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同人期刊的新闻追求——基于对《现代评论》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同人论文,期刊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现代评论》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北京大学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教授们的同人期刊，在其存续的四年里发表了一批有关新闻理论和新闻现实的论说性文章，涉及国际新闻报道、外国在华媒体作用、民族报业以及新闻自由与新闻业务等诸多话题。它系统彰显了同人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以反侵略、反专制为核心的新闻追求。
一、对国际新闻的重视
关于中国报界对待国际新闻报道的态度及读者的相关反应，陈源（西滢）揭示说，虽然国内的报刊并不缺乏国际新闻报道，但往往内容失真，不受读者欢迎，原因在于报馆舍不得花钱聘用懂外文的编辑，只是廉价转载其他媒体的消息，[1]难免不辨真伪，贻笑大方。《现代评论》为了让国人了解真实的外部世界，培养了解国际事务的紧迫感和良好习惯，很重视国际时事评论，编辑们利用自身外文好的优势，直接从外文报纸上获取新闻来源，再进行评说。陈源提请人们注意一种令人担忧的苗头：反帝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有的青年人理不清反侵略和学习、借鉴世界先进文化的关系，不屑于了解外部世界，甚至把中国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政治腐败不分原委地归诸外国。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国际新闻报道有着多重意义。同理，积极开展国际新闻报道特别是客观地评论外国事务，其所面对的压力尤其来自一部分激愤有余、冷静不足的青年群体的压力也是不言而喻的。
《现代评论》国际新闻报道所采用的文体，最多的是时事短评。很多时候每期都有，有时还不止一篇；其次是时事评论，往往针对重大的国际新闻事件进行较为深入和全面的评述。国际新闻报道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众多领域和美国、苏联、法国、英国、日本、德国等重要国家。作者中很多都是学识渊博、具有留学背景的学者和报人。文章的观点往往不尽相同，有的甚至截然相反，反映了刊物为打开人们的眼界，尽可能全面地报道世界大事的考量，也说明刊物照顾到同人们各自观点的自由表达。
二、对外国媒体的批判与借鉴
《现代评论》的同人们高度关注在华的外国媒体，意在提醒国内新闻界下大气力了解外国媒体对华宣传的特点、动机和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王伯蘅在《中国之西字报纸》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外国媒体的本质在于为其在华利益服务，“各依其本国对华政策定其办报之方针，或就殖民主义发表言论，或就帝国主义大放厥词，要不就侵略政策各为其本国谋利益。”[2]陶孟和的《宣传》一文揭露外国媒体在“五卅”报道中颠倒是非，恣意炮制“新闻”并向全世界传播的不光彩做法：“即如此次沪，汉，广州诸事件，与各处人民爱国的运动一切消息要经路透社的炮制传递到世界各处，要经日本各通讯社炮制传递到日本各处。‘暴徒’、‘暴动’、‘赤化’、‘排外’、‘义和拳’无论什么名称任凭他们叫唤，我们束手无策。我们虽然也曾发表宣言，通电外国，暴露真相，但是那个功效如何比得过一个普遍全世界的通信机关？”文章认同罗素所说“中国国外没有电报通讯社，所以中国以外的世界所得到关于中国事情的消息，总是于中国的仇敌有利的。”[3]一封读者来信揭露《盛京时报》的立场和野心：“该报向来受日本驻奉总领事署的指挥，专以外交手腕挑拨中国内乱为目的，对于日本侵略东省政策，维护粉饰，无所不至。”[3]同人们对外国媒体本质保持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反映出鲜明的爱国立场。
同人们并不以外国媒体的政治态度而拒绝研究其业务成功的原因和经验，而是敢于正视外报的业绩，细心探寻和总结其有益的做法。《东三省的报纸》一文称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媒体“心思之周密，手段之高妙，也就真能令人望而生畏了。”[5]评语实事求是，却饱含无奈和辛酸。王伯蘅很详尽地总结了《字林西报》成功的经验。第一，政治上有后台，上海租界工部局做后盾，“非特经济上随时以各种名称补助，即工部局如有公文或消息发表时，均交由字林西报登载，而字林西报之编辑部，与工部局之当事人亦莫不息息相通，互相联络。是以字林西报为非正式之上海工部局机关报。”第二，注重报纸内容，加强“通信员”队伍建设。《字林西报》创办六十年来蒸蒸日上，“其内容之刷新，当为销行远大之主要原因。……其最为特长之处，则为中国内地之通讯。凡内地设有教会之处，即有字林西报之访事员”。第三，重视人才，舍得花钱招揽能干的媒体才俊，“字林西报罗致人才之力，尤为余报所不能及”。第四，报馆主持人至为关键。《字林西报》主笔葛林氏“思想能与时势以俱新，交游甚广，作评论能恰到好处，惟好酒，终日豪饮而不乱公务，盖亦一奇才也。”[6]从政治靠山到能干的主笔，从内容建设到网罗人才，分析到位，总结全面。
同人们对方兴未艾的“通信社”（通讯社）这种媒体形式高度关注，认为国际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频繁，人们对新闻信息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通讯社的作用日益凸显。皮皓白撰文《国际新闻通信事业的组织》对世界几种类型的通讯社的特点、功能及利弊作了划分和阐释。第一种：通讯社和报馆之间彼此独立，只存在简单的买卖关系，好处在于报社无从掣肘，有助于提高效率。弊病在于新闻价值较高的消息往往会因报馆拒绝高价而难以面世，且由于内部财务状况不透明，容易招致人们对其是否接受了政府或资本家津贴的怀疑。第二种，股份公司性质的通讯社，各报社是股东，有发言权，大股东话语权更大。此种通讯社既可以保证效率，也可以对通讯社和报社间的矛盾进行必要的调节。此类媒体与政府关系往往并不单纯，如路透社和唐宁街即有很深的渊源。第三，各报社联合组建而成的通讯社，以美联社为代表，其实质为“新闻的生产消费合作社”。此类通讯社经费有保障，可以和政府及商界保持距离，从而避免受人“津贴”之类的怀疑，可以避免同业间不必要的竞争，可获得新闻交换的最大利益。在作者眼里，美联社是“现今通讯社中组织最完备者”。第四种，与前三种截然不同，最典型的便是苏联国营的塔斯社。苏联的新闻事业的理论基础在于强调新闻具有公益性。文章对苏联的情况仅仅是一笔带过，并未就这种“国家独占主义的通信社”是否适用于其他政治制度的国家展开讨论。[7]同人们的意图很清楚，与外国进行舆论战必须重视通讯社的作用：搞好国际公关，“结纳现在的大通讯社”；办好中国人自己的通讯社，为国际传播服务，“由政府或私人自设通信社报告自己的消息”，“现在英国正在设法压伏我们的民众的爱国运动，保存并且发展他的侵略政策的时候，我们要防备他这样在中国，尤其在美，法，日，及其他各国的宣传。”[8]民族报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弱势固然有很多外部原因，但与此前新闻界自身对通讯社认识的滞后性也分不开，所以有关论述对转变观念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对新闻自由的矢志追求
同人们推崇西方的新闻理念和新闻价值观，积极向国人进行介绍和宣传。其现实针对性是很明确的：反对军阀政府的专制统治，反对当局对于言论界的打压政策，反对有违新闻自由理念的行为。有的重在理论阐述，有的重在现实批判。
陶孟和的《言论自由》等文章偏重于理论阐释。他强调世间没有全能的政府，政府存在的意义在于为人民谋利益，政府不可能没有过错，人民也并非都是愚不可及的阿斗，“言论自由便是每个公民所应有的权利。”针对当局诬称批评言论是“推翻政府”，陶氏“推测有两个理由：不是政府自认为全能全知，便是政府所谋的不是人民的利益。”作者借拿破仑、沙皇及袁世凯以“治安”为幌子取缔言论自由，反而加速灭亡的史实，告诉人们只有舆论自由，才有长治久安。“用限制自由，剥夺自由的方法以保全治安，已经变成了不治安。政府有可以受指责的地方便好似政府有了破绽。政府可以觉察自己的破绽，可以有机会去修补那个破绽，那正是他的幸福，正可以保持他的永久的存在。”[9]
段祺瑞“临时执政”时期，虽然总体上舆论界的自由度要明显好于袁世凯时期，但军阀们为了一己私利，对报界仍然十分敌视，以至扣押报刊、查封报馆、拘禁记者的事情时有发生。《现代评论》每每在事件发生时都能站出来讲话，抗议军阀暴政，传播新闻自由的理念。同人们在抗议报道中阐述了自己的立场。第一，依法捍卫自身的权益。一则短评抗议扣押《现代评论》，称依照当下实行的《出版法》，任何报刊创刊只需事前“禀报”警察部门即可，无需批准，故警方责难《现代评论》“出版不曾经警厅批准”是荒谬的。短评尖锐地质问：“《出版法》已经是一种苛刻法律，倘执法的人还要于法律以外，摧残言论，北京怎会还有言论！”短评警告说，政府处于“四面楚歌不可终日的局势之下”，本应积极地“去做几件差强人意的事体，以缓和舆论，却只消积极地向压迫民众的方面做工夫，我们固然自危，同时我们也就要为政府诸公危了！”[10]第二，为新闻界伸张正义。时事短评《人权的保障在那里？》针对北京的一名记者被抓往天津一事，震惊于地方军阀公然在首都“擅自拘捕新闻记者送押京外”。短评厉声喝问：“报纸不敢说话，政府视若罔闻……执政府纵不重视人权，不爱惜言论出版自由，独不要维护中央政府自己的权威吗？”11]高一涵不满意冯玉祥的国民军控制下的北京当局只对“本党或友党所办的报纸”宽容，“对于异党或超然派的报纸，其压迫的程度，不见得就比张作霖吴佩孚时代好得多少。”[12]高一涵在《革命军与言论自由》文中希望“以革命军自命的国民军，以后不要以势力压迫言论自由，应当以法律保护言论自由；并希望以后不单是尊重本派报纸的言论自由，并应当尊重异派甚至于敌派报纸的言论自由。[13]第三，要求废除钳制言论的“恶法”。北京大学法学教授王世杰呼吁废止《管理新闻营业规则》等“恶法”：尽管饱受诟病的《出版法》“日前已经明令禁止”，但《管理新闻营业规则》比《出版法》还坏，创办媒体竟要警厅“核准”，手续异常繁琐，对媒体人资格的规定也极尽刁难，故应尽速废除。[14]
1925年11月28、29日连续两天北京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活动，矛头直指军阀统治者，策应南方已形成的国民革命高潮。但游行示威中出现的暴力焚烧《晨报》报社事件，令《现代评论》极度反感，刊登出好几篇文章给予谴责。谴责的理由只有一个，即焚烧事件侵犯了他们孜孜以求的言论自由理念，不能容忍。《晨报》一般被认为是属于梁启超及其研究系的，其言论体现的是拥护宪政、反对军阀专断的政治立场。《晨报》曾经开辟过苏俄问题的专门讨论，所刊文章多数指斥苏联对华政策具有帝国主义色彩。不喜欢苏联，特别是厌恶其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大概是当时不少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共识。由此看来，焚烧报社的针对性就很明显了。但同人们认为，无论何种政治诉求都属于言论层面的事，而新闻自由的原则正体现在允许和保护不同意见。一则时事短评谴责“为善不足，为恶有余的段政府”，肯定群众示威是“对于段氏和他的部下同恶的人们当然应有的表示”，同时也批评焚烧报社的行为：“在示威运动里大声疾呼的要求言论，结社，集会的自由，同时便自己用暴力去破坏言论机关，这真是矛盾之极呵！”[15]燕树棠的《爱国运动与暴民运动》呼吁划清“爱国运动”和“暴民运动”的界限，“我们希望国人努力继续爱国运动，极力反对暴民运动。”[16]言论自由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基本权利之一，他们对于来自任何方面践踏新闻自由的行为都表现出不能妥协的决绝姿态。
四、对民族报业的反思与期待
基于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和捍卫新闻自由，同人们对民族新闻事业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反思和总结，提出了健全舆论、陶冶国民素质的应对措施。
新闻界有的言论违背新闻伦理，滥用“自由”。王世杰的《对于中国报纸罪言》认为，和英美等国相比，一方面中国新闻界的自由往往被束缚和扼杀，另一方面却有许多报刊存在着“自由”过度的现象。军阀政府对于报界违反公安、损害个人名誉以及妨害社会风纪的惩治规定不可谓不严厉，但在实际执行上却只盯着所谓“妨害公安”的内容，对其他两项反倒听之任之。报界慑于淫威，一方面回避敏感的政治话题，一方面津津乐道于他人隐私和低级趣味，官方对后者听之任之。[17]王世杰从“传闻”、“事实”、“更正”、“广告”、“函件”、“匿名”、“批评”、“诲淫”、“诲赌”等九个方面，结合国外做法和国内生活实例，站在法律的高度很详尽地展开论述和分析，提出了净化报界的具体建议。目的如其所说：“《现代评论》出版已经一年了，他在这一年中，虽不能说已经做到了上面所述的各种理想标准，可是他总算努力向那些标准做去。西方政谚有云：怎样的一个民族，就有怎样的一种报纸。这话如果属实，中国报纸的种种弱点，便是中国国民性的表现。我盼望《现代评论》的同人，继续努力，能为中国报纸或民族争一点体面。”[18]对于有些报刊对权贵丧失气节，阿谀逢迎，有些则明哲保身，不敢披露真相，《现代评论》进行了不客气的揭露和批评：“最糟糕的是政府党的机关报，最令人肉麻的是替政府捧场的言论。……就是十分麻木的人，也要教你混身上下的皮肤一阵阵的乱皱”。[19]
同人们强调媒体的社会责任和自身素养。社会风气的好坏，根本在于制度的设计和建构，但媒体正视自身责任和素养，保持正义和良知，也是不断推进近代社会由沉沦中振作，呼唤民族从迷醉中奋起的重要保证。署名华声的《闲话》针对上海某报格调低下，“注重奸杀两件事”，阐述了新闻事业的崇高使命：“新闻事业本系公益事业，对社会负有重大指导的责任。若是它利用个人的弱点，借着奸淫杀伤抢劫的故事，多卖几份报纸，那末，它就完全违背了它对社会应负的义务。”文章告诉人们，外国那些很有“社会责任心”的大报“已经实行拒绝登载杀人放火奸淫抢劫的事情，意在避免恶化势力的传播，同时极力描写社会上的可喜可贺的现象，希望增长一般人向上向善的心理。”文章承认中国社会状况还很不好，但也并非乏善可陈，报界负有营建良好社会风尚的责任：“难道说除了杀人放火奸淫抢劫的事情以外，就没有好一点的事情可以登载了吗？上海某报这样妨害社会公共精神的卫生，实在有忝新闻职业的使命！”[20]《闲言》不“闲”，立意很高，切中时弊，同人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于此可见一斑。
大概说来，《现代评论》同人们的新闻追求是对此前《新青年》和《努力周报》的继承和发展。《新青年》最初几卷每期均辟有“国外大事记”栏目，点评国际大事，后终止此栏目。《现代评论》的国际时事报道则始终在坚持，影响之大不言而喻。对外国新闻事业的关注，《新青年》和《努力周报》的文章数量远不及《现代评论》。在传播和捍卫新闻自由方面，《新青年》和《现代评论》既阐发原理，也抗议当局打压言论，并呼吁废止钳制言论的“恶法”，表现出理性、执著和勇气。此外，《现代评论》同人们有关媒体社会责任的阐述有的放矢，对外国媒体的认识冷静而客观，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总体来看，《现代评论》同人们的新闻追求更加丰富、深刻、系统，也更加理性。