能力的办法，除了平时管理城市过程中绩效显著、取信于民外，还有惩治腐败，官员步入群众生活之中与民同甘共苦，把政府的难处告示民众，取得社会公众的理解支持，新闻媒体进行健康有益的正面宣传等等。
在我看来，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对改革、对社会危难最具有承受能力和忍耐能力的是广大老百姓，他们最多是发发牢骚而已。而最不体谅国家难处，最缺乏革旧布新承受力的往往是那些既得利益者和部分自私迂腐的官员。
纪：现在中国城镇失业人口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从国有企业大量分流出来的“下岗职工”，一部分则是新生的社会劳动力。政府的态度更侧重于首先解决好“下岗职工”问题，现在开展的全社会再就业工程氛围较浓烈，而如何解决新生劳动力就业问题却显得有些冷淡。不知江先生对此有何见教？
江：中国政府首先着力解决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这种思路当然是正确的。因为“下岗职工”是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单位——家庭的主要成员，往往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他们的失业当然直接动摇了家庭的经济基础。但是“再就业工程”也应遵从市场经济规律，特别是政府的意愿和行为不能过分地强加于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企业。中央电视台的一些报道中称，在北京、上海等一些大中城市，有些下岗职工宁肯闲着，也不愿去干政府好不容易给他找到的工作。据说有些地方政府以行政手段把一些外地人口的饭碗拿掉，奉送给下岗职工，下岗职工却嫌饭难吃，不愿“屈就”，结果政府挤出的就业岗位白白浪费，致使因这些岗位空缺，给正常的社会运转造成不良影响。我有许多朋友在北京有较大的投资，但政府明确规定，打招聘广告时，必须注明“具有北京本地户口”这一条，由此可见北京市政府“用心良苦”。
三、 设限拒绝外来人口进城就业是一种极其愚蠢的行为。因为外来人口“拿走的”只是他们“创造的”中的一部分。他们的劳动贡献是典型的“效益型”劳动。
纪：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的问题，无论是党政官员，还是专家学者，争议都比较大，有的认为农民进城抢了城里人的饭碗，应严格限制农民工进城；有的认为农民工进城是市场经济规律决定的，应竞争就业而不是分配就业，不应当限制农民工进城；还有一种折衷的观点，认为虽然实行市场经济，但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国情，着眼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对农民工和外地人进城就业应有条件有计划地限制，对部分岗位应限制使用外地人。不知江先生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
江：我的观点非常明确，对农民和外地人员进城就业不能有任何设限，相反应当欢迎外来人口参与本地的经济建设，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理由可以证明我的观点是合乎情理、合乎经济规律的：
第一，外来人口进城，无论属于出卖劳动力，还是出卖劳动力及其智慧，这不是抢掉城里人的饭碗，而是参与了本地的经济建设，这是好事情而不是坏事情，作为官员和学者都应当相信：市场规律进行的人力资源配置是最公正、最合理的，政府行为若对其无理干预，则会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协调，出现负面影响。
第二，外来人口进城虽然“挣走”由这个城市“恩赐”的一份薪水，但他们同时又以最有效的方式为这个城市创造了财富。他所拿走的只是他所创造的财富中的很少一部份。比如说北京市，大部份卖菜的是外来的农民，而本地居民又不愿干这样“下等”的工作，这些外来人工作一天可以解决北京市几百万人口的吃菜问题，但如果把这项工作返回去再交给政府有关部门做，那么必然出现供应短缺，菜价上扬，品质下降，而且财政还要给予大量补贴。再比如建筑业，因为使用了成本低廉的外地工人，才能使房价成本下降，开发商利润增加，城市居民和单位住房宽敞，如果用本地人建房，且不说房子会多么昂贵，恐怕京城现代化建筑群所展示的风采再推后二十年才能显现出来。
第三，外来人口进城，形成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大大繁荣了城市的商业、旅游业、房产业等行业，有效推动了本地的经济增长。如果说城里的外来人口都被赶回老家去，那么成千上万的市民会向政府要菜吃，成千上万的房东埋怨空房租不出去，成千上万的出租车司机每天少收入上百块。不仅如此，长城和公园就少了许多朴实无华的身影，商场大厦见不到红润的笑脸，大街小巷找不到蹬板车收垃圾的小伙子……
第四，外来人口进城，是对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有效补充而不是竞争伤害。外来人口进城从事的职业，80%以上的岗位不与本市人口就业发生冲突。这是因为外来人口所从事的工作往往是两个极端：一方面绝大多数外来人口干的是脏活、累活，以出卖劳动力为主，而这些工作是城市居民不愿干的掉面子的活；另一方面极少的外来人要么当老板，要么受雇从事高技术工作，而这些是城市供应不足的人力资本。所以，这种有效补充肯定是利大于弊。
纪：听说您到上海、西安、沈阳等地专门调查了解过中国的失业问题，能否谈谈您调查后的体会？
江：关于中国的失业问题我并非专门去进行调查，只是几年来断断续续考察中国宏观经济运作情况时，注意到失业问题的严峻性。我觉得中国失业膨胀问题主要有两个根本原因：一是长时间的只注重经济增长速度而忽视投资效率的高投入，吸纳了大量的素质参差不齐的劳动力，这实际上是一种严重的粗放经营，是一种只顾眼前，不考虑后果的短期行为，等于国家用大量的投资资本把失业者供养起来。工厂好像养老院，无论效益如何，活着进来死了才能出去。国家本来希望企业获得投入并形成良性运转，使这些劳动力从此永远有饭吃，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国有企业只要政府一停止“输液”很快就倒下来。企业倒了，工人自然就得“下岗”，又哭涕在政府面前要饭吃。二是长时间的产业结构失调，使有效的就业岗位大大减少，这主要是由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许多大规模投资几乎是层层失控、各自为政。花的全是国家账面上的钱，谁也不心疼，谁哭得闹得玩得高明，谁就可以获得项目及投资，至于项目的可行性及如何有效经营管理，并无人真正关心。这种吵吵闹闹的投资开发持续了好多年，结果造成了大量的重复建设，低水平引进。现在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纷纷败北，哪还有柴米“养家糊口”呢？
四、国有企业老板一要明智，二要超脱，三要识时务；要体悟到：社会效益是第一位，经济效益是第二位，企业家个人利益只能是第三位的。若次序摆不好，不是自己把企业搞垮，就是企业把自己搞垮。
纪：当然并不能说所有国企纷纷败北，现在支撑中国财政的还是国有骨干企业。但问题是，现有的国有企业要想强化自身的生命力，就必须按市场规律实行“优化高效”的人力资源配置，这样做必然导致许多低水平的职工下岗。可是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就业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不允许企业不负责任地把剩余劳动力向社会一推了之。请问江先生，面对这种两难选择，企业的领导者该怎么办？
江：这个问题也不好回答，我常常与国内一些企业家聊天，他们也流露出这方面的苦衷。据说有的国企厂长开除几个坏职工，基层公安和政府组织还得将其送回工厂。不过，我觉得做好一名中国国有企业的老板一要明智，二要超脱，三要识时务。
所谓“一要明智”，是指国企老板时刻要认识到自己所掌握的是国有企业，运作的是国有资产。国有企业养活国家职工是理所应当的事。所以，国有企业的社会效益应当是第一位的，经济效益才是第二位的，企业家个人的利益只能是第三位的。中国许多优秀的国企老板，优秀之处就在于把这三者利益的次序摆得很好。虽然说企业效益不突出，但也不会轻易亏损，企业规模却不断增大，就业能力也相应增强，企业负责人也是“名利双收”。而另外一些自恃博学多才、艺高聪明的国企老板，把个人利益或企业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而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二位，结果自己被推下台还不明白怎么回事。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次序摆不好，不是自己把企业搞垮，就是企业把自己搞垮。
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经济效益肯定得放在第一位，再说效益不放在第一位，企业的生命力就会削弱，因此会丧失竞争力，还怎么谈得上社会效益呢？听您的意思，似乎中国的国有企业不能有“效益第一”的思想。
江：我说的话需要你去“悟”。并不是说中国国企不要“效益第一”，从根本上讲，所有企业必须潜心全力追求高效益。而中国国有企业的老板明智之处应体现在：追求高效益挣了钱后，要把富余职工以“有效的”方式养起来，而不是把他们赶出企业大门。再说，中国国有企业尚处于探索发展地走向市场经济阶段，尚不具备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化社会机能，国家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的影响是天经地义的。
所谓“二要超脱”，是指国企老板要时刻提醒自己，这个企业是国家的、是人民的，即使自己本事再大，把一元钱的资本滚到数百万元，企业家自身也是个受雇于国家这个股东的经营者，而不是资产所有者。许多企业家虽立下了汗马功劳，就是超脱不了，总以为是由自己领导挣来的钱，自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甚至据为己有，结果陷入泥潭，或者走上犯罪道路。如果国有企业家真要追求个人财富的话，我奉劝他们可以退出国有企业，自己从头干。这个世界上在任何地方“一个萝卜几头切”的好事也不会长久。
所谓“三要识时务”，是指国企老板，特别是国有大中型重点企业的主要负责人，一定要顺应时局发展，对中国社会的客观形势作出清楚、准确的判定，绝不可逆时局而一意孤行。企业再难，首先要体谅国家的难处；企业再苦，首先要体会国家也有苦衷；企业再兴旺发达，也不要忘记所肩负的社会责任。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本来困难就很多，加之又处在机制运作不畅、法制建设滞后、市场机能不活、行政干预频繁的特殊历史时期，国家的领导者时时事事必须统揽大局考虑问题，而作为国家经济建设大梁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自然要有效把握和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适应客观发展形势的前提下，尽可能把国有企业的建设和发展搞得更好。
纪：我相信您的这些“指点”对许多国有企业负责人有启发性，但问题是现在企业既要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又必须无条件养活剩余劳动力，假如您是一个中国国有企业老板，在这种情况下您怎么做？
江：你的问题太尖锐了，不身临其境似乎没有发言权。食品厂有生产食品的办法，可是食品厂的办法用到钢铁厂肯定不行。我只能笼统地谈些仅供参考的建议。
我一直给广东两家大企业当经济顾问，其中一家企业也是国有性质的。我建议他们的办法是采用“因事用人”和“因人设事”两种机制各自运作的方式，“因事用人”是指对骨干效益项目，严格按项目要求进行科学有效的人力资源配置，用企业内部的精英人才，甚至从社会上聘用精英人才，使这样的项目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尽可能增加其产品的竞争力。而对于富余的劳动力宁愿闲置，也不要让其介入骨干项目，以免产生直接或间接的负效应。所谓“因人设事”，是指不把富余人员推向社会，而是在再学习、再培训基础上，可切合实际选择新的项目，从头运作，并不要求其一下子创造多么辉煌的业绩，只要没有大的失误和损失就行，稳扎稳打，选配少数精英骨干带领他们，逐渐自我消化。事实上，许多成功的国有企业正是这样做的。这种做法的好处在于，既能完成政府不允许把富余职工推向社会的“政府任务”，又不至于以牺牲企业生产效率和长远利益为代价。
纪：现在中央非常重视就业问题，明令要求“全党动员”采取有效措施扩大就业。各地政府也很着急，可是国有企业似乎并不在乎，据说有些极其困难的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变相支持企业的职工找政府要饭吃。不知您对这方面情况是否了解？
江：这种状况是“正常的”，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化的就业机制并没有形成，一切担子只能全压在政府身上，这与政府长期以来揽了一些不明不白的权力是相辅相成的。
纪：那您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政府如何实施好中央政府号召的“再就业工程”呢？
江：就业问题是一项最基本的也是很重要的社会基础工作，是地方政府份内的工作，如果把搞好再就业工程只当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肯定做不好，最多只能是临时见效。我曾给人口密集的四川省辖区的一位地方官员提过这方面的建议，或许现在谈及还不过时：
第一，地方政府对待就业与失业问题的态度要有科学性。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许多地方，失业率已经不是一个经济指标、社会指标，而成了政治指标，劳动、统计、计划和工会等部门的数字各不一样。地方领导向上级汇报工作或报报表时，往往视具体情况出具不同的数字，而到底本地、本城市的失业是多少，显性失业、隐性失业的压力有多大，地方党政领导却心中无数。
第二，地方政府强化“再就业工程”的主要任务，一是研究问题想办法，二是完善并强化就业机制，而不是盲目简单地为下岗职工找活干。比如说，本地就业的空间和余地究竟还有多大，表现在哪些行业和哪些区域；本地剩余劳动力的基本结构怎样，素质差异有多大？如何确切把握并有效提高本地的动态就业能力和最大失业的承受能力，如何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加强劳动力市场的建设，促进就业机制的形成。
第三，新闻机构要积极有效地配合政府的行为，既不要添盐加醋，也不要盲目指责。
第四，对本地宏观就业局势要有准确的判断和把握。据我所知，至少在省城一级的大中城市，就业岗位的余地相当大。据许多在中国内地投资的企业反映，他们总是为找不到合格的员工发愁，就是中国颇有能力的一些国有和私营企业也存在类似苦恼。但另一方面却是大批的失业者。这至少可以说明，不是因为社会发展发生危机而挤掉了他们的饭碗，而是由于自身缺憾而被淘汰出局。这实际上是社会自然进步的一个特征。所以，失业者自身从心理上和情感上也不会过分地怨天尤人。政府对这种类型的失业不必过于忧虑，这类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政府适当的关怀下，在各方面因素的作用下会自然消化掉。
五、就业问题如解决不好， “有可能”危及中国改革大局，但危机不会发生在近几年。这一届政府对此有充分的思想和行动上的准备。既然改革已触及实质问题，只能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纪：江先生，现在国际上有这样一种观点：中国的失业矛盾已开始激化，有可能危及中国的改革大局。但从您的谈话中，似乎不那么危言耸听。请问，您对中国失业问题的危机程度如何判断？
江：坦率地说，中国的失业问题今后有可能危及到改革大局，但近几年内不会发生多大的危机。对中央政府来说，完全有时间和机会缓冲、解决这个难题。我之所以说今后完全有可能危及到改革大局，而这种危机不发生在现在，是因为我觉得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基础、民族特性、经济基础、改革积累等因素决定了中国的失业承受能力大大高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即使城市失业率比现在再高很多也不至于危及改革大局，但是把目光往再远一些、再宽一些地方看，就会发现，真正潜伏的危机因素在农村，而不是在城市。农村至少20%的剩余劳动力暂时不具备“活化”条件。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结合当代信息社会的特点，当农村人均国民收入和文化水准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之后，大量隐性失业会显化。到那时，城乡失业交织于一体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因此，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至少在现在几代人的历史时期内，中国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农村和农民问题。
纪：海外舆论认为：就业矛盾的加剧严重困扰着新一届政府的施政和改革，似乎有意为难新一届政府。您对这种认识持什么态度？
江：不敢苟同。我觉得这种认识的观察角度有偏差，似乎让人觉得朱镕基先生运气不佳，一上台就遇到“失业”这只拦路虎。其实，就业矛盾的加剧是深化改革的必然结果，对此，新一届政府不可能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对此我想表述这样几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长期以来，中国全民国有经济体系下的各级政府所属的企业，是在国家财政和国有银行的双重支撑下运作，由于这种运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养活工人而进行的无效益运作，致使企业虽获得政府投入，效益和后劲却每况愈下，下降到一定程度政府再注入新的投入，如此循环，与其说劳动力充分就业，不如说政府变相向工人发着救济金。给政府唯一的安慰就是，中国人毕竟靠自己的双手生产出了尽管粗制滥造但尚能使用的产品。
第二层意思：穷则思变。因为对外开放的门户一旦打开，绝对没有退路。可惜的是中国的城市化改革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走了不少弯路，问题的焦点在于靠政府输血大投入，固然支持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解决了成千上万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但这种靠效益低下甚至无效的高投入支持起来的经济增长一旦“断奶”，企业就会打蔫，必然导致大规模的职工下岗，这等于把就业矛盾一年一年攒起来往后推。
第三层意思：既然改革开始触及要害问题，就得消肿。所以第一道令人眩晕的“风景线”便是：大量下岗职工和新增的适龄劳动力汇集于一起，端着空空的饭碗向新一届政府敲筷子，不但敲筷子，还要吃好的。怎么办？新一届政府只有采取稳住阵脚的办法，通过加大基础建设投资，拉动或者维持一定的经济持续增长，从而缓解就业压力，为新一届政府一展雄才大略换得时间差。
这几层意思至少说明：朱镕基为首的新一届政府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有充分的心理和思想上的准备。既然改革已触及到实质性问题，只能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纪：既然以前政府行为式的大规模投资，使国有企业隐藏的问题和矛盾越积越多，改革越改越难，所以，一部分国内外人士，既对新一届政府近万亿美元的投资计划表示怀疑，又担心这种投入为今后埋下类似前些年的低效益后遗症，江先生您对此持何态度？
江：这个问题不是没有道理，但我觉得采取这种策略还是利大于弊。前些年政府行为大投入的失误有三个因素：一是投入计划简单盲目；二是被投入的企业不具备市场运作机能；三是投资领域大都在生产制造业，基础设施投入比较少。而这次大规模投入首先是投在了基础设施这些迟早都要干的领域，是硬投入硬积累，不易产生投资泡沫，其次是接收投入的企业经过市场经济“酷暑严寒”的磨难，已基本具有市场运作机能，再次是这些投入会对多个行业全局拉动，直接减缓就业压力。
六、中国农村大规模的“隐性失业”， 对社会暂不构成威胁，但从2005年前后开始，农村剩余劳动力会“活化”为公开的失业大军。
纪：您前边刚刚谈到农村失业问题到一定时候会显化并有可能危及改革大局，您能否就中国农村的失业问题多说几句？
江：如果用国际标准来审视，中国农村失业问题已严重到足以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程度。但从中国具体国情而言，在今后三、五年内，全国农村承受一、二个亿剩余劳动力不存在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有史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至今还是如此。城市文化、城市经济的发展壮大也不过是20世纪的事情。中国农民几千年形成的生活准则是：生存的方式建立在与土地“生死之交”的关系基础之上，生活的追求建立在“吃饱穿暖”的基本生存条件上。这种经济文化思想一直流传到今天。因此，现在农民在解决温饱问题后，对剩余劳动时间的承受消化能力相当大。
第二，按中国国情论断，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没有失业，只是他们剩余的劳动时间太多。每个成年劳动力每年只需劳动那么几个月，就解决了全年的温饱问题。据统计，纯粹务农的中国农民，每年有近四分之三的剩余劳动时间。我曾去过陕西北部的一个村落，那是我一位朋友的家乡，这个村全年农忙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三个月，全村适龄劳动力中大约有十分之一的人外出务工。这少数外出务工经商者，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大都是高、初中毕业外出务工，二是有一定的外出阅历和经济基础。而其他大多数人一年到头“泡”在家里。这些人因自己各方面的局限性，主观上不具备外出闯荡的能力，客观上没有一定的经济支撑。
第三，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农民紧紧钉在尽管很少但能养命的那点土地上。中国农民历来视土地为命根子。联产承包责任制尽管制约了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发展步伐，但却极大地稳定了整个农村社会局势。即使外出务工者，农忙时节也得风尘仆仆赶回家。可见，那一亩几分地，不但牵挂着八亿农民的心，也束缚着他们强壮的躯体。
第四，中国农民的消费欲望、水准还很低，追求财富的内动力还不足。严格地说，中国农民只是解决了生存问题，并没有解决生活问题。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离大多数农民的现实生活还很远。每年工作那么几个月就解决了全年的吃饭问题，剩下的时间则可以充分“享受”生活，打打麻将、侃侃大山、串串门子，岂不悠闲自在。在经济学家眼里，他们已经“失业”，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失业”，不愿去设法用剩余劳动时间为自己创造“多余”的财富。
第五，长期形成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观念及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使绝大多数农民几乎生活在与大都市隔绝的环境中。
通过以上几点分析，可以断定：尽管中国最大的失业群体在农村，但这些都是隐性失业，对社会暂时不构成威胁。现阶段失业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城市。因此，对各地各级政府来说，现阶段解决失业问题的对策应主要针对城市。
纪：您能否预测一下，农村就业矛盾显化会在什么时候？
江：我估计从2005年开始，农村剩余劳动力将逐步变为一个重要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这是因为：在2005年以前这五、六年内，全球信息化的浪潮可以波及到中国农村大多数地区，特别是随着农村人均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随着电视机、寻呼机、电话等资讯产品的普及使用，中国农民会越来越深刻地感悟到自己在社会环境中所处的生存位置，他们追求财富，并付之行动的欲望将日渐强烈。从2005年开始，中国城市适龄就业净增人口进入一个新高峰，如果在近几年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城市各类企业仍然没有形成有效的良性运转，那么，城市就业岗位会非常紧张，农民在城市的择业岗位也相对减少。总之，在各种因素的刺激作用下，2005年后将会有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活化”成为公开的失业大军。
纪：有的国家担心，中国的就业压力大到一定程度，一旦发生社会动荡，政府对局势控制减弱，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冲出国门，会对国际劳动力市场造成很大冲击，您认为会发生这样的事吗？
江：我觉得几乎不可能。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决定了一般不会发生政府对局势失控的情况。我想在目前的国际环境影响下，中国越来越成为“光彩照人，风度翩翩”的亚洲楷模，中国政府不会敞开国门，或“睁只眼闭只眼”不负责任地把就业的负担甩到国际市场去。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不需要国际劳动力市场。相反，中国应采取有效措施，有组织、有计划地引导中国剩余劳动力公平地参与国际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中国国家计委的一份资料曾分析认为：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劳务输出收入占到本国进出口贸易的10%—15%，而中国仅占到1%。这表明， 中国在这方面的余地还很大。
（访谈者：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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